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去年开始以同冯骥才先生商榷的形式，呼吁保护我国有代表性的工业遗产（见本刊2004 年第3、4 期），并且在与李蕾蕾博士的合作文章中介绍了德国这方面的经验（本刊2004年12期前共有12 篇连载文章《德国工业旅游面面观》）。德国有三处工业遗迹被联合国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我国虽然近几年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大国，但到目前为止被认定的遗产全是农业文明的产物，这与我们今天“世界工厂”的地位是不相称的。上海市政府决定保护江南造船厂的重要遗产使我们深受鼓舞，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国内还有不少重要的工业遗产正遭受着像被小孩子丢弃的旧玩具一样的命运。
　　我国有许多重要的工业遗产，但因其与极左思潮泛滥时不被重视甚至被视为有害的民族资产阶级企业、洋务运动中封建官僚买办的企业、掠夺资源的帝国主义企业以及后来的官僚资产阶级企业联系在一起，所以虽然今天我们一些领导满嘴的改革开放，抓住机遇，但他们的潜意识决定了仍要将那些工业遗产弃之而后快，并将之作为某种“供奉品”以表明自己对某种“命运”的忠诚！
　　如果我们不及时抢救，这些重要遗产将因领导们“抓住机遇”大拆大建而荡然无存。而信息产业快速发展又强化了一些大都市的领导对工业（特别是传统工业）的嫌弃，这一点也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1 在中国举办的世博会应有利于中国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向更高阶段转化从整个国家的发展进程来看，我国正处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正处在一个大的社会转型之中，就是从农业为主导的社会向工业为主导的社会转化。根据一些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往往会出现一个黄金发展时期，但同时这个时期也常常是矛盾凸现的时期。
　　最近热起来一句话：“发展总部经济”。能吸引世界500 强把亚洲总部放到我们的大都市来当然好，但吸引国内拥有名牌产品的大企业脱离自己的生产基地而把总部迁往一个正在“告别工业”的大都市去可能会引起争议，因为你的税源增加是以另一个城市的税源减少为代价的；另一方面，企业脱离了产业集聚带（脱离了同样能享受到信息时代各种方便的中等城市）而将总部迁往大都市也可能会大大增加成本。李灏同志担任深圳市长时曾提出一个口号：“特区是全国的特区”，今天各个直辖市的领导也应该记住自己所领导的城市是属于全国的，而且特别应注意发挥区域经济中心、信息中心等作用。虽然因各种原因传统产业迁往郊区和周边城市了，在大都市里现在发展最快的是服务业，但其实现代服务业最重要的内容是生产者服务业（如金融服务、咨询服务、企业管理服务等），而且不受地域的限制（如通讯、互联网服务等）。生产者服务业还大多有关联效应和乘数效应。如物流业将运输、仓储、包装、咨询等行业整合创造出新的较高的利润源；再比如会展业拉动酒店、广告、旅游、娱乐等多个行业产生1：7甚至1：10 的乘数效应。特别是以新技术的产生和各种创新活动为发端的新兴服务业在大都市里获得发展先机、然后会迅速向其他城市和地区扩张，从而用自己培育的高新技术与周边城市传统产业的传统技术结合，带动已迁往郊区的企业和周边城市的企业提高加工能力，特别是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区域的各相关技术融合的集成创新能力，一起向工业化的更高阶段发展，而这也正是我们举办世博会的意义所在。
　　某大都市一家著名机床厂根据市里规划的要求迁往郊区了，厂长雄心勃勃地要用置换土地多出来的钱更新设备。我们知道机床是生产机器的机器，这位厂长重新装备他的机床厂，提高其创新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要用这个母厂来装备他的城市所属的各工业门类。国务院一位分管工业的副总理曾与这位厂
长谈得非常投机，然而令我们的副总理惊讶的是后来这位厂长被免职了，因为他的想法与上级某工业局领导要利用工厂搬迁的机会搞房地产开发的决策有矛盾。最近国家出台调控政策扼制房地产价格的虚高，不知这位局长能在房地产开发中赚到钱吗？即使赚到了钱是不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呢？请别忘了自己（某工业局）局长的使命呀！
　　虽然大量的传统工业迁往郊区和邻近城市了，但是在我们的大都市里工业文明不能丢，带动全国向工业化的更高阶段发展的雄心不能丢！这应该成为我们中国举办世博会的主旨。
　　2 从上海城市发展的宏观需求来考虑世博会场的规划
　　日本人有尊重自然的传统，爱知世博会的会址原是一片长满了各种植物的丘陵，为了不破坏植被，爱知县在丘陵间支起巨大的平台（图1），待世博会结束各临时展馆和平台拆除后（拆除的材料大部分可重复利用），丘陵上的植物又会恢复盎然生机，这符合爱知世博会的主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上海没有爱知县那样大片的自然绿地，爱知方式显然不适合上海。
　　西班牙塞维利亚世博会投入巨大，但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期的西班牙人愿意“显摆”一下（今年第7 期中本人介绍过塞维利亚世博会和巴塞罗那奥运会的举办使1992 年成了西班牙年，从图2 奥运会场的巨大雕塑可以感受到当时西班牙人的“眩”），他们没有抱怨政府投入过大。如果你身临其境同当地观众一起在斗牛场看斗牛，激动时也站起来并肩为斗牛英雄欢呼；如果你晚上在酒馆里一边品着酒，一边按音乐节拍鼓着掌欣赏江湖艺人即兴表演热情奔放的弗拉明戈舞，你才能真正理解西班牙人的浪漫与豪迈。但是，冷静而精明的上海纳税人能轻易接受政府为世博会做出的难以回收的巨大投资吗？
　　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虽然符合中国正在经历的迅速城市化的时代潮流，但口号似乎提得有点儿空泛。绿色的、平静的爱知是美好的，热情如火的塞维利亚也是美好的，上海这座城市该怎样表现出她的美好呢？对一个城市来说举办世博会是一件大事，投入虽然会造成负担，但也为城市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会，我们需要从上海城市发

展的宏观需求来考虑世博会场的规划。
　　美国纽约中央公园的设计师奥姆斯泰德（F·L·Olmsted）1863 年首先推出了“景观建筑”（landscape architecture）概念。“景观建筑”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已建环境或人文景观的设计、规划及改善；另一个是自然环境或自然景观的维护和管理[1]。这些都是我们在为世博会做规划时要考虑的因素。
　　纽约的中央公园、伦敦的海德公园都是处于大都市中心面积很大的绿地。被列强的租界所分割的旧上海没有认真规划城市景观（单个帝国主义控制的殖民地城市如青岛和大连的情况有所不同）。2004 年在一次研讨会上，一位老专家慷慨激昂地对上海用博物馆、歌剧院、规划展览馆等建筑分割了人民公园和人民广场的绿地表示不满，他认为将这块旧上海留下来的原跑马地建成纽约中央公园那样的纯粹绿地才对。
　　这位老先生或许忘记了，新中国建立初期在面对敌对势力包围的情况下，善于发动群众的共产党人和有着三次武装起义传统的上海人民，需要一个能组织大规模游行集会的场所，跑马地变成了人民广场反映了一种历史的必然。然而时过境迁，当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事件”和“风波”后，精明的上海市领导逐渐在广场上建起了博物馆（图3）、歌剧院、城市规划展示馆（图4）。这些漂亮的公共建筑分列在被加宽了的人民大道两边，剩下不多的绿地散落在这几个
建筑周围。人民广场现在已经容纳不下多少人民了。
　　《现代城市研究》上期（10 月号）曹康博士《城市规划的起源》一文介绍了西方发达国家各种城市问题出现和解决的经验教训，虽然社会制度不同，但是在工业化和迅速城市化过程中各种问题的出现和解决还是有规律可循的。开端于1893年芝加哥（哥伦比亚）博览会的“城市美化运动”或许能使我们受到启发，“这一运动有几个主要元素：公园运动（Park Movement）；城市艺术运动（TheMunicipal Art Movement）；城市改良协会（Municipal Improvement Association）；宏伟城市设计（Grand Civic Design）。城市美化运动的核心原则是城市自身可以激发市民的忠诚感，进而确保融洽的道德秩序，城市的物质环境是其品行端正的象征（Hall,2002a:46）”[2]。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借鉴的。
　　利用举办世博会的契机搞一场城市美化运动应是一种理智的选择，特别对于上海这样一个拥挤的大都市来说。从图5这张上海局部市区地图上可以看到，（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为弥补原市中心人民公园绿地的减少）上海在浦东搞了一个面积较大的世纪公园，但显然仍难以满足这个拥有1700 多万常住人口另加数百万暂住和流动人口的大都市的人民休闲及举办各种活动的需要（根据奥姆斯泰德的规划理论，一个管理运行良好的城市主要花园可以为城市发展提供一个发展中心⋯⋯）。上海世博会虽然没有爱知世博会所拥有的大面积天然植被，但建设和保留大面积绿地（并与人民公园、世纪公园形成上海市“品”字型公园系统）还是非常必要的。
3 罗康瑞、登琨艳带给上海的独特经验
　　上海太平桥一带原有大片破败不堪的石库门建筑。来自香港的房地产开发商罗康瑞先生得到了太平桥52hm2土地的开发权，他花了6亿元代价动迁。1999年动工时，许多人以为他要推倒残破的旧建筑，盖起容积率高的高楼大厦，好好赚一笔。然而让人惊讶的是，他却付出了比建新楼更多的投入来改造这片旧建筑群。为此他不惜重金请来美国旧房改造专家杰明·伍德，同时又请同济大学建筑设计院为顾问，改造后很好地保留了传统的建筑风格，维护了原来的建筑构件（例如为“年事已高”的墙体注入德国护墙膏、内部换为钢架结构等），同时又使室内设施适应了现代人的生活方式。
　　3年后，新旧结合、中西合璧的集餐饮、商业娱乐、文化于一体的凤凰涅磐般重生的“新天地”揭开了她神秘的面纱，并一炮打响。日本、意大利等国的风情餐厅、酒吧、精品店，还有时尚影城、大型健身中心、画廊等纷纷进驻，今天这里已成为有文化品位的聚会场所，成为最吸引游客的、具有旧上海风情特色的旅游景点，而新天地的改造模式也成为
　　中国旧城改造的一个具启发意义的重要案例（图6、7、8）。
　　无独有偶，另一位来自台湾的登琨艳先生将苏州河边原属于杜月笙的旧仓库（图9、10、11）租下来进行了有创意的改造，以适应自己设计室的需要，并吸引来一些同行进驻。也有不少公司和团体临时租借他的场地聚会，当然如果你请得动登琨艳先生，他本人就是一个设计和布置会场的高手（图12）。
　　2004年，登琨艳先生因设计改造和利用南苏州路1305号旧仓库而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4年文化遗产保护奖。一时间设计师、艺术家租用改造旧厂房、旧仓库做工作室、画室等成为一种时尚，苏州河边也呈现出纽约苏荷（Soho）区的风貌。为什么这些设计师和艺术家偏爱老建筑呢？租金便宜固然是一个因素，老建筑所蕴涵的厚重底蕴以及苏州河畔独特的地理、历史环境，都是吸引他们的重要因素，他们的灵感、他们的创意之树，需要扎根在营养丰富的土壤中。
　　为什么香港人罗康瑞、台湾人登琨艳带动了这一新的时尚从而也使一批文化遗产得到了保护呢？本地的建筑师难道就没有这个眼光或者说不热爱自己的文化遗产吗？
　　应该承认大多数国内的建筑师、规划师能够到国外去开阔眼界的机会不多，这束缚了他们的想象力。罗康瑞是在国外完成学业的；登琨艳曾师从著名建筑文化学者汉宝德先生，协助其完成了许多著名建筑，并曾自我放逐欧美，领略建筑艺术真谛，经历寻找归宿的痛楚。丰富的经历使他们具有了较高的品位。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西方城市美化运动，特别是其中城市艺术运动、城市改良协会等等的影响。不见得他二位对中国的建筑遗产比内地同行有更深的研究，但他们却从欧美对珍贵遗产进行保护和利用的种种举措中受到了启发。有媒体说罗康瑞先生打造新天地是用14个亿进行了一场豪赌，这显然是一种肤浅的认识。
　　罗、登二人在上海成就了他们的事业，他们应该感谢幸运之神的眷顾。而上海能得到罗康瑞、登琨艳，并化腐朽为神奇地得到一片“新天地”，这也是上海的荣幸。我在这里郑重介绍罗康瑞、登琨艳二位先生，并不是想故意冒犯上海的建筑师、规划师。我认为上海世博会必须打人文资源这张牌（因为讲人与自然和谐，上海比不过日本爱知县），而罗、登二人恰恰在这方面为上海已经做了很多工作。（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认识罗康瑞先生，对他的了解仅来自于互联网和一些的媒体报道，关于新天地的照片是我自己拍摄的。而我见过一次登琨艳先生也仅仅是以学者身份与其进行交流，当时还有台湾学界的高信疆、高柯元馨伉俪，他并不知道我会在文章里谈到他，因此本文所及不妥之处由我本人负责。）最近登琨艳先生又有了新动作。在卢浦大桥附近（图5卢浦大桥右上方位置）坐拥200m黄浦江岸的一片园林式的工厂区里，登琨艳先生创办的“上海创意产业园”已迎来了第一批国际性的设计师团队进驻（图13、14、15）。
　　“上海创意产业园”所在的这片工厂区里有1923年美国GE电子公司建造的末端直抵黄浦江岸（附属码头）的高大厂房，现在属于上海动力设备有限公司（工厂正门位于杨树浦路2200号）。这里正在为新兴的创意产业提供着动力。虽然江南造船厂的工业遗产得到了保护，但它周围的工厂已拆得差不多了（图16），以往以江南厂为中心的工业文化聚落已不复存在，但登琨艳创意产业园所在的夹在杨树浦路与黄浦江之间的那一片工厂区却依然保留着较完整的工业文化聚落形态，这应该引起上海市领导的重视。登琨艳先生曾很激动的指着与他的园区相邻的一片厂房对我说：“那是上个世纪初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创办的第一个印染厂（或染整厂）的厂房⋯⋯。”据说上海某大学正在对这片工业文化聚落的整体保护和开发进行规划。
　　如果嘉定、青浦、松江和黄浦老城厢以及市区散落的一些古老建筑代表了传统的中国古代文明，那么外滩、南京路、（新天地所在的）淮海路的银行大楼、商业大厦、外国领事馆及文化中心、商会和公司总部等构成了一个呈“π”字型分布的、具异国情调的、代表近现代商业文明的建筑群。而苏州河畔的一些重要仓库以及已纳入保护计划的（北苏州路267号）邮电大楼、造币厂等，卢浦大桥边的江南造船厂，杨浦大桥边的创意产业园及周围较完整的工业文化聚落，作为政府或民间已加以保护并被适当开发利用的工业建筑群，则代表着上海的工业文明，这三处工业（含交通、邮电等）的遗产地也是一个“品”字型分布（我不是排斥其他的工业、交通、邮电等遗产，而是这三地目前比较突出）。4 世博会主会场需要成为另一个陆家嘴吗？
　　图16显示，黄浦江对岸的炼钢厂等建0筑已被拆得差不多了，那里就是未来世博会的主会场。朋友指着那片空地说：“这里将成为浦东的第二个陆家嘴！”作为上海人，他的骄傲之情溢于言表。我却比较冷静，上海需要第二个陆家嘴吗？毕竟纽约也只有一个曼哈顿呀！难道上海还要第二个金融中心？再一想朋友说的第二个陆家嘴可能不是指再搞一个银行密集区，而是再出现一组（许多上海人喜欢的）像金茂大厦那样的高层建筑。上海有个陆家嘴；香港有个尖沙嘴，是九龙半岛伸向维多利亚港的突出部，也是布满了高楼大厦；重庆升为直辖市后将夹在长江和嘉陵江之间旧的朝天门码头进行了改造（见图17）使之像一艘巨舰的舰首，这个改造是成功的，在电视播放的航拍画面里，当这只巨大的船向你“驶”来时，你立刻会感到这座像船的城市就是中国振兴西部的旗舰！中国人为什么对伸入海中或伸入江河中的岬角（或凸岸）情有独钟呢？这在风水先生那里可以找到解释，他们称陆地突出部三面环绕的水为（古代官服腰间的）“官带”（比如图5环绕陆家嘴的黄浦江），还真是挺形象的。其实“风水”在许多情况下可以用科学来进行解释，比如河的此岸突出，那起码说明这里没有受到侵蚀，而且随着对面凹岸遭到冲刷不断蚀退，此岸还会向河中延伸。古人在这种“官带”环绕的岸上定居，感到安全，甚至觉得会有好运。从图5这张平面地图上可以看出，浦东黄浦江沿岸有陆家嘴和世博主会场这两个比较大的突出部，像是一只骆驼的两个驼峰，或者说得艺术一点像母亲的一对乳房。而且陆家嘴已不是平面上的突出，因建起了许多摩天大楼已从立体上“突出”了。
　　如果说陆家嘴作为一个银行密集区，从金融上为上海也为全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乳汁”，我倒希望世博会主会场这块突出的陆地从人文资源上为我们提供丰富的营养。这就要求我们对世博会进行规划时，要充分考虑上海的、中国的乃至世界的人文传统。
　　有读者说这几期文章的题目有点拗口，我自己也觉得读得不顺，我只是试图改变中国很多专家按领导意图来决定研究方向（或制定规划等等）的传统，把领导和规划师也放到学生的位置上来，让他们向相关专业的专家和人民群众交出答卷，因为以巨大投资来办世博太需要集思广益了。但有人会问凭什么要由你来判卷呢？好，在下一期里我也交一份答卷，具体谈谈我对规划世博会会场的想法（为此我已有5 篇文章做了铺垫），并请读者们评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