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城市发展已由增量扩张转为存量优化，通过对处于稳定发展阶段城市的空间形态和拓展因素的研究，有助于挖掘城市发展的规律特征，对未来的城市规划和城市更新起到引导和调控作用，促进城市转向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文章以天津市为例，以 1985—2020 年的城市遥感影像数据为基础，利用 GIS 工具对天津的城市扩张进行定量化和可视化分析，并通过逻辑回归（logistic regression）的方法，利用社会经济数据对影响城市发展的因素进行定量化研究，以探寻城市扩张的规律和驱动因素，为城市的更新发展探寻方向。

　　文章以粤闽浙三省 204 个市县为例，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揭示空气质量指数（AQI）时空分布特征，应用空间计量模型探讨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和城市形态等因素对空气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1）粤闽浙三省年空气质量指数在空间上呈现“北高南低”的特点，空气污染热点主要集中在浙江省北部、中部及东部沿海地区，空气质量较好的冷点主要在福建省东北部。（2）季节尺度上，AQI 呈现“春冬高、夏秋低”的季节变化特征。（3）回归模型显示：城市用地结构越均衡越能显著改善空气质量 ；城市绿化覆盖率对空气质量改善作用不明显；城市化水平越高的市、县，空气质量越容易得到改善，且城市空气质量改善效应优于县城地区；第二产业生产总值占比、交通因子、建成区用地规模对空气质量产生消极影响；夏季高温将加剧空气污染；年最高温平均值、年降水总量、植被覆盖指数对空气质量有改善作用。

　　制度是城镇空间演变的重要驱动因素，创新企业所依托的物质载体作为城镇空间的核心构成，受制度因素的影响更为直接与显著。文章以杭州市为例，基于新制度主义理论视角，构建“制度—空间”逻辑框架，试图总结创新企业空间分布演变过程，并揭示其内在制度逻辑。研究发现 ：①创新企业空间分布演变经历了“老城集聚—郊区迁移—散点分布—城区回迁”4 个阶段，这一过程中制度嬗变并非线性，而是始终处于“试错—调整”交替的过程 ；②制度逻辑主要包括地方分权制度的催生、空间规划制度的引导、创新政策制度的支撑和存量更新制度的驱动 4 个方面。最后，从强化制度作用、创新制度供给和完善制度保障 3 个方面提出优化建议。文章旨在丰富创新企业空间分布演变的制度内涵，同时也为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提供参考与借鉴。

　　文章以“权力—资本—效益”分析框架研究南京仙林大学城的空间生产过程与作用机制。仙林大学城的发展包括 3 个阶段 ：多重效益驱使的选址阶段、权力与资本博弈下的开发阶段、多方主体合作发展的运营阶段。需求驱动和资本增值是大学城空间生产的机制。政府统筹下的城市建设加上多方参与的城市实践有利于调节市场运行规律，避免投资风险，促进空间生产的良性循环。文化效益和环境效益是大学城开发建设过程中提升城市品质、促进转型发展的关键。

　　在旅游发展背景下，乡村公共空间不仅可供村民们日常生产生活所用，而且还是外来游客观光休闲的行为空间。作为主客共享的重要场所，乡村公共空间愈发受到学界的重视。文章基于乡村主客共享公共空间概念的界定与用地类型的梳理，从旅游发展视角出发，以徐州市汉王村和南京市傅家边村作为研究案例地，通过网络数据搜集、实地考察调研和空间数据解译的方法，对两地拥有的主客共享公共空间类型及其时空演变情况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 ：①两村的主客共享公共空间类型丰富，表现各有千秋 ；②乡村主客共享公共空间的规模在两村均有所增加，并且旅游介入背景下汉王村的表现更为突出；③汉王村和傅家边村的耕地和居住用地面积占比都有一定程度的减少，随之增加的是公共用地。文章在乡村公共空间分类体系中提出“主客共享公共空间”概念及其分类标准，旨在丰富乡村公共空间的研究，同时也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乡村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在城市生活中存在着各式各样的数据，其中以微博签到数据为代表的社交媒体数据为规划师探寻人群活动与城市建成环境的动态关系提供了可能。文章以苏州市微博签到数据为载体，探寻了新兴大数据在解读城市结构与活力度方面的应用方法。研究还就理解城市居民社会活动与城市空间的动态相互作用进行了探索，结果表明，城市空间的土地利用与组织方式决定了城市居民活动的聚集程度以及时间长短。以上研究尝试在新兴数据载体下重新理解城市结构与社会活动之间的关系，为今后的相关研究及规划实践提供了一次新的理论探索。

　　街区作为城市空间构成的基本单元，承载着社会治理内涵和居民日常生活。文章以城市空间治理为切入点，通过构建“制度与生活”的分析框架，回顾了封建社会发展中街区空间的演变历程，进一步展开分析了空间变革的 3 个关键节点，即里坊分区空间、厢坊多元空间和街坊复合空间，并归纳总结了传统街区空间变革的技术逻辑、目标导向和运作机制，以期为今后探索适应本土化需求的街区空间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