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争鸣
- 文章编号：1009-6000（2004）06-0008-05
-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 作者简介：周一星，北京大学地理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教授，博导，本刊编委。
- 就城市郊区化的几个问题与张骁鸣讨论
- Discussion with Mr. ZHANG Xiao-ming on Suburb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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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一星
- ZHOU Yi-xing
- 摘要：
本文就张骁鸣发表在《现代城市研究》2003年5期的论文“从区域的角度来理解城市郊区化" target="_blank">郊区化”展开了讨论。希望通过争论，吸引更多的学者关注郊区化" target="_blank">郊区化的研究。 - 关键词：
郊区化；郊区城市化；逆城市化；城市中心区；郊区； - Abstract: This paper argues about the article “To 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 suburbanization from a regional perspective” by Mr. ZHANG Xiao-ming, published in Modern Urban Research, 2003, No.5. The author hopes that more scholars pay attention to the studies of suburbanization.
- Key words: suburbanization; suburban urbanization; counter urbanization; urban core; subu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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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缘起
我一向主张我国的学术界需要营造一种公开、友好的学术评论的氛围[1]。我也建议过《现代城市研究》杂志一定要建立匿名评审制度，不妨以学术争鸣作为刊物的风格[2]。2003年7月3日编辑部用电子邮件传来《从区域的角度来理解城市（的）郊区化》的匿名评审稿，叫我对该文提出评审意见并希望我写一篇争论文章，我当天就回复编辑部:“这是一篇争论性的论文。此文讨论的对象主要是我。有争论是好现象。请务必发表。”[3]以前《地理学报》也有过一篇批评我的送审文章，我也回复编辑部“建议发表”。此文在《现代城市研究》2003年第5期发表后，我才知道作者是张骁鸣同志，一位年轻的学者。可惜因为忙，我的回应文章直到今天才有空完成。好在郊区化仍是当今城市的热点问题，有些问题带有普遍性，讨论此文（以下简称“张文”）仍然并不过时。
“张文”对城市郊区化做了一些有益的探讨，我只就作者对我提出的几点质疑阐述我的看法，以便互相交流，促进我国郊区化的研究。
2 中国的郊区化研究要与国际接轨
“郊区化”（suburbanization）现象首先出现在西方国家，“郊区化”的概念首先由西方学术界提出并在世界学术界流行。因此，中国的同类研究应该与国际接轨才能让国际学术界理解和承认我们的工作成果。“郊区化”现象的核心是人口与经济要素的离心扩散导致城市郊区的发展[4]，中国的同类研究应该在这一核心概念上与西方保持一致，采取可比的、至少类似的立场。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我们的研究要去发现这一现象在中国的发生时间、发生条件、规模强度、动力机制、动态演变及其后果等，然后从中国的研究中与西方对比，寻找其异同，丰富和发展“郊区化”的理论，体现中国研究的国际价值。有理论才能应用于实践，人们的认识在理论和实践的反复结合中得以升华。这是我对郊区化研究在“中国与国际”、“理论与实践”等关系上采取的基本态度。假如某些现象是中国人首先发现的，或者其理论概念是中国人首先提出并被国际公认，国外的研究则应该与中国接轨，这时也等于是与国际接轨。
自然科学研究基本上不存在这个问题。社会科学研究与国际接轨的问题，不受大家的重视，以为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不需要、也不可能与国际接轨。我国只重视SCI，完全忽视SSCI就是一个证据。其实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也要主动融入世界，主动与世界接轨，这包含了在某些领域外国要与中国接轨。真理是没有国界的。
在郊区化研究与国际接轨的问题上存在着几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态度是完全不顾国际上已有共识的郊区化研究，自己另搞一套所谓的“郊区化”定义概念；或者对于在郊区化核心概念上采取与西方接轨的做法持否定态度，甚至有过“月亮还是西方的圆”、“郊区化是资本主义的一套”、“崇洋媚外”、“脱离中国实际”、“直接套用国外理论”等等冷嘲热讽的声音；还有一种态度是认为，只有完全符合西方郊区化的一切特征才叫郊区化，例如说只有带来城市中心区衰落的郊区化才是郊区化，只有西方的自发式郊迁才是郊区化，只有像西方国家在城市内部结构完全成熟的阶段出现的郊区化才是郊区化。中国的郊区化没有导致中心区的衰落，开始时以被动式郊迁为主，中国处在集中城市化阶段，因而中国的郊区化不是郊区化。在他们看来，只有彻头彻尾完全西方意义上的郊区化才叫郊区化。这就把郊区化的离心扩散现象与导致现象发生的原因和结果完全搅和在一起了，有点本末倒置的味道。上述的几种态度我认为有片面性而不足取。对国内外都有的城市离心扩散现象寻找我国的原因和给予我国的理论解释，恰恰是我国学者研究的主要任务，也是创新的主要空间所在。
3 关于“中心区”和“郊区”的概念
“张文”泛泛讨论“什么是郊区”是没有意义的，就像“什么是城市”一样，至今有几百种定义，可以再讨论100年。我们要讨论的是郊区化研究中的若干地域概念。
在中国研究郊区化一定要对样本城市划分中心区、近郊区和远郊区，这是因为西方的“city”和中国的“城市”在地域上有着明显的差别。中国城市的行政地域远远大于城市的实体地域，而西方城市的实体地域却远远大于城市的行政地域。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城市实体地域即相当于城市建成区的“城市化地区”（urbanized area），它由两部分组成，其核心是Central city/cities（中心市），其外围叫urban fringe（外围密集居住区），合起来包含了若干个行政上的city（or town, township），在空间尺度上远远大于城市的行政地域[5]。比urbanized area尺度再大的城市地域概念是城市的功能地域MA（都市区）。西方的郊区化概念就是站在中心市观察人口和其他要素向外围密集居住区和都市区的离心迁移。
中国的郊区化研究既然要和国际接轨，当然就要有和西方“中心市”可比的地域概念，那就是中国大城市的“中心区”，习惯上也叫“城区”或“旧城区”，中心区以外一定范围则为郊区。中国的大城市一直有中心区、近郊区和远郊区的概念，这不是我的发明，而且它们和西方大城市的三个圈层可以大体相当。不过，近年来我国频繁的城市行政区划调整，不少城市的“区”的划分已经打乱了原来的圈层结构，变成了“瓜分式”结构，例如南京[6]。像北京这样仍然保持着典型的三个圈层的城市倒变得新鲜起来。即使是行政上“瓜分式”结构的城市，如把尺度缩小到街道办事处，研究者自己分出圈层也非难事[7]。在这种情况下笔者曾建议城市中心区的划分可与当地人们概念里的旧城区，或1949年新中国建国前夕的城市建成区，或原城墙包围的地域相当[8]。划分是否恰当，人口密度是一个很好的参考指标[9]。
令人不解的是“张文”坚持认为，“城市实体地域之外的周边地域就是城市的郊区”（4页），“在城市实体地域的交集之外的区域范围即为城市的郊区”（8页），“城市实体地域的范围即为城市中心区的范围”（4页注释①）。看来“张文”与我在郊区化研究中争议的直接来源，就来自他独特的“郊区”概念。我认为北京的东城、西城、宣武、崇文四个城区是北京的城市中心区，其外围的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四个区，且不说还有大面积的乡村地域，是既有城又有乡的城乡交接的行政单元，即使这四个区今后全部变成了建成区，没有一寸乡村地域，仍然把它们称作北京的近郊区也不为过。郊区不一定就是乡村地域，这应该属于常识范畴。
当然，小张完全可以按照自己对城市中心区和郊区的理解去研究城市的集聚与扩散，但是我建议您取一个区别于“郊区化”的新名词来命名您的研究和表达您的观点。
4 郊区化研究中的地域划分要不要随城市发展而变动
按照“张文”的逻辑，“城市外围已经得到充分城市化发展的广大地域应该划分为城市中心区”，“郊区的范围应该在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得到相应的调整”，也就是说“城市的中心区要在城市建成区的扩展中得到相应的扩展”，“城市中心区就是城市建成区”。如果是这样，就不会有郊区化的现象。至今还有一些朋友建议我中心区的范围要随着城市的发展不断扩大，但是认为中心区的范围要和建成区范围保持一致，随着建成区的扩大而一样扩大，“张文”却是第一个。
我主张在郊区化研究中，城市中心区、近郊区、远郊区的范围一旦合理划定，就不要轻易变化。理由是“郊区化”主要研究发生在大城市的一种空间扩散的现象和过程，只有圈层边界的不变才能跟踪这一现象的演变轨迹，“不变”是为了有一个统一的起点。“不变”并不妨碍今后郊区化的离心扩散源从中心区扩展到近郊区，甚至从近郊区扩展到远郊区。“不变”恰恰才能提供一个可比的参照系，来跟踪郊区化的发展演变，就像最近我们利用“五普”数据对北京进行的新的跟踪研究那样[10]。相反随着城市发展而扩大中心区，恰恰可能掩盖城市要素离心扩散的现象和削弱离心扩散的实际力度。南京是最好的例证。
南京在1990年第一次使用“主城”的地域概念，南京主城指长江以南、绕城公路以内的地域，面积243km2，其范围包括了城市的主体建成区。1990年南京城市规划规定“主城”以金融、贸易、信息中心的职能为主，搬迁主城工业，控制主城人口增长，要求主城人口从1990年占市域城镇人口的75%，下降到规划期末的45%。用郊区化的理论来说就是南京把城市“中心区”的离心扩散功能赋予了“主城”。在这里“主城”就相当于“张文”主张的“随着城市发展而扩大了的城市中心区”，基本符合“张文”城市中心区等于建成区的条件。但是在回顾南京城市规划执行的实际情况时，人们发现唯独主城人口的实际增长率突破了规划指标，是规划增长率的1.3～1.4倍。而其他外围圈层人口的实际增长速度都没有达到规划增长指标，许多人对这一现象感到困惑。
其实原因很简单，南京主城范围内包含着一个大约五六十平方公里[11]的由城墙包围的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中心区。通过对南京1995～1998年间主城人口分街道变动、1997年主城分街道人户分离状况和1997年主城暂住人口分布情况的分析，可以证明进入20世纪90年代南京开始了以城圈内地域为中心区的郊区化过程。城圈以外的主城外围地域在功能上属于近郊区的一部分，是现阶段中心区人口离心迁移和外来暂住人口向心迁移的共同目的地。正因为南京把现阶段城市向外离心扩散的功能赋予了整个主城，掩盖了实际存在的郊区化现象。南京从城圈内到城圈与外环路之间的离心迁移，在扩大了的中心区内完全被看成中心区内部的一般迁移而被忽略了[12]。一句话，把不断扩大的建成区当作城市中心区将永远发现不了实际存在的郊区化。上升到辩证法的高度来理解这个问题，对于城市这样一种不断变动的研究对象，跟踪它的空间演变必须“以不变应万变”。
5 关于“城市中心区”和“中心城市”
“张文”在“2.2郊区化的标志问题”一节的开头，正确地引用了周一星的一段话“郊区化的先兆是城市中心区的人口增长速度趋缓，在城市总人口中的相对比重下降，即所谓的相对分散。郊区化的典型标志是城市中心区人口出现绝对数量的下降，即绝对分散”[13]。但是下面话锋一转，“张文”把“中心区人口绝对数量下降”却变成了“中心城市总人口绝对数量下降”（见5页中栏）。
“中心区”和“中心城市”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在郊区化研究中是绝对不能混为一谈的，不知道“张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失误。“中心区”不等同于“中心城市”，而是“中心城市”的核心部分。中国大城市的“中心区”相当于西方城市的“中心市”（Central city），西方城市的Central city也不等同于中国的“中心城市”，中国的中心城市的英文表达应该是“Key city”。
我说的是“我国一些大城市出现了城市中心区人口的绝对量下降，说明开始了郊区化的过程”。而“张文”说的是“中心城市总人口没有下降，并不一定说明郊区化的出现”（见5页中栏）。两者“南辕北辙”根本没有说到一起。“张文”仅靠“以偏概全”、“笼统套用西方表述”等话语，说明不了实质问题，对我没有说服力（见5页中栏）。
在我看来中心城市总人口即使上升，也有可能已经出现郊区化现象。中国的郊区化不同于西方郊区化的一个特点就是，在出现中心区人口向郊区迁移的同时，有更多的外来人口向郊区特别是近郊区集聚，从而带来整个城市人口（“张文”叫“中心城市”）的高速增长。如果“中心城市”总人口也下降了，那就不仅是郊区化，而且可能已经是“逆城市化”了。看来“张文”的问题还是出在认为“中心城市”等于城市“中心区”。
6 关于“城市郊区化”和“郊区城市化”
在下面的一段文字中，我已经清楚地阐述了什么是城市郊区化，什么是郊区城市化：
“suburbanization”准确的翻译就是“郊区化”，“郊区”总是城市的郊区而不会是乡村的郊区。郊区化的核心是人口与经济要素的离心扩散导致城市郊区的发展。“郊区城镇化（suburban urbanization）”则可以是来自向心的、离心的以及本乡本土的各种力量导致乡村地域向城镇地域的转化过程，是另一个有用的概念[14]。
“张文”引用这一段时却是这么说的：“周一星和孟延春认为，郊区化中的郊区总是针对‘城市的郊区’而不会针对‘郊区的郊区’，从而不应该使用‘城市郊区化’这个概念”。我不知道“张文”为什么要扭曲原文，把“乡村的郊区”改为“郊区的郊区”。也许正是因为这一混淆，使作者提出了这一节开头的问题：“郊区化到底是城市被郊区化还是郊区被城市化？”。作者设问后自己的回答整个是缺乏逻辑的。从他的字里行间我意识到，“张文”把西方城市郊区化过程中出现的城市中心区的停滞或者衰退理解为“城市被郊区化了”（6页左栏）。这一理解显然是不正确的。
如果让我来回答“张文”提出的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郊区化就是郊区化。郊区化是城市的人口、工业、商业先后在城市中作由内向外的离心迁移现象，它可以是导致郊区城市化的一种力量。郊区化既不是城市被郊区化，也不等同于郊区被城市化。
7 关于“郊区化”与“逆城市化”
“逆城市化”（counter urbanization）也是首先被西方学者发现并定义研究的一种现象，不能简单地从中文字面上去理解它的内涵。逆城市化指的是人口从大城市和大都市区向小城市或小的都市区或非都市区迁移的分散化过程。典型指标是大都市区的人口出现绝对量的减少。西方发达国家的“逆城市化” 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而“郊区化”最早发生在20年代，高潮在50年代和60年代。它们都是城市化过程中的离心扩散现象，但是内涵有所不同。
“张文”说“郊区化可以是促使逆城市化发生的推动力量，而逆城市化的出现可能是郊区化的先兆，但是不一定都能引起完整意义上的郊区化”（6页末到7页），我不太理解作者这段话的含义，首先要把“郊区化”和“逆城市化”谁先谁后搞明白。建议“张文”的作者从“逆城市化”研究的原著中去理解“逆城市化”的内涵，不要只从少数中文文献做出推论。
8 关于“四阶段螺旋上升论”
“张文”提出来的“四阶段螺旋上升论”运用了P.霍尔“城市变动模型”中的类似提法，但是远没有该模型内容丰富、清晰而富于逻辑。“张文”在这一节中的图2和图3是一模一样的，却代表了不同的所谓“绝对集中阶段”和“相对分散阶段”，这可能是某个环节出了错误，后来在网上公布的论文，纠正了这个错误（编者注：二图相同系编排失误，后在本刊网站www.mur.cn刊发时纠正）。“张文”的阶段论图与P.霍尔的阶段论图最大不同就在于“张文”图的内圈指的是城市实体地域，P.霍尔图的内圈指的是“urban core”。由于地域概念的不同，阶段也就不同。“张文”的阶段中，没有“绝对分散阶段”，而把郊区化界定在他的“相对分散阶段”。对于“张文”的“四阶段螺旋上升论”我还没有仔细研究，是否正确我还不敢妄下结论。不过我建议作者去读一下P.霍尔的原文，也许可以从中吸取营养，然后来完善自己的模型。但是我从“张文”对“绝对分散”的理解中，又一次意识到作者对郊区化概念的理解。他说：“绝对分散的含义在于，城市内部的发展完全停止，出现不可遏制的动力衰竭，甚至城市已经获得的发展成就也开始废弃；相反，原有城市地域外围的城市化发展蓬勃兴旺”（7页左栏）。 我们说郊区化发生在城市“绝对分散阶段”，“张文”对“绝对分散”的理解说明作者是把“郊区化”理解为“城市被郊区化了”，大概认为只有当城市衰落，逐渐变成了郊区的过程才叫做郊区化。对“郊区化” 持这种理解的人也许不在少数。怪不得有些人把城市中心区是不是衰落作为郊区化的标志，也许多少和这种理解有点关系？我希望我的这种猜测或判断是错误的。我们千万不要从“城市郊区化”的中文字面来理解suburbanization！
9 小结
由于上述的种种问题，主要是若干基本概念上的问题，我尚不能理解“张文”从区域的角度来理解城市郊区化的精神实质。但是我真诚地欢迎张骁鸣同志对我的质疑，也欢迎任何人的批评，因为这说明郊区化研究受到了人们的关注。我敢说郊区化是当前我国大城市最具长远影响的一种趋势性变化，人们对郊区化的认识还远远不够，我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投入到郊区化的研究中来。城市的五普资料为新的研究提供了极好的机遇。为了更好的去回答郊区化现象在中国的发生时间、发生条件、规模强度、动力机制、动态演变及其后果等基本问题，人们可以从多视角去研究。例如，可以从CBD、中心区、近郊区、远郊区、城乡交接带等不同圈域或地带的角度去研究它们在郊区化过程中的变化；可以从常住户籍人口、外来人口、流动人口等不同人口类型的角度去研究它们在郊区化过程中的移动规律；可以从居住、工业、商业、服务业、交通运输、农业等不同产业的角度分别研究它们在郊区化过程中的变迁；也可以从自发、自愿、被动、强迫等不同迁移态度的角度研究人们在郊区化过程中的行为。从区域的角度研究郊区化应该也是一种可能的视角。
我抱着在学术讨论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推荐“张文”的发表，也抱着同样的观念，对其中的某些观点作出我认真的回应，不对之处，请张骁鸣同志和有兴趣的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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