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化”问题上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国际经验”或什么“经济学理论”。如“城市化率”，单纯以“入住”城市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率衡量城市化程度，完全对城市中不同阶别人群的生活质量不予考量，完全不察城市经济、公共资源配置及环境的状况。从而在统计计算上也不可能有规范的“质量口径”。

在世界某些地区（非洲、南美、亚洲南部等）的大城市，环绕“高贵”、“繁华”以及“有害的奢侈”的另一极，是充斥贫困和不安的无数的“贫民窟”，这样的“城市化”和不断上升的“城市化率” 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显然，“城市化率”如作为“经济学概念”，由于缺乏“边界”约束条件，除了“模糊”和“忽悠 ”视听之外，了无任何实际价值。更谈不上据此去可靠衡量“发达”程度及民生状况（现代文明的进展已表明，“发达”的真实程度须与普遍的民生状况相联系），等等。

而事情另一方面，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逆（去）城市化”运动，城乡理念及布局开始“变革 ”，真正宜居的生态家园往往在郊区或是星罗棋布于广袤的农村，而不是城市，如象现今北欧、西欧一些地区那样。总之，“城市化率”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更不宜当作衡量（考核）的指标。为了给“推进”“城市化”找依据，有把中国与美国作类比。说美国农民很少，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都不到。以此类推，中国现有农民7—8亿人口，故“城市化”潜力巨大。这种类比类推实在没有“谱 ”，拿社会发展当儿戏。

仅就历史文化和地形地貌地质地域条件而论，中国和美国在有关“城市化”问题上不具有可比性（和同一性）。任何一国的乡村与城市的分布发展都和该国的历史文化渊源相联系，並受“天时地利”特別是综合地域条件的制约。

如果要坚持寻找人类社会发展的“城市化”共识，那只能是，城市只是因时因地相关产业规模发展的产物，从来不是任何没有切实基础的臆断式的“谋划”。城市及城乡理念与实践要体现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进程，它是与时俱进的且符合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与任何主观意志的强加无缘。

再则，如果“效仿”美国，十多亿人口进城就业如何解决？生产出如此巨量的商品销往何处？卖给谁？世界市场一体化，全球经济任何波动都会受到影响，届时何以应对生产过剩、市场萎缩？真正的危机就会找上门。2008年，我国之所以出色应对了金融大海啸。除了相关政策措施应对得当外，还有一个重大因素，就是大量（临时）失业人员又返乡务农去了，避免了“绝对失业”的社会危机。危机来临时，最受冲击的是民生问题，而就业是民生的核心。社会生产就业体制必须保持适度“弹性”，“弹性” 要具有多样性，这为社会稳定机制所不可缺。

时下某些陷于危机或经济低迷的发达国家，出现不同程度的某种“动荡”，失业骤增和居民收入下降是主因，造成此问题的根源是在于过度城市化商业化及普遍极度“僱佣化”的生产就业体制的“弹性 ”缺失而导致的僵化。

人口居住过于集中，高楼密集，这本身不仅是一种生态危机，也蕴藏着生存危机。

“同则不继”，老祖宗早说过，生活居住方式也通此理。

过于封闭、缺少沟通、疏于交流、人情冷漠、性情怪异，这些西方发达国家常见的社会病态，久而久之或许将会在我国“上演”。

人们的生活过于应赖工业、商业机制，若某一环节出现异常，将使该系统停摆，影响全局。

在应对天灾人祸方面，特别应对大的自然灾害及未来可能的（强加的）战争，必须防止失去本来拥有的许多有利条件和优势。察近忧须谋远虑。

晓社会之理要通自然之常。在城乡布局和生活居住方式上也应如此。决不被不科学的“城市化率”所迷惑。 （秦振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