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竞争力
- 作者简介：邓丽君，女，中山大学法政学院政治与行政学系行政管理专业硕士。
- 试论城市功能与社会经济发展之关系
- The Relations between Urban Function and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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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丽君
- Deng Lijun
- 摘要：
重新思考“为什么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后要讨论城市功能问题”，从中认识城市功能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强调城市功能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 关键词：
城市规划；城市功能；经济发展； - Abstract: What causes the discussion on urban function after the economic crisis in the 1930抯? The answer may help us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 between urban function and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ch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urban function in the course of modern social economy develops.
- Key words: urban planning; urban func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 城市功能是城市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要素，与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相联。我们知道，关于城市功能的讨论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之后被提上了日程，城市功能从此备受重视。
1 问题的提出：从《雅典宪章》说起
1933年8月国际现代建筑协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雅典宪章》①是有关城市规划思想、理论、观点和方法的重要文献，具有广泛的影响，成为当今城市规划方面国际会议的纲领性文件和宣言，其中提出的问题都具有普遍意义。
《雅典宪章》是在当时国际现代建筑协会主持人、著名建筑师勒·柯布西埃的直接参与下制定的。《雅典宪章》共分八章，系统总结了19世纪末叶以来城市规划的理论和方法。文件中阐明的思想和提出的许多原则，对以后几十年各国的城市规划和建设都有相当大的实际影响。《雅典宪章》特别强调了区域规划的概念，论证了城市与其周围地区的有机联系，指出城市和乡村都是一定区域的构成要素。因此，应把城市放在其所在的区域范围内作整体性规划。城市规划必须和国家计划和区域规划结合起来进行。这些概念对以后区域规划和城市规划的开展都有深远的影响。《雅典宪章》还指出，影响城市发展的基本因素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城市规划必须适应这种动态环境，充分估计到城市各个阶段的发展，提高规划的预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雅典宪章》预告了以后“持续规划”和“滚动式发展”规划理论的诞生。《雅典宪章》还进一步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城市规划价值观念，认为规划工作者的首要任务是考虑人的需要，一切以人为出发点这一观念，现在已经得到世界的普遍承认。《雅典宪章》还从建筑、规划的角度，重新思考并论述了现代城市的“四大功能”——居住、工作、游憩、交通，强调“四大功能”的发展应该保持平衡、协调，并针对各功能当时存在的问题分别提出了改进意见。
《雅典宪章》从区域发展的整体性视角，以动态发展的思维，并基于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重新考虑城市功能问题，并且把城市功能融于城市规划、城市建筑之中。这可视为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后讨论城市功能问题给城市建筑学所带来的重大突破。可见，当时城市功能备受关注，已成为城市建筑、规划的重要考虑因素。
然而，我们不禁回过头来反问：“为什么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之后要讨论城市功能问题呢？”重新思考这一问题，我们会发现，城市功能又岂是单单与城市建筑相关，事实上，城市功能还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相联。我们需要从中更清楚地认识城市功能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2 问题的解答：细说两大因由
“为什么要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后讨论城市功能问题？”通过对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考察，我们发现，讨论城市功能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二。
(1)适当利用城市功能有助于缓和经济危机，是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必要手段：考察城市功能的本质，可见城市功能是社会化大生产所不能或缺的重要组成；适当利用城市功能营造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空间和环境，是缓和经济危机、促进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必需。
城市功能（City Function），是指城市在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所承担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任务和所起的作用。
城市功能是多方面的，有主要功能和非主要功能之分。主要功能和非主要功能是指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城市所起的主要作用和非主要作用，如在前工业社会，城市的主要功能是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因依赖于政治而处于次要地位，是非主要功能。但自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城市的主要功能则是经济功能，而政治功能则退到次要地位。也有外部功能和内部功能之分。城市的外部功能指城市主要为本市以外的区域提供服务的功能；城市的内部功能则指城市主要为本市提供服务的功能，目的是保证城市的正常运转。前者表现为作为区域中心的作用，后者表现为城市自身凝聚的作用，但必有一些产业和服务部门主要是为城市以外区域提供服务的，也有一些产业和服务部门主要是为本城市提供服务的。前者主要起外部功能作用，后者主要起内部功能作用。由于城市的外部功能反映出一个城市的影响力和辐射力，是城市之所以能够发挥城市作用的根本原因，因此也叫作城市的基本功能。
进一步说，城市功能的本质是使人口流、智力流、物质流、能量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集聚和扩散成为可能，以产生巨大的集聚经济效益②。城市功能影响力的扩大，将具有强大的规模经济效益和集聚经济效益。而这正是以城市为中心的社会化大生产所不能或缺的。
我们知道，工业革命带来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因而城市功能也需因客观的经济状况而发生质的变化。
18世纪中叶，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使用为标志的工业革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生产力。机器大工业的生产体系和组织形式的出现，引起人口和资本迅速向城市集中，从而大大加速了城市的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大城市迅速成长起来。英国在19世纪初仅有5000人以上的城镇106座，到19世纪中叶增至265座，城镇人口所占比例也由25%增至45%，到19世纪末又激增至75%，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的国家。与此同时，城市的规模也急剧扩大。例如，英国伦敦于18世纪中叶人口为75万，到1862年即达到280万，成为当时的世界第一大城市；中部的曼彻斯特在17世纪只是一个有6000人口的小集镇，到18世纪末增加到70000人，到19世纪中叶又增加到30多万人，增长了50倍。美国纽约于1880年时城市人口不到8万，到1900年增长到343万人，增长了42倍多；芝加哥人口由1850年的3万增加到1900年的近170万，50年的时间里增长了55倍多。
各种生产要素和大量的社会财富高度集中于城市，要求城市在功能上发生质的变化。城市除了要继续保持作为政治中心的地位，还要真正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心。国民经济的重心由农村移向城市，城市首次在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从此，城市不仅要在政治上领导农村，而且在经济上也要取得对农村的支配地位。
一般说来，在工业社会时期，城市是区域的经济中心，具体地说，这种经济中心主要表现为工业生产中心，因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是第二产业即工业，而第三产业虽然有了长足发展，但与第二产业相比，仍居于次要位置。这就要求，城市不但要把大量的人力和物质资源集中到城市空间，形成聚集经济③，以产生聚集经济效益④，而且也要把源源不断的原材料和其他资源吸引到城市后，经过加工处理，形成工业产品，再源源不断地销售到城市以外的地区，从而实现资本的增值，获取极大的收益。同时，出于为工业生产服务的需要，城市也要开始起到商业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交通运输中心、消费中心的作用。此外，城市的文化中心、教育中心、科技中心、信息中心的作用也需逐步发展起来，城市功能需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可见，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城市功能同步配合。
自近代工业革命以来，生产的社会化要求城市的功能不断增多、增强，要求在不断促成城市分工的同时，也要促成区域协作。城市功能的同步发展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要求，社会经济的发展决定并制约着城市功能。而把握社会经济发展的步调，适当利用城市功能以营造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空间与环境就成了缓和经济危机、促进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有效且必需的手段。
(2)当时城市功能的发挥未能紧跟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沦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工业革命带来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客观的经济状况要求城市功能也发生质的变化，但是经济危机的发生却显露出了现实中的城市功能与社会经济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
新经济的增长要求城市发挥同步的功能。但是，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却恰恰告诉人们，当时的城市功能的发挥是令人失望的。城市功能的发展未能紧跟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具有滞后性，因而沦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绊脚石。
1929年至1933年的经济危机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严重的大危机。这次危机发端于美国，后迅速扩展到德、日、英、法等国，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在五年的危机期间，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37.2%，其中美国下降46.2%，德国40.6%，法国28.4%，英国16.5%，日本8.4%；危机期间，美国破产企业超过14万家，德国约6万家，法国5.7万家，英国3.2万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失业人数达3000万以上，加上半失业人数达4000至4500万人。其中美国失业1320万人，德国失业700万人，英、法也都有300万人，危机最严重的时候，美、德两国都有近半数工人失业；危机期间由于商品滞销，各资本主义国家批发价格下跌1/3，原料价格下跌更达40%-50%；危机使国际贸易急速下降，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贸易总额减至242亿美元，比1929年的贸易总额减少2/3，退回到1919年水平以下，其中德国下降了76%，美国下降70%，法国约下降2/3，英国下降2/5强，即使扣除物价下跌因素，资本主义世界国际贸易实物量也减少了1/4以上；危机期间，资本主义各国的农业和金融业也遭到严重破坏，大批金融机构破产……。
综观这次危机：工业停滞，商品滞销，工人失业，居民饥寒交迫、流离失所，阶级矛盾尖锐……，凡此种种，无不从侧面反映出城市作为区域工业中心，却未能发挥与新经济相应的功能，不但未能缓和经济危机，反而加深了经济危机。城市功能发展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究其原因，乃生产资料私有化与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使然。
社会化大生产是整体性的生产模式，城市作为区域工业经济中心，在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城市功能的发挥既联系着工业与农业，也联系着城市与乡村，关系到整个社会生产的发展。因此，城市功能需要从整体性的视角加以考虑，以发挥城市的区域工业经济中心作用。然而，在生产资料私有化的条件下，当时的社会生产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仍为“放任自由”的经济发展模式，城市功能在整个社会生产缺乏宏观调控的大环境下同样也只能是“放任自由”地发展。可以说，发挥城市功能去配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理念未受重视。相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代，当时城市功能的调整必然具有滞后性。正如《雅典宪章》中所总结的：“虽然城市是经常在变化，但我们可以说普遍的事实是，这些变化是没有事先加以预料的，因为缺乏管制和未能应用现代的城市计划所认可的原则，所以城市的发展遭到极大的损害⑤。”
可见，生产资料私有化与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不但导致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而招致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而且也导致了城市功能发展滞后而不能发挥与社会经济发展同步的相应作用。而反过来，城市功能的发展滞后及功能的不完全发挥也加深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所暴露出来的城市功能问题促使人们意识到，调整城市功能，使其适应并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是刻不容缓了。
由此，城市功能问题的讨论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后被提上了日程。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城市功能在规划城市发展中日见重要，日益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3 结语
重新思考“为什么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后要讨论城市功能的问题”，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工业革命以来，城市功能已与社会经济发展息息相关。
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社会经济决定并制约着城市功能发展的方向与内容；而城市功能是否同步、有效地发挥，能否营造出适当的空间与环境，则左右着社会经济能否持续、稳定地发展。社会经济发展必需城市功能的配合。城市功能已日益成为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所不容忽视的要素。
把握社会经济发展的步调，发挥同步的城市功能，在规划城市发展、甚至规划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中显得尤为重要。
注释
① 《雅典宪章》：1933年8月国际现代建筑学会拟订于雅典，清华大学营建学系1951年10月译，原名《都市计划大纲》。
② 引自：孙志刚.城市功能论[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
③ 即各种产业和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集中后产生经济效果和向心力。
④ 即以相对的地理和环境优势为前提，各种经济活动在一定规模聚集的基础上形成城市经济优势和城市经济整体运行的结果。
⑤ 参见《雅典宪章》总结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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