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6-01
2012-05-30
5月25日,2012年普利兹克建筑奖的颁奖典礼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生于1963年的建筑师王澍获得这项素有建筑界“诺贝尔奖”之称的奖项。
这个奖项或许能让一向有诺奖情结的一些人稍感慰藉。但王澍接下来对中国当代建筑以及城市化的批评,却可能会让很多人不高兴。他说,原本,中国有很多美丽的城市,但这些美丽被一些人破坏了,然后这些人告诉你说,这就是现代都市;他说,在30年里,我们建造了一个全新的国家,“千城一面”;他还说,一个地方的建筑如果是庸俗的,在那里生活着的人也一定是庸俗的……
客观地说,王澍批评的“千城一面”并非一人之感受,此前很多人都发表过类似意见,其中不乏国家住建部官员。问题是,我们还能不能遏制这种情形的蔓延?
当各地大大小小的城市的决策者都在豪情满怀忙着“城市化”的时候,王澍的批评实在微弱得很。他那些批评,意思诚然不错,但若说还能改变些什么,推动些什么,似乎并没那么简单。城市建筑能不能接续历史传统?今天的我们该如何栖居?这些问题回答起来恐怕都不是那么轻松。
王澍批评了,却也早已行动了。王澍设计的“钱江时代”居民社区,垂直的塔楼开辟出大量公共区域,每两层6~8户居民可以共享一块公共区域,希望恢复有“院子”的江南传统,又可以尝试建设社区关系。这样的努力用心良苦,但这样的传统回归却并不容易,不仅讲究“容积率”的地产商不认同,那些习惯了邻居相见不相识的住户对此也缺乏认同。
但十多年来,王澍始终坚持自己的建筑理念。尽管以一己之力很难改变“千城一面”的现状,但他也在用个体的方式提醒人们,建筑应该是怎样的,城市可以是怎样的,那种一味大拆特拆的思路是多么愚笨。有人说,他在从宋画里找感觉;也有人说,他在追寻一种江南民居的意境。其实,王澍所图者,并非若干具体却碎片化的意象,根本上仍是人与环境如何共存的问题。
建筑师的个体努力,或可一定程度上改变一些地方的小环境,而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层面,建筑师的无奈、无力、无助则更显而易见。王澍自己说,北京面目全非,可他又何尝认识自己一直生活的杭州?在拆迁飓风席卷之下,中国哪个城市又能够独善其身?
据说王澍十几次去巴黎,每次都要去一个地方,圣日尔曼大街的花神咖啡馆,那是几十年前海明威、萨特静静思考的地方。王澍说,在那个朴素的街角,他能感觉到空气中弥漫着不同的气息,这种气息就叫“传统”,“它能让一些东西从过去活到今天,并且一直感染着你”。其实,传统并不神秘,也许就是一种人与环境相互尊重的氛围。传统也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只是这种变迁比较平稳,是一个渐进的、可持续性的过程。然而,我们眼下大大小小城市正在进行的,却是一场波澜壮阔的记忆毁灭行动。
普利兹克建筑奖暨凯悦基金会主席汤姆士·普利兹克这样评价王澍:“王澍证明了中国文化土壤孕育了非凡的创意,几百年来中国文化一直与自然和谐共融。”也有人认为,王澍的获奖恰好暴露了中国建筑的问题,他获得的认可越多,就越说明我们所生活的城市与环境是多么令人不满。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无论如何,王澍的获奖,最起码的一层意义,是促动更多人去重新审视自己生活的环境。只是,之于中国城市的未来,一个王澍,远远不够。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