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稿
- 文章编号：1009-6000(2004)03-0006-07
-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C
- 作者简介：刘会远（1948-），深圳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
- 也谈“造城运动”（一）
- My Viewpoint on Construction of Citie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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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会远
- LIU Hui-yuan
- 摘要：
2004年1月份，看到《现代城市研究》第一期发表的冯骥才先生“关于新造城运动”的文章，初看到“新造城运动”一词给我一种错觉，以为冯先生援引了当年梁思成先生的建议：保护旧城，另建新城！ - 关键词：
； - 2004年1月份，看到《现代城市研究》第一期发表的冯骥才先生“关于新造城运动”的文章，初看到“新造城运动”一词给我一种错觉，以为冯先生援引了当年梁思成先生的建议：保护旧城，另建新城！
当深入细看，我才明白：冯先生的“新造城”并非是梁思成先生的“建新城”之意。冯先生虽然在文中痛陈“新造城”的无个性、模仿、粗鄙等等，在文章开头却仍然要对“新造城”运动冠以“……这是中国城市史，乃至世界城市史上空前而浩瀚的一次堪称奇迹的变革。中国城市人的生活因此而全面更新”这样的高帽。冯骥才先生，早就从媒体了解您率领一支队伍为抢救正在消失的各种民间艺术而奔忙，我对此非常钦佩，也是一个自觉的追随者，也正因此我不能不对您苛求。我认为冯先生对“城市快速无序扩张的”两个阶段的总结[1]还比较客观，但没有深入挖掘其思想根源。如果我们各个城市的领导人还抱着“砸烂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一类的政治理念，又怎么能要求他们自觉地保护城市的文脉呢？为响应冯先生对知识界的希望，我对影响城市健康发展的一些问题也谈点粗浅的意见，以期抛砖引玉，引来专家的关注。因历史上并未存在一个与“新造城”相对应的“旧造城运动”，我将冯先生开始的这个话题抽掉一个“新”字，也谈谈“造城运动”[2]。“运动”这个词汇除了它本意之外，在中国有特殊的政治含义，冯先生用其来形容城市的无序发展，很形象。我接着使用“运动”一词并无学术意义，只是表示接过冯先生开始的话题继续往下谈而已。
1 不可忽视规划，但规划者应有较全面质素
首先我觉得冯先生对不合理的城市规划及过度的旅游开发给城市文化遗产带来破坏的批评非常及时。但我们万万不可将城市规划和旅游同文化遗产的保护对立起来。我认为若舍弃规划和旅游，“文化人的忧患”和知识界的“清明”都将是无力的崇高[3]。而一座没有规划的城市，它的无序的疯狂的发展必将给文化遗产带来更多的厄运！
其实，我们很难将学历很可能高过我和大冯的现有的城市规划师们划到知识界[4]以外去。问题也许出在我们的规划师较少毕业于综合性大学，许多人仅仅在单一的“建筑学院”（或以建筑学为重点的大学）完成高等教育，他们的知识面比较窄，在工程学方面（比如给排水的设计上）可能比较到位，而涉及到交通等关系到社会方方面面的领域，他们知识面的狭窄就立刻暴露出来了。北京因城市规划不合理而造成现在的严重塞车局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若早在五、六十年代就接受梁思成先生“保护旧城，另建新城”的方案，北京市后来的规划就没这么难搞了）[5]。
城市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类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是游牧部落与农业部落的分离，社会分工促进了生产，部落间剩余产品的交换场所逐渐演变为市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手工业又与农业分离开来形成第二次大分工。“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6]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交换的扩大引起了商品生产的萌芽和壮大，渐渐形成了许多手工业和商业的集中地。市集逐步成为城市。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象征，北京大学城市地理学者周一星教授指出：“城市比旧石器时代的营地和新石器时代的村庄都更能有效地组织和动员人力物力，发展分工合作，促进贸易交流，从而使一部分人有可能脱离必要劳动去从事艺术、哲学和科学事业。这样一种崭新的社会结构，把当时人类拥有的一切发明和革新成果，把天文知识、神祗观念、文学艺术、宗教政治、实用技艺等都组合到一个以宫殿、神庙为中心，以城垣为边界的新型人口群落之中。城市在吸引和集中各种社会人群和文化的过程中，既使人类文化的长期积淀得以保存免于流失，而且又促进了文明发展的飞跃。”[7]
现代城市具有许多功能，它是一个地区（或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中心，但自古以来，作为文明的象征，作为历史与文化的载体，每个城市所形成的个性色彩不应被忽视。然而全球化的影响和中国城市化[8]进程的突然加快，正对这一点形成冲击。这方面，冯骥才文给予了充分揭示。
为改变目前令人忧虑的现状，按冯先生的意见，让文化学、历史学、民俗学、美学和地方史学学者以及艺术家将“真知灼见注入对未来城市的想象”是必要的，不过我觉得还应做出更理性的表述，周一星教授根据外国文献而修改和绘制的一张图可以让我们一目了然(见图1）。
现代城市规划的复杂性要求多学科协作，而作为主持者的规划师必须具有较全面的质素。遥想小平当年推行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何等有魄力！今天对知识化、专业化已有更高要求，凡不适应者均应被取代！
在目前情况下，应多请些各方面的专家共同参与规划，并且，负责城市规划的团队应保持开放的多元的思维，特别要注意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还应多分析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案例（《现代城市研究》杂志是个很好的阵地，希望冯大将军的队伍多利用这个阵地，把你们保护城市文化遗产的案例发表出来，与同志们和广大读者分享）。我相信这样一个保持多元思维的团队经过互相渗透，最后能达成一个各方面都能接受的相对比较科学的、能充分考虑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的城市规划（绝对合理的方案只能存在于理想中）。
2 利用多种思想武器加强规划工作
由于意识形态方面不够开放，我们未能利用（或充分利用）发达国家在城市规划方面已有效利用了的各种思想武器。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原地理系)区域经济与人文地理学教研室柴彦威主任在《城市空间》一书中，归纳了六种城市空间研究方法，并指出了其相互补充，呈顺时针演进的有趣关系（见示意图）。因篇幅所限这里仅摘要二三：
“行为主义方法援引心理学和行为学的一些理论与方法，重视说明人类行为的意识决定过程，从人的行为因素来解释一些地理现象的形成……
“结构主义是法国人类学家C.莱维-斯特劳斯在文化人类学中开创的一个学派。该学派认为各种文化是一个系统。并可按其诸成分之间的关系加以分析……
“以段义孚和巴帝梅（A.Buttimer）等为代表的人本主义方法正成为理解城市空间的一个重要视角。人本主义强调以人为本，突出个性化原则，将人类意识、人类能动性、人类知觉及人类创造性放在中心和主动的地位。在区域经济研究中，人本主义强调人地关系的人性化，表现反映人们思想、性格、价值观念和感情的很多具有象征性意义的事物；强调研究者的参与观察方法，用研究者的个人感受（包括对自然的、社会的、人文的所有东西的一体化感受）来描述一个区域的特征……”
1997年曾获中国地理学会青年地理科技奖的柴彦威是一个严肃认真的学者，他对西方的这些思想流派均给予了客观的分析、批评，指出了可为我所用之处。我想，运用这些方法，无疑会对城市已有的文化景观都给予重视的。就本文的主题来说，结构主义的方法会让我们更感兴趣。变化的景观能反映出生产方式的辩证关系（Cosgrore，1984），也体现了布劳特（Blaut，1961）“空间就是过程”的格言（当然，像我们许多城市那样乱拆一通，破坏了标志性景观，后人也就找不到过程了[9]。
从图2我们可以看到北京市认真保护的老前门火车站，以及前方处于北京中轴线上的原古城墙的前门箭楼。很可惜城墙被拆除了，沿城墙伸展出去的铁轨也不见了。但只要老火车站在，老前门城楼在，我们依然可以向后代说一说老北京城发展的过程。
图3是香港原九广铁路始发站的钟楼。车站因市政建设发展的需要搬到了红磡，钟楼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而且与尖沙嘴天星码头的港口建筑融为一体（图5），又成为了维多利亚港轮渡码头的标志。灯塔下面的广场记录了在这前殖民地中发生的许多事情，回归后的今天，每逢节假日市民们仍在这里举行各种活动（图4）。
但济南的市民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一个像北京前门火车站一样雄伟典雅的老火车站（图6）好端端地被拆除掉。而代之以毫无特色的一个火柴盒式的新火车站。谈到曾引以为骄傲的老火车站被拆除，市民们无不扼腕叹惜[10]，而且关于老火车站拆除的过程也有一个传说：中国重视废旧材料的利用，接受拆火车站任务的民工队是以回收旧材料作为补偿的，原计划一个月搞完，结果用了半年时间才最后拆净，可见当初德国工程师主持建造的这个车站有多么坚固，所用材料又是多么好（以至民工们都不忍轻易砸碎）[11]。民工们的艰苦劳动从回收材料中得到了补偿，可市民心里历史感的缺失又怎能够得到补偿呢？！当然这座建筑也记录了我们曾被侵略的历史，但那毕竟是不能抹杀的历史的一部分。同样在山东省，同一个时间段，在青岛当市长的俞正声就非常注意保护德国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建筑，而且附近新建的楼房也要与旧建筑协调，使青岛形成了非常有特色的城市景观，成为吸引外资、发展旅游的一大有利条件。
北京有大前门，济南也有个解放门（阁）。城楼内陈列着介绍济南战役的图片，看着这些激烈战斗的场面，耳边仿佛听到了震耳的嘶杀声，听到解放军战士冲锋时高呼的口号：“打下济南府，活捉王耀武！”可是我想国民党守城司令王耀武和共产党指挥攻城的将军们如果现在健在，都不能认出这个曾为之浴血战斗的济南城了。城墙固然难逃被拆除的命运，但为什么又要在老城墙东南角楼的位置建一个新城楼呢？好，我们可以说这个建筑物纯为纪念济南战役。在这场战役中解放军战士表现出的大无畏精神确实可歌可泣，而且这场解放战争初期的攻坚战也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表明“土八路”已成长为可随时打正规战的无坚不摧的军队。那么，为什么不在它的两侧保留一段布满弹洞的城墙？解放门（阁）是在两个历史时期分两个阶段建成的。第一期就已经把战争遗迹统统清除掉，然后用平整的石料建了一个平台（俗称解放门）。第二期又用更平整的石料（与第一期都不协调）建起了城楼。在这里我们感受不到历史的氛围，而只能感觉到遗憾。
好了，不管怎么说解放门（阁）还是一座高大雄伟的建筑。城墙虽然拆掉了，原护城河中的黑虎泉等名胜还是得到了保护。城墙的城基变成了道路，也可缓解市内的交通。那护城河另一侧原来城外的大片空地，按正常的思路该开辟成映衬黑虎泉等名胜的公园，或培育大面积的绿地。不然，绿地倒有一些，搞得非常狭窄，能看到水面的黄金地带被一些机关占据，盖起了很普通的住宅楼，使整个景区的面貌再一次让人不舒服(不知道为什么批准建设解放门（阁）的市领导又批准这片普通住宅楼盖在护城河边。难道人们登上城楼就为了让这些碍眼的建筑塞满视野吗？)。这就是没有合理规划的恶果！冯骥才先生，您说呢？除了您总结出的无个性、模仿、粗鄙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难以归纳的莫名其妙的东西，而这一切都是高喊着“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办实事”的口号完成的。所以不清理造成城市建设混乱局面的混乱思想，不抱着开放心态引进有用的思想武器，目前的局面是“文化人的忧虑”改变不了的。
冯骥才先生对文化遗产（或可能不久后会成为遗产的各种民间艺术）的保护目前还仅限于狭义的“文化”范畴，我认为应采用广义的文化观并把工业遗产的保护也纳入到文物保护工作中来。而且前文提到的“景观论方法”（见示意图）也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景观”一词（在学术上）是首先由德国地理学者提出和大量使用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教授梭尔（Carl O.Sauer 1889～1975）于1925年发表了《景观的形态》（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一文。进一步提出了“文化景观论”，指出人文地理学者要研究自然环境如何随文化景观而发生变化，“文化是动因，自然条件是中介，文化景观是结果”。梭尔的学说为其后继者引伸发扬、谓世界人类知识宝库，并依赖三种方式得以传播和继续：一是人类的语言；二是书写的文字；三是地面上的文化景观。文化景观，是大地上人类生活过的痕迹，保留着无数的信息，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需要人文地理学家去发掘探讨[12]。
我和李蕾蕾博士在本刊已连续三期介绍了德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人类文化遗产的三处工业遗迹。看看那些高大雄伟而又内涵丰富的工业建筑，谁能说它们不是一种文化景观呢？
就拿在今年1月号上与冯先生文章同期刊出的《德国工业旅游（二）》所介绍的弗尔克林根炼铁厂来说，那些代表工业文明的林立的高炉、高塔传递给了我们什么信息？这些占据了庞大空间的工业建筑物又说明了什么时间过程呢？
大家知道第一次工业革命源于18世纪中期的英国，这次工业革命一般被称为“蒸汽时代”，而改进托马斯·纽科门原始蒸汽机的瓦特不过是格拉斯哥大学的实验员，当时许多发明都来自经验丰富的工人（手摇纺纱机就是织工发明的），一些新的工业部门是在手工业的发展中转化过来的。
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是在德国、美国发生的，发明家多是专家、学者，他们将科学与技术相结合的成果运用到工业生产中去，出现了许多发明创造，大大提高了生产力。
德国的维纳·西门子1866年发明了自激流发电机，这是世界上第一台应用于工业的发电机，开辟了人类电力生产新纪元（二次工业革命一般被称为电气时代）。
在钢铁业方面，德国企业家不但迅速学到了美国的优质钢冶炼法——贝西默法（即酸性炼钢法），而且建造出先进的马丁炉。德国钢铁产量迅速提高，有力地支持了机械等其它工业门类的发展。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建成和发展起来的弗尔克林根炼铁厂，集中了那个时代的许多先进技术，反映着那个时代的信息，那一排排比肩而立的巨大高炉仿佛时刻在提醒着人们：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3]有头脑的德国人看着这些宏伟的工业建筑会认真反思：德国在100年前是仅次于美国的工业大国， 如果不发动两次世界大战，从而避免两次大倒退，德国应该继续和美国在争第一呢……这样的工业遗产地，你能说它不是文化景观，不是文化遗产吗？
再比如本期刊载的《德国工业旅游（四）》所介绍的措伦煤矿，不要说那些漂亮的混合有某种罗马、哥特、巴洛克风格的折中主义建筑，就那一间工人领取工资时走进的体现着德国劳动神圣传统的殿堂，也足以让我们深入进行研究了。当然，正像科隆大学苏迪特教授在给我们介绍时所说的：也有人会说这些文字和描述反映了控制关系、公司控制矿工努力工作从而使公司赚更多的利润。进一步发挥，你也可以认为那是资本家为了更好的进行剥削（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解释）；你甚至可以怀疑德国人民奉献和服从的传统是否容易成为法西斯主义滋生的土壤。不过在我们这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我们更应该记住：正是德国的这种传统保证了德国人制造出质量一流的受全世界欢迎的产品！
只要保护好这些文化景观，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不断地观察、解构、分析。
再看看我们中国吧,从洋务运动算起，100多年来我们的先辈进行了工业化的艰苦努力。清末的新政,民族资产阶级开始崛起，辛亥革命进一步促进了民族工商业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由于列强忙于战争，中国的许多产品迅速实现了部分国产化，水泥被称为洋灰，火柴被称为洋火，机织布被称为洋布，铁钉被称为洋钉……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中共党史告诉我们：目前中国最大的那座城市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摇篮。站在三个代表理论的高度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说，那座中国最大的城市也同样是（或者应该说首先是）中国企业家的摇篮。而今天那座最大的城市里已很难找到当初诞生中国最早的企业家，最早的工人阶级的“摇篮”了。你在这座城市放眼望去，看到的几乎都是楼房（尽管这座拥有许多优秀设计师的城市的楼房比起其它地方来说，较少冯先生所憎恶的那种“粗鄙”，但“无个性” 和“模仿”还是大量存在的）。
那些被拆掉的中国最初的近现代工厂也许比不上弗尔克林根炼铁厂那么规模宏大，那么技术先进,但是在中国它是（也许在亚洲也是）第一个！它们记录着我们的先辈受廉价洋货的冲击，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打压下奋斗、抗争、探索的历史！现在这些历史正在消失！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儿来（难道像孙猴子一样是从石头缝，不，应该说是从混凝土建筑缝里蹦出来的）？我们将往哪儿去？这些问题对于城市里的中国人难道不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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