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5-18

2012-05-18

◎顾朝林，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国家发改委国家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住建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本刊编委。

      中国现已进入全面的社会转型和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有很多关于中国城市化的研究和讨论。城市化的内涵是什么？城市化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城市化是一个社会过程，不能从单方面去看。不仅是变农村为城市，也不仅是城市数量的增加、规模的扩大。它实际上是一个城市经济演变的过程，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所以城市化有三个重要的出身：第一，人类进入到工业时代后，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农业的比重逐渐下降，非农业比重逐渐上升。这是其经济特征。第二，社会特征的变化是人口稳步上升，乡村人口变为城市人口，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增加。第三，居民点的景观面貌和人类的生活方式发生变化，逐渐向城镇方式转换。这是城市生活的社会行为特征在本质上的发展，城市化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改变出来的。我们讲的城市化不仅包括城镇人口的增长，也有城市经济进一步地社会化、现代化和就业化的过程。城市化包括城市文明，城市意识在内的扩展。我们现在常说，城市化是现代化的标志之一，正是通过城市化的过程，我们才走向现代化的目标。

中国城市化需走自己的路

      与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城市化浪潮相对应，中国地方经济力量的崛起、地方政府的作用增强、宏观社会结构的嬗变，使中国城市化出现许多不仅与过去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不同，也与国内过去城市化特征不同的新城市化现象和过程。

      中国城市化，实际上是广义城市化的概念。一方面，中国城市化是指全国范围内城镇数量的增加和不同等级城镇规模的扩大；另一方面，中国城市化也包括了城镇经济、城镇文化和城市生活方式向广大农村地区的扩散，这是一个与国家政治制度变革、经济结构转型相一致的社会转型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城市化是21世纪世界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驱动因素之一。

      然而，中国人多地少、人均资源偏低、历史发展和文化传承悠久，具有自身特征。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全球化、市场化和本土化对中国城市化施加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快速的城市化使得人口、资源、环境、生态面临越来越巨大的压力。但不能因为这些压力而停止城市化，否则经济社会的转型过程也会停止，就不可能再发展。

      我们必须要找到适应于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空间和技术与我们的都不一样，要去走他们的路子是不可行的。中国的城市化不可以简单地套用西方的城市化理论，也不可以简单地重复西方的城市化道路。我们能否走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道路，也就是不搞工业化，只走城市化？这也是不行的。

警惕“拉美模式城市化”

      我们先看一些国际经验：

      二战以后的新兴国家城市化，由于全球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和贸易制度的影响，成功的国家城市化范例不多，留下的则是众多失败的国家城市化案例教训。学术界将这一经济现象概括为“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社会现象归结为“拉美模式城市化”。

      在拉丁美洲，世界第二大城市墨西哥城和世界第四大城市圣保罗市，阿根廷的布利诺斯艾利斯，大量的贫民窟成为快速人口城市化的社会后遗症。今天的巴西，已经有8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约热内卢是一座风景如画的海滨城市，也是即将举办奥运会的城市，占地500平方公里的建成区，低收入住区和贫民窟蔓延了城市的8 0 %以上。拉美模式城市化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快速的城市化过程很快剥夺了农民的土地，把农民赶到了城市；经济的激烈竞争促使拉丁美洲制造业远离大城市，到更远的地区追求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农民失去了土地，到城市又找不到工作，大量贫民窟必然成为它们蜗居城市的住所所在。

      在南亚，2009年奥斯卡最佳影片《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中描绘的印度孟买贫民窟成为名噪一时的“热门景点”。今天印度的主要城市都有贫民窟，孟买的贫民窟最多，全市1200万人口中，60%居住在贫民窟里。位于市区中部的达拉维是亚洲最大的贫民窟，人均面积只有1 .8平方米。实际上，居住在印度贫民窟的人并不都是不名分文的穷人，比如，孟买贫民窟的人口中只有4%属于印度的法定贫困人口，而住在达拉维的一些人实际上每天在半岛南部的写字楼里上班。

      巴基斯坦也有类似印度的城市化过程。最大城市卡拉奇现已取代孟买成为亚洲最大的贫民窟所在地，贫民窟总面积达到50平方公里。联合国报告显示，当地贫民窟人口拥挤，环境脏乱，又存在许多非法工厂，在卫生和居住安全方面存在许多安全隐患，包括传染病蔓延及火灾等。此外，由于居民成分复杂，贫民窟的犯罪率一直居高不下。

      在南非，为了保护白人的利益，曾经施行种族隔离政策，对不同人种进行社会、居住、产业和政治隔离。在全国层面，导致各个班图人自治省政治分散化。在城市，不同的种族集团被隔离。今天，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已经被推翻，但正常的移民机制还未建立起来，主要黑人群体在参与南非社会和城市化过程中仍面临多重困境。

      这些不免能让我们联想，如今北京已经实施改造的城中村小月河村、唐家岭的“大学生村落”，十余万蜗居的“蚁族”，是否也会成为未来中国城市化过程中贫民窟的先驱者呢？很显然，我们不需要这种“拉美模式”的城市化。中国要想避免落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实现2020年人均G D P翻两番的经济增长目标和全民共享的发展目标，必须维持既有的经济发展速度，必须持续地推进既有的城市化进程。

来自韩国城市化的经验

      韩国城市化的经验值得借鉴。我们来看看韩国如何通过新村运动来达到城市化过程，而没有形成“贫民窟的城市化”的。韩国只有十万平方千米，人口4800万，面积和人口都相当于广东省的一半。它的G D P是广东省的1.2倍，人均G D P超过1.4万美元，大概高于广东省4000多美元。韩国是新加坡以外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国家，大概达到了93%，是新兴工业化城市化国家。

      在20世纪30年代，其城市化水平在50%以下，是典型的农业国家。到了1944年，城市化水平只有43%，1945年独立时，也是如此。当时我们中国的城市化大概比它低一两个百分点。它的城市化起步在1943年到1960年。有三个原因导致了城市人口增长：第一，一批归国人员在韩国独立后回到城市。第二，战争引起人口迁移，大规模的农民从农村走入城市。第三，政府依赖美国援助，进口大量美国粮食，使农业经济遭到破坏，大批农民弃地进城。第三个时期，1961年到1987年是韩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该时期，实行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奉行工业为主、大企业为辅、大城市为主，以重工业为基础，轻工业为中心的出口主导型经济，促使经济发展与城市规模扩大，城市人口增加。同时，政府也实行人口自由流动政策，导致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第四个阶段从1988年开始，城市化进入平稳发展阶段。1985年，其城市化水平达到70%左右，2008年达到90%多，今天已经超过93%.韩国城市化主要是政府主导，通过集中产业布局，把经济增长的要素通过市场进行配置，通过政府引导走向城市化。

      韩国城市化的过程中有很强的环境保护意识。韩国政府对工业污染的管理和控制极其严格。而我们的经济在高速发展时，环境所付出的代价相当大。经济发展是城市化的核心推动力，基础设施建设是城市化发展的重要举措，政府和政治制度对城市化具有非常重要的引导作用。韩国虽然是市场经济型国家，但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始终左右着城市发展。区域经济的规划和开发很大程度上是在行政计划中。

      新村运动对城市化有重要意义。韩国是通过新村运动来处理城乡差距的。上世纪60年代，韩国进行了两个五年计划，加速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但政府忽视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导致农业和农村极度落后，城乡差异比较大。农业的落后导致各类工业产品的市场缩小，农业进口的浪费。面对这样一个严峻问题，20世纪70年代，韩国总统朴正熙发动新村运动，到1979年朴正熙遇刺身亡，新村运动落幕。这项运动最初在农村推行，最后推广到城市和工厂、学校，扩展到社会的各个方面。这是一场席卷全韩的社会改造运动，既避免了贫民窟的出现，又没有进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新村运动的核心是教育和培训，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相应的教育和培训机构。教育与培训内容包括地区开发、意识改革、领导培养、提高市民素质、技术推广等。教育与培训使农民培养了“自立、自助、勤勉、合作”的思想观念。韩国战后多年的教育经费增长率超过经济增长率，文盲率从1945年的78%下降到1990年的3.7%.国民素质迅速提高，为农村富余劳动力顺利转移创造了必要条件。

      韩国的新村运动，除了彻底改善农民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关键是快速稳妥地向城市转移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1970年韩国新村运动开始时，农业人口的比重高达5 0 %，到1 9 7 5年下降到37.1%，到1985年下降到20.1%，现在为7%.也就是说，韩国仅用了约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甚至几个世纪才能完成的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过程，并且没有出现严重的失业问题和社会动荡。

      新村运动尽管很快促进了农村和农业现代化，然而，极为有限的政府投资加上中央政府主导的推进方式，产生了农户负荷，劳动力转移和对中央政府依赖等问题。近几年，韩国农村增收速度有所放缓，农村空心化、劳动力市场波动和城市贫困等又成了新的问题。

中国城市化的未来走向

      怎么避免落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怎么避免拉美模式城市化？我想讲讲最近我研究的一些心得。首先我们可以借鉴韩国的有效经验，它的这条路子是对的，即先解决农村和农业问题，再走进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是非常曲折的，目前进入了一个高潮期。一般而言，我们可以把中国城市化划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是反城市化时期，第二个是早期工业化时期，第三是土地改革问题，第四是后工业发展时期。从整体上来看，我们过去发展城市化的政策，即严格控制大城市，积极发展中小城市。

      究竟什么样的因素促进了中国城市化呢？主要是技术、劳动力、资本和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完全城市化现在有四种，第一种是人口的城市化，第二种是产业的城市化，第三种是土地城市化，第四种是半城市化。中国当代城市化具有明显的半城市化特征，同时更包涵以上这些类型的城市化，是一种不完全的城市化过程；中国部分地区的城市化也出现了过度城市化的城市病现象。

      我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必须走新型的城市化道路。新型城市化是对转型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特点要求的响应，是有中国特色城市化在现阶段的具体表现。新型城市化就是推进城市化由偏重数量规模增加向更加注重质量内涵提升转变，由偏重经济发展向更加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转变，由偏重城市发展向更加注重城乡一体化发展转变。

      当代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背景远比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高潮时期以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状态和问题更加错综复杂。一方面，中国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对城市化的拉动越来越强；另一方面，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形成的城乡迁移、跨区流动，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无与伦比；与此同时，全球化、信息化也在对沿海发达地区城市化施加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和市场得到了很大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化的地域差异也不断扩大。由于中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时期，国外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发展的城市化理论（社会剩余产品理论）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理论（推拉理论）都难以直接引进并加以应用。我们需要根据中国国情，探索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尤其是赋予中国城市化的城市生活方式转变的内涵，而不是片面追求城市化率的提高。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