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第一次超过50%，标志着中国社会结构引来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城市化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劲持久的动力，但也有新的城市化隐患随之产生，各种“半城市化”（或称“伪城市化”）现象层出不穷。

近日，复旦大学和中国社科院联合举办的“中国城市化的反思与创新”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围绕城市化率超过50%之后的反思话题各抒己见。

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

中国正处于一条城市化的高速公路上。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首次超过50%。预计到2020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将达60%左右。城镇化率从30%提高到60%，这一发展阶段，英国用了180年左右的时间，美国用了90年左右，日本用了60年左右，而中国可能只需要30年。

在许多学者专家看来，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潜在内需与持久动力。美国经济学家H.钱纳里曾指出，伴随着经济增长，社会经济结构会发生一系列转变，一是工业化，即从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转变；二是城市化，即人口连续不断地从农村地区向城市迁移。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前世界银行副行长斯蒂格利茨曾指出，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将会产生最重要的经济效益。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经济学家辜胜阻指出，“如果说工业化在某种意义上主要是创造供给，那么城市化则主要是创造需求。城市化在扩大内需、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他指出，城市化不仅是引发消费需求、带动投资增长、推动经济服务化的重要途径，而且是培育创业者和新型农民、实现安居乐业市民梦的重要手段。

研究表明，城市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可以替代出口10万亿元。按照现有城市化速度，社会消费的总水平可以从现在的10万亿级上升到20万亿级，年均20万亿元以上的投资规模会维持20年。扩大内需，就要通过城市化把农民变成市民，通过创业把就业者变成创富者，通过经济服务化培植大量的“白领阶层”，努力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

据预测，未来10年，每年新增城镇人口将达到2000多万人，每年需要商品房至少是6亿平方米以上。再加上配套的商业、政府、社会服务的医院、学校，城镇化推动了对基础设施、住宅、耐用消耗品、汽车等的需求，这是中国转型靠内需拉动经济成长的一个根本动力。

脱离实体经济，小心城镇化唱“空城计”

与城镇化的速度同样重要的，应该是城镇化的质量。

辜胜阻指出，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必须建立在实体经济的坚实基础上，以产业为支撑，实现城市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城市化与工业化协同发展，伴随着制造业由大向强转变，建立在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实体经济基础上，可以防止“产业空心化”；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相协调，才能通过现代化释放更多劳动力；城市化与信息化相协调，才能提高城市化质量，获取城市化发展红利。

事实上，光有速度、没有质量的不平衡的城市化，在国际经验中曾有深刻教训。巴西近几十年经济发展迅速，农村人口大批向城市迁移，2000年城市化率已达81.2%。但巴西的城市化没有和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同步，结果造成“空城计”，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向贫民窟，没有得到正规就业。这种城市化的“拉美陷阱”，正是城市化脱离实体经济、没有产业支撑的典型案例。

浙江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周丽苹研究员指出，大量进城农村人口虽然统计意义上被认定为城市人口，但并不代表其人口城市化过程的完成。许多农民虽然实现了职业的转变和地域的转移，但缺乏身份的转变、生活方式的转变，处于就业非正规化、居住边缘化、生活孤岛化、发展能力弱化状态，即“半城市化”现象。

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简新华指出，中国现在需要积极推进的不是产生各种“城市病”和“农村病”的“半城市化”、“伪城市化”、“过度城市化”等病态的城市化，而应该是工农、城乡协调发展的健康城市化。在城市化率超过50%以后，城市化的重点更不能是规模扩张，而应是质量提升。

专家指出，在新的发展阶段，城市化要由重数量的外延式扩张到重质量的内涵式发展转变。世界银行最新研究报告提出了“智慧城市化”的概念，认为促进经济持续、高效增长，城镇化不仅要快，更要“智慧”。智慧城市是继数字城市和智能城市后的城市信息化高级形态，是信息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深度融合。智慧的城市化既能提供充分的公共服务，特别是医疗、教育、交通、水、能源等，也能以合适的方式和价格鼓励对这些服务的高效使用。世行对中国“智慧城市化”的政策建议包括：提高城市的财政实力，减少城市之间资源分配的较大差异；抑制城市空间扩张，提高城市人口密度；加强城市土地使用规划；有效、良好的城市治理；推进政府把城市建成知识中心与创新孵化器。据世界银行测算，一座百万人口智慧城市的建设，在投入不变的前提下实施全方位的智慧化管理，将使城市的发展红利增加3倍。

警惕城市化过程中的四种失衡

专家提醒，实现城市化可持续健康发展，需要警惕四种失衡，否则就容易陷入“半城市化”的陷阱。一是要避免城市政府过度依赖“土地红利”，使过高地价推高房价，城市房地产形成过度泡沫的局面。城市政府的土地财政推高了房价，加剧了房地产的泡沫化。有研究表明，土地城镇化大大超前于人口城镇化，2000年至2009年，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了69.8%，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增加了75.1%，但城镇常住人口仅增加了28.7%。

其次，要避免过度依赖超级城市和特大城市，避免人口过度集中于大城市造成的“大城市病”。中国城市化在高速发展的进程中，涌现出一批超级城市和特大城市，“大城市病”开始显现。据调查，中国百万人以上的50座主要城市，居民平均上班时间要花近40分钟。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用水紧缺等众多“大城市病”，是城市化产生的负效应。

还要避免过度依赖人口异地转移。“钟摆式”和“候鸟型”人口流动会造成巨大的社会代价，这也是另一种“半城市化”表现。大量人口的异地转移导致农村出现空心化问题。有数据显示，在农村人口中，留守儿童有5000多万人，留守老人有4000多万人，留守妇女有4700多万人。大量的“三留人口”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与农民工流动相伴生的一个特殊现象，也是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社会代价。

此外，要避免过度依赖农民工不彻底转移的“半城镇化”造成农民工权益缺失。在超过50%的城镇化率中2亿多农民工实现了职业转换和地域转移，但还没有实现身份转变。改变这种不完全的局面要通过农民工市民化的“三维转变”：职业转换、地域转移和身份转变，实现从“半城镇化”到完全城镇化。

专家认为，保障城市化的可持续健康发展，需要采取综合对策。包括深化财税体制的改革，改变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形成多层次的住房供应体系，使房地产“去泡沫化”，让房价回归合理价位；采取均衡的城市发展模式，建立一大批中小城市，改变人口过度集中的局面，同时发展城市集群，发挥城市集聚规模效应，对“大城市病”进行标本兼治。同时，也要在推动沿海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过程中，推进劳动力输出省份的农民工的回归，让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转移，减少社会代价。应对城镇化进程中的“半城镇化”问题，要加快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改善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就学条件，降低入学门槛，构建适合农民工特点的医疗、住房及社会保障制度，鼓励农民工用创业带动就业，实现农民工的市民梦、安居梦、创业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