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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问中国“城镇化”
  • 2012-05-28

    2012-05-26

          “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将会产生最重要的经济效益。同时,城市化也将是中国在新世纪里面临的第一大挑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前世界银行副行长斯蒂格利茨曾如是说。

          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达到51.27%,预计到2020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将达60%左右。这表明中国城镇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标志着中国城乡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改变,由几千年来以农村人口为主,发展为以城镇人口为主的分布格局。

          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称,“中国城镇化将是我国最大的潜在内需与持久动力。城镇化对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战略意义。如果说工业化创造供给,城镇化则创造需求。城镇化能够引发消费需求,培育高消费群体;刺激投资需求,扩大民间投资;实现结构转型,推动经济服务化;实现安居乐业市民梦,培育创业者和新型农民。”

          那么,中国的速度是快是慢?城镇化发展是否健康?城镇化道路应该怎么走?

          5月1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院、《中国人口科学》杂志社、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主办,中国社科智讯支持的“中国城市化的反思与创新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专家们就中国城镇化发展各抒己见,表达了不同的观点。

    一问:中国的城镇化发展速度是快是慢?

    “过速”?“滞后”?专家观点不一

          对于51.27%城镇化率,辜胜阻认为“速度快但质量不高”。将城镇化率从30%提高到60%这一发展阶段,英国用了180年左右的时间,美国用了90年左右,日本用了60年左右,而中国大约只需要30年。

          辜胜阻举例说,2000 —2009 年,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了69.8%,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增加了75.1%,但城镇常住人口仅增加了28.7%,人口的城镇化远远滞后于土地的城镇化。2010年我国城镇化率为49.68%,而非农产业占GDP的比重为89.8%,城镇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

          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城镇化”存在“过快、过猛、过急的现象”,“应考虑给城市化降温” 。

          但是,武汉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简新华教授说,“中国城镇化速度并不快,虽然中国现在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但速度并不‘过快、过猛、过急’,在总体上也不是所谓城镇化的‘大跃进’。”

          简新华介绍,世界主要工业化国家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历史表明,工业化中后期正是城市化高速发展的时期,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现在正处于工业化中期,也是城镇化快速推进的时期,而且速度在世界城市化发展史上也不是最快的。例如,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城镇化率年平均增长1.01%,而德国1890—1900年,年均上涨1.2%,日本1950—1980年,年均增长近1.29%。

          “中国城镇化发展滞后”,辽宁大学经济学院张桂文教授表达了不同观点。 “一般认为,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之比的合理范围在140%~250%之间,2011年我国城市化率约为51%,工业化率约为40%,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之比为127.5%,远低于城市化与工业化比例的合理区间。”

    二问:中国城镇化道路是否健康?

    专家表示:或为亚健康

    “交通拥堵、污染严重、人口急剧聚集、资源紧张等”已被公认为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一系列问题。

          2011年9月17日,一场小雨导致北京交通“瘫痪”,“首都”变“首堵”,晚高峰拥堵路段峰值超140条。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深圳,10月11日深圳遭遇“黑色周一”,上午9时主干拥堵段达23处。据公安部2010年末的数据显示,全国667个城市,约有2/3的城市交通在高峰时段出现拥堵。

          交通问题不止北京和深圳,也不仅表现在拥堵上,交通更是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有研究表明:中国百万人以上的50座主要城市,居民平均单行上班时间要花39分钟。按照人口来算,中国15座城市居民每天上班单行比欧洲多消耗288亿分钟,折合4.8亿小时,如果按照上海每小时创造财富2亿元的标准来折算,15个城市每天损失近10亿元人民币。

          去年下半年,世界卫生组织首次公布了全球1100个城市空气污染的调查报告,北京市的空气质量排在了第1035个,在100个首都排名中也倒数,成为“污染之都”。

          环境污染日益严重,有媒体报道称,2010年11月以来,北京、杭州、合肥等大城市相继变成“雾都”。并且,全国每年有5600万吨的城市垃圾露天堆放在郊区,2/3的城市被“垃圾围城”。

    在城市,人们遇到的问题,远不止于此。

          人口急剧聚集。据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经济研究所黄荣情教授介绍,1983年,中央决定到2000年,北京市人口规模控制到1000万,但是1986年,北京市人口就已经达到了1000万,提前了14年。2005年,国务院要求北京市人口2020年控制在1800万,但是,2008年北京市人口规模就达到了这条控制线,提前了12年。

          与此同时,资源更加紧张。在50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中,有30个长期受缺水困扰。北京市人均水资源量仅100立方米,属极度缺水。

          这些都是人们切身感受到的城市病。辜胜阻总结“城市病”是由于城市人口、工业、交通运输过度集中而造成的种种弊病。它给生活在城市的人们带来了烦恼和不便,也对城市的运行产生了一些影响。此外,居住拥堵、失业严重、环境脏烂差、犯罪率高、社会治安恶化等都是城市病的表现。

          需要注意的是,城市病已经进入多发期。由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组织的,上百名专家历时两年完成的《中国城市“十二五”核心问题研究报告》指出,“十二五”期间将是“城市病”的多发期和爆发期。

    与城市病相对的是“农村病”。

          辜胜阻说,“目前,我国约两亿农民工中的80%是单纯劳动力转移而非家庭迁移,家庭生活重心保留在农村。这些农民工预期自己年老、生病、失业时仍将返回农村,因此他们只是城市的苦力。”

          农民工不彻底转移的“半城镇化”造成农民工权益缺失。城市对农民工是“只用一时,不管终生”、取而不予,用而不养,“经济上接纳,社会上拒绝”。2亿多农民工实现了职业转换和地域转移,但还没有实现身份转变。调查显示,目前,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的比例分别仅为18.2%、29.8%、38.4%和11.3%,公共服务不均等,成为制约农民工市民化的最重要因素,辜胜阻介绍。

          不能忽视的是,在农民工背后,还有留在农村的人。有数据统计,在我国留守儿童5000万人,留守老人4000万人,留守妇女4700万。辜胜阻说,面大量广的“钟摆式”和“候鸟型”人口流动造成巨大的社会代价。牺牲了“三代人”的幸福,带来严重社会隐患。

          “城市病”、“农村病”,都是我国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简新华分析,盲目、片面追求城镇化速度和水平,忽视农村发展和农民利益,出发点和目标定位不正确,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不合理,社会保障、户籍、住房、土地、就业、教育等制度不健全,城镇化特别是农民市民化资金不足,都是造成中国城镇化问题的原因。所以,简新华称,中国的城镇化只能说比较健康,呈亚健康状态。

    三问:中国城镇化应如何反思与创新?

    从“葫芦形”到“蘑菇形”

          辜胜阻认为,中国城镇化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实体经济基础上,谨防城镇化拉美陷阱,例如,巴西近几十年经济发展迅速,农村人口大批向城市迁移,2000年城市化率已达81.2%,但是与之伴随的是枪支毒品泛滥贫民窟,里约所有贫民窟里居住的人口超过200万,时常缺水断电。

          辜胜阻同时指出,中国城镇化要走可持续发展的 “四化协调”道路,即:城镇化必须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与工业化、与制造业由大向强发展协调,建立在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实体经济基础上,防止“产业空心化”;与信息化相协调,智慧城市是城市信息化的高级阶段;与农业现代化相协调,通过现代化释放更多劳动力。

          “城镇化要由重数量的外延式扩张到重质量的内涵式发展转变。一要建设‘幸福城市’:提高市民的生活幸福感;二要建设‘智慧城市’:城市生产、生活和管理方式创新;三要建设‘和谐城市’:让农民工市民化; 让人与自然绿色发展”, 辜胜阻强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李善同认为,不同地区、不同规模的城市,责任不同、作用不同、履行的功能也各不同,不能简单地将城镇化指标分解,落实到不同城镇。而是要有不同的思路,差别对待。

          简新华表示,中国现在需要积极推进的是工农、城乡协调发展的“健康城镇化”。第一,重点促进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使农民工扎根城镇,不再频繁流动,稳定城镇劳动力供给,从根本上解决“民工潮”、“民工荒”,同时可以大大缓解春运的紧张状况。第二,先行制度创新,加快社会保障、户籍、住房、教育等制度改革。第三,以工业化、信息化、服务化促进城镇化,城镇化必须依靠产业支撑,否则就是“唱空城计”。第四,多渠道筹措资金,我国有10万亿财政收入,应该用在刀刃和关键点上,那么社会保障是刀刃,城镇化则是关键点,政府应该加大对城镇化的投入。第五,提高以全体市民需求为本的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合理化程度,不能偏向富裕阶层,不能过分地追求超前、豪华等。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陆杰华教授称,改革开放以来,小城镇对中国城市进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考虑到未来城乡结构变化趋势,小城镇仍然可以是城镇化推进的一种补充形式,但是却难以成为中国的更高层次且质量为主的城市化的道路选择。如果说城市化起步之初的农村和城市两个大头组成的是“葫芦形”的社会结构,那么现在将要考虑的就是一个农村现代化而城市体系也十分发达的“蘑菇形”的全新结构。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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