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5-18

2012-05-17

      说来不易相信，长期以来我国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居然与一套“城市偏向”的观念、制度与政策有关。真可谓“不是冤家不聚头”：原来重工轻城并不是“轻视城市”的产物，恰恰相反，是“维护城市”的偏向主导了体制与政策，才强力阻挠了人们择城而入、择地而居的自发倾向。

      容我从较远的地方说起。1991年我到洛杉矶加州大学后，选过一门讲英国人口的课程。老师是剑桥来的斯科菲尔德(R.S.Schofield)教授,曾多年主持颇有声望的“历史人口小组”的工作，利用散见于英国各地教区的洗礼、婚礼、葬礼登记资料，“还原”了工业革命前几百年的英国经济社会人口变迁。就在那门课上，我才知晓早在出国前就自以为耳熟能详的“城市化”，从观察到概念的形成别有一番来历。

      最早是人口统计方面的发现。例如17世纪的人口统计学先驱约翰·格朗特(JohnGraunt)(1620-1674)，在分析当时伦敦的洗礼与殡葬数据时，发现本地的殡葬数远远大于本地出生的人数。他估算，从乡村和小城镇到伦敦的净迁入人口，平均每年高达6000人。作为交叉检验，他又分析靠近南安普顿一个小镇的数据，发现90年间这个小镇共增加了1059人，其中300人留在原地，400人移民美洲，300~400人迁入伦敦。这就是说，伦敦城从一开始就是人口迁徙的产物。更一般说，城市是城市化的结果居民从聚集程度很低的乡村流动到密度较高的城市。

      是城市的热闹与收入机会等等把人口“拉”上了城市化之路吗?至少开头不是。不少乡村人口是被“赶”出来的。哪些人呢?那些没有机会继承家庭农地或手工作坊的年轻人。儿子也无权平分家产吗?是的。原来那里的传统，家产是家长的财产，要按家长的意愿交给后代继承。没有老子的意愿表达即遗嘱(will)，儿子无权染指家产。从收集到的遗嘱看，多数给了长子，但也不是铁定的长子继承制，因为传给女儿、亲戚、家仆甚至外人的，也都有。比较可靠的准则只有一条，就是家产按家长意愿传给后代。

      无权继承农庄的，只好走人。人群中天然牢不可破的血缘、地缘关系网，就这样被无情地撕开了一道口子。从这里跑出来的，注定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之辈，同是天涯沦落人，谁与谁也没个宗法纽带，只好发展陌生人之间的平等契约，合作起来讨生活。后来所说的“自由民”、“市民”或“市民社会”，就是这样来的;以市立城、作为自治体的“城市”，也是这样来的。

      与行政中心或军事重镇之“城”不同，“城市”在很长时间里可不是锦上添花的繁华之地。也是这位老师在课上讲到的，包括伦敦城在内诸多英国城市，多少年来的人口死亡率要远高于乡村地区，预期寿命则远低于乡村地区。原因简单，密度达到临界点就要基础设施建设的跟进，但早期多数自治城市满足不了，建筑通风、道路、上下水管道、防火等等，一律乏善可陈。新鲜食物的供应，当然更谈不到。简言之，生活质量城不如乡，这似乎是英国早期城市化的常态。那里的“上流社会”推崇田园生活，是不是也由此而来?《英国女王》说伊丽莎白得空就下乡，《凯恩斯传》说这位经济学的天之骄子隔三差五去伦敦郊外休闲，怕都是在那个时代“城乡差距过大”下趋利避害的行为吧。

      人们为什么还要在如此糟糕的城市里凑合着过?农庄之不容和不留是推力，向城镇聚集、需求集中刺激出来的分工细化，“无意中”创造更多的收入，就是拉力了。费雪讲得好，收入是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经济学的第一个字母和最后一个字母。既然都没有继承到土地，谋生当然以创造新的收入为要。人口聚集带来经济聚集，经济聚集又吸引更多的人口聚集“城市的能耐”终于开始发力，这是我在本栏以前的文章里讲过的。

      把以上讨论抽象出来，最重要的法则是一条：社会总要承认至少不禁止人口在空间移动、聚集的权利，才有城市化，才有城市。其实，城市化的“推力”和“拉力”都是动力，重要的是城市化的动力要大于禁止人们择城而入、择地而居的阻力。很明白，恰好17世纪英国的习俗和法律不禁止人们从农村移入城镇，否则根本不会有“1800年英国城市化率达到25%”这回事。

      深究下去，自由移民的权利常常在无足轻重的时候才容易被承认。不是吗?中世纪西欧的经济、财富、高品质生活的重点不在城市，而在乡村庄园。相比之下，“城市”反倒成为“没法子之人”的一个去处。所以打从一开始，很多“城镇”差不多就是“贫民窟”的同义词，又脏又乱又差的，绝不是世袭特权家庭的安身立命之处。也正因为如此，城市才与普通人的自由相连。至于日后的城市成为文明和财富极其耀眼的中心，那应该不是谋划的产物，而是自发的自由经济活动的意外结晶。

      容忍向城市流动的自由，在中国遇到一个困难，那就是早在工业化之前，国家权力、财富和文明便集中于城市。说起来，农业文明并不需要空间上的高度集中，可是据一些学者之见，大规模的治水事业和面向骑兵的国防，离不开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大一统中国应运而生，而国家运转的重心早就集结于城市。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附：周其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