2012-10-08

2012-10-08

    麦德林，哥伦比亚。

    如果你去问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有什么实例可以证明公共建筑和公共空间具备让一座城市重新焕发生机的力量，他们的回答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都会是这里。

    二十多年前，这里是帕布罗·埃斯科巴(Pablo Escobar)的城市，最糟的时候全年杀人案发率每十万人为381起。这个比率要是放在纽约市，相当于一年内有将近32,000人被杀害，一个完全不可想象的数字。

    然而这座有350万人口的哥伦比亚第二大城市，近年却摇身一变，成了医疗和商业中心，旅游业蒸蒸日上，公民自豪感通过公共建筑和广场的建设得到增强，并在高效、整洁的地铁和电车系统中得到突出体现。地铁将富人区和穷人区串联起来，刺激了民营经济发展，尽管它的造价引起了哥伦比亚国内其他地方的质疑，但在麦德林市民的眼里，地铁是大家共有的一个民主新生的象征。有一次我在早上的高峰时间搭地铁，看到人群给拿着拖把和水桶的清洁女工让路，让她擦地板。

    那天晚上我的目的地是座落在陡峭山腰上的一个贫民窟，那里的敌对帮派至今还会向越过无形边境线的无辜闯入者开枪。市政府最近安装了高度约400米的自动扶梯，高达700万美元的造价引发了许多争议，还不能和市内其他交通网络连通，但这里的1.2万居民原先要面对的相当于30层楼高的恐怖山路，现在被缩短为5分钟的电梯传送。我喘着大气徒步往上爬，一路上看到荷枪实弹的士兵从我身边经过，遛达着上山的妈妈在破旧的台阶上歇脚，骑着三轮脚踏车的小孩儿顺着陡坡往下冲。我来到一座颜色鲜艳的煤渣砖房，样子破破烂烂的，趴在山巅俯瞰着脚下大片大片的铁皮房子和露天排水沟。

    这里就是松巴塔(Son Batá)——一群从哥伦比亚乔科地区移民到这里的黑人青年创办的文化组织——的大本营。推广乔科音乐和舞蹈的松巴塔，是麦德林的另一个公共项目的受益者，即“共享预算”。这里的居民投票决定将一笔政府拨款用于增设学校、诊所和大学奖学金。松巴塔就是靠这笔拨款聘请了音乐老师，添置乐器，还在它的总部新建了一个录音棚。几位乐手带我去施工中的录音棚看看。从另一个房间传来音乐声，悠扬的音符在市区的上空飘荡，融化在夜晚温暖的空气里。

    此行本想看看麦德林的那些高屋建瓴、美轮美奂的新建筑，结果同时也看到了有待完善的那部分。虽说还是不算低，但杀人案发率现在每十万人已经不到60起了。建筑显然不是案发率下降的唯一原因，但这两个因素之间是存在关联的。放眼全球，那些趾高气昂的建筑人一门心思钻研着形式的实验，就好像美学和社会行动这两大现代主义命题彼此是毫不相干的。麦德林证明它们有关，而且理应有关。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别的什么地方，建筑都是社会和经济生态大环境的一部分，不这样想，就等于将自己置于奢华、空洞的象牙塔里。

    麦德林的变革其实不像新建筑的吹鼓手们描绘的那般美好，它既不顺利，也不简单。人们一般会把功绩归在塞尔西奥·法哈多(Sergio Fajardo)身上，这位建筑师的儿子是该地区的地方长官，2004年到2007年任市长期间做了许多有远见的工作。他力主推进了一项议案，利用基础设施和引人注目的建筑来促进教育和社区的联动发展。

    不过早在法哈多先生秉政前，城市的转变就已经埋下伏笔，有精心指定的规划原则，有特赦组织和反恐计划，有德国人和联合国发起的社区活动，而哥伦比亚政府也为了解决贫困和犯罪问题制定了建筑干预方面的政策。

    麦德林之所以显得突出，跟它在都市文化方面的强势有关，现在这一点几乎已经成了城市名片。新任市长阿尼拔·加维里亚(Aníbal Gaviria)花了一个小时向我描绘他的梦想，要把穿过市区的那条拥堵不堪的主干道填平；沿着山腰建一条电车轨道，抑制贫民窟的扩张，轨道沿途用公共建筑来形成绿化带；对麦德林河进行治理；加大市中心密度——都是些聪明的、有公共意识的改进举措。在这个国家里，相对良好的经济形势给许多前瞻性的规划项目提供了支持，好像每一任市长都得拿出一大堆的建筑和基建计划来似的，否则就有可能被人扣上短视或没前途的帽子。

    通过加维里亚、当地设计师、商人以及社群领袖们的描述，我对这座城市的印象是，暴力问题——目前看来，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由小规模贩毒活动引发的——依然严峻，革新的成果尚显脆弱。麦德林人对未来、对轻松的解决方案是心存疑虑的，在他们看来，建筑就是建筑，只是其中一面而已。与此同时，他们也看重公共建筑和新的公共空间对社会和经济带来的好处，认为在城市改造策略要有做长远打算、立足于社区的智慧。

    “一种整体推进，”亚历山大·埃切维里(Alejandro Echeverri)，当年法哈多麾下负责城市改造的其中一位高级建筑师，是这样阐述这种哲学的。

    我是从波哥大出发到这里来的，那里的改造项目开始于1990年代末——和1992年奥运会前开始改造的巴塞罗那差不多——为麦德林的复兴创造了条件。但是现在的波哥大日子不好过，那个著名的快速公交系统承受了几倍于先前的压力，居民对未来的信心一落千丈。

    相比之下，麦德林还有堪称死忠的地域归属感可以倚仗，还有自1930年代发端的一种优良的现代主义建筑传统，有一群得到了超常规的培养和提拔的年轻建筑师，本地产业界也有志于促进社会繁荣——其中为首的是全市头号企业：国有公共事业公司E.P.M.。

    要想理解麦德林的建筑复兴，不弄清E.P.M.——麦德林公共公司——在中间起到的作用是不行的，这家公司承担了全市的水、燃气、环卫、通讯和电力供应。依照法律规定，它必须向所有房屋提供清洁的水和电力，即便是那些非法的棚屋，这点和波哥大不一样，那里条件最差的居住区连最起码的便利设施都没有，而麦德林是有一张安全网的。

    不仅如此，E.P.M.的经营收益（每年约4.5亿美元）会直接用于建造学校、公共广场、地铁和公园。麦德林市中心最漂亮的广场中有一个就是E.P.M.捐助建造的。在东北区的贫民窟，E.P.M.出资在山顶丛林里建了一座公园，并安排他们自己的电车来承担到市区之间的交通。

    费德里柯·雷斯特雷普(Federico Restrepo)曾在E.P.M.主事，后来成为法哈多先生手下的一名城市规划师。“在我们的设想里，一切都是关联的——教育、文化、图书馆、安全、公共空间，”他还告诉我，2002年这里只有不到20%的学生考试成绩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到2009年这个比例已经超过80%。

    “显然这不只是因为我们建设和改造了学校，”他说：“你必须提高教学和营养的品质，和建筑结合。而从大局看，政府的目标应该是让富人和穷人在教育、交通和公共建筑上得到同等待遇。这样你才能增强归属感。”

    当然，归属感不是随随便便往老百姓头上一放就行了的；还要通过一些细微而关键的方式来重申。在麻烦不断的13区，“非暴力革命”(Revolución Sin Muertos)——不久前由当地一些反感黑帮文化的嘻哈青年创建的组织——的两名成员领着我做了一次涂鸦之旅。在一个人头攒动的街角，人称“狗子”的基赛诺(Daniel Felipe Quiceno)和“AKA”阿尔瓦莱兹（Luis Ferando Álvarez）指着一幅壁画告诉我，上面的四个人是他们的成员，被当地黑帮杀害了。“非暴力革命”在13区的很多地方都画了壁画；有时候当地居民会附上他们自己的标语以示支持。阿尔瓦莱兹先生说，壁画能帮助人们抒发心里的苦闷，宣告他们对此地的所有权。

    前进是艰难的。离开圣多明戈区那些先进的新广场、图书馆和电车站，翻越东北区的一座座小山坡，很明显可以看到变化是剧烈而又细微的。埃切维里先生和我约好早上在一个电车站碰头，带我乘车去东北区贫民窟看看。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