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竞争力
- 作者简介：甄峰，南京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博士，讲师。邮编：南京，210093。
朱传耿，南京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在职博士生，副教授。
穆安宏，新疆现代石油工程有限公司经济师。
- 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的新区域城市现象
- New urban and regional phenomena under globalization and informa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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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甄峰 朱传耿 穆安宏
- Zhenfeng Zhu Chuangeng Mu Anhong
- 摘要：
经济全球化、信息化进程的加速，使得区域与城市日益暴露在复杂的全球竞争环境中。由于信息技术的时空压缩，各种流的运动，导致一系列新的区域城市现象的出现。 - 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新区域城市现象； - Abstract: With rapi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informatization, region or city is more and more exposed to complex global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Time and spatial compression, and various flows, which are due to improve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ve induced some new urban and regional phenomena. From global to local level, the paper reviews these new phenomena.
- Key word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nformatization; new urban and regional phenomena
-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新技术革命在生产和组织中的应用，以及经济贸易自由化加速了全球化进程。在这样的背景下，国与国、国家与区域、区域与区域、区域与城市等不同层面空间突破了原有的组织和距离限制，呈现出更加紧密的互动关系。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加速，城市的某些功能已经超越了区域、国家层面，在全球层面上运行。这一新的动力机制也使得城市与区域发展日益被暴露在一个更加开放的竞争环境中，基于生产性服务业和远程通讯系统日臻完善，出现了新的城市空间现象和不均衡的发展过程。
1 世界城市(world city)、全球城市(global city)与全球城市体系(global urban system)
信息时代城市与区域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出现全球性城市。Jean Gottmann(1977)就指出，20世纪中从工厂向办公室的转型及其白领工作岗位的相应增长是城市作为全球商业总部的结果。高级远程通讯系统使公司总部可以直接与其他城市的分支机构或辅助设施联系。曾经是货物生产中心的城市现在成为信息生产中心。通过扩展全球信息密集活动中心的辐射，促进了全球城市的形成。表1给出了全球10大城市密集区，这些有限的全球城市区域是全球化经济时代的主要节点和关键点，由于其聚集了大量的能量，因此对全球政治经济、社会格局的形成与稳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城市和全球社会间紧密的相互作用要求新的城市社会、文化、经济变化分析理论，这里有两个主要的假说，即世界城市和全球城市。世界城市概念首先是Patrick Geddes(1915)在其著作《进化中的城市》提出的。之后Peter Hall(1966)对世界城市进行了综合研究，涉及到政治、贸易、通讯设施、金融、文化、技术和高等教育等方面。John Friedmann(1982, 1986)指出决定世界城市的不是人口规模，而更多地是经济和政治角色的结果。根据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Friedmann将世界城市等级分为核心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三部分，并认为世界城市产生于核心和半边缘区域，它们作为金融中心、行政总部、意识形态控制中心而存在。Sassen(1991)提出了全球城市假说，并认为这些城市存在以下特征：(1)世界经济组织总部的高度集中；(2)金融和专业服务公司取代制造业而成为主导经济部门；(3)主导产业的创新源地；(4)新兴的产品和创新市场。很清楚，全球城市的增长是通过公司总部、高级服务业、全球金融服务业、国家和超国家的管制制度和国际文化产业依赖而累积集中的。正如Lash和 Urry(1994)所指出的，全球城市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驱动力依赖于信息、知识和象征性货物及服务（广告、市场、设计、咨询、金融、媒体、音乐等）的控制、协调、加工和流动。
近些年来，日益发达的远程通讯网络在全球城市的形成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全球城市的存在也影响着远程通讯网络的空间形态。全球城市是网络体系中各种联系和通讯发生的关键性节点，而这种网络模式并没有使这些城市等级减弱，相反加剧了多种要素在这些关键性节点地区的集中，某种程度上使原有的宏观层面的等级体系更加明显。正如Bruinsma和Rietveld(1993)所讲的，新的人或货物的快速交通系统（航空、高速公路）的发展，或者是远程通讯的发展趋向于引导国际交通在少数枢纽城市（hub-cities）的集中，继而提高了其后勤服务优势，在最大程度上维持了全球城市的电子竞争优势。全球城市的发展和功能定位日益依赖于先进的远程通讯网络和服务，在这些城市的一小部分地理空间中集中了所有经济部门和跨国活动的通讯最密集的要素（Leyshon and Thrift,1997）。Matthew Drennan(1991)也发现美国信息密集型的公司趋向于定位在全球城市。Graham,S.and Marvin,S.(1996)也认为，全球城市对塑造浮现中的全球地理和远程通讯基础设施形态有着关键性的影响。特别是全球城市的CBD，在快速变化的通讯景况中发挥了主导的作用。可以说，通过提供多样化的交易方式（面对面的或通过电子邮件），而不是简单地替代，远程通讯网络加速了社会经济要素的集聚性增长，从而促动了全球城市的形成和发展。
在这个区域及城市日益国际化的过程中，城市功能的变化重新定义了城市等级，而由于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都能在生产、管理、贸易、政治等活动这一功能重构中得到同样的收益，这势必导致了全球层面城市等级体系的形成。Bonneville(1994)以欧洲的18个非首都国际性城市为例，分析了经济国际化对大城市发展和城市等级网络重构的影响。研究表明，它们在国际交易网络中的位置方式变化很大。作者还指出，以前的许多研究都强调经济基础和出口作为集聚带内增长的动力的重要性。然而，他注意到另一种类型服务部门和商业活动的国际化的发展，不再关心地方或区域生产的出口而是进口产品的重新分布。这样，一些区域或城市可能卷入一个过程，即适应国际产品或区域文化标准，并且可能变成世界经济和区域的作用界面。这些城市被选作生产配置中心和进入大规模市场（欧洲规模经济区）的大门。
2 区域化(regionalization)与区域增长三角(regional growth triangle)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为了在全球环境中保持竞争优势，以区域背景为基础的国家间合作开始出现，也就是所谓的区域化浪潮。贸易自由化、远程通讯政策管制的解除等极大地推进了这一进程。这样，在全球城市等级中，出现了区域城市(regional cities)的概念，它们往往处于全球城市等级的第二层次。这些城市一般都拥有某些高级服务业（如金融服务、高等教育和R & D、电视新闻或电视娱乐）职能，围绕某些地区构成城市走廊。Douglass(1992)指出，区域城市发挥着将世界城市的管理决策转换成政府和公司的策略和协议的作用，进而为国家层面上的投资分配和转移服务。Erhard Berner 和 Rudiger Korff(1995)对欧洲研究后指出，区域城市包括较小的欧洲诸国首都，及较大欧洲国家的主要的省级城市。区域城市还有一种例子就是边境大都市的形成。Lorrens(1991)以美墨边境为例，对这一特殊国际空间现象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美墨边境城市间的功能性联系是以相互依赖的经济增长形式出现的，并通过环境、社会、文化和历史的联系得以加强。全球力量——移民及跨边境制造业——共同作用产生了城市结构超出国际化边境的跨国大都市。这种跨国界的城市聚落的出现说明了边界发展整合进了全球经济体系循环。在欧洲和北美边境地区，跨境城市正逐渐成为新的生产和城市生活中心。
全球化与区域化也推动了另一种新的空间增长模式的出现，即增长三角。东南亚地区的增长三角(Growth Triangle)是90年代提出的新的小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它是多个邻近国家或部分地区为实现经济互补和取得比较利益，进行合作的小范围跨国经济区。东亚已经形成了新增长三角（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印尼）、东盟北三角（泰国、马来西亚、印尼）与东盟四角经济合作区（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及文莱）、华南增长三角、图们江三角联合开发区共5个增长三角。与紧密型经济集团相比较，“增长三角”具有灵活性、市场调节性、开放性及互利性等特点。而地理邻近、经济互补、政策协调与基础设施建设则是其形成的条件（魏燕慎，1998）。
3 金融中心城市(financial central city)与离岸银行中心(off-shore bank center)
金融活动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全球化活动，全球化过程中金融活动最关键的作用是形成了重要的金融中心，而这些金融中心的存在是将城市集合体转化为世界城市的基本条件。国际金融中心由各种金融机构组成，通常位于某个大城市的中心区域，如纽约的华尔街、伦敦的伦敦街及香港的中环等。由于大量的金融机构集中在一起，使金融机构之间相互的通信联系费用大大降低，其他各种相关的业务成本也由于可以得到专业化服务和达到规模经济效益而得到可观的节约。从国际金融中心的成长看，可以分为两种类型：(1)凭借金融中心所在国雄厚的经济综合实力，在提供资本出口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国际金融中心，如伦敦、巴黎、纽约、东京等；(2) 20世纪60年代以后以提供离岸金融服务为主成长起来的金融中心，如卢森堡、新加坡等，它们的发展不必以丰裕的国内资本供应为必要条件。作为全球经济控制中心的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金融中心，既提供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出口业务，也提供离岸金融服务。衡量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一般有两个指标：即国内外金融机构的密集度或金融机构资产、资本的集中度，二是金融业务量的大小（蔡来兴，张广生，王战，等，1995）。
金融中心构成了最高等级的世界体系，这以它们之间强烈的相互作用为特征，这些金融中心的存在也是将城市集合体转化为世界城市的基本条件。Budd和Whimster(1992)指出，金融中心的相对地位反映了其国家经济的实力，但只有一少部分充当着国际或者全球中心。这一地位基于许多独有特征的结合，如交易处理能力，活动范围，提供给客户的专业技术水平；贸易与决算中的技术复杂性，可得的创新金融设备的类型；及其伙伴和客户的全球可达性。在金融中心的形成中，远程通讯网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于高度流动性的本质，发达的通讯设施及最新的信息技术允许了全球层面远距离贸易操作和巨额货币的瞬时转让的实现。伦敦的城市研究计划表明，金融活动在特定场所的大量集中导致了这些金融中心的出现，这隐含着金融服务领域流行的强集聚力量的存在。该研究总结出了导致金融活动高度集中的四个外部性原因，即接近职员、接近支撑服务、个人联系和一个最有声望的区位（London Business School， 1992）。所有这些因素被地方社会文化环境所强烈塑造，进而强化了金融中心的地域性。
4 网络城市(network city)的兴起
全球经济正在培育出一种多中心的城市形态，即网络城市(network city)(见图1)。当以前相互独立但功能存在潜在互补的两个或更多城市在快速交通和通讯设施支撑下，争取合作并增加范围经济(scope economy)，网络城市应运而生（Batten,1995）。当引进这种网络城市体系的提法之时，Hohenberg和Lees(1985)强调了网络体系中节点的思想。城市形成了网络的中心、节点、结合区以及投递和传输功能。网络城市的多节点共同形成一个独有的弹性交流环境。经济学家将网络城市看作是不完全竞争机制下的市场空间中的不同产品竞争。它们独有的多中心结构和弹性功能形成了垄断优势。网络城市利用了城市规模在单中心形态下产生的不经济。这与中心地城市在空间和功能上都有区别。
经由高效的基础设施走廊，一些邻近的城市得益于相互作用、知识交流和未预料的创造力等所形成的综合动力，促使了网络城市的形成，并能使这些城市获得巨大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这种合作机制与公司间的网络相类似，通过相互作用、知识交流和创造力的相互增长的协调会使城市受益。欧洲的例子包括伦敦-剑桥和斯德哥尔摩(Stockholm)—乌普萨拉(Uppsala)走廊。每个高科技走廊的发展都有一个国际航空港。这种基于交通边界的场所正在培养一个高层次的基于知识的活动，创造性的网络城市会优先考虑研究、教育和创造艺术等活动。如今，70%的欧洲的创造性区域是高科技走廊或网络城市。在这些城市体系中，基于功能互补的紧密联系已被锻造，而不是简单地以距离和需求门槛为基础。在以上创造性区域集合内部，许多R&D的运行，其生产活动是基于知识工程和新的系统结构（而不是工业化时代的企业指向的工程）。它们是联系密集型的，并且渐渐地形成了全球层面的网络：一个国际城市网络。由于它们的未来动力更多地依赖于跨国人力资源，David F.Batten(1995)预见21世纪更多的网络城市将会穿越国家界限。
5 信息城市(information city)与智能区域(smart region)
随着中心城市功能迅速由货物加工转向服务和基于信息的产业，主要的城市中心已经或即将作为调节一个整合的区域乃至全球经济的交易的数据节点和流的网络的关键参与者。这促使了以信息、知识活动为主的信息城市的产生。Castells(1989)在其著作《信息城市：信息技术、经济重构和城市区域过程》中对这一新的空间现象的产生进行了详尽的描述。他认为，弹性生产体制的出现促使了资本主义生产重构及转型、新的信息发展模式出现并迅速地改变着区域与城市的结构和形态。在这样一个信息城市中，有线电视、通讯网络等将人们的各种活动很方便地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得各种流的塑造作用加强，最终，流空间(space of flow)将会取代场所空间。Hepworth(1990)也总结了信息经济下的城市结构变化：(1)信息相关的活动对财富生产和就业的增加的贡献；(2)新的信息技术增加的集中性，作为在管理、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一种形式的资本；(3)基于信息容量的较高水平的专业化，包括特别的内部信息服务。
信息时代，决定城市与区域命运的是对信息的占有、获取能力及信息流的畅通程度。Stephen Graham(1999)指出，在网络建设的狂潮之下，大的城市区域，或全球城市是通过远程通讯对空间重分(reconfiguration)的典型例子。时空障碍被复杂多样的有线电子基础设施加以重新界定。在这个新的发展背景下，区域与城市发生了新的重组与分化，那些有着较好发展基础的城市与区域率先走在了信息化的前面，从而成为新的信息发展极。在这些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很快，信息产业也已经初具雏形，而那些信息边缘城市与区域则可能面临进一步边缘化的威胁。
近些年来，许多社区和国家已经开始描绘第一个赛伯场所(cyberplace)的图景，并将其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相结合，从此出现了智能区域(smart region)的概念。美国加州是新的知识经济时代惟一最大的软件和硬件生产区，也是智能社区(smart communities)概念的起源地。加州发起的智能社区计划将其定义为一个从邻里到多个县区的地理区域，其居民、组织和政府机构使用信息技术，这使得区域发生了转型。这一计划的基本假定是智能社区不是信息技术的使用和配置，而是经济发展、就业增长的促进和生活质量的提高。美国的许多社区已经采取了相似的行动。斯德哥尔摩，西雅图和萨克拉曼多已经建设了大规模的公众接入网络，居民能使用以获取关于政府活动、社区事件和重要的社会服务如灾难准备、预防儿童虐待和文化教育。维吉尼亚的Blacksburg大学城已经将自己转型进了一个电子村庄，这里大量城镇企业和居民与地方数据网络相联。一些城市如圣迭戈(San Diego)，作为未来城市(揅ity of the Future?计划的一部分，正在建设更复杂的电子基础设施。其他国家，如新加坡已经发起了IT 2000，即智能岛计划(Intelligent Island Plan)。日本也在建设电子的技术社会(Technopolis)，法国在1976年就发起了远程通信处理计划(Telematique)，旨在使家家拥有电脑。美国克林顿政府则发起了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II)计划，其早期的目标是在2000年将每个学校和学生与因特网联系起来。
6 郊区化(suburbanization)与边缘城市(edge city)的出现
二战以后，美国城市开始出现了郊区化的发展趋势，小汽车的发展和交通条件的改善以及人们对郊区环境质量的追求共同推动了这一趋势，使得郊区化逐渐成为美国社会的主导生活方式之一。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郊区化的一个新趋势就是在扩散中又有相对集聚，城市结构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同时，远程通讯技术的进步也推动并促发了新一轮的郊区化浪潮。中心城市和郊区之间建立了新的相互依赖关系。Wallis,Allan D.(1994)指出，后工业时代，多样的转型和变化强化了大都市区内部中心间复杂的互动。一方面，高度专业化的服务，尤其是金融和法律在中心城市的集中，支持了现代公司所需要的控制功能；另一方面，由于郊区高科技走廊的作用，对区域的功能进口替代所必须的创新活动不再是主要发生在中心城市。
边缘城市(edge city)概念由华盛顿邮报记者Joel Garreau于1991年在他的《边缘城市》一书中所提出的。他认为，边缘城市是美国城市发展的新形式，是位于原中心城市周围郊区新发展起来的商业、就业与居住中心，而这些中心在30年前还是农田、村庄或纯粹的居住用地。这些新的中心已经具备了城市的基本功能，即居住、就业、交通及游憩等，但建筑的密度比中心城市低。Garreau认为，边缘城市代表了20世纪城市发展的“第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是50-60年代的人口居住郊区化；“第二次浪潮”是70年代以后的以超级市场为代表的商业郊区化；“第三次浪潮”则是就业岗位的全面郊区化。
尽管不同的学者对边缘城市的看法各有不同，而且褒贬不一，但是，边缘城市概念的提出还是反映了美国社会发展的客观事实。正如孙一飞、马润潮(1997)所言，边缘城市是美国社会的一种客观存在，它是人口郊区化、产业信息化、交通小汽车化等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当今许多美国人的自然选择，是城市空间重组和功能重构的产物。它反映了城市由单中心向多中心结构转变的趋势，是在扩散中的重新集聚。
7 结语
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在信息技术作用下，新的区域与城市现象不断出现，并成为学术界新的研究热点。这适应了这些城市全球发展战略的需要，但西方的研究却忽视了对面对竞争激烈还仍显脆弱的中小城市。同时，城市间经济与社会的不平衡在全球动力学研究中也不受重视。对于我国而言，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即既要重视城市国际化的研究，还要重视地方城市研究，尤其是中小城市体系在开放环境下的发展问题。同时，还需要对区域与城市在多方面、多层次进行审视，不仅要关注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还要关注社会网络与创新能力的维护与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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