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经济
- 文章编号：1009-6000(2003)-04-0001-07
-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 项目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长江三角洲地区市场群落、企业群落与城镇网络协同发展研究》（批准号：00BJL030）的专题研究成果之一。
- 作者简介：石忆邵，同济大学测量与国土信息工程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邮编：上海，200092
顾萌菁，上海市卢湾区房屋土地管理局。
- 外资驱动下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发展
-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Drived by Foreign Capital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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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忆邵, 顾萌菁
- SHI Yi-shao, GU Meng-jing
- 摘要：
概述了长江三角洲外商直接投资的基本特点；揭示了外商直接投资在该地区的区位选择及时空演变特征;分析了外资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发展及其社会经济结构转变的作用和影响。 - 关键词：
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时空演变；城市化发展；长江三角洲； - Abstract: Firstly, the basic feature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re summarized. Secondly, the features of location selection and the temporal-spatial evolution of FDI of this region are revealed. Thirdly, the action and effects of FDI on the regional urbanization and social-economic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re analyzed.
- Key words: FDI; location selection; temporal-spatial evolution; urbanizatio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 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开发历史悠久，地理位置优越，水陆空交通便捷，自古以来人口稠密，文化昌盛，经济繁荣，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经济网络和具有多层次城市规模结构的城镇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区内城市积极主动加强横向联系，成为我国最大的都市密集区。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浦东开发的带动下，该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连年攀升，已接近全国实际投资额的30%，并且资金来源广泛，投资主体以欧美日发达国家著名跨国公司为主，呈现项目规模大型化、产业高级化趋势。进入21世纪后，外资涌入该地区更是盛况空前。据统计，至2001年底，沪苏浙三省市已累积批准三资企业7万多家，合同利用外资金额累计1500亿美元[1]。
1 长江三角洲外商直接投资的基本特点
1.1 投资项目规模大
从小规模、试探性投资转向大规模、产业关联性的伞型投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重要的变化特征。据统计，截至2000年底，仅上海就有总投资1000万美元以上的外资项目1797个，1000万美元以上大项目合同外资占全市比重高达70%。2001年，上海又新批总投资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大项目159项，吸收外资合同金额53.3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3.3%。江苏全省平均每家外商投资企业的合同外资，已由20世纪80年代的139万美元增加到1997年的444万美元。近年来，个私经济较为发达的浙江省，利用外资的金额和增幅也令人刮目相看。2002年上半年，全省合同利用外资和实际利用外资分别为50.9亿美元和15.5亿美元，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127.4%和68.8%，增幅均居全国首位。其中1000万美元以上的投资项目达197个。特别是浙东北的宁波、湖州、绍兴、嘉兴等地，外资增速均在20%以上。
1.2 投资产业层次高
从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转向高新技术产业投资、从生产型企业投资转向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和第三产业项目投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吸收外资的又一变化特征。从纺织、服装、玩具、塑料制品、鞋类等低技术产品制造业开始，逐步提高工业机械、汽车、化工、电子、医药、精密仪器等中高技术产品制造业的比重，资本密集型项目明显增加，使长江三角洲地区外商投资企业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出口结构持续优化和高级化。目前，外商最看好制造业、金融和保险业，其次有地质勘察业和水利管理业，建筑业，电气、煤气及水生产供应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房地产业等。在作为长江流域经济带龙头的浦东，服务贸易、高科技企业、电脑型公司已取代传统制造业，成为目前吸收外资的新热点。
1.3 投资来源多元化，欧、美、日大型跨国公司增多，跨国投资性企业加快集聚
长江三角洲地区虽也以港澳台地区为主要投资来源地，但其所占比重远低于珠江三角洲地区，而欧、美、日大型跨国公司投资比例则明显高于珠江三角洲地区。据统计，截至2001年底，世界500强企业中已有400多家进入长江三角洲地区，它们在沪苏浙三省市共投资设立了1181个项目，约占全国3096个项目总数的38.15%;其中上海689个，江苏390个，浙江102个[2]。表明跨国公司在投资区位选择上比较注重以工业和技术基础为主的综合区位优势。至2002年8月底，已有78家跨国公司在上海投资设立了地区总部或中国总部，占跨国公司在我国大陆设立地区或中国总部总数的1/3强。
2 外商直接投资在长江三角洲15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区位选择及演变
2.1 沪宁沿线成为外资首选地
根据2000年15个地级以上城市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上海、苏州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最大，这两个城市的投资额远远超过其他城市。其次是沪宁铁路和沪宁高速公路沿线城市（无锡、常州、镇江和南京）。外商选择位于长江以北的扬州和泰州进行投资明显少于江南地区，因南通市位于长江入海口，有着优越的港口条件，能够满足外商设立生产加工型工业的某些条件，故外商对南通的投资多于江北其余两市。而外商在长江三角洲南翼城市的投资总体上就少于北翼城市。除了对杭州和宁波两个浙江省经济中心城市的投资较多外，对其余4个城市的投资都很有限，这与浙江省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基础有一定关系。相对来说，江苏省选择外向型经济作为其发展道路，苏锡常城镇带工业基础较完善，发展历史悠久，更易接受我国最大城市上海的辐射。浙江省各市的民营经济和私营经济发展迅速，偏向于依靠内生因素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湖州和舟山的人口、经济规模都偏小，基础设施和软环境与其他城市有一定差距，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外资的大规模投入。
2.2 外资投向集中度下降，区位选择范围扩大
根据1990-2000年长江三角洲地级市FDI实际发生额计算历年的地理集中度（表1），外商投资区位呈现扩散化，集中度由1990年的54.8减少到2000年的43.8。可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地的经济得到了一定的积累，地区的经济基础和投资软环境得到提升，外商投资的基本条件得以较好的满足，使得外商有更广泛的选择范围，而不再集中于少数几个经济中心城市。另一方面，随着外商进入时间和深度的推进，对各地的比较优势得以更准确地把握，上海等大城市的某些成本优势已失去，特别是一些中小资本的投资逐步向规模较小的城市及其郊区转移。
2.3 外资投向重心呈现西移趋势
借鉴力学原理，引入区域重心的概念，来考察区域差异的动态演化过程。假设某一区域由几个小区单元构成，其中，第i 个小区单元的中心坐标为（Xi，Yi），Mi 为该小区单元某种属性意义下的“重量”，则该属性意义下的区域重心坐标为:（见图中公式）
显然，若Mi为各小区单元的面积，则空间均值（x，y）就是区域的几何中心。当某一空间现象的空间均值区别于几何中心，就指示了这一空间现象的不均衡分布，或称“重心偏离”。偏离方向指示了空间现象的“高密度”部位，偏离的距离则指示了均衡程度。根据分析需要，取属性值Mi 为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发生额。
根据公式计算得出长江三角洲1990年至2000年共11年的投资重心及该地区的几何重心，图1表现了历年长江三角洲FDI的重心迁移。长江三角洲几何重心位于东经120.37度，北纬31.25度，即无锡市以东，苏州市以南地区。历年投资重心在东西方向上均比几何重心偏东，1992年最靠东，与南通市经度相近，1997年至1998年在东西方向上跨度最大，出现显著的西移，1999年达到重心位置的最西端，东经120.627度，即苏州市的位置，但仍在几何重心以东，说明长江三角洲投资密度东部高于西部，但正显现西移趋势，往几何重心靠拢，分布逐渐均衡。在南北方向上历年的差距不大，比几何重心稍偏北，与江苏省各市的投资量多于浙江省各市的情况相一致。
3 外商直接投资在长江三角洲79个县、市的区位选择及演变
长江三角洲15个地级以上城市包含79个县、市，各地级市的市区是地级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级市下辖县和县级市。国际资本在这79个县市中又是如何选择的呢？我们通过2000年79个县市外商直接投资数据作深入分析。
3.1 外资偏爱经济中心城市，集中分布于地级市的市区
上海、南京、宁波、杭州、苏州的FDI的项目数、协议金额和实际投资额等指标均超过其他地区，并且，市区各项指标显著高于其所在地级市的县和县级市。从总量来看，上海、南京市区、杭州市区和宁波市区最多，而从密度来看，无锡市区、苏州市区、南京市区和杭州市区的分布密度最大。投产企业数较多的县市还有无锡市区周围的锡山市、江阴市和宜兴市、苏州市的昆山市以及常州市区和南通市区。这些地区的企业密度亦较大。而各地级市市区外围的县市的企业数和密度都明显少于上述地区。这一现象说明外商对投资地的社会经济基础有着一定的门槛要求。资金的进入需要该地满足最低的基础设施（对内对外交通、水电配套、电信服务）、产业基础（原有工业结构、市场联系）和人力资源（具有一定技能基础的蓝领工人和一定档次的技术、管理型人才）门槛，服务行业的门槛要求较工业更高，更需要当地有相当的消费市场。地区的各项条件越优越，对外资的吸引力越大。
3.2 上海对周边城市辐射影响显著
2000年的各项FDI指标显示，上海对其周边城市的影响越来越显著。紧邻上海的昆山市（苏州的县级市）2000年的FDI项目数、协议金额、实际投资金额均进入79个县市的前四位。而整个苏州市也把握了邻近上海的地理优势，大力完善投资环境、走外向型经济发展之路。苏州所辖的六个县级市三项指标在所有县市中均处于第一、二等级，2000年共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28.8亿美元，仅次于上海的31.6亿美元。外商以上海作为他们的信息窗口，把生产性工厂设于苏州市区和各县级市。另外紧邻长江，有着众多优良港口也是苏州市成功吸引外资的一个有利条件。
3.3 地级市内部县市之间分布极不均衡
前面已经指出外资主要分布于长江三角洲经济中心及各地级市市区。根据2000年长江三角洲79个县市FDI实际投资额计算的各地级市地理集中指数（图2）显示地级市内部各县市之间分布的不均衡性大大超出外资在长江三角洲15个地级城市分布的不均衡性。并且，各地级市的集中度也相差甚远。最集中的舟山市，指数值为91。选择舟山进行投资的外商把90.8%的资金投入舟山市区，这也说明舟山的另外两个县岱山县和嵊泗县的社会经济基础与市区有相当大的差距，投资环境不尽人意。南京、镇江、杭州、宁波分布的集中度也很高，外资的区位选择从一个角度亦说明这些地区的城乡发展不均衡程度较高，二元经济结构明显。而苏州、无锡的外资分布集中度就较低，各县市分布较均衡。这两市恰恰是乡镇工业发达，城乡一体化发展较完善地区。苏州、无锡各县市通过合理利用外资促进了城乡的协同发展和投资环境的改善，反过来环境的提升让更多外资流入，两者相辅相成，形成了良性循环。
4 外资驱动下长江三角洲城市化的空间格局演化
改革开放以来，吸引外资改变了我国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型城市化的单一模式，形成了与依靠民间资本推动的自下而上的内生型城市化模式并行的另一种自下而上的外生型城市化模式，薛凤旋先生将其称为“外向型城市化”[3]。
4.1 外资成为大城市郊区城市化的主动力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宁波等大城市郊区，外资的引入促成了一个个现代化工业园区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崛起，一座座新型集镇不断涌现；中心城区的商业、教育、医疗、文化、体育资源纷纷抢滩进驻郊区，城乡资源共享，郊区居民就业机会增多，收入提高，住房条件改善，农民市民化进程加快。以上海郊区为例，到2001年底，到沪郊投资的外资企业已有1万多家，外资企业占郊区企业总数的比例已占40%以上，合同外资250多亿美元。近几年来，大批外资项目争栖松江、嘉定、青浦、闵行等郊区，南汇、奉贤、金山等远郊区也正成为吸引外商投资的热土。这主要得益于上海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向郊区转移，得益于上海生产力布局向郊区转移，得益于郊区四大产业基地建设所产生的磁场效应。郊区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推动了郊区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从1990-2001年，沪郊工业总产值增加了11.5倍，郊区城市化水平提高约20个百分点，郊区城镇建成区面积则由140平方公里扩展至470平方公里。
4.2 外资成为区域城市化及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变的重要推动力
开发区是一种特定的空间组织形式，它的建立极大地推进了区域城市化进程及城市群空间结构的演化。开发区的发展历程大体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1）政策性引资阶段。在改革开放初期，以开发区为载体大力吸引外资成为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从而使开发区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外向型的工业化新区。（2）环境引资阶段。随着各开发区优惠政策不断趋同和效益递减，通过改善投资环境和创造体制优势来吸引外资成为各开发区共同的追求。（3）特色引资阶段。通过城市化功能开发和特色塑造，推动嵌入式经济增长方式向自协调发展轨道转变，进而带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互动发展，重构新型城镇体系。
长江三角洲开发区的设立和发展对该区域经济和城市化水平的整体提升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建立起了在区域整体城镇格局之中以若干经济增长点的形式强力促动周围地域城市化发展的模式[4]。主要表现为长江三角洲在外资大量涌入下所发生的快速城市化呈现紧密依托现有城镇体系关系，大、中、小城镇齐头并进、协调发展的态势。并且，开发区的兴建加强了长江三角洲本来就十分密集的城镇密集度，使区域内城市网络的形成由此进入加速阶段。
长江三角洲地区目前有6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仅从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情况看（见表2），该区规划总面积52平方公里，规划居住人口30万人，首期开发25平方公里。截止2000年底，区内已有企业1412个，其中引进的外资企业为450家，总投资44.56亿美元，协议外资35.03亿美元，实际到帐外资19.02亿美元。项目平均投资额近1000万美元，其中世界500强企业有26家。区内90%以上的项目集中在电子通讯、精密机械、精细化工和新材料等四大新兴产业方面，其中电子信息产业产值占全区工业总产值的65%以上，已成为全国重要的电子基础材料、电脑周边产品生产基地之一[5]。随着苏州、南京、无锡等电子信息产业的集群发展，苏南地区正在形成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苏州工业园区、南京江宁开发区、无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吴江开发区、南京珠江路科技园区等以电子信息类项目为主的城市群整合发展新格局。这是产业集聚带来人口集中和区域城市化发展的结果。
4.3 外资对个体城市空间形态的影响
外资的集聚和外资企业的集中分布，还引起了单个城市自身空间形态的变化，出现了集中块状型、轴线扩展型、中卫型、双子城等城市空间形态。下面以江苏省昆山市为例予以分析。昆山市属于集中块状布局的小城市，原有老城区面积不大。昆山开发区是1985年初由昆山县委、县政府自己决定、自己规划、自筹资金、自费开发建设起来的全国第一家自费开发区。他们效仿沿海港口开发区，采取向单位筹一点、地方财政贴一点、向银行借一点、从土地有偿出让中分一点的办法筹措资金，规划起点高，重点突出，逐步推进，开发新区。昆山开发区的成功经验还表现在依托老城，开发新区。即借用老城的公共设施为开发建设新区配套，借用老城区的管理机构为新区办事，借用老城区的人才、技术、厂房设备等支援新区建设，借用老城区的第三产业为新区服务。1992年8月开发区从原来的县级开发区晋级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十多年来，该区坚持项目以工业为主、资金以引进为主、产品以出口为主，致力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到2002年6月，开发区累计引进外资项目865个，总投资74亿美元，合同利用外资70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31.79亿美元。进区项目平均投资规模855万美元，其中1000万美元以上的大项目有207个。世界500强中有18家在开发区投资落户。区内已形成电子信息、精密机械、民生用品等三大支柱产业。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40%以上、工业总产值的50%以上、自营出口额的60%以上均来自于开发区。在城市以开发区为先导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建成区面积由原来的4.25平方公里扩展到目前的30多平方公里，城市空间结构呈现以老城区为核心、向周围地域逐步扩展的态势，整体格局始终保持集中块状结构，但城市面积得到大规模扩增。此外，昆山开发区的建设还辐射带动了陆家镇、张浦镇、蓬朗镇、巴城镇、兵希镇等专业产品配套区的发展。2001年全市有配套内资企业449家，配套产品775个，全年销售收入58亿元，利税6.8亿元[6]。通过外向配套协作，不仅拓展了内资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而且有利于外资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竞争能力，推动“本土化”战略的实施。
4.4 外资驱动下长江三角洲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
4.4.1 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外资大量涌入推动了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使之由农业为主的社会转变为工业化社会乃至后工业化社会、信息化社会，乡土文明转变为都市文明和生态文明。
（1）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表3显示，从1980-2000年，沪苏浙三省市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均呈下降趋势，其中浙江、江苏两省降幅更大。上海第二产业比重降幅较大，而第三产业比重升幅较大，目前已步入三、二、一产业结构序列。苏浙两省第三产业比重均有较大程度提高，而第二产业比重则均呈现先降后升态势，目前仍处于二、三、一产业结构序列。在工业内部，上海重工业化程度呈持续上升态势，重工业比例已超过轻工业比例;而苏、浙两省的工业轻型化特点仍较明显。在第三产业内部，上海分配性服务业比重下降，生产性服务业增长趋势加快，并形成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的局面，这是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优化的标志。江苏的生产性服务业比例在逐步提高，但仍以分配性服务业为主；浙江的生产性服务业比例呈下降趋势，而分配性服务业呈上升态势且居于主导地位（见表4）。
（2）外向型经济快速发展。如苏南地区已形成了以开发区为依托，以外贸引外资、靠外资促外贸、外贸与外资带外经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到2000年底，苏南进出口总额已形成近200亿美元规模，其中出口约占56.9%，而苏州则更高。据分析，外资企业对苏州出口贡献率达80%以上，工业产值贡献率达50%，工业增量贡献率达75%，财政收入贡献率达55%[1]。
（3）增加就业机会，提升就业质量。吸引外资既增加了中方雇佣人员等直接就业机会，又为与之关联的供应商、分包商及服务商增加了间接就业机会。如苏州市外资企业对城镇从业人员贡献率达40%。根据国际金融公司的经验估计，每1万美元外国投资可以为中国提供1.06个就业机会[2]。据此测算，至2000年，沪苏浙三省市累计实际利用外资1100.52亿美元，累计可提供就业机会1160多万个。除低技术产品的外商投资企业外，那些集中于资本、技能与营销密集度较高的行业，则能够提供较高的报酬和较优越的工作条件，能够更多地投资于培训并向员工传授更现代的技能。如西门子公司在全国各地设有50多家分公司，为2.1万多人提供了就业机会，每年为4000多名员工、客户等提供管理和业务技能培训，其中有25家分公司位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上海、南京、杭州、无锡、苏州等大城市。
4.4.2 人口流动性显著增强
外资的大量涌入创造了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不仅解决了当地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化问题，而且吸纳了大量区外的自发性迁移人口。这些人实际上已完成了产业转移和地域迁移，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新生力量。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上海净流入人口为360万人左右，江苏为240万人左右，浙江为100万人左右[7]。沪苏浙三省市合计净流入人口约700万人，成为我国外来流动人口的主要区域带之一。近12年来，仅浦东新区新增人口就达120多万人，其中各类中高级人才约占1/4。目前在沪的“海归派”达2.8万人，约占全国的1/6，他们大多活跃于高新技术和服务贸易领域。
4.4.3 土地利用产生明显变化
外资的大量涌入驱动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导致越来越多的农业用地转变为非农业建设用地，形成耕地锐减和城镇建成区面积迅速扩大的现象，促使农村景观向城市景观演化。目前，长江三角洲地区人均耕地已降至0.6亩，加之地面沉降和环境污染等人为破坏，耕地质量还存在恶化态势。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各级开发区的建设，长江三角洲地区建设用地不断扩大。至1997年，江苏省79个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累计开发面积达387.3平方公里，累计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资金288.8亿元。至2000年，上海郊区建立国家级开发区和市级、区县级工业园区共65个，规划总面积达500平方公里，区城镇建成区面积达470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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