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近日中国社科院城市竞争力蓝皮书发布会公布的报告，过去的一年间，包括上海、温州、宁波、东莞、厦门、太原等城市竞争力排名比上一年有所下降。其中上海由上一年的第二名降低到第四名，厦门、温州分别从第22名、48名降低到第30名、61名。

导致如此的原因，与这些地区的产业向外转移，或环境承载力下降等有关。此外，一些城市如北京、天津、鄂尔多斯、包头等存在依赖房地产发展等问题。

这使得这些地区的城市转型成为重要问题。中国科学院首席科学家牛文元指出，目前中国城市化率为50％以上，落后于工业化率65％以上的水平约10多个百分点，这造成了发展的不平衡。

经济速度快，但质量一般。“这个质量表现在经济质量、社会质量、环境质量、生活质量，也表现在管理质量，能不能跟得上GDP的增速、GDP的规模，这也是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大问题。”他说。

根据中国社科院测算，尽管中国城市经济速度不低，但过去10年时间，286个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均值下降了1.1%，此反映出城市发展过程中并没有真正转变发展方式，仍以摊大饼为主。

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

根据上述报告，2011中国城市的工业化水平比较高，前100名城市中，处于工业化中期或更高水平的城市由2002年的18个上升到22个。

但如同牛文元判断，目前中国实际的城市化水平远远低于工业化水平。尽管国家统计局判断，2011年中国常住城市的人口比例已经达到50％，但是在城市就业又在城市生活的实际城市人口（城市非农人口）才4.4亿，仅仅占到33％。

“如果这个城市的工业化远远超出了城市化，你就必须大量的吸收人，因此中国2亿多人，每年流动来流动去，就是因为工业化远超城市化了。”牛文元说。

具体而言，大量的外来农民工无法享受政府为当地城镇居民提供的教育培训、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另一方面，推行“地改市”、“县改市”体制使得很多行政区划调整，一些农民被计算为城镇人口，但是实际仍从事农业生产。

而这种工业化发展快、城市化相对落后的现实，实际造成了城市发展的粗放发展模式，即主要单纯依赖土地、劳动、资源的大规模投入，这造成了资源大量消耗，环境污染严重，很多城市病问题出现。2011年大量的城市竞争力下降，就与这种粗放的模式难以持续有关。

比如2011年上海竞争力从上一年的全国第二位，降低到第四位，与相关产业大量外移，常住人口在2011年比上一年增加了390万人（普查数据），环境竞争力大幅下降关系较大。

2011年宁波、温州、厦门等地的竞争力也下降较大，其中温州下降了13个位次，这与这些地区的系统问题有关，比如温州多年热衷于将资金投资于房地产，温州民间借贷危机不只是使本城市，也使全省竞争力下降。

2011年太原的竞争力位次也下降了25位，这显示出资源型城市发展模式堪忧。上述报告认为，尽管鄂尔多斯等过去几年发展过快，但是依赖房地产和煤炭资源的发展模式存在脆弱性，未来面临生态、资源、环境的矛盾。同样，天津尽管经济发展很快，但是主要是依赖重化工业，服务业比重较低，相比京沪发展效率并不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区域专家侯永志指出，目前城市创造的经济占到全国经济总量的90％以上，但是下一步城市能否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协调、区域协调、城乡协调，以及资源和环境协调的可持续性问题，显得非常关键。

摊大饼模式应终结

也正因为此，过去那种依赖扩大城市面积，进而实现经济发展的城市摊大饼方式，似乎正面临终结。

过去10年，中国城市人口增长了0.5倍，城市建成区面积拓展更快，增加1倍。城市土地浪费严重，2006年城市容积率，即指单位面积城市土地上拥有的建筑面积，只有0.78，而日本为2，香港在1.6。这使得城镇土地边际效益大大降低。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倪鹏飞认为，未来中国城市需要走新型发展道路，土地的城市化不应该是主要内容，应把以人口的城市化放在重要位置。

比如，要解决人从农民变成市民，要走创新和增加人力资本进而提高竞争力的道路。

中国的城市经济发展非常快，但生产效率几乎没有提高。反映经济产出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近10年286个城市均值下降了1.1%，其中技术进步上升了4.1%，但是综合效率下降了5％。

同时，2011年中国286个城市第三产业增加值比例为41.6%，比2002年的41.9％比重有所下降。单位生产总值电耗比2002年上升了36.5%。房地产投资与居民购买力的比例为53%，比2002年的18％上升，反映出居民购房支付能力不高，经济结构在恶化。

上述报告指出，中国未来城市的人口可能会达到75％，但是小城镇、中等城市、大城市结构应该优化，为此中国应该制定2030年的城市体系发展规划。

牛文元则认为，要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城乡矛盾需要解决，其中城乡收入差距现在已经拉大到1：3.3左右，未来该差距应该降低到1：2以下。“（这样）才是完成统筹城乡，而现在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