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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城市安全
  • 文章编号:1009-6000(2003)05-0017-08
  •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B
  • 项目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0071032)
  • 作者简介:汪丽(1980-),女,西安外国语学院人文地理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城市社会空间结构与社区规划; 王兴中,西安外国语学院人文地理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为城市社会空间与旅游景观空间。
  • 对中国大城市安全空间的研究——以西安为例
  • The Perceived Security-Space of Chinese Metropolis:A Case Study of Xi\'an
  • 浏览量:
  • 汪丽; 王兴中
  • WANG Li, WANG Xing-zhong
  • 摘要:
    国外研究城市安全空间,主要通过对城市心理安全空间的研究途径进行探讨,以达到对城市“人本化”安全空间的认识。在总结国外研究城市心理安全空间的基础上,以西安城市为探讨区域,通过行为抽样调查,建立起一套评价认知指标体系,对构成心理安全空间的三种区位类型:安全区域、压力地带和危险地带逐一分析,综合得出中国城市(西安)居民共同认知的心理安全空间在地域上的分布与构成模式,揭示西安市社会生活空间质量及其结构。
  • 关键词:
    城市社会地理学城市生活空间质量西安
  • Abstract: Recent research on the urban security-space in western countries focuses on research on the urban perceived security-space, in order to cognize the urban security-space with human characteristics. On the basis of foreign achievement in this regard, this paper formulates a set of cognitive and evaluative indexes by a sample survey of behaviors in Xi\'an metropolitan areas, and analyzes the three spatial types of perceived security-space: secure areas, stressful areas, and risky areas. The paper aims to get a distributional and shaping mode of the commonly recognized perceived security-space in Chinese cities (Xi\'an), i.e. a south-to-north decaying safety mode of perceived security-space in the city; and in view of the east-to-west mode, the perceived safety decreases from downtown areas to suburban areas, which contrasts with that of the foreign cities.
  • Key words: urban social geography; spatial quality of urban life; Xi\'an
  • 1 引言   社会经济的发展促使人们对城市生活空间质量的关注越来越广泛和细微,随之这方面的研究也越来越成为世界地理学聚焦的主要前沿问题之一。从地理学认知观的角度出发,居民对空间生活条件的主观评价是衡量城市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手段[9]。居民对城市内犯罪与安全的感知又构成了该手段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评价因素。本文在总结国外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居民认知问卷调查的方法并结合相关的SPSS统计学分析,从研究西安不同社会区域居民的生活空间映象,解读出西安居民所感应认知到的心理安全空间图谱,以此来衡量各社会区域生活空间质量的差异并评价城市社会(空间)康乐程度。 2 国外对城市心理安全空间的认识   综合国外著名学者对城市空间认知研究形成的城市映象学、城市社会地理学、城市社会学与行为地理学等有关理念,对城市心理安全空间的探讨有以下规律[3][5][6][7]。   (1)人具有对城市的认知映象能力(Imageability),其包含有居民对城市安全空间的认知内容。安全空间映象具有以下三点特征:①人本差异性:不同性别、年龄、收入、种族的人群对同一城市空间的认知安全空间映象具有构成上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反过来又指导各自的城市生活活动空间。②动态变化性:不同人的安全空间映象随着外界宏观环境、外界社会环境、个人活动空间范围的改变其安全空间认知结构也有相应的变化。③不论是何种人的城市心理安全映象,都可以通过认知安全图谱进行解读,然后集合各种人的解读内容。从而达到对城市安全空间结构规律的探讨。   (2)城市心理安全空间的结构有以下方面:①用人本主义方法可以揭示出城市生活空间“存在主义”图谱的空间构成系列有 6 大类,即安全区域、压力地带、刺激区域、无聊区域、重要地位区域、耻辱低劣区域。其中城市安全空间图谱系列构成包括有安全空间、压力地带、危险地带。②不同人群或个人的城市心理安全空间由两方面组成。A)从场所安全感知上,家和邻里区是大部分人最基本的心理安全空间。其次,个人城市日常四大类型活动所涉及到的工作或学习地、购物场所和休闲场所,形成次一级的心理安全空间。B)从区域安全感知上,绝大多数人认为内城(中心区)最不安全,城市各区亚中心其次,郊区则最安全。 3 中国大城市心理安全空间的构成及其模式   迄今为止,国内对城市安全空间的研究仅限于犯罪地理学,主要采用实证方法和 GIS与统计学等方法来研究城市之间犯罪的时—空规律及其相关治理。很少采用最能反映“人本”真实性的行为调查方法触及对城市内安全空间的研究。 3.1 西安城市社会区域心理安全空间的结构及其模式 3.1.1 西安城市的社会区域构成与安全空间认知抽样调查   以建筑景观形态分异特征为主导,以建筑景观区内部的社会特征作为划分社区的基本原则,以家庭类型、邻里单元、社区(社群)组成的城市社会区域系统序列作为划分的具体原则,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可将西安城市划分为 10 类社会区域[1]。在此基础上对西安各大社会区域进行有关城市生活空间质量调查,调查问卷回收总计 1000 份,其中有效问卷850份,覆盖了西安城市十大社会区域中的123个邻里区,有效问卷对各类社会区域的邻里区覆盖率均在82%以上,总覆盖率达到98%(见表1)。 3.1.2 评价城市安全空间的认知指标体系的建立   (1)指标体系建立的依据。   ①存在主义的空间类型原理。   西安不同社区与邻里区的居民在进行日常活动的过程中,接受来自活动空间(或活动领地)环境的信息,经由个人本身的主观感知因素的过滤在大脑中会形成(心理)安全空间映象,产生对应的认知安全空间图谱。据国外从感应—认知角度探讨城市场所安全空间结构的规律,城市心理安全空间“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图谱的空间区位类型系列分为3大类:分别是安全区域、压力地带和危险地带。构成它们的空间(或土地利用)类型分别是:安全区域由家和邻里区、工作(学习)地、购物和休闲地构成;压力地带由 “高密度环境”街区,“高密度环境”十字路口和城中心构成;危险地带由港口、工业区,棚户区、暂住人口与民族居住区,高速公路旁构成[1]。   ②结构主义的要素构成原理。   从对西安城市居民行为抽样调查发现,对上述三种“存在主义”区域的不同空间(土地利用)类型的感应,大多数居民是从构成空间的人口或建筑密度、休闲性、经济发达水平与边缘性进行认知的。越是低密度环境区越具有安全性,越是大众休闲区越具有安全性;高密度环境区给居民造成压力地带的感觉;经济萧条区域、城乡接触带往往使居民感觉为危险地带。所以,将居民感应—认知空间的上述“构成”方面作为评价三种“存在主义”类型区域的一级“构成”要素。同样,从抽样调查表中还可以总结出,认知“构成”要素的二级指标(见表2)。   (2)指标体系的建立。   ①指标的等级关系建立。   从有效的850份西安城市生活空间质量调查表中总结出衡量安全区域有2个一级要素5个二级要素。压力地带有1个一级要素4个二级要素构成。危险地带由2个一级要素4个二级要素构成。   ②指标间权重关系建立。   从调查表中根据居民感知指标的重要性并结合AHP决策分析方法,即根据两元素之间的相关重要性,一般取5个等级标度1、3、5、7、9,建立矩阵[12]。最后计算得出每个构成要素与典型指标的权重(见表2)。典型指标分值确定为5个等级,ⅰ为10分,ⅱ为8分,ⅲ为6分,ⅳ为4分,ⅴ为2分。 3.1.3 评价城市安全空间的操作方法   运用西安城市心理安全空间指标体系,按照以下加权计量公式对各个社会区域进行安全区域、压力地带和危险地带的量化评分计算,然后比较三类不同认知区域分值的高低,剖析西安城市安全区域、压力地带和危险地带在空间上的分布关系,更进一步复合出整个西安城市心理安全空间的区域类型构成及其关系模式。   首先,从抽样调查表中整理并统计出西安十大社会区域居民对各自居住社会区域的安全感知满意程度的等级层次,其次,再根据公式(1),计算出在十大社会区域上心理安全空间区域类型的分值(见表3)。感知出的安全区域、压力地带和危险地带的满分各自为10分,分值越高,说明从居民认知的角度,居民对该居住社会区域的满意度越高,安全性高、而压力性和危险性相对小。 3.1.4西安城市心理安全区域的分布与构成   见公式1,在对西安城市十类社会区域居民的安全感知调查的基础上统计出的安全区域分值,采用SPSS一维群集分析方法[8],由分值的集中程度确定0.5分为级差标准。西安城市社会区域的安全区域程度大体可分为四个等级:①安全空间(分值5.5—6.0:等级界限值为近似数字,误差可以在±0.05分范围内,以下等级界限值均是如此。):Ⅷ 西南郊电子混合综合社会区域。该区居民文化层次较高,社会阶层差异性小,绿地面积大,环境优美,社区管理和治安状况良好,各社区一般都有自己比较完善的休闲娱乐场所。②一般安全空间(分值5.0—5.5):Ⅳ 南郊文教与单位制社会区域、Ⅸ 东南部旅游观光与单位制社会区域与Ⅰ 旧城商务与传统街坊社会区域。这些区域大众休闲场所数量较多、面积较大,人口虽然密集但同质性较强,社区管理较为正规严格,而且居民文化程度相对较高,尤其南郊是西安的“文化区”和“大学城”。③不安全空间(分值4.5—5.0):Ⅱ 西部电工机械与单位制社会区域与Ⅲ 东部纺织机械工业与单位制社会区域。这些社会区域都是50年代以来形成的单位制社区,有较为完整的生活、娱乐与购物中心,但其设施与功能不够完善,而且下岗工人很多,居民生活来源不稳定,社区管理松散。④极不安全空间(分值4.0—4.5):Ⅵ 西北部仓库与演替式边缘社会区域、Ⅶ 东北部重型机械与演替式边缘社会区域、Ⅴ 北郊铁路与混合式综合社会区域与Ⅹ 郊区演替式边缘社会区域。这些区域的居民对安全区域的感知最差,它们位于城市边缘,建筑物杂乱无章,多为城市居住与乡村演替式的形态,外来流动人口较多,居民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社会治安及社区治安比较乱,很少有满足人们娱乐放松需求的大众型休闲场所。在以上四个等级的安全区域类型中,构成每个等级内部的社区或邻里区之间也有差异性,对它们安全区域的感知程度不是完全均等的,因此西安城市十大社会区域之间的邻里区安全程度具有随距离衰减的渐变特征(见图1)。安全区域在西安社会区域地域上的分布与构成(见图2)。 3.1.5西安城市心理压力地带的分布与构成   采用上述相同的分级方法[8]可将西安城市十大社会区域的认知压力地带分为三个等级:①轻压力地带(分值5.0—5.5):Ⅳ 南郊文教与单位制社会区域、Ⅷ 西南郊电子混合综合社会区域与Ⅸ 东南部旅游观光与单位制社会区域。这里空气质量、垃圾处理和噪音污染等对人造成的物理压力小[5],犯罪率低,人流量比较大,但人口文化程度高,建筑物和街道的规划布局相对较谐调,削弱了人流量对压力感知程度的影响。②一般压力地带(分值4.5—5.0):Ⅲ 东部纺织机械工业与单位制社会区域、Ⅱ 西部电工机械与单位制社会区域、Ⅵ 西北部仓库与演替式边缘社会区域与Ⅰ 旧城商务与传统街坊社会区域。由于拥挤是产生感知城市压力的一种很重要的原因[5],这些区域普遍居住环境拥挤,环境质量差,工业废水和烟尘污染严重,偷盗、赌博、抢劫等犯罪现象比较严重。旧城是商业中心、交通线密集、人流量大,易给人造成拥挤的感觉。③重压力地带(分值4.0—4.5):Ⅹ 郊区演替式边缘社会区域、Ⅴ 北郊铁路与混合式综合社会区域与Ⅶ 东北部重型机械与演替式边缘社会区域。这些区域居住环境脏乱,多为低矮平房、低层建筑与陋街僻巷,居住人口职业低级、非技术性劳动所占比重大,外省籍人口多、是西安的“移民区”,语言和生活方式多样化,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形成了犯罪的“滋生地”。在西安不同等级压力地带的社会区域内部,不同邻里区压力程度也存在有感知高低的差别,它们形成了压力地带等级体系序列(见图3)。其压力地带在地域上的分布与构成(见图4)。 3.1.6 西安城市心理危险地带的分布与构成   西安心理危险地带感知类型分值较为分散均匀,根据量化分值和SPSS一维群集分析方法[8],以1分为级差标准,大致可分化为三级标准:①低危险地带(分值5—6):Ⅷ 西南郊电子混合综合社会区域、Ⅳ 南郊文教与单位制社会区域、Ⅰ 旧城商务与传统街坊社会区域与Ⅸ 东南部旅游观光与单位制社会区域。相对其它区域来说,这些区域的居民对其周围环境认知的危险性低,主要原因是区域内的建筑物多具有 “新、高、美、大”的外观特征。其次自己拥有住房的居民占大多数,而且生活功能空间健全。第三,耻辱性设施少,恶性犯罪事件感知类型少。而城中心是繁华地带,人流量大虽然促进压力感知的产生,但另一方面又削减了自身的孤立感,居民对城中心熟悉度普遍高则减小了对环境的陌生恐惧感。②一般危险地带(分值4—5):Ⅱ 西部电工机械与单位制社会区域、Ⅴ 北郊铁路与混合式综合社会区域、Ⅲ 东部纺织机械工业与单位制社会区域与Ⅹ 郊区演替式边缘社会区域。这些区域建筑物老化、布局零乱,租地住宅和低质量住宅比较多,相当一部分人无职业,助长了犯罪的产生和耻辱性设施的出现。③高危险地带(分值3—4):Ⅶ 东北部重型机械与演替式边缘社会区域与Ⅵ 西北部仓库与演替式边缘社会区域。它们都位于城乡结合部,是居民所感知到的明显的萧条区域和低等级区域,棚户式住宅多,公众服务性设施严重匮乏,建筑陈旧,多数邻里区成为“无人管理区”的感知类型,大多数人由于收入很低,一部分无职业者经营起非法耻辱性设施场所,成为“社会病态”的“糜集地”,多有部分暴力犯罪事件的记录。西安社会区域的危险地带由最高等级向最低等级感知其危险性的构成系列关系(见图5)。危险地带在城市的区位分布与构成(见图6)。 3.1.7 西安城市社会区域心理安全空间的分布结构模式   表3中的数值反映出居民对西安城市安全区域的安全性、压力地带的非压力性和危险地带的非危险性的整体感知水平层次不高,三者满分均为10分,而西安十大社会区域的安全区域、压力地带和危险地带的最高分都低于6分。由此看出从居民感知到的西安城市心理安全空间属于中下等水平。   据对西安城市十大社会区域中安全区域、压力地带和危险地带的SPSS一维群集的分类级差标准,以及西安城市社会区域与安全区域、压力地带和危险地带的相关性等级体系,组合成四等心理安全空间类型量化分值组(见表4),采用过滤下至的方法进行西安城市心理安全空间的分布划分与结构研究。其西安城市心理安全空间分布与构成,西安城市心理安全空间的分布与结构模式图(见图7a和图7b)。它有如下特征:   ①西安的社会区域空间结构呈“T”型。是以旧城区为中心的变形的“同心圆”状与“扇形”的复合居住结构[1]。   ②高级心理安全空间在空间上以“扇形” 形态分布在西安的西南郊、南郊和东南郊;次级心理安全空间在空间上呈“残缺圆” 形态,分布在西安内城的南面;一般心理安全空间在空间上也呈“扇形” 形态分布在以旧城为中心的东郊和西郊两侧;低级心理安全空间在空间上分布在陇海铁路以北的近似扇形的东北郊、西北郊、北郊和郊区的地域内。   ③西安心理安全空间大致是由南向北其安全程度逐渐递减。从东西角度看,由城里向郊外安全性逐渐降低。这和国外城市由城内向郊区安全性逐渐升高的规律正相反。 3.1.8 西安城市生活空间质量的差异水平   影响城市社会—生活空间质量的基本条件有三方面:①城市收入与财富的分布模式;②健康与医疗服务水平的空间模式;③犯罪与违法行为的区域特征[2]。三者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其中犯罪与安全(特别是人们对安全空间的主观感知水平)是评价社会(空间)康乐和个人生活质量的很重要的因素[10]。因此,西安心理安全空间的分布结构揭示了西安不同社会区域生活空间质量的差异。由此,可以这样评价:西安从南向北生活空间质量水平依次降低,西安从东向西社会区域的生活空间质量居中并且较为一致。 3.2 西安城市场所心理安全空间的类型构成 3.2.1西安城市场所心理安全空间的认知类型   从有效的850份调查问卷中计算出西安居民对场所安全空间的感知水平排在前四位的是:71%居民认为家是安全空间,37%居民认为单位是安全空间,而16%的人认为邻里区是安全空间。9%的人认同大众休闲区是安全空间。西安城市场所心理安全空间的认知类型构成和它们对应的感知人数所占调查总人数的比例以及形成各种场所心理安全空间的主要认知要素见表5。 3.2.2 西安城市场所心理安全空间构成与国外的异同点   ①西安居民对场所安全空间的感知与西方国家的相似之处是居民共同的心理安全空间核心—家,家是日常生活大部分时间的所在场所,是居民可以随心所欲的生活空间,是家庭成员聚集的地方,是约朋友与同事的地方。②不同之处是西安居民的次级场所心理安全空间是单位,而这是西方国家城市居民感知到的基本心理安全空间靠后排列的场所类型。原因是中国城市居住邻里区很大程度是以单位制部门形成的,单位制社会区域都是由同类行业、同类工作性质的人员组成,具有频繁的工作交往与社会网络交往。其生活方式相似、亚文化氛围相同、生活圈相差不大,因此表现出显著的认同感和情感联系[1][9]。 4 结语   本文以西安为例,“以人为本”的行为抽样调查和城市社会区域构成为基础,在国外相关理论研究的层次上进一步创建了城市心理安全空间的认知评价指标体系,量化归纳出反映社会—生活空间质量的重要心理安全空间因素的类型构成、分布构成关系等规律,仅为探索性研究。①中国大城市随着经济的发展,建成区在扩大,城市认知安全空间在地域上有了比较明显的分异,但仅为城市安全空间分异的初期。因此,与西方国家心理安全空间的地域分布规律有一定的差距。主要是因为中国和西方国家社会发展阶段不一致,城市空间演化水平与对应生活方式上有很大区别。②中国大城市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城市安全型大众休闲娱乐型场所发育滞后,因此,城市场所认知型安全空间类型少,其分布还无明显的认知结构规律。③研究城市心理安全空间的意义是通过掌握城市心理安全空间的构成现状及其规律,采取相应措施,进行综合治理,达到缩小各社会区域生活空间质量差异为目的。本案例研究对中国其他大城市的社会—生活空间质量评价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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