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12-01
一、研讨会背景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已成为全球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在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的同时，我国城镇化率亦快速提升，从1978年的20%快速提升至2014年的55%，可预见未来10年中国城镇化率仍将持续提升。过去30年，城市快速扩张，城市人口急速膨胀，城镇带不断形成，城市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繁荣的主要载体，也是中国接入全球网络的主要节点，并出现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全球城市”。然而，过去30余年经济的快速增长却遗留了不少城乡社会问题，特别是“家庭危机”更为明显，如农村留守与城乡离散问题、城市新贫困阶层问题、家庭城际分离问题、等等。面向未来，不禁让人反思，城镇化进程中中国乡村如何突破“终结”走向“复兴”？城市如何从“增长机器”转向“美好家园”？城市流动人口的“家”在何方？城乡规划如何转向更关注社会民生？……这些均为我国未来城镇化进程中亟需面对与解决的核心问题。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正式颁布，规划提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及共享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发展要求，十三五规划期中发展质量、社会民生与生态文明的重要性更为凸显。在经历近30年的快速“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后，中国城乡经济社会将进入全面重构的新发展阶段。而“家庭”作为中国社会运行的最基本单元，“家庭重建”将成为中国式城镇化的主要落脚点。 在此背景下，2015年10月21日王兴平教授团队发起了首届“家庭、城镇化与城乡规划”研讨会，并就“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家庭变迁及其影响”、“农村家庭城乡离散化的影响与应对”、“城镇化中的家族聚落与乡土文化变迁”、“城市流动人口家庭的城镇化”、“农村土地流转与农村家庭迁移”、“以家庭为单元的新型城乡关系构建”、“面向家庭需求的城乡规划方法与理论”等议题展开研讨，以下为本届会议与会学者们的主要观点。 二、研讨会主要观点 王兴平（研讨会发起人与主持人，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导） 家庭视角的城镇化和城乡规划是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新研究议题，也是未来城镇化与城乡规划实践突破的重要方向。我们对“家庭、城镇化与城乡规划”这一议题的研究发端于产业空间研究过程中对就业者生产-居住-服务空间的关注，以及后续对高铁影响下就业-居住空间城际离散问题的研究，综合上述不同视角和不同空间尺度的研究，发现过去单纯生产导向的城镇化和城乡空间模式存在局限性，需要从生产视角的企业区位论转向综合视角的家庭区位论、关注城镇化和城乡空间变化过程中家庭全体成员在就业-居住-公共服务方面的整合联动。基于此，我们主要围绕“家庭与城镇化”、“家庭与城乡空间变化”、“家庭与城乡规划转型”三个方向展开研究与实践。在家庭与城镇化上，家庭城镇化不仅要求产业空间、就业空间、基本公共服务供应、生活空间等多空间的平衡与协调，还要求关注城镇化主体——家庭成员的切身感受和社会融合。除了农村家庭的城镇化需要关注外，城市型离散家庭与城际离散型家庭问题都应在此进程中获得解决，未来的城镇化要实现全体家庭成员在“就业-居住-公共服务”三个维度同步实现城镇化，并在合理的空间尺度和通勤范围内实现就地、就近配套，实现城镇化由耗散式向集约式、离散型向聚合型的转型。在家庭与城乡空间变化上，需要力促面向社会发展的城乡空间转型，重点关注个人与家庭的发展需求和空间偏好，促进家庭生活空间和服务体系优化、建设家庭文化等精神消费空间，促进家庭成员日常活动空间的适度集聚和整合。在家庭与城乡规划转型方面，需要积极探索基于家庭区位论的新型城乡空间规划体系，为建设以人为本、宜家宜业型城乡空间提供引导。 陈小卉（江苏省城镇化和城乡规划研究中心研究员） 家庭的城镇化是与国家公共政策和战略问题高度关联的议题，是城镇化的最小社会单元。以往我国经历的是候鸟型的城镇化，如江苏全省有1000多万的外来人口，大规模的外来人口集聚与流动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春运问题、社会治理问题，而家庭城镇化则是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的重要目标，也是解决流动人口问题的重要方向。从家庭流动方向来看，有二种趋势，有部分留在城市，有部分返乡团聚。一方面，对于“留城”人口，政府需要解决在城市中外来人口随迁子女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问题。如进城农民工的子女教育问题，未来养老问题，“农二代”的充分就业问题等，这些市民化成本，都是新型城镇化面临的挑战。另一方面，就地就近城镇化也是家庭城镇化的另一个方向，这要求地方政府发展产业，提供就业空间，让农民能够留乡创业。我国中西部地区也出现了“农民工回流”的现象，部分县市设立了“返乡创业园”，提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创业的空间。同时大量乡村旅游等现代农业的发展，也为家庭城镇化留乡创业提供了空间。在家庭生活成本综合比较优势下，中小城镇将成为城镇化的蓄水池，农村家庭的主要聚居地。 吴启焰（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导） 家庭是城市化的一个重要视角，有别于以往把个人作为城镇化指标的做法。特别是在大城市边缘区，家庭城镇化的相关问题更加突出。在户籍制度等中国特色的制度与文化影响下，中国城市化模式与西方国家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之处。如大城市边缘区等出现了“半城市化区域”，这种现象在西方的早期和南美洲等地区的城市化过程中都有出现。这种半城市化现象体现为大城市边缘区具有多重的二元性：（1）制度的二元性：即兼具“城市性与乡村性”。如具有城市户籍与乡村户籍的两类户籍人群在半城市化区域高度混合。（2）社会网络二元性：即城市社会网络的弱联系模式与乡村社会网络的强联系模式高度混合，社区关系既体现出城市的特征，又有血缘、地缘影响下的乡村特征。（3）居住空间形态二元性：原有的农村家庭居住空间形态是一种单家庭庭院的模式，进入半城市化阶段后，位于城市边缘区原有的农村家庭退出，或将房屋租给多户人家居住，多户家庭同时占有同一个居住单元，单家庭居住模式转向多家庭居住模式。 欧名豪（南京农业大学教授、博导） 土地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绕不开的话题。我国土地的城镇化快于人口的城镇化，城市扩张速度很快，成效也非常显著。从城乡建设用地与农地之间的比例关系来看，中东部地区整体的开发强度已经超过英国、荷兰等国家，局部地区开发强度更高，如苏南地区已超过了30%。与此同时，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但人的城镇化却是不彻底的，更多的是作为劳动力的流动而没有真正涉及到稳定的家庭的流动。我国的户籍制度与城乡土地制度是分离的，出现城镇化进程中空间变动很大、而制度变化很小的问题，如农民在土地被征收为城市土地时，户籍还是农业户口，即土地的城镇化并没有带动户籍的城镇化。我国现行的土地征收是一种政府行为，而不是市场行为，土地价格也不是市场价格。在现行的土地流转制度下，农民家庭对国家城镇化的过程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总体上农民家庭的城镇化获益是相对较小的。然而，如果地方政府不走土地财政的路线，在没有土地征收与出让的价格差的支持下，地方政府在投资、招商、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工作都无法正常实施。当前这种模式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另外，农村土地的改革也与家庭城镇化关系密切，尤其是宅基地流转问题。目前的难点在于宅基地本身的集体土地属性以及人口流动的跨区域性使土地的异地置换难以实施，这也限制了流出人口均享所在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可能性。 金一虹（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教授） 我国正经历着城乡巨变，用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周飞舟的两句话来概括：农民上楼、资本下乡。城市化过程使乡村家庭与社会关系从熟人社会经历了半熟人社会逐渐向陌生人社会演变。原来的乡土关系建立是建立在血缘和地缘紧密连接的基础上的，自然村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扩大的家族，比邻而居的地缘组织村庄，构成乡土社会中人与人关系既泛又韧的纽带。经过拆迁“上楼”后，农村人与人之间在空间上的稳定关系被打散，血缘和地缘扭结的双螺旋也拆解开了。但是，很多村庄在被拆迁、改建之后，乡里乡亲之间基于“地缘”而存在的关系还会继续发挥作用。也就是说，之前的乡村社会关系在城市的空间中以另一种方式重新链接。在经历城市化后，很多地方的人群中反而形成了扩大化的家庭关系，扩大泛化了地缘关系，如地域性的老乡、同乡的认同。这事实上就是农村地缘关系与血缘关系在城市空间内的重构。农村弱势群体如何在城市形成新的社会网络？空间上离散的农村家庭关系如何在城市化进程中重建？这些都将是未来家庭城镇化研究中不应忽视的重点。 龙书芹（东南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目前我国大的社会背景具有两大特征，一是明显的城乡二元性，一是严重的贫富分化。不论选择哪种城镇化模式，都存在农民家庭城镇化之后的社会融入问题。除了收入、社会地位等比较明显的问题之外，农村家庭在城镇化过程中的不公平感问题也应重视。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的不公平感是最高的，比老一代农民工、城市居民等都要高。参照系的改变，使得新一代农民工的心理感受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以城市居民为参照，与原来的农村几乎是完全割裂的，是不同于老一辈农民工的。因此，除了物质层面的城镇化需要关注外，我们还要关注精神、心理层面的城镇化，未来的城镇化要满足新的时代背景下农村家庭在城市的不同需求。 陈宏胜（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生） 以往我们更多的关注城市及其周边区域的城镇化进程，而较少将乡村与城镇化进程关联起来研究。中国城镇化进程发生的一个重要背景是“乡村分异”，乡村分异进程中“乡村衰落”与“乡村复兴”是并存的两个主要演变趋势。而大量农村居民迁往城市主要的推力就是“乡村衰落”，除了加大中小城市的建设力度外，调节当前人口流动趋势的重要方法是持续推进乡村建设，使大多数乡村从衰落转向复兴。但是，当前不少乡村规划与建设项目并没有规划蓝图描绘的如此乐观，除大都市郊区乡村建设较易取得成功外，占大多数的传统农业型乡村的发展却依旧缓慢。我们对南京都市圈内近邻高淳的乡村展开调查发现，虽然政府逐渐加大了农村建设的投入，但对于传统农业型乡村家庭而言，外出务工仍是最优的家庭选择，留守家庭大多因缺乏外力的拉动而选择留守，如缺少城市亲戚、学历低、缺少城市生活工作经验等等。事实上，从我们的调研情况来看，现有的乡村规划模式在应对传统农业型乡村的衰落问题上是很乏力的。另外，乡村人口的外流也已经影响到了乡村复兴的实现，如在缺乏精英或外出精英与村庄联系纽带减弱的情况下，乡村的集体行动力、归属感都存在问题。对于乡村规划师而言，理解好乡村留守家庭的生活实践与发展设想对于编制乡村规划极为关键。 （供稿：许闻博、陈宏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