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7-25
2012-07-24
我们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中国式天灾。任何一场天灾,都可能迅速升级为百年不遇,而造成的伤害与损失一年甚于一年。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天灾中的大城市病尤为凸显,而城市的瘫痪就在于它过度扩张之时。
我们可以用很多复杂的词语来形容城市:人口密集、工商业发达,通常是周围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等。其实,城市的本质依然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依存,再先进的科技技术,也无法替代人类对于空气、水须臾不能缺少的依赖。
这种相互依存度同样体现在地面之下,如果城市依然将下水道简单地当成垃圾及各种废物的无偿排泄场所,对地下资源(主要是地下水抽取)的掠夺,以及简单的雨水排放渠道,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就会不断蔓延,最终还是由人本身来买单。
在城市扩张的价值排序中,工厂、商场、住宅等“地表物”因为巨大的经济辐射功能,被排在了首位。而基础公共设施则由于投入长期化、短期内无法对政绩形成推动而放置在最后。而城市管理者和城市居民也发现,自己不由自主地卷入了城市过度化的漩涡中,比如动辄上千万人的一线城市,迫于各种压力城市管理者开始跟进提供相关公共服务设施,但无论是水电气设施的大容量增加,还是房屋密集度的不断增高,乃至小到公共厕所的成倍建设,都会占用更多的自然资源,从而影响到自然本身的调解能力。
我们的有关规定是,24小时降水量为50毫米或以上的强降雨称为“暴雨”。打个比方,50毫米降雨如果均匀分布在24小时,给人的感觉是细雨纷飞。如果9毫米降水在一分钟完成,给人的感觉将是大雨倾盆。与此同理,目前我们的城市随时都处于“暴雨”状态,每平方米面积所承载的人口数量、车楼及附加设施数量早已超负荷。本来按照理想的规划,大城市、城镇与乡村之间能够形成相对缓冲的资源分布地带,但城镇化建设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并没有平衡。城市流动化趋势造成数以亿计的农民进城打工,加上教育、福利等各种资源、政策过度集中于大城市,使得城市畸形发展,最终面临难以承受的崩溃临界点。
不仅是暴雨,任何一次突发事件,从停水停电到更大的自然灾难,都会让城市停摆。这就关系到公共决策者以更宏观的层面,来思考中国健康发展的未来。环境保护并不仅仅意味着单个行动,解决城市病是城市自身无法完成的,而是要形成从城市、城镇到乡村的一体化环保战略、经济发展战略、资源调解战略。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原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奥斯坦·古尔斯比日前表示,中国正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中,一定要有正确的、战略的规划,才能避免美国的城镇化发展中带来的诸如贫穷、污染、交通拥挤、犯罪率上升等问题,否则重新解决这些问题时会付出更大的成本。奥斯坦强调,在过去50~100年间,美国一直都在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城镇化已经历经三十年发展,其间同样走过了很多弯路,笔者以为,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城镇化战略只侧重于经济发展层面,没有同步提供环境、公共资源等配套战略,人们在城镇既寻找不到像大城市那么多的发展机会、公共服务,也无法获得相对优质的乡村自然环境,因此凋零的城镇无法承接城市与乡村。
中国未来规划要将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和公共服务资源,从城市摊大饼升级为城市、城镇、乡村的均衡化发展。只有把资源更多地投在小城镇、乡村上,把人留在小城镇和乡村,才能更好地为大城市减轻压力。也就是说,解决城市病,得从乡村开始。或许有人说这是老话题,只是,这两天,北京以暴雨夺去37条生命的代价告诉我们,再老的话题,我们不能只争议、讨论,而不去真正解决它。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