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凸显城市焦虑

中国城市化进程对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聚焦，主要来自当下城市发展所引发的普遍焦虑以及由此焦虑而产生的文化反省。在中国，与改革开放同步展开的城市化进程自其起点处就担负了发展经济的使命。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同时也是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度前行，城市“幸福”“美好”的粉彩开始剥落：经济与产业重心日益向城市倾斜，城市也越来越变成庞大的社会磁体，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口与资源向其流动，最终导致了农村与城市二元结构的失衡，诸种城市病由此横生，资源匮乏、交通拥堵、生态恶化、不良竞争纷纷丛生，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越来越“不快乐”，城市焦虑日益深刻，城市正由人们想像中的美好家园变为现实中的焦虑之城，而这与中国城市化进程一直拖曳的经济脐带有着直接关系。

日益增长的城市焦虑其实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自觉提供了发生的契机。

费孝通先生1997年在北大社会学人类学讲习班上首倡“文化自觉”概念。费先生认为，文化自觉的发生始自文化个体置身新的语境遭受冲击而产生“怎么办”的焦虑意识，这其实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命题“生于忧患”的核心涵意。

城市焦虑引发文化自觉

在当下，由城市焦虑而引发的文化自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们的生活幸福观正在悄然转型。在城市化刚刚起步阶段，吃饱喝足、衣食无忧的生活是城市人骄傲的资本。但近年来，以“逃离北上广”为典型的一系列事件让我们察知城市中人们对生活幸福的理解正在发生改变，更多的闲暇与满足除物质需要以外的多方面需求成为人们定义生活幸福的新标准。二是人们创造了越来越丰富的交流与沟通形式。作为产业组织机器的城市，以其完全目的性的经济交往掩盖了人们自发的文化交往，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一度成为识别中国城市的典型特征。但在当下，人们借助现代科技所提供的交流平台创造了日益丰富的交流形式，“微博热”是距离我们最近的沟通热潮。三是人们对中华传统文化与地域文化的认同感越来越强。自新世纪以来，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代表的传统与地方文化复兴首先在城市而不是在农村得到了最热烈的响应。

 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