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
- 文章编号：1009-6000(2002)-04-0027-06
- 作者简介：华天舒，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博士研究生。邮编：上海，200092。
徐敏娟，江苏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 上海城市郊区化浅析
- Analysis of Shanghai Suburb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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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天舒 徐敏娟
- Hua Tianshu; Xu Minjuan
- 摘要：
以上海为例分析了其城市的发展阶段，并对处于郊区化的上海的城市发展机制和特性进行了分析。针对这些特性提出了相应的规划建筑层次的对策。 - 关键词：
郊区化；机制；对策；上海； - Abstract: his article takes Shanghai as example to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phase of the city,and analyse the mechanism and characteristic of shanghai during suburbanization.Aimed on these ,put forward countermeasure of planning and architecture layer.
- Key words: Suburbanization; mechanism; countermeasure; Shanghai
- 二战以后，西方各国城市由于政治、经济及社会等各种因素，城市发展普遍出现郊区化的趋势。随着汽车工业的发展，这种郊区化的趋势日益加剧。城市人口普遍向郊区扩散，进而带动工业、服务业及办公的郊区化扩散。
而我国的城市发展目前还处于向城市集中为主的城市化初级阶段。但是在一些发达的大城市地区，已经出现了郊迁扩散现象。据研究表明，北京、广州、沈阳、大连等城市都有同样的郊区化发展趋势（周一星，1996）。人口、工业明显向郊区扩散，服务业也开始向郊区转移，近郊的大型仓储购物中心开始兴旺。这些都是郊区化发展的现象。
这种郊区化的发展趋势是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发展阶段。然而，应当看到，对于人多地少的中国，这种郊区化发展趋势所带来的用地问题，使人均耕地水平本已很低的中国的人地矛盾日趋尖锐。同时，郊区化带来的交通问题、环境问题也很严重，并伴随着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浪费。因此，对郊区化现象的研究及引导势在必行。
1 上海城市郊区化的界定
郊区化是指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人口及产业向郊区迁移，形成相对于中心区而言的城市离心化现象。它是以郊区人口增长超过市区人口增长为标志的，这也是郊区化研究最基本的度量方法。国外的郊区化研究即是以此为基础进行的。但是，由于国外的行政区划与我国情况有所不同，因此有必要对上海的城郊地域空间划分与国外相类比进行。这样，研究才有可以比较的平台。
国外的城市其行政城区比建成区要小，郊区与中心城区的界线明确。行政城区即是中心城，以外地区即为郊区。而我国的行政城区范围都比建成区范围大。因此，对中心区及郊区的划分要结合建成区大小、人口密度及地理位置等相关因素进行。20世纪80年代以前，上海中心区一般指黄埔区、南市区、静安区、卢湾区、徐汇区、长宁区、普陀区、闸北区、虹口区、杨浦区10个区（见图1）。80-90年代，上海行政区划变化较大，吴淞区划入宝山，上海县划入闵行，五角场镇划入杨浦区，桃浦、真如镇划入普陀区，虹桥、新泾镇划入长宁区，龙华、梅陇镇划入徐汇区，除宝山及闵行外，其余杨浦、普陀、长宁、徐汇四个中心区均划入大量郊区土地（见图2）。至1993年，为开发浦东，更把南汇县及陆家嘴、周家渡等地划为统一的浦东区。因此，如以80年代为始点研究上海郊区化，结合历史沿革及地理位置，并考虑行政区划单元的完整性。可以将上海的地域空间划分为三个区域：一、黄浦、南市、卢湾、静安、虹口、闸北、六个区为城市中心区。二、杨浦、普陀、长宁、徐汇、闵行、宝山、浦东七个区为城市近郊区。三、嘉定、南汇、奉贤、松江、金山、青浦、崇明四区三县为远郊区。三个分区的面积分别为80.82平方公里、1518.32平方公里、4741.36平方公里（见图3）。
（2）城市地域空间结构划分之后，可以根据上述三个区域的人口统计资料进行分析。1982-1993年行政区划单位变化较大，不便作统一的列表比较。但从城中心区来看，其地域范围变化不大，人口变化有参考价值。1982年黄浦、南市、卢湾、静安四区人口分别为64.17万、71.56万、49.91万、51.94万，至1993年上述四区人口分别为73.32万、82.59万、47.58万、48.66万。人口变化分别为增9.15万人、增11.03万人、减2.33万人、减3.28万人，中心各城区人口有增有减。可见至1993年上海尚未出现绝对的郊区化趁势。93年以后，行政区划单位变化不大，可以通过列表比较。（见表1）
（3）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自90年代开始，上海中心区人口出现绝对下降，至1999年共下降8.13%，而近郊区人口绝对增长，至1999年共增长9.88%，年均增长1.58%。可以判定上海出现了绝对的郊区化趋势。同时，远郊区人口下降，至1999年共下降3.18%，因此上海郊区化的重心位于近郊区（见图4）。近年来莘庄、浦东等的住宅发展正是这种郊区化的外在表现。
2 上海城市郊区化分析
2.1 动因分析
上海郊区化出现的原因首推我国80年代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建立。与以往行政划拨土地不同的是，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反映了市场规律。由于级差地租的作用，城市结构发生了改变。城中心地租高，只有高收益的金融、办公等机构有能力承担。而工业、住宅等由于市场价格的原因，重心只能向郊区转移。
其次，我国自90年代开始改革福利分房制度。变住房实物无偿分配为货币化分配，把大部分的住房推向市场。这也使城市的主体阶层—工薪阶层只能选择相对价廉的近郊住宅。
同时，近年来上海城市交通迅速发展。至1999年末，上海实有铺装道路长度为5204公里，比1982年增加434.84%；人均道路占有量为0.39米，比1982年增加382.93%。同时，近郊快速道路的发展也为近郊住宅提供了良好的可达性，并引导城市向近郊发展。
另外，上海城、郊的环境质量差别也形成了一种推拉机制。对比城市中心区的拥挤、嘈杂及空气污染，郊区空气清新、环境优美。单就绿化覆盖率来讲，中心区为11.57%，近郊为21.63%；人均绿化面积中心区为0.92平方米，近郊区为4.88平方米。因此，很多人选择了郊区住宅。
2.2 特性分析
上海的城市郊区化与国外相比较有许多特殊性。这首先表现为发展的被动性。上海的城市郊区化主要是由于政策的引导和旧城更新的压力造成的，是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附带结果。城市人口基本是被动的迁移，这主要是由于郊区基础设施的薄弱，它包含交通设施、生活服务设施，及存在就业与入学等社会问题。因此，如果要对郊区化进行引导，必须在这几方面进行改进。
其次，上海的城市郊区化主体也具有多元化特性。与国外郊区化主体是富裕阶层不同，上海的城市郊区化主体包括了富裕阶层、工薪阶层及外来人口等多种社会群体。他们是出于不同的目的向郊区扩散的。这也造成了社会空间分异的不明显，给管理带来难度。
同时，上海的郊区化在空间上有近域扩展性。这是由于郊区基础设施薄弱，对中心城的依赖性造成的。其表现形式为沿交通干线的星状发展——填充——蔓延。使城市的发展呈现出“摊大饼”式的低密度蔓延的方式。
最后，上海城市郊区化还有一些特殊的表现形式。如：中心城与郊区共同繁荣，这不同于国外的中心城的衰落；户籍分离现象，即虽然居住在郊区但户籍却仍在市区；逆向通勤流：虽然人口居住在郊区，但绝大多数的就业仍在中心城市区，这就造成了每天大量的通勤流量，给城市交通带来极大压力（孟延春，1998）。
2.3 效应分析
上海的城市郊区化有它积极的一面，首先它缓解了城市中心的人口压力。自80年代以来，由于人口的郊迁扩散，上海城市中心城区黄埔区及南市区的人口密度由每平方公里多达7-8万人下降至现今的每平方公里4-5万人。中心区的平均人口密度由1993年的50450人/平方公里下降为1999年的43709人/平方公里，使城市中心的交通、用地等压力也有所缓解。
其次，上海的城市郊区化优化了城市用地结构。很多工业企业及大中型机关部门占用的城市中心土地完成了功能置换。同时，工业企业的郊迁扩散也使城市污染有所改善。另外，上海城市郊区化促进了城市中心区的危旧房改造，使大量居住条件较差的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在郊区得到改善。结合以上所述可以看出，上海的城市郊区化对旧城改造有着良好的促进作用，应该说，郊区化与旧城改造都是城市发展压力的表现，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同时，上海的城市郊区化也有着它的负效应，这突出表现在：（1）城市低密度蔓延，造成土地浪费，特别是侵占了大量耕地，对国家总体发展造成危害。1999年末，上海耕地为290862公顷，比1990年末减少32331公顷。（2）引发了新的交通问题，由于大量的通勤流与通学流的存在，使城郊交通压力日益增大。（3）破坏郊区的生态环境，这首先表现为工业污染及生活污染。其次是大量侵占绿化隔离带，破坏生态环境。这些都需要城市规划与建设部门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控。同时郊区化也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如治安、管理问题等，也要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2.4 机制分析
但无论城市发展的途径如何，其根本发展动力都出自于人类的需要，而发展的最终归宿也是能满足这种需要。利益主体对利益的追求之于社会发展则是一种根本的动力作用，这是社会发展流动理论的基本命题。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借用张兵的“动力主体分析”方法，把上海郊区化发展的动力主体分为政府、经济组织和居民三类，探讨他们对上海城市郊区化的作用，以揭示其内在的规律。而前文所述的用地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交通设施改善和环境质量作用是纳入这三类动力主体的相互作用关系的。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只有政府对资源配置和经济活动起支配作用，而经济组织和居民这两种城市发展的主导力量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城市空间系统的运行所依赖的不是市场经济下个人决策行动的系统结构，而是计划经济下中央集中决策、部门分散行动的系统结构。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经济组织和居民都以自身的方式参与经济活动、资源配置和城市开发。政府是以间接的方式参与的；而经济组织和居民通过市场直接参与，只不过居民是弱势的。在政府与经济组织和居民的相互作用中，一般表现为后两者尽可能地扩大自身利益的满足，而政府则从社会发展出发，设法使其行动纳入政府认可的秩序中。但城市的发展最终是由经济组织和居民来实施，市场使城市土地的使用建立在个体决策的基础之上。
在这两种经济体制下，我们可以看到两种动力主体的关系模型（见图5）。体制的变化使参与的动力主体增加，也使影响城市发展的因子增加，而且这些要素表现出受抑制后的爆发式的活跃性。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住房使用制度改革和交通设施的改善是政府为实现城市的整体利益而进行的计划调整，这促使经济组织和居民在市场的作用下重新进行了空间区位的选择，在这一过程中环境因素也左右了选择。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经济组织和居民也参与了城市郊区化的过程，但是他们是在政策制度的变革下进行的适应性调整，尤其是居民。这与国外的居民主动参与郊区化过程是不同的，但这也许可以理解为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而造成的。这有两层含义：一是我国刚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变革的社会发展阶段使发展表现出特殊性；二是欧美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时间较长，社会基础雄厚，基础设施发达，市民自我意识强烈，使其发展的主动性和可能性较强。
正是这种上海郊区化（也可以说是我国城市郊区化）机制的特殊性造成了上海郊区化的特殊的表现形式和特性，这也是我们认识上海郊区化的必要内容。
3 上海城市郊区化的对策
郊区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它需要社会各层面的共同努力来进行调控。但从其表现形式来讲，最突出的仍是规划建设上的矛盾。针对这些问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3.1 用地控制
首先要健全土地管理机制。不仅要树立保护土地资源的思想和战略，还要完善土地使用制度。对土地的权能及类别进行更进一步的划分，使对土地的跟踪管理进一步深化。只有制度健全才能对土地开发与流通进行有效的管理。同时，对土地市场双轨制及隐形土地市场要进行有力的监察与管理，杜绝非市场因素的干扰。
其次，无论在城市与郊区都同样要追求用地效率，优化配置用地结构。与欧美国家地多人少，人均收入高，因此低密度发展的情况不同。我国人多地少，且人均收入水平低。因此，即使在郊区也应当追求高密度发展。
3.2 环境保护
对近郊环境质量的保护，首当其冲的就是对污染的控制，针对近郊的主要污染源——工业污染，应当改超标排放收费为直接的达标排放收费，超标排放加倍收费并处以罚款的制度，使污染企业的社会成本中具体地体现污染所造成的环境消耗，而收取的费用则可以用来综合治理环境。对于生活污染要加强管理与处理能力，力争使生活垃圾清运率及处理率达100%，并能系统地进行无害处理。在居住区采用集中供暖和联片供暖的方式，以燃油锅炉代替燃煤锅炉；对于汽车尾气的排放也可以推广以气代油的方式，减少CO2的排放。
同时，对近郊的生态环境还应当有系统保护的观念，对于大气、水、绿地系统要综合考虑，作为一个平衡的生态系统整体调控，才能达到环境质量的改善，保持生物多样性，并取得最佳的综合环境效益。
3.3 交通与居住协同发展
上海的近城郊区化说明了郊区对于中心城市的依赖，这不仅表现在就业、入学上。从服务设施来讲，郊区仍然依赖于中心城。因此，交通对于郊区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其中，快速轨道交通无论运量及速度都具有极大的优越性，而且用地、污染等社会综合效益较高。因此国内许多大城市都形成共识，要优先发展轨道交通。这方面，上海领先于全国，轨道交通建设最为全面，但是，由于轨道交通投资大，建设周期长，因此，在一定时期以内，还必须有配套的设施才能满足运量的要求。这就必须建立公共交通的“升级战略”（肖欣荣、姜国杰 1999），以近郊公共交通相辅助，逐步提高快速轨道交通比重。
依托于快速轨道交通的建立，近郊住区的建设可以与站点设计相结合。以“TOD”模式作为参照，这里有以下几层含义：（1）针对城市低密度蔓延，应提倡跳跃式发展，在空间上形成跨度，空隙布置绿地，而这只有与快速交通相结合，缩短出行时间才能可行。（2）节点式布局，住宅集中布置于快速交通站点周围，局部相对密度较高，但在区域范围内，密度则不大，这样既保证了一定的容积率，又可以有良好的户外环境。（3）居住区的形态可形容为围绕站点布置的花瓣状布局，在布局中以站点为中心，综合安排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并针对上海的气候、地形特点布置居住小区及建筑组团（见图6）。
这样,可以二个、三个、五个或更多的小区围绕站点设计，但其限度是步行至其中心——站点的时间不超过15分钟，这样，才能使出行时间缩短，以这一时间为限度，社区的范围即可确定为1公里左右。四、站点的间距可以适当的增加，在站点中间预留二次开发的可能。但这也是有限度的，站点设计过多，则可使速度降低，不利于开发。
以上规划形态的小区建设不仅用地节约、出行便捷，而且形态不同于“摊大饼式”的低密度蔓延，它留有空间距离与发展可能。同时可以布置绿地系统，极大地改善了城市景观。
4 结语
郊区在很大空间范围内仍处于自然状态，它应是宜人住区发展的方向。同时，由于建设的初期阶段，也是发展合谐的城市——建筑关系的新天地。在郊区，如果能从旧城发展中吸取教训，并在郊区建设中科学认真地实施，应当可以看到在良好的城市——建筑发展关系中宜人的近郊住区的建立。这是城市发展与居民生活的美好前景。
但是，郊区也是一个复杂变化的巨系统，要想使这个系统运转良好，必须调动社会多种力量进行综合调控，这涉及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层面。而且，相关的理论研究也有待进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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