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安全
- 文章编号：1009-6000(2003)05-0025-04
- 中图分类号：X24 文献标识码：A
- 作者简介：闵敏（1979-），女，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自然地理专业2001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土地与环境；
熊乃学（1978-），男，华中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系2001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GIS、图形识别、计算机网络信号与控制。
- 影响城乡边缘区犯罪的环境分析
- Urban Fringe Crime with Environment Behavior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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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闵敏; 熊乃学
- MIN Min, XIONG Nai-xue
- 摘要：
城市边缘区犯罪问题已成为严重影响城市社会安定，甚至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本文试图从环境行为学角度来分析城市边缘区环境与犯罪行为的关联性，进而提出城市边缘区预防犯罪的对策。 - 关键词：
环境行为学；犯罪；城市边缘区； - Abstract: Urban fringe crime has been a serious problem which has disturbed the social stability of urban and even hindered the urb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crime phenomena with environment behavior science.
- Key words: environment behavior science; crime; urban fringe
- 1 引言
城市边缘区，亦被称为“乡村——城市边缘区”、“城市影响区”、“城市远郊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大城市急剧膨胀而出现的。自从 G.S.Wahrwein以来，许多学者都曾对其作过定义，其称法及定义的多样性也反映出城市边缘区自身的复杂性、过渡性。我国学者顾朝林认为“城市边缘区的概念发展到现在已经包含了两方面的含义，即同时具有自然特性和社会特性[1]。”城市边缘区二元性特征本质上讲属于“个性化”不强，兼有多性质无个性，属于一个紊乱系统，无主流文化控制的系统；并且边缘区又属于各势力竞争激烈之地，新事物层出不穷，既有好的事物，亦有诸多坏的事物滋生其中。因此边缘区不仅有其复杂性、过渡性，且具有脆弱性。目前对边缘区研究颇多的是其土地利用形式、空间演化规律等，以求寻找出适合城市边缘区健康发展之路。但是对影响其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边缘区”违法犯罪问题研究较少[2][3]。随着“边缘区”犯罪问题的日益突出，这一社会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对于犯罪问题的研究，关键在于剖析犯罪成因，以便能够提出相应对策以减少和预防犯罪。影响犯罪发生的因素很多，对于“城市边缘区”犯罪而言，由于城市边缘区的复杂性、过渡性，犯罪成因更为复杂多样，本文试图从环境行为学角度予以分析。
环境行为学注重环境与人的外显行为之间的关系与相互作用。它认为人的行为是出于对某种刺激的反应，而刺激可能是机体自身产生的，如动机、需要与内驱力，也可能只来自外部环境。人与环境在人体动作所及的这个小范围内是相当难区分的[4](p12)，即认为人在世界上的许多行为都是基于他对环境的意象。根据环境学原理环境可分为现象环境、个人环境以及社会环境[4]。笔者认为对于城市边缘区犯罪问题严重现象可以通过城市边缘区环境对于犯罪主体的影响来分析。
2 城市边缘区犯罪主体分析
城市边缘区不仅在经济结构、管理体制上具有明显的“二元性”，而且其居民住户也具有明显的“二元性”，既有因城市膨胀而外迁的中心城市居民（多在边缘区工作或购买第二住房），也有原住户，更多的是大量涌入的外来暂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其主要来源是农村。因为城市边缘区租房便宜，离城市就业地近，因而外来人口大部分居住在城市边缘区，例如北京市外来人口的60%以上都居住在城市边缘区[5]。但是边缘区的这些外来暂住人口和流动人口成分复杂，甚至其中也夹杂了一些负案在逃犯罪分子，流动人口成为主要犯罪群体，造成犯罪率迅速上升，特别是危害社会较大的抢劫、盗窃、凶杀等刑事犯罪明显增加，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犯罪问题突出，并向暴力化、团伙化、智力化发展，而且犯罪大案增多对社会的危害性加大。据郭星华教授对北京流动人口的研究，北京外来流动人口聚居地区（如浙江村）的各类违法犯罪人员中，90%以上是外来人口（1999）。南京市1993年城郊结合部的暂住人口犯罪人数占该地区全部案犯的50%以上，是10年前的7倍多，更严重地区甚至达到70%—80%。1993年上海市城乡结合部外来人口刑事案件作案人数已占该地区作案总人数的70%以上，广东省则占80%以上，深圳市则高达90%[2]。虽然不同类型的城市边缘区存在的流动人口违法犯罪有所不同，但是从目的上看，流动人口犯罪，主要以追求金钱为目的的财产型犯罪为主；从性别看，主要以男性为主，女性犯罪也有逐步上升的趋势；从犯罪类型看，主要是盗窃、抢劫、贩毒、卖淫嫖娼、制假贩假、传播淫秽制品等等；从组织形式上看，具有团伙性的特征；从年龄上看，具有低龄化的特点。
3 城市边缘区环境分析
3.1 现象环境
现象环境指的是客观世界本身，它是客观存在的，是不受人们感知经验所影响的。这一环境又可分为两类：一是由人构成的环境；二是由物构成的环境[4]。
3.1.1 由人构成的环境
人们所处的环境并不都是“物”，多数是有“人”存在的，环境中的“人”对于个体而言虽只是作为物体而存在的，但是对于个体的心理、生理与行为均有影响。在城市边缘区，居民组成非常复杂。主要可分为两类：其一是本地居民。包括原中心城区居民，他们一直以来就拥有城市户口，享有城市居民所能享有的一切优惠政策及福利待遇，他们外迁的原因很多，主要是由于工作变动，或者是出于追求更好的居住环境的心理购买“第二住房”而外迁；此外是正在城市边缘化地区的居民，由于城市的扩展需要大量的空间，因而各地区城市扩展多采取购买当地农民土地使用权，将他们转为城市户口就地安置的方法来解决，当然也有些农民由于“主动城市化”获利丰厚而不愿转为城市户口，仍保持农村户口，例如广东省许多“城中村”地区就出现了没有耕地的农村人口现象[3]。但是这两种人对于城市都有较强的归属感，对自己和外来人口的身份区别非常明显，整体上来说，都认为城市与自己紧密联系，息息相关，自己是该城市的一员，是本地人，是城里人，对外来流动人口具有排他性以及歧视态度。其二即是外来流动人口。流动人口主要是指那些在“本市无正式户口而滞留从事各种活动的人口”[6]，且流动人口的主要来源是农村，这种流动具有明显的利益导向性。这是受我国几十年来城乡二元制所导致的经济梯度力的吸引所致，此外，城市就业机会多，而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也促使部分农民向外谋求发展之路。这些外来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相比，流动性大，虽然间接或直接地与所在城市发生不同程度的互动，但不可能产生本地居民那样的归属感。这可以从其社会交往中看出，主要在老乡或工友中打交道的占多数，很难对所在城市产生深厚感情[7]。
3.1.2 由物组成的环境
由物构成的环境主要是指边缘区的工作环境、居住环境、学习环境等，对人们的行为有相当大的影响。无论是何种环境，本地居民的外部物质环境都要优于外来流动人口。本地居民，尤其是原市中心城区居民的工作比较稳定，工作环境、工作条件都比较好，经济状况良好；而那些由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的居民由于享受特殊的政策，就地安置，也多在条件较好的企业或单位工作，即使那些不愿意“农转非”的农民，他们拥有土地经营权、使用权，盖建大批简易房屋对外出租，获利丰厚。相比之下，那些外来流动人口则多从事脏、苦、累、险的行业和工作，例如建筑业、装修工、保姆等等，不但工作不稳定、收入较低甚至有工资支付风险，而且缺乏社会保障，合法权益常被严重侵犯。外来民工实际上是城市中最不稳定、最容易失业的劳动者。工作上的不稳定往往导致经济上的困顿，甚至难以维持最低标准的生活需要，从而引发犯罪行为，根据对浙江城市外来工犯罪问题的调查，犯罪的外来民工中有35%的人在经济上陷入困境的原因是由于失业、无工作[8]。此外，本地居民都拥有属于自己的房产，居住环境较好。而流动人口居住环境通常较差，多为边缘区的简易房、出租房，甚至是窝棚，而且居住区内像洗头房、美容厅等有色情意味的场所非常集中，缺乏社区管理，成为犯罪孳生的温床。此外，城市邻里关系疏远，相互间缺乏关心，使犯罪分子有机可乘。
3.2 个人环境
个人行为决策一般是个人与现象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个人环境包括个人行为环境和经验环境，行为环境是个人对其周围世界“现象环境”的“意象”；而“经验环境”即他头脑中全部经验的储存库,其中包括了他以往遇到过的行为环境的全部内容。决策者的个人环境（行为环境和经验环境）是现象环境中对行为决策的基础[4]。
生活在城市边缘区的外来流动人口所拥有的各方面条件，尤其是其经济上与本地居民的贫富悬殊极大，他们每日从事繁重的工作，居住在恶劣的生活环境里看着那些本地人尤其是一些靠出租房屋为业的本地人轻而易举地赚取金钱，一掷千金地挥霍、享受性消费，极易使他们产生一种被剥离感。此外，城里人对他们的种种歧视也让他们对城市产生逆反心理。农村流动人口从农村走出来时，多年的农村生活让他们对农村有着深深的眷恋之情，那里有他们熟悉的人物，熟悉的生活方式，等等。然而，当他们进入城市后，城乡差别让他们产生心理失衡。根据刘莫鲜对武汉市部分流动农民的认知研究表明，22.2%和53.3%的人分别认为城乡之间“很不平等”和“不平等”[7]。这种心理失衡可能是激发犯罪心理的诱因。但是行为环境除基于现象环境中的刺激，从个人感知来说，很大程度上受到个性、信仰、立场、价值观等因素的影响。而流动人口素质普遍较低，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文化结构。例如据武汉市1990年调查，武汉市流动人口中大专及以上的仅占4.5%，文盲人数占9.3%，中小学文化程度的合计67%，同武汉市常住人口比，高中及以上学历人数的低15.89个百分点，初中和小学的高15.2个百分点[6](p167)。时至文化程度普遍提高的今日，武汉市流动人口的文化结构仍未有较大变动。据刘莫鲜的抽样调查结果表明，高中以上人数仅占1.1%[7]。文化素质较低、道德修养较差、法制观念薄弱，这使得那些腐朽、落后、愚昧的东西容易占据一些流动人口的思维空间，导致他们走向犯罪的道路。
3.3 社会文化环境
社会中的人并非是作为个体孤立存在的，而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因此，影响经验环境的因素不仅仅是个人的爱好、立场等，极大程度上也受家庭、民族、社会阶层、国家、文化、生活方式等因素的影响。
3.3.1社会文化环境之一：生命周期
即个人处于生命周期的那一个阶段，应包括他的年龄和家庭状况。目前，流动人口以年龄结构偏轻，以18-35岁、单身打工的农民为主。这一年龄阶段，具有情绪不稳定、易冲动、心理冲突多、追求刺激、被暗示性大等特殊心理，并且他们自我约束力差[9]。因而犯罪具有低龄化、性错罪问题突出、团伙犯罪等特点。且青少年又有天然的聚群倾向，希望在群体生活中表现自己，获得关心、帮助、友谊、尊重、朋友等[10]。而流动人口多以来源地域为界聚居在一起，例如北京的“浙江村”等，相互间具有强烈的认同感，而对于本地居民或非同一来源地的其他流动人口具有一定戒心，这种成帮结伙心理易形成帮派团伙。
3.3.2社会变化环境之二：亚文化
当一个社会的某一群体形成一种既包括主文化的某些特征，又包括一些其他群体所不具备的文化要素的生活方式时，这种群体文化被称为亚文化（戴维·波普诺，1999）。从这种意义上看，城市边缘区外来流动人口显然是一个典型的亚文化群体。亚文化是影响人的行为的一个主要因素，对个人活动的各方面影响最为基本。
城市是社会文明高度发达的地区，城市居民一般取向于工商型文化心态，即开放进取、讲究科学、注重效率、珍惜时间、具有创新和开拓精神，但更强调自我，老谋深算和工于心计。而农民居民则一般取向于农业型文化心态：亲密无间、保持封闭、温良恭顺、安分守己、自给自足[1]。然而当农村居民流入城市后，既部分接受了城市社会文明，却又不能完全摒弃传统而成为一个“纯粹”的城市人，不能彻底的参与现代化城市生活，这就形成了一种进退两难的维谷，反映在认识上就表现为许多人认为自己既非农民也非城市人，这种亚文化实际上就是匮乏文化。它与社会失范紧密相连，外来流动人口原有的传统农业型行为模式与价值观念在现实面前遭到了普遍怀疑、否定，甚至严重破坏，对其行为约束力降低，而新的行为模式与价值观念又尚未被普遍接受，产生有效约束力，从而造成城市边缘区社会规范事实“真空”。
4 城市边缘区犯罪预防对策
根据环境行为学理论，城市边缘区外来流动人口与城市边缘区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其环境是流动人口行为模式不可分的部分，因此要减少与预防边缘区犯罪，必须从改变城市边缘区环境入手：
4.1 加强社区管理
应将城市边缘区纳入当代城市文明建设、社区文明建设的重点建设体系中，在城市边缘区推行城市社区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将边缘居住区按片划分为社区，其重点应在于加强人口管理，充分发挥社区基层管理组织如居委会的作用，要随时了解和熟悉本社区内居住人口的构成情况，对居住的流动人口按职业、原籍、年龄和是否有犯罪前科等进行内部登记并报公安部门备案，以预防因流动频率高又无任何监视措施而使流动犯罪分子有机可乘，并且便于重点防治。此外，应使社区每个居民都认识预防犯罪、打击犯罪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通过社区舆论、组织团体巡视和监督来控制犯罪。
4.2 加强边缘区犯罪情境的控制
首先应改善边缘区流动人口居住环境。城市边缘居住区素来给人以脏、乱、差的感觉，容易藏污纳垢，诱发犯罪，因而必须对边缘居住区进行整体规划，对那些私自搭建的违章建筑、简易房等予以整顿，严禁再建违章建筑，已建成的应根据规划拆除或予以改建，以发挥建筑环境的空间防控作用。此外，还要加强居住区内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水、电、气、暖、道路、通讯、绿化等服务，创造良好的居住环境。其次，加强行业环境的管理，对于一些重点行业（如夜总会、洗头房、录像厅等有色情意味的行业）进行全面清理与整顿，彻底剔除“污染源”。再次，改善流动人口的工作环境，为他们切实的提供保障制度。为劳动者提供劳动保障和社会保障应是当地政府和雇主责无旁贷的义务，然而现实中，城市边缘区人口并未获得与城市居民相等的劳动保障和社会保障，因而切实的为流动人口提供完善的保障制度，是改善流动人口工作环境，预防流动人口失业犯罪的重要措施。
4.3 加强教育
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本原因，因而个人环境中的价值观对于行动决策起决定作用。而良好的教育有助于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因而预防外来农村务工人员犯罪的最有效途径是抓好农民的教育工作，提高农民素质；因此，首先应充分重视农村的基础教育工作，不仅要注重文化知识的教育，也要重视道德教育和法律知识教育。此外，对于城市边缘区而言，还有继续教育的要求，包括两方面：一是给这些外来人员进行精神文明教育，使他们对于当前城乡差别、相对贫困有正确认识，鼓励他们通过合法劳动获得物质财富，并通过思想教育增强他们明辨是非、抵制腐朽错误思想的能力。二是进行职业培训教育以增加流动人员的谋生技能。文化素质低、劳动技能差是流动人口就业难的重要原因，因而居住区、用人单位、地方政府等应加强流动人口职业培训，以避免流动人口因失业而“饥寒起盗心”。
4.4 建设良好的边缘区亚文化
并非所有的亚文化都是否定主文化的，良好的亚文化能以自己的特有形态补充主文化，与主文化具有相同的正功能。为预防和减少边缘区犯罪，应在社区内营造社区文明氛围，抛弃“大城市主义”心态，对于本地人和外来流动人口一视同仁，处理矛盾争端应采取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增强外来人口对居住社区的归属感和责任感，创造健康向上的城市边缘区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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