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5-18

2012-05-18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数据，2011年我国大陆城镇人口达69079万人，占总人口比重达51.27%，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中国已进入以城市社会为主的新成长阶段，但现实中，较之快速推进的空间城市化，人的城市化仍相对滞后，“半城市化”现象突出。

     近3年来，云南昆明市盘龙区76个城中村，有27个进入实质性拆迁，28个启动回迁安置房建设。如何在改造旧城区的同时塑造新市民，让人的城市化与空间的城市化齐头并进？城中村改造的“盘龙样本”，探索中国走向“城市时代”的合理路径。

城市化是解决城中村问题的契机

     城中村可谓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独特现象。一方面是城市的快速扩张，另一方面是户籍、土地等制度缺乏弹性，二者不同步造成局部与整体的脱节。盘龙区的城中村情况如何？

     吴涛：昆明建城1200多年，急剧扩张却是在1999年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前后，特别是2004年城市区划调整之后，“造城运动”火热。这个过程中，的确如你所说，城区“吃”了周边村庄，又“消化不良”，城中村在土地权属、户籍、行政管理体制上仍保留着农村模式，几乎被城市遗忘。“非农非市”的尴尬处境导致其长期游离在城市规划外，基础设施不配套、安全隐患多、治安情况复杂，反过来制约城市的整体建设和品质提升。

     从某种程度上看，城中村的存在，也是城市发展的一个“存量”。这几年盘龙区的城中村改造突破性增长，基本思路是什么？给区里带来了哪些实惠？

     吴涛：城市化造就了城中村，解铃还需系铃人，解决这个问题还要靠更加科学的城市化。目前看，城市发展亟须城中村把占地释放出来，让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成为可能。城中村改造商机巨大，可能形成多方共赢的局面。

     城中村改造带来的实惠集中体现在两方面：完善了城市功能、提升了城区产业层级。例如，因为下水管道不连通，城中村的废水进不了污水处理厂，滇池很难治理，更不用说腾出来的土地用于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另外，盘龙区没有工业园区，但通过城中村改造有利于发展现代服务业等第三产业。近3年来，就因此新增了10多栋写字楼。

保障好城中村居民“最后一次获益”

     城中村改造等城市化的进程中，政府必然要面对公共利益、开发商和城中村居民等各方面利益博弈的问题。而这其中，居民可谓最弱势的一方。

     吴涛：的确，大部分城中村居民是失地农民，房子是他们最后的依靠，这就意味着城中村改造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获益”的机会。我们有一条“硬杠杠”：居民90%以上同意，才能拆迁。以前城中村改造推进慢，主要是因为操作机制特别是利益分配政策不明晰。我们建立了区级领导定点联系、每周工作例会等制度，并且优先启动村民安置房、道路和绿化基础设施等建设，推行“先安置、再搬迁、后拆迁”的改造模式，让被拆迁人有信心。

     在城中村的改造中，作为主导一方，政府应该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

     吴涛：政府主导拆迁不是虚的，政府在各方利益中摆正自身的位置，就不会有野蛮暴力拆迁。我们为此建立了一套集“投诉、举报、查处”为一体的信访工作机制，再加上补偿政策阳光透明，盘龙区的拆迁做到了无群体性事件、无重大安全事故、无强制性拆除发生。有些因为分家析产兄弟姐妹一见面就吵的家庭，在城中村改造中由于我们工作细致到位，又和好如初，回想起来很感人。

“空间城市化”不代表人的“市民化”

     据报道，昆明有的拆迁村一天买了10多辆奥迪车，空间的城市化容易、新市民的塑造难，您如何评估城中村改造带来的社会问题？

     吴涛：城中村改造绝不是给房子、给补偿那么简单，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一种旧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体制机制，堪称一场社会变革。如果不计算社会变革的成本，只算经济账，就把这个问题简单化了。坦率地说，有些拆迁拆出的“暴发户”放高利贷、盲目投资甚至肆意挥霍，搞不好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好事变成坏事。

     出现这些问题也让我们思考，城中村改造的最终出发点是什么？得与失体现在哪里？你说得很对，“空间城市化”并不代表人的“市民化”，改变经济数字和城市面貌容易，塑造新市民难。这方面政府不能做甩手掌柜，要有足够的预见性和政策准备。盘龙区也做了些探索和思考：首先是把拓展城市空间与合理规划结合起来，坚持具有前瞻性与科学性的城市规划。其次，用远程教育、广播、培训班等形式，对村民进行教育引导，与城区第二、三产业用工需求相均衡，通过工作把他们与城市连起来——“城市化”的关键在于“化”。

以社会管理创新应对“改造后”问题

     塑造新市民是个系统性工程，需要医疗、社保、教育等制度支撑，政府准备好了吗？还需要哪些管理创新解决“半城市化”问题？

     吴涛：“暴发户”的做派不全是自身的责任，政府要反思自己做到位了没有。比如说他们不重视子女教育，问题是他们是农村户口，享受不到和城里人一样的教育机会。把城中村改造的教育、医疗、社保等“隐性成本”都算进来，政府就不会只追求拆迁速度，而要更好地保障好群众利益。

     现在的制度支撑含混了些。比如城中村改造后的医疗保险，有的人享受城镇待遇，有的享受失地农民待遇，有的还是新农合待遇，政策不统一，会让基层的管理者无所适从。加之城中村改造后许多居民分散开了，又增加了管理难度。

     手心手背都是肉，政府部门应该创新社会管理，赋予城中村改造后的居民以市民身份，在入学、就业、医疗、保险等方面市民待遇。同时改变原有的村庄管理模式，让改造后的城中村居民逐渐融入社区。这些都做好了，才算是完整的城市化。

 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