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市化率按不同口径，相差几乎可达14个百分点，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凸显官方和学术界的深刻分歧，更使中国的歧视性户口制度和土地制度的弊病暴露无遗。

避免伪城市化

当前，中国官方已不再用城市户籍人口，改用城市常住人口计算城市化水平。

所谓城市常住人口，即在城市地区连续居住时间超过六个月的人口。这种算法自然包括绝大部分的城市户籍人口，但也包括以打工和其他目的进城逗留，时间超过半年的外来人口。按这一定义计算，中国的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8%，一跃至2011年的突破50%，相当于6.8亿人成了城市居民。

这一算法倒是符合国际通用标准。因为在没有户口制度、不允许政府垄断所有土地交易的经济中，如果有人来自农村而又在城市地区逗留六个月以上，一般就被认为是城市人口的一部分了。

然而，这一数字包含了大约2亿左右的农民工，相当于中国总人口的14%。学术界据此认为中国的真实城市化率应该扣除农民工的份额，因而只有36%上下，并将官方数字戏称为“伪城市化率”。

从目前数据看，只有10%左右的农民工能接家人和子女到城市，逐渐融入当地社区，成为城市的永久居民。有些“90后”的农民工，尽管没有城市户口，其实是随他们的农民工父母在城市环境中长大。他们毫无务农技能，更无农村生活经验，要他们在年岁渐增后返乡重新变为农村人，不啻当年软硬兼施地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但违背人心，也逆时代潮流。

2亿不是个小数。世界上总人口超过此数的国家不过五个。虽然官方统计数字可将他们谈笑风生地化为城市人口，但真要将这个庞大人口及其后代永久性地融入城市，成为当地市民社会平等的一员，涉及对住房、医疗、社保、教育、卫生等设施的超前规划和巨额投资，谈何容易。这也是为何这2亿农民工基本处于自生自灭状态，与城市的关系若即若离，在当地市民的眼中若有若无。

转移农民工

何况即使假设这2亿人最终能融入城市，并假设中国总人口不再增长，农村还留有中国人口的另一半约6.8亿。假设18亿亩耕地能在城市化的汹涌浪潮下幸存下来，并假设农村只留1亿人口务农，需要移出的农业人口仍高达5.8亿。

这还是极为保守的估算，因为届时农村的人均耕地也不过18亩，相当于1公顷多。凭借如此小的农地经营规模，农村人口又如何追上城市人口的平均收入？要追上，务农人口的平均耕地面积必须继续扩大。而这只有迁出更多的务农人口才有希望。

将农业人口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移入城市工作、定居，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事，而是极为紧迫的任务。因为在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高达50%的情况下，农业占中国GDP的份额却急剧降至不足10%。作为总趋势，这本身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健康标志。

但是，在现行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的双重障碍下，本来的好事却引发极为严重的社会后果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无法随农业产值在GDP中的比重的迅速下降而同步下降。

从基尼系数的计算方式可看出，如果50%的人口大致只能得到10%的国民收入，则城乡收入差必然不断恶化。这种局面继续发展，最后必然引致爆炸性的局面。

有一种说法是，发达国家当年靠对外殖民，输出人口，才消化了本国的过剩人口。言下之意，当代中国迟迟无法消化农业过剩人口，似乎和中国的户口、土地制度无关，而是失去了向外扩张和殖民的历史机会。这种不寻找自身制度原因，首先怪罪于历史和外界因素的说法，十分误国误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