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是城市的世界。在全球范围内看，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约翰·格理蒙德于 2007年预言：今年之后，全世界大部分人将居住在城市里。人类的历史将进入空前的城市史。与此同时，改革开放的中国也正以日新月异的面貌成长为“城市中国”。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2011年末，我国的城镇人口达到了69079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51.27%。这意味着，一个传承数千年的农业文明国家，已初步完成了自身的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本身就具有鲜明的二重性。一方面，城市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进程的核心指数与主要尺度，因而，“城市人口首次超越农业人口”，可以看作是我国经济社会高速与持续发展的重要成果与象征。但另一方面，中国城市高速和超常规的发展也进一步激化或加大了城市与乡村、中小城市与中心城市的矛盾与差距，造成了房价高涨、交通拥堵、看病难、上学难、食品安全等突出问题与矛盾。特别是很多刚从农村来到城市的人，由于对新的生存环境、工具技术及游戏规则很陌生且不适应，不仅很难切实地分享到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利益，而且付出了沉重的牺牲和巨大的代价。正是由于这个深层原因，才出现了对“国际大都市”的尖锐批评和“中国伪城市化”等极端言论，同时否定我国城市发展的舆论和社会思潮也迅速滋生并广泛传播。在某种意义上，这些观念、意识、心理与社会思潮，扰乱了我们对中国城市化应有的理性认识和正确判断。但究其根源，则与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长期存在的“城市盲点”密切相关。一方面，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在知识谱系和价值观念上具有浓郁的“乡土中国”色彩，使人们在面对迅速的城市化进程时缺乏必要的理论资源与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受西方影响，关于大都市的研究主要停留在环境、经济、人口与管理等方面，不仅片面而且也不适应中国城市发展的特殊经验。这是在认识和描述城市时容易走向简单化、非理性和极端化的主要原因。推动关于我国城市发展的基础理论和正面研究，是清理和消除在思想和现实中极为有害的“反大都市”或“逆城市化”舆情思潮的关键。

结合近年来国内城市研究的探索，我们特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以“城市科学”的学科建设为中心，为中国城市化进程提供基础理论和科学方法。具体是以马克思有关城市发展的理论观点为指导，整合中外在城市环境、政策、规划、经济、管理、人口、交通、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打破我国社会科学研究过于专业化与精细化的既有学科架构，以满足城市研究多元化的知识需要和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现实需要。

在这方面国内已有一些探索。如2011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设置“城市科学”新目录，为推动城市科学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如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首批资助项目《中国都市化进程年度报告》、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等，在综合研究城市发展上都积累了不少的成果，为“城市科学”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和积累。

二是以“都市文化学”的学科建设为中心，推动传统人文社会科学的转型与升级。传统人文社会科学以古典人文精神和现代理性系统为核心，无法从容应对以多元性与异质性为主要特征的都市社会，由此产生的大量知识与观念，不仅不符合中国城市化的理论需要，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反城市的。当下在学术界和社会上普遍流行的“反大都市”舆情，可以说主要是在这个温床上繁殖的。都市文化学根据城市化的规律和特点，其目的在于为当代人提供一种理性的方法、观念、理论与解释框架，对农业背景下形成的文史哲和在工业背景下形成的现代理性文化如何融入都市社会具有重要的启蒙与引导作用。

这方面国内已有一些积累，如重点研究都市化进程与城市文化发展的上海交通大学都市文化与传播研究院，重点研究海派文学、古代城市文化与文学等的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在都市化进程中，随着文化资源直接构成城市经济系统中重要的新生产要素，文化生产力成为城市社会良性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以及文化发展成为城市和谐与全面发展的更高理想，都市文化在文化城市建设中具有越来越明显的战略地位。特别是在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的时代背景下，强调以“都市文化”为核心推动我国文化强国建设，符合我国城市发展的现实需要与长远利益。

无论如何，中国城市化进程已兵临城下，破除人们思想观念中对城市的蒙昧和错误认识，通过正面的理论研究、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为中国城市提供一种可持续的科学理论基础与智力支持系统，在当下具有越来越紧迫和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