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城保护
- 文章编号：1009-6000(2004)09-0054-06
- 中图分类号：TU984.11 文献标识码：A
- 作者简介：刘丽川（1945-），女，江西广丰人，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副教授，从事语言、民俗、客家文化研究，著有《深圳客家研究》专著（24万字）南方出版社2002年出版
- 深圳的本土建筑与现代城镇规划
- The Native Architecture and Modern Urban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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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丽川
- LIU Li-chuan
-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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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是一个新兴的移民城市，上千万的外来人口，是原住民的30余倍。2002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6030元，是国内经济效益最好的城市之一。新旧深圳的反差实在太大、太强烈了，以致部分领导者和文化人在考虑深圳文化发展战略时，对于原住民的历史、文化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不计”，甚至有的人在心理上“很难去认同深圳过去的历史”。深圳的历史与发展，似乎只是1979年以来的二十几年，是个不折不扣的“一夜城”。
现在深圳市政府提出“文化立市”，这就将“文化”摆在城市发展的核心位置，因为不尊重文化的城市是无法赢得人们尊重的。
但记录深圳历史的官方典籍、文书与民间野史、笔记等等，因历史的原因都极其匮乏，仅有撰写于清康熙、乾隆年间的两部《新安县志》，但文字资料的欠缺并不说明深圳没有自己的历史，至今仍耸立在宝安、龙岗的座座百年传统民居，就足以证明深圳曾经拥有的辉煌。
1 深圳的传统文化
深圳的原住民大多数也是移民的后代。明清的海禁政策造成了沿海人口构成的变化、动荡，目前，深圳两大族群的分布情况是在清政府收复台湾之后改变了海禁政策，在迁海复界的过程中形成的。其中一支是宋、元、明、清从珠江三角洲地区移入本地的广府人以及被广府人所同化了的更早的原住民，即粤语族群。因他们是从深圳西边进入的，所以他们现在主要分布在深圳的西部、西北部和南部。另一支操客话的客家人主要是清朝康熙年间“迁海复界”时，大量从嘉应州、惠州、潮州（少部分来自江西、福建）方向移入深圳的，他们的聚居地区主要在深圳的东部与东北部。西部也有一部分客家人，可能是因为与广府人长期频繁交往，与东部客家人比起来，他们在生活上就显得有些广府化了。
另外，历史上在深圳海边还生活着一些操闽南语的疍民（旧作“蜑民”，俗作“蛋民”，即水上人家），在清朝他们很是活跃，《新安县志》里对其活动多有记录。现今，他们还居住在深圳西部的福永、沙井一带（在香港、澳门等地的海湾里也能看到他们的身影），但人数不能与广府、客家相比。
在清康熙以后，广府与客家在深圳的乡土文化中各占“半壁江山”。清代在深圳这块新开发区，作为移民，无论东部还是西部，都表现出很强的进取精神，都有不错的业绩。
自郑和下西洋之后，明朝政府转而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以后的清政府继承了这一政策，但明清政府却保留了广州这一个对外贸易的窗口，这就使这一地区的文化保留了一些难得的“外向”特点。
2 深圳的本土建筑
文化包含有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笔者在此主要讨论被凝固在传统建筑中的物质文化。
当今深圳的“文化立市”中不可或缺的一条是：尊重这块土地的乡土文化，其中包括体现这种历史与文化的、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本土建筑。前文已谈到由于历史的原因，深圳地方史的文字资料罕缺。但在深圳的东西两部却为今人留下了“凝固的史诗”——广府民居与客家民居，它们在广东岭南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表现出各自鲜明的民系特色，是深圳弥足珍贵的地方瑰宝。
2·1 广府民居
众所周知，元、明以来，岭南的“山贼海寇”凭借着丛山大海此起彼伏地略村攻城，而“粤东盗风甲于他省”，一直延续至清末。面对频繁的“山贼海寇”的劫掠，广东沿海诸郡的粤语和闽南语族群出于安全、自卫的需要，纷纷修筑起防御性的高墙，将村落包围起来，形成了一个个围村。深圳的广府村落自不例外，仅以珠江口东边的福永沿海，就有水镜围、中围、德丰围、石围、兴围、上新兴围、旧德围、才生围、蔗兴围等等围村，都是一样的外有围墙，内为一排排族人居住的横排屋，祠堂则多是独立的建筑。
清初的“迁海”，对宋元以来发展起来的广府文化打击相当沉重。因人口被迫离乡，使原为渔盐之县的新安在渔业、盐业上遭到致命重创。后因百业凋敝，县治难以维持，终于在康熙五年（1666）撤新安县而归并到东莞县。
因长久的荒废，“迁界区”内的广府地面建筑多已坍塌，我们现在能见到的多是“复界”后康乾年间，特别是乾隆及以后修复或重建的，如福田区下沙村的黄氏祠堂、沙井镇新桥村的曾氏大祠堂即是，其技艺精湛的木雕、石雕、灰塑，线条曲折流畅的风火墙等等，都表明了它们是西部广府民居的精华建筑。罗湖区的笋岗村内还保留一个占地6000m2的被称为“老围”的典型广府围村，它是明中期的建筑，因它不在“迁界”区域，又不在今日的重点开发地段，故此得以留存，迄今已有600多年历史。它的兴建主人就是被朱元璋称为开国元勋的何真的四世孙何云霖，因围村是在何真曾居住过的地方扩建而成，所以围村又叫“元勋旧址”。而福永镇凤凰村文氏家族占地30万m2且结构完好的横排屋群和祠堂、家塾、书屋、古塔、古庙等等建筑，更令人叹为观止。
2·2 客家民居
深圳客家人的到来要晚于广府人，所以深圳客家民居的某些建筑设计，显然受到了广府民居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出于同样的安全、防卫考虑，客家人也选择了“围”的形式。但客家的“围”则设计成内部居祠合一，外部呈全封闭的极具防御功能的碉堡或城堡式民居，我们称之为“围堡”。
围堡碉楼上“茶壶耳”式的风火墙、围内居民的单元式住宅等，都是向广府建筑学习的结果。而那些典型的客家民居所表现出的防御性、整体性以及规模和档次，都比广府围村要高些。龙岗区是深圳客家人的聚集地，这类围堡就集中分布在该区的龙岗、坑梓、坪地、坪山、横岗等镇。围堡的具体数量现存究竟有多少，谁也说不清。据深圳市规划设计院龙岗分院1999年6月举办的“龙岗区客家民居保护规划公众咨询展”展示，现在龙岗区现存围堡“100多座”。笔者只对坑梓全镇60km2的地面作了调查：现存大小围堡就有46座。
围堡的建筑制式一般为中轴对称，三堂居中；前有月池、禾坪，后有围龙、化胎，前低后高；聚族而居、不论贫富。围堡注重防御，全封闭的高大围墙上环绕着女儿墙，内侧有可供兵员调动的石板道，即所谓“走马廊”；壁上排列规整的枪眼、炮窗，矗立在围堡四角的多层碉楼，一般是4座，也有6座的，最多8座，加上位于围堡后墙中部高耸的望楼，可以形成交叉火力网，其战斗力可想而知。
这批围堡的建筑年代，从乾隆直到宣统。但上1.2万m2的大型围堡，却集中出现在“大清盛世”的乾（隆）嘉（庆）年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坪山镇曾氏的“大万世居”、龙岗镇罗氏的“鹤湖新居”、坑梓镇黄氏的“秀山居”。而坑梓镇围堡中，年代再晚一些的如道（光）同（治）年间的“龙田世居”、“盘龙世居”则属龙岗中小型围堡中的经典之作。正是这些星罗棋布在龙岗各村镇的大小围堡群，写就了客家人第四次大迁徙后在本地区的艰辛拓殖历史。
另外，我们还不应忘记深圳东西两部的广府与客家村落中建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用南洋侨汇修建的具有西洋风格的屋宇，及继承了传统建筑但家庭化、小型化了的散屋，它们也是今天深圳不可忽视的文化财富。今年在苏州举办的第28届世界文化遗产大会“世界遗产展”上，广东开平碉楼作为广东省唯一也是第一个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项目。在为开平感到高兴的同时，又为深圳在宣传、介绍客家围堡上的力度与广度不够而遗憾。深圳客家围堡，无论其规模，还是建筑档次都是毫不逊色的历史建筑。
3 本土建筑的保护与深圳的城市现代化
二战后，欧洲一些国家在城市重建时对历史文物的保护是有法可依的，如不得随便拆除历史建筑或改变其外观；在修筑新建筑时必须注意保持该地建筑历史风格的一致性等等。
传统的城乡建筑就不得不直面现代化建设大潮的无情冲击。由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地方行政部门的指导工作方针，就使得部分干部仅关心经济效益，而缺少“人文关怀”的情结，作为具有行使权力的人，在制定当地经济发展策略与规划新城镇建筑风貌时，就应该顾及到当地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
《新安县志》“墟市”条中记录有“深圳墟”，老东门的街区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老街区位于深圳河的东边，河上原有石桥一座。是康熙二十八年（1689），由官富巡检司巡检廖膺宠主持修建的，名曰“惠民”，即今“人民桥”的前身。笔者80年代初到深圳时，还多次在石桥上往来，并见到桥头刻有“惠民桥”字样的石碑。后来市政改造，拓宽马路，将石桥变成了混凝土桥，桥头的石碑不知所踪。如当年能将有300多年历史的旧桥及石碑留下，另造一新桥的话，今天的深圳人就能在市区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个“300年”，并会以此为傲。而河东老东门片区的改造，其规划本可以在维护东门传统商业街市的原则下使其更富岭南韵味，让它与邻近的国贸至火车站一带的现代商贸群形成一个鲜明对比，传统与现代就能做到彼此交相辉映。遗憾的是，老街区不少负载着历史与地方特色的骑楼式传统商铺、碑刻，消失在推土机的轰鸣之中。
文物保护与村民自身经济利益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笔者本学期为深圳市中学教师继续教育开设了“深圳客家文化研究”课程，在课程论文中见到两篇观点相同、措辞激烈的文章，让笔者震惊。在谈到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时，文章写道：“我们绝不能因为旅游或是文化研究的需要就剥夺另外一些人的幸福生活的追求，也许一个雕刻得十分精美的夜壶有很高的文化价值，但是它在使用上却比不上毫无文化价值可言的抽水马桶，人有权利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幸福，并非每个人都需要别人在灵魂上的拯救。同样的，千万不要总是让别人成为自己布道的牺牲品。”这段颇具情绪的话有其偏激的一面，但却真实地代表着部分群众的感情。从中可看出，在现今中国的实际国情下，发展经济、改善基层群众生活水平与文物保护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文物保护工作任重而道远。
4 本土文化与城镇规划
笔者不久前刚参观过安徽屯溪的宏村，很有感触：宏村走上了保护与利用的良性循环。因村落建筑的地域特色保护完好，它与相邻的西递村现在成为了徽商民居建筑的代表力作，并因此成为了旅游的目的地。屯溪（现叫黄山市）原有一小型军用机场，就是因要满足国内外游客到宏村、西递的参观需求才发展成了民用机场，深圳近两年也开通了到黄山的航线。宏村、西递村虽然成为了旅游点，但它并不防碍村民的日常生活，村民每天正常的洗衣、做饭、下田，成为村落文化难得的人文景观。这两村最成功的地方，就是上级在整体规划中对村民有要求、有限制，在经济上比如门票收入的分配、游客进家门的记分、村民参与旅游工作的记分等等方面又充分照顾到村民的实际利益，从而调动起村民主动保护村落的积极性，这对深圳不无启迪。
4.1发挥村镇古民居在文化旅游上的作用
我们深圳有类似宏村、西递村这样的地方吗？
宝安区的福永、沙井两镇是广府人的聚集区，据统计，文物古迹上百处，是深圳保存广府文化较多的地方。福永镇的凤凰村，因与文天祥有关而闻名。村里现存古建筑60余处，旅游价值极高（《深圳商报》2003年4、5月份有大篇幅的介绍）。而沙井镇历史上是个商贸重镇，过去曾是松岗、石岩、公明、沙井、福永等地商品交易和集散地，至今墟上的商业街貌仍依稀可辨。新桥村中始建于700多年前，又经历代翻修重建的千余平方米的“曾氏大宗祠”，雕梁画栋，气宇轩昂，是深圳广府古祠堂的佼佼者；祠堂后有一大戏台，逢年节就请粤剧班在此演戏娱神又娱人。现在村里的醒狮武术队在当地很有名气，活动地点就在祠堂。祠堂旁还建有光绪年重修的“观音天后古庙”、“太祖庙”、“桐轩书室”等等。福永、沙井两镇的镇与村领导有较强的文化保护意识，而凤凰村与新桥村都有相对集中的传统建筑群，完全有条件将文化资源整合起来，使其在“文化立区”中散发出历史的幽香。
而东部龙岗区的坪山镇与坑梓镇，现在也还可以找到能形成片区的代表深圳客家民居建筑文化的村落。
金沙村是坑梓镇最东边的一个行政村，村内现留有几座大中型围堡；有建于乾隆年间的“长隆世居”，嘉（庆）道（光）年间的“青排世居”，它们的建筑面积都在8000m2以上，其中“青排”的建制很有特色。这两座大型围堡外观尚好，但内部多有损坏。建于道光年间的“回龙世居”虽说小一点，但较完整而精致；清末光绪年间修建的“荣田世居”仍透着英豪之气。村内还有大片散屋，时间起自清末民初，最晚的到20世纪80年代中，它们自然地与村中的围堡在建筑风格上保持着一致，使得村落洋溢着浓浓的客家风情。村中还有几个可圈可点的历史人物，如修“长隆”的黄云霖、修“青排”的黄奇义、修“回龙”的黄俊明与同（治）光（绪）年间出于“青排”的传奇人物黄桂寿等（他们的事迹见笔者《深圳客家研究》一书），建筑与人物构成村落发展史的关键点，这就为打造“客家名村”创造了条件，也就是形成旅游目的地的人文资源。
4·2 本土文化在深圳村镇规划中的作用
1999年深圳市政府开始着手对深圳的城市形象做出总体规划，而深圳的农村正处在城市化的发展期，农民纷纷“洗脚上楼”。特别是宝安、龙岗两区中还保留有本土文化底蕴的村镇，其整体形象应如何设计、建筑标志应如何选择、如何将历史与现代有机结合起来，发扬自己的区域文化优势，从而展现出有别于他人的特色，这是村镇规划中一个不应忽视的问题。
宝安广府民居、龙岗客家民居，在建筑上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营养。有建筑师说得好：“研究古民居真正的精髓，要挖掘它的‘基因’，并把这‘基因’通过新的现代化村镇建设传存下来”[1]。我们在进行村镇规划时，将传统民居的优秀“基因”吸收过来，就能避免地方建设的“风格迷失”，就不至于“百城一色”、“千村一面”，也就找回了我们地方文化的灵魂。现在我们看一些现代电视剧，你很难说出剧情究竟发生在那座城市，因为它们缺少了地域特色，一味的都是大高楼和宽马路。而笔者驱车行驶在皖南农村和乡镇时，随处可见正在兴建中的民居，其中不少建筑都自觉地保留着皖南民居的必然要素——黑瓦的马头墙与白色的墙体，似乎在提醒外来的人们要明白自己身处何方。宏村、西递村与周边的这些新村镇和谐地交融成一片，历史与现代就这样统一了。令人慨叹的是，80年代中期以后，延续着乡土建筑基因的新村镇在深圳一直未曾见到。
再多说一点，就是深圳客家妇女用竹篾编成的有黑（或蓝）边的凉帽，这种凉帽流行于惠东、东莞、深圳、香港的客地。90年代，在深圳街头还经常看到不少的女环卫工人头上戴着这种凉帽，这几年较少见了，可能是与工人队伍成分的改变有关（现多为四川、湖南女）。如果环卫部门就将凉帽规定为女职工的工作帽，借助她们户外流动工作的性质，就可以突显深圳地区的部分乡情，在外来者心中留下一个醒目的印象，这不是“文化立市”中的一件举手之劳的好事吗？
总之，深圳的“文化立市”，是断不可缺少本地乡土文化的参与，它们不是“过去了的文化”，她在当今特区文化建设中可以并且应该发挥作用。只有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才能让新深圳的文化建设免于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才能将她的发展置身于一个深厚丰富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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