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外城市
- 文章编号：1009-6000(2003)-02-0091-04
- 中图分类号：TU984.11+1 文献标识码：A
- 迎接一个国家的诞生——访联合国东帝汶维和团的中国城市规划师赵永革
- To Welcome the Birth of a New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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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记者 崇 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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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请问您是如何进入联合国东帝汶维和团的？
赵永革（以下简称赵）：1999年12月，经建设部和外交部考核推荐，我被联合国总部审查后录用为联合国民事官员（城市规划），属中国政府借调联合国的特为联东当局服务的人员。2000年2月8日，带着部领导和同志们的重托，带着亲人和朋友们的叮咛，我飞赴万里之遥的东帝汶任务区，开始了参与东帝汶维和重建的工作，直到迎来这个独立国家在新千年的诞生。
记：您能否给大家讲讲您在联合国东帝汶维和团的工作经历和感受？
赵：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积极支持东帝汶的独立进程。在宣布给予东帝汶5000万元人民币的人道主义援助的同时，应联合国请求，中国首次派出民事警察和民事官员参与了联合国的维和重建行动。
作为8名被选的中国民事官员之一，在到达东帝汶后，我被联东当局总部分配到帝力市政府基础设施部工作。帝力是东帝汶首府，全民公决前人口为12.9万人。
在到达的头一年时间中，生活与工作环境是相当艰苦和艰巨的。当时，东帝汶总体形势保持稳定，但是，政治派别之间的摩擦，东、西帝汶边境的偶发事件，针对返回难民中的民兵成员的报复以及大量失业产生的动荡等不安全因素导致的流血冲突和械斗事件时常发生。
工作上也是困难重重。由于帝力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建筑被破坏殆尽，恢复重建的任务极其艰巨繁重。我到达之初，整个帝力市政府只有10余名成员，人手和装备极缺。同时，在工作中我还必须尽快熟悉在这种独特的机构，独特的环境中与其它部门和联合国的各种机构、世界各国的非政府机构合作的规则和惯例，迅速进入角色，与来自世界各国的各种肤色、各种专业的人员以国际惯例合作共事。
记：那么请问您在维和团的工作内容主要涉及哪些方面？
赵：就职半年之后，我被任命为帝力市政府基础设施部规划与环境处负责人，主要工作范围是：一，负责帝力市所有城市规划和环境管理事务，包括对重要建设项目的规划和环境评价以及提出规划和环境条件，制定有关城市规划和环境管理的政策制度和导则，管理城市环卫队伍及垃圾场；二，参与城市和社区基础设施重建与维护项目，包括对城市和社区的水电供应、道路和桥梁、排水与防洪等基础设施的现状进行评估，对维护和新建进行规划，从联东当局各主管部门、联合国各机构驻东帝汶办事处、国际非政府组织、外国使团和维和部队等处多方寻找资金和力量，按轻重缓急进行重建或建设；三，培训当地政府职员，这是关系到联东当局撤离后东帝汶是否能够由自己的政府人员管理的重大问题。按照当地职员的文化水平和工作背景，我分别在规划和环境管理、项目管理、财务材料管理、档案文书管理以及计算机应用和报告写作等方面对当地职员进行了不间断的工作中的培训，并努力为他们寻找培训甚至海外培训的机会。
记：您能否介绍一下帝力的城市规划管理工作？
赵：帝力市是东帝汶首府，背山面海，城市沿滨海东西向狭长展开。2001年的调查人口为13.1万人，市域面积510平方公里，辖4个城区，1个郊区，一个离岛，城市建成区14平方公里，城区人口12.6万人。
帝力市战略规划的编制 东帝汶原有的经济社会和城市建设资料并不多，几乎所有资料都在1999年的暴乱中散失或烧毁，珍贵一些的也被印尼官员撤退时带走。我花了几个月才整理到一册1996年印尼当局所编制的帝力市城市总体规划的草图和一些1999年前的城市统计资料。规划图比例尺极小，而且是手工绘制的黑白图，用地分类也极粗。不过我还是视若珍宝，对照着它把市区跑了一遍。后来，维和部队陆续制作了一批不同比例尺的航测图，给规划编制工作提供了便利。
2000年6月，世界银行城市发展部派出专家组对东帝汶的几个规模较大的城镇进行了考察，在给世行东帝汶办事处和联东当局的报告中，他们认为帝力市尚没有进行城市总体规划的基础，建议世行拨出资金开展帝力市的战略规划，以为今后的总体规划奠定框架。我在参与讨论时也同意这一建议，因为在1999年的暴乱中帝力市的基础设施、公共建筑和民居被破坏殆尽，联东当局的急迫任务是恢复基础设施的正常运转和帮助返乡难民重建家园，实在没有人力、财力从基础资料的调查开始来进行城市规划的编制。另外，东帝汶的经济发展前途极不明朗，政治框架也还没有建立，城市规划编制的依据也不充分。这样，世行决定拨出专项资金，开展帝力市战略规划的编制，通过招标，一家澳大利亚的规划咨询公司承接了此项目。我作为帝力市政府协调员，参与了这一规划编制的全过程。
规划编制过程包括了建立协调委员会、工作小组，准备资料和图纸，分部门调查座谈，分区调查座谈，分报告编写，总报告初稿编写，初稿向协调委员会、各部门和各区征求意见，初稿修改，正式报告报送等阶段，历时11个月。虽然我对承接公司没有派出足够人手常驻帝力而致使编制过程略长而不太满意，但对其在编制过程中极端强调面向社会各阶层（基层政府、群团组织、教会、居民代表等）的广泛的公共咨询印象极为深刻，同时也注意到他们在规划中除了实体基础设施（Physical Infrastructure）的规划外，高度重视社会基础设施（Social Infrastructure）的培植和发展，包括就业机会研究，社区网络组织和安全保障措施研究，人口迁移和各区平衡发展等问题。在研究中，我提出东帝汶尤其是帝力市近年来人口增长水平过高（全国达3.5%）、人口增长与资源（土地、水、电力、矿产、渔业、森林等）短缺的矛盾将加剧，因此需要采取适当的控制人口的措施（Family Plan）。但在与当地人的讨论中，我了解到节制生育是罗马天主教所反对的，也得不到当地人的理解，因此只好在报告中撤下这一内容。然而，我仍在不同场合向当地人灌输人口和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2002年2月，最终报告完成。报告提交到世行和联东当局有关部门后得到好评，世行初步决定在东帝汶其它3个较大的城市开展同样的规划。
没有规划下的规划管理 城市规划的缺位与经济、基础设施重建活动的急剧增长对城市规划管理带来极大的压力。最初，联东当局没有授权帝力市政府进行规划管理的权力，公共和私人的投资建设活动没有统一的报批手续，各部门自行审批各部门的项目，私人投资干脆就各行其是。对此我十分着急，在各种场合不断呼吁投资开发活动需要到帝力市政府进行规划和环境咨询。到2000年8月，联东当局经济部成立投资促进司，统一对国内外投资开发活动进行审批，于是我借此机会呼吁投资促进司牵头成立投资审批委员会，由经济部、公共工程部、环境部、帝力市政府等有关部门派员参加此委员会，参与对开发活动的审查审批。尽管这个委员会没有实质性的成立，但投资促进司非常认同我的建议，从此后，凡进行项目审批时，投资促进司均送资料到各有关部门征求意见，最后根据各部门反馈的意见答复投资商。而其中我代表帝力市政府提出的规划和环境审查意见是投资促进司审批项目的重要依据。
在没有总体规划、更没有区划（Zoning）的情况下，要对开发项目提出规划和环境的审查意见是很困难的。我依据唯一的一张只有A4大的、粗放的帝力规划总图，跑遍了帝力市区的各处，尤其是详细了解了建设项目比较集中的中心商业区、交通干道沿线和滨海区域的土地权属、以前的用地性质和地块的总平面以及各区的建筑类型、风格和总体景观特点等情况。每接手一个建设项目申请，我都要求开发商提交详细的计划书、总平面图和单体设计构想，结合1996年的规划总图、现场调查情况、未来最有可能的该地块的用地规划要求以及热带地区通用的城市规划、建筑设计标准和规范，对建设项目提出尽可能详细的规划和环境控制指标和规划设计条件，对明显不适宜的项目建议投资促进司进行否决。与此同时，我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向有关部门提供了帝力市城市消防导则、帝力市防洪和易淹没区治理导则、COMORO河砂石开采管理意见、帝力市市场体系建设意见等若干技术报告，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
由于没有严格的规划，加上缺乏相关的管理法规，项目审批上的长官意志、政治干预规划的现象比较突出，明显不合理的建设活动和占用公共用地的私人开发活动大量存在，且纠正起来极为困难。
由于规划和执法手段的缺乏，不合理的土地开发和占用公共用地、绿地建设的情况不容易得到纠正，而且这种占用和开发连单纯的“非法”、“违法”都说不上:因为联合国已宣布印尼原有的相关法律作废或不符合现实情况，联东当局的法律建设又跟不上形势。
在规划管理上，需要特别强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东帝汶人民经历了500年葡萄牙的殖民统治和25年印尼的占领，他们要销毁一切给他们带来痛苦回忆的事物的心情可以理解，但这种大刀阔斧很可能毁掉一些文化和历史价值丰富的东西，应该大力保护有历史价值的景观、建筑物和构筑物。
建立东帝汶规划师协会 澳大利亚皇家规划师协会（RAPI）代表团2000年8月提出与帝力市政府合作，帮助东帝汶建立规划师协会。通过开展研讨会、现场调查、案例分析等一系列技术活动，东帝汶规划师队伍的素质得到了提高，这支队伍在帝力市战略规划的制定过程中边学习、边操作，对规划完成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这些就职于过渡政府各部门的当地职员，在房地产管理部门、公共工程部、各市政府等单位都成为了技术骨干，第一任TLPI主席还当选为过渡政府公共工程部部长。
TLPI的活动得到了东帝汶领袖们的高度评价。在今年5月初召开的东帝汶第二届规划会议上，当选总统古斯茂和过渡政府总理同时与会，祝贺东帝汶规划师力量的壮大，并期望他们在经济和基础设施重建和复兴中作出更大的贡献。
在这次会议上，我与RAPI的同行们对未来的TLPI成员培训进行了讨论，他十分希望中国规划行业参与到这一过程中来，认为中国城市规划在促进城市的经济社会由落后到发达的转变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值得东帝汶借鉴。
记：最后，能否请您总结一下对这段时期工作的感受？
赵：2002年5月20日，是东帝汶民主共和国的独立日，是联合国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结束使命的日子，也是我作为联东当局成员在东帝汶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当日，唐家旋外长代表中国政府与东帝汶签署了建立外交关系的公报并参加了中国驻东帝汶大使馆的开馆仪式。当五星红旗在帝力明朗的天空中冉冉升起的时候，我们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激动万分。此刻，我想起2000年年初临来东帝汶之前，我父亲，一个老志愿军军人在电话里给我说，50年前他们跨过鸭录江去抗击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是为了维护朝鲜半岛的局势稳定和正在摇篮中的新中国的利益；50年后我们远赴南太平洋，在联合国维和团中代表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参与国际和平行动。迥异的经历，同样的光荣。我想，彭德怀元帅在抗美援朝战争后宣告，西方列强在东方的海岸上架上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现在，前辈们创造的光荣需要我们来承接，我们义不容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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