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建中：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教授
有文化的城市才有吸引力，而文化所指应该是独特的文化底蕴，如果一个城市现代化程度很高，却与其他城市没有什么区别，就难以获得应有的地位。另外，传统与现代得到完美结合的城市才有魅力。如果尽是现代化建筑，高楼林立，传统完全被灭迹，那么，便失去了历史的厚重感，成为城市中的“暴发户”。以北京而言，现代化的高楼与四合院及其他古建筑并存，建筑本身便昭示了首都的发展脉络和悠久的历史。北京的胡同、民间小吃、牌楼、城楼、老字号、民间工艺等，成为北京城市文化的名片，也是北京城区别于全世界其他城市的文化标识。这些文化名片是内在的，为城市文化之命脉，也为北京所独有，不能被复制。
现在城市建设雷同化趋势明显，所有城市都建有文化广场，建筑样式和结构布局几乎一致。唱同样的歌，跳同样的舞，吃同样的饭，城市与城市之间没有任何区别，只不过地名不同而已。失去了独特性的城市让当地人没有了认同感，家乡观念渐渐淡薄。维系当地历史文化传统的血脉之根被掀起。试想，一个人淡忘了家乡观念，又如何去爱自己的家乡？建设家乡的动力从何而来？
一个城市的独特文化要得到可持续发展，仅仅靠复制一些传统文化产品和建造一些仿古建筑远远不够，这些做法是表面化的。最有效的措施是让当地人聚居在同一个传统的空间里，延续原有的生活方式，形成有机的传统文化生态区。而如今，几乎所有城市里的土著居民都和“外来户”杂居，难以保存原来的生活情调和习惯。最明显的就是方言没有人说了。土著没有了、土著文化没有了，文化自觉和自信也没有了。
在中国，文化开发和利用方面的教训很多，文化需要大发展大繁荣，但应警惕过犹不及。文化的发展建设与其他方面的建设不同。我们原本就有文化，每个城市和乡村都有自己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根基。我们很有文化，问题是我们在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过程中千万不要走到另一极端，即不能滥用文化。滥用文化将导致一些传统文化的破坏。比如有些古村落、古建筑，本来是原汁原味的，但是为了吸引游客，为了开发利用而过度包装，搞得不伦不类，反而破坏了原有文化生态。这样的教训非常多。
文化建设和发展经济不一样，和发展科技也不一样。经济和科技可以试验，可以摸着石头过河，失败了可以重来，而且也允许失败。可是，文化的发展一旦走了弯路，其损失是无可估量的，也是无法挽回的，因此一定要慎重。千万不要以科技的模式，或者经济发展的模式发展文化。因为文化的发展有自己独特的规律。不能把科技的经验、经济发展的经验移植到文化发展方面，这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如今，一些政府官员既搞经济也在讲文化，既搞科技也谈论文化，然而实际上，文化建设一定要以内行为主导，外行主导的文化建设可能导致文化的破坏。
文化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过程，文化建设不能搞“运动”，不能一哄而上，不能搞大跃进，否则，已有的文化形态将变得面目全非。文化发展过头就是破坏。发展文化首先要理解文化，了解文化发展的本质，不能只靠行政命令。
贺云翱：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
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中国讲的“文化建设”，它的长远价值是一场“拯救”。通过“文化建设”把许多中国人普遍陷于对“物质”的疯狂追逐中解放出来（正常的物质需求另当别论），让他们看到还有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那就是精神文化世界，尤其是对权势者而言更加如此。
“文化建设”不是单纯的现代物质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建设，也不止是“文化产业园”之类的建设，“文化建设”首先要面临的是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文化发展内容建设与形式建设的关系。在现代中国，“传统文化”表现为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两种形态，它们大多以“文化遗产”的方式呈现于世。在中国现代化历程中，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对民族传统文化是不够尊重的，甚至采取粗暴的“打倒”和简单的否定态度，许多珍贵遗产毁灭在推土机下，不少优良的传统被错误地批判和抛弃，以致有人会痛苦地发问：原来的那个东方的“礼仪之邦”还存在吗？
近些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科学利用和发展以及复兴工作，但是，由于否定民族传统文化一味追求“西化”的近代传统已经根深蒂固，所以即使是在当前“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如何正确对待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仍然是许多人感到困惑的问题，甚或是根本不能正确处理的问题，破坏文化遗产的事情还是时常发生。2012 年全国人大执法检查发现，近30 年来全国消失不可移动文物40000多处，其中50%以上毁于各类建设活动。在许多地方，不惜耗费巨资建设许多高楼和大广场，却不愿意花一小部分经费去修复和保护文化遗产。
而且我国普遍缺少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管理、利用的专业人才，有学者研究指出，我国全国的考古专业人才仅相当于法国国家考古研究院一个机构的人才总数，而法国的国土面积只比我国四川省略大，人口总数相当于我国的湖北省；我国目前县级及县级以上的政府设立文化遗产行政管理部门的仅有1/4。显然，我国文化遗产事业规模与国力极不相称，令人汗颜。一个不尊重自己文化的民族不可能是一个懂得感恩、有文化自信的民族，一个不传承和掌握自身传统文化财富的民族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文化自强和具有文化创新能力与文化竞争力的民族。因此，正确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加大文化遗产专业人才培养、专业机构和人才队伍建设，加大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发展方面的经费投入和科技投入，也是事关我国“文化建设”能否取得成功的根本性问题之一。
叶匡政：
知名诗人，学者，文化批评家
据瞭望东方周刊报道，如今往往一个城市刚花大价钱推出来一个口号，立刻就被网民批判得体无完肤。网民对城市口号的反感和嘲讽，虽多数出于直觉，但不能不说这直觉是准确的。今天弥漫各城市的口号热，不过是浮躁的政绩病和城市病的一个表象。近日有关于城市发展的调查显示，有 655 个城市正“走向世界”，183 个城市要建“国际大都市”，为一举成名打出雷人口号的城市更是不计其数。很显然，一个城市要想变得有特色，不是靠多建几座大厦、多喊两句惊人口号就能做到的。尤其 180 多个城市都想建国际大都市，无异于痴人说梦。
城市和文化的关系不言而喻，非常古老。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城市，都有它们独特而鲜明的文化形象。说起古罗马，人们会想起那里的竞技场和帝国文化；说起盛唐长安，人们会想起那里开放而包容的文化气象；说起明清的苏杭，人们会想起那里通俗文化的繁盛与隐逸文化气质。一座城市如果有自己鲜明的文化个性，市民才可能共享一份独特的文化记忆。一个简单道理，像“桂林山水甲天下”、“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样的城市名头，是历史积淀下来的，而不是当政者策划的，它代表了大多数民众对于该城市文化特色的认同。
分析那些著名城市的文化形态，我们会发现除了表象的物质文化，如建筑、服饰、饮食的不同外，更为深层的还是城市所奉行的文化价值观的不同，这些文化价值观有的源于文化传统，有的源于宗教文化。如伊朗首都德黑兰城市风貌展示的是伊斯兰教的宗教价值和文化价值，它与欧洲信奉基督教的一些城市，在物质文化或制度文化层面，都会有巨大差异。再如雅典，之所以当年能成为名城，是因为它充分承认了个人在城邦中的价值。伯里克利当年有个语录：“要自由才能有幸福，要勇敢才能有自由。”也就是说，雅典的存在，是通过个人对自由和幸福的实现来完成的。当个人在为自己的目标努力时，也在实现城市自身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市民与城市实现了文化和记忆的共享。
在我国，有风格的城市文化大多都消失了。表面上看，是由于现代化的开放性，使城市和市民关系疏远了。但历史地看，还是因为社会价值观的整体缺失。而一个没有独特价值观的城市，是难以形成自己独特的城市文化的。当下连地方政府官员的价值认知都趋于简单化、绝对化，把财富看作衡量价值的唯一标准。在这种功利主义的气氛中要建设独特的城市文化，几乎是一种奢谈。
城市管理者对城市文化所能做的，不过是城市制度文化的建设。城市制度文化，要以唤起市民对城市的认同感为目标，也就是建立一种市民可广泛参与的制度文化，而不仅仅是提一些大而无当的口号。只有市民拥有了自由组织社团和发表对城市意见的权利时，一种符合地域传统的公共生活和文化模式才可能逐渐成型。文化彰显的是一个城市的内在精神，而精神的形成是复杂而缓慢的，需要漫长的成长期，决不可能通过策划几个方案、空提几句口号，就能一蹴而就。只有当市民拥有了发自内心的自豪和自信，一个城市的文化灵魂才开始有了雏形。
一个城市一旦有了自己鲜明的文化特色和风格，文人雅士自然会把名头送上门来，民众也会自发地表示认同。对于城市管理者来说，如何建设一种适合自身城市特点的市民参与制度，最终形成自己城市的文化特色，才是真正值得考虑的问题。只有让城市的每一点进步，都能融进市民的感受中，所谓的文化心灵才有落脚处。想靠几句口号和几份策划案，就期望塑造出自己城市的文化特色，这个想法无疑幼稚了点。
高小康：
南京大学文艺学教授、博导
早在 20 世纪初，柯布西耶就提出建设完美城市的理想。他把这种完美城市乌托邦称作“光辉城市”。中国从 1980 年代开始的“国际化大都市”热，想象的根据就在柯布西耶“光辉城市”式的完美乌托邦中。这种城市乌托邦观念在构造一种完美想象的时候，悄悄地制造出了一种都市道德：完美的、“光辉”的城市才是好城市。然而问题在于“光辉城市”的梦想前提是对城市的误读。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城市一直被想象为一种有机统一体，城市建设的目标就是把这个整体按照一种理想组织和建设得更完美。但当代空间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各种相对独立空间的并置、交叉混生，而不再是传统想象中的统一时空秩序。在一定历史和地理环境中共生的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冲突，在过去并不当作空间冲突。因为人们相信，这种冲突会因为各方在同一空间中共生而走向交融。但德国学者斯宾格勒在百年前就提出，在一个共同的生存空间可能存在多种文化相互冲突、挤压的形态，称之为“假晶现象”。假晶的实质就是尽管混生却并没有真正融合，往往只是形成某种融合或单一化的假象。
城市究竟是有机统一整体还是多元混生的假晶？这个问题启示了关于都市空间多元性的研究。迄今为止的各种城市建设规划都在想象一种统一的城市空间。在这种统一空间观念中，生活在都市里的不同文化群体尽管身份认同和生活方式都有不同，但都在同一空间内生存，或者可以纳入同一空间。在文化冲突尚未显现时，不同文化群体同处于一个城市空间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事实；然而当身份冲突发生时，并置的空间就变成相互挤压状态，危机因此产生。随着中国大都市建设的持续升温，城市发展中形成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与空间挤压的问题也日益激化和深化。人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美好的环境中，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应当说是个善良的愿景。但创造美好的城市生活未必意味着建设一个完美城市。完美、统一可能只不过是都市文化的假晶形态。当代都市文化建设的目标不应该是完美的乌托邦，而应当是在承认、面对多元文化共生的前提下建设多空间生态城市。
陈少峰：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城市文化产业不仅是城市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也是丰富和提升城市文化内涵的基本途径。不同的城市资源禀赋或资源基础不一样，其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也不一样。可以把我国城市按照发达程度分为四种类型：特大城市或者经济特别发达的城市、省会或者中心城市、地级市的城市或者经济发达的县城、其他小城市。从总体上说，发展文化产业的资源禀赋应当是按照上面的顺序来排列。第一种和第二种城市发展文化产业时一定要以传媒产业和会展业为核心。
资源与区域发展之间是一种动态关系。那些旅游资源丰厚的地区，需要拓展娱乐资源。在那些拥有卫视、全国性的报刊等传媒资源的地区，应当保障通过资源的整合实现全国性的传播。在文化产业集聚园建设领域，区域独特的资源和发展模式尤其重要，在适当相互借鉴的同时，应当避免雷同。例如，现有的各种动漫游戏基地应当细化，而不能搞各自大而全的形式。一些民俗村也不能过于形式化。在文化旅游的区域模式上，借助于古代和当代文化形象的塑造，可以确立影视内容产业与文化旅游的新格局。山西的乔家大院、河南少林文化、长沙的歌厅娱乐、邯郸的太极文化、云南民族风情等，都已经或者可以借助影视作品、歌舞巡回演出带动文化旅游。
每一个城市要致力于形成个性化文化产业发展模式。从资源挖掘、产业分工和产业集聚等角度来定位各个区域和城市发展文化产业的独特性，可以收到积极的效果。例如，珠三角地区应当把提升制造业并结合制造业推动文化创意产品的出口作为区域重要的战略。在人力资源丰厚的北京，应当继续保持内容产业的创造力，并且把中央和北京的文化单位作为整体加以资源整合。城市不能仅仅停留在城市形象的广告宣传上，而是要积极探索有效的内涵扩展型发展模式。
重视活动经济是城市发展文化产业的一般模式。不过，当城市在建设会展中心的同时，应当着力培育从事会展活动的企业。假如没有企业举办各类大型活动，豪华的会展中心就会变成跳蚤市场。
城市发展文化产业应当培育品牌性大型项目，可以包括以下内容：一是选择一至二个具有规模化发展潜力的产业；二是建立一个具有现代青少年文化娱乐核心地标意义的动感乐园；三是每年举办一个具有持续性、同时具有影响力和经济拉动效应的大型活动；四是建立一至两个大型文化产业集聚园；五是扶持一至二家具有吸纳效应的大型新媒体企业。
官产学结合对城市文化产业非常重要。特别是在品牌与区域文化产业结合的领域，需要从战略规划、内容研发、产业定位到具体项目全程性的合作。特别是应当发挥企业的作用，突出其主体地位，使各种活动型项目经营逐步实现品牌化和国际化。引导传统产业的企业经营者参与文化产业的经营活动，是推动城市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当然，各个城市需要在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文化产业的进程中，应当系统培训相关的行政干部和经营者。
最后，我一直在考虑如下问题：能不能把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结合起来？现在很多城市和地区的文化事业资源都是比较分散的，而且偏小，文化事业的基础设施空置率很高，那么，能不能把一部分文化事业进行产业化呢？或者通过产业化的运作来达到推动和提升文化事业的发展呢？答案是肯定的。一个地区的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最好能结合，比如，把一个地方的文化事业的一些设施的周边来做文化产业，或者是把文化事业跟文化产业集聚园整合在一块儿。比如，博物馆可以把馆中的一部分空间开辟为私人馆藏展览的业务，不仅仅可以带来更多的人流，而且也可以解决一部分运营资本。还比如，很多城市闲置的体育馆，能不能作为某些联赛的站点呢？举个例子来说，长沙有一个体育馆，把体育馆的地下和周边都开发成办公和娱乐区，就使体育场这样的事业机构的资源被充分利用起来了（实际上现在大多数的体育场是不用的），通过把事业的资源做成产业，正好可以用起来。中国现在的事业跟产业结合度比较低，以后的发展方向便是把它们结合得比较紧、比较协调。
（注：以上观点均已获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