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9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局务会议上称，在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是统计领域最大的腐败，是对政府公信力最大的影响，坚决惩治和积极预防在统计上弄虚作假是统计系统廉政建设的首要任务。这是国家统计局长今年以来第四次公开强调预防和严惩统计数据造假行为。今年2月14日，马建堂发表公开信，要求企业对任何暗示、授意甚至强令企业虚报瞒报、伪造篡改统计资料的行为，应坚决予以抵制，并积极进行举报。

　　呼吁与号召无法根绝虚假的统计数据。目前的主流看法是，GDP等数据造假源出政绩考核，因此只要把GDP与政绩脱钩，万事大吉。民进湖北省委副主委、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表示，关键问题在于政绩考核体制没有改变，“数字出官，官出数据”的循环依然存在，地方官员干预统计数据的现象屡禁不止。这需要改变政绩与GDP挂钩的制度，让地方行政官员摆脱GDP数据的束缚，而代之以幸福指数或者和谐指数，某些地方官员干预数据的现象才有可能逐步减少。

　　此语未深入核心，假设政绩与幸福指数、与环保指数挂钩，我们怎么能够保证地方政府不会在幸福指数等统计上弄虚作假？如果对地方政府的考核失去了一切统计数据的依据，所谓的考核也就成为盲人摸象。

　　叶青认为，目前地方政府干预统计数据的另一重原因是，由于去年国家统计局没有实行“一套表”互联网直报，一些地方政府及部门担心数字出现大变故，担心影响政绩。这话非常直白，联网直报之前之后的数据相差过大，此前的数据真实性会受到质疑，由此推论开去，建立在这一套统计数据上的经济决策也就不那么靠谱，进一步说，建立在这套统计数据之上的所市场决策科学性也就存疑。如果决策者在半真半假的数据中制订政策，政策的科学性也就被打了折扣。

　　关键是统计数据的真实性。为防止统计弄虚作假必须从源头杜绝，国家统计局在技术手段上进行了改进，即全国70万家“三上”企业和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通过互联网直接向国家数据中心或国家认定的省级数据中心所送统计数据，如此不必层层汇总，可以避免数据受到干扰。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媒体曝光的一连串造假现象显示，运用技术手段无法改变造假激励机制，媒体所披露的案例包括：2月21日，重庆永川区政府被曝印发文件要求企业直报数据须经相关部门审批方可上网报送；3月20日，山西河津市统计局被曝个别工作人员向企业发送数据资料，要求企业按此数据报送；4月6日，甘肃玉门市政府被曝发文要求企业联网直报报表须送审后再上报；4月6日，福建建瓯市被曝发文要求企业送审报表数据通过后，才能网上直报。技术手段改进无法杜绝造假。打个比方，运用联网直报杜绝统计数据造假，如同在防火墙上涂了一层金漆，中看不中用。

　　毫无疑问，我国必须从模糊管理走向数目字管理，较为精确的数目字管理是建立现代社会的基础条件。统计数据必须随着时代变迁进行变革，以符合时代的需求。我国的统计数据不仅需要随着时代进行变革，更要因地制宜，建立成本低廉而有效的数据监管体系。

　　以美国的GDP改进而论，据2002年《统计研究》第7期《GDP——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这一论文，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进入严重的通货膨胀期，此时，制定贬值和收益率的概念成了严重的问题，美国商务部成功地开发了像资本消费、津贴调整等解决办法，有效地规范了整个系统，而且非常有效。几年后，他们引入对电脑进行享乐消费价调整办法。而更近些时候，他们在GDP帐户中引进了链型调价方法。在有更好的GDP数据反映整体经济温度之前，我们要做的不是抛弃GDP，而是校正体温计，让体温计更加准确。

　　在中国保障统计数据的准确性需要因地制宜，一要改变目前的统计人员听命于地方政府的办法，实行垂直管理。间地方统计局与当地政府脱钩，经费、人员编制、领导任命都国家或省一级垂直管理；如此，可以做到统计数据在公布之前的保密性。

　　而在统计方法上，在计算地方GDP的过程中，不仅测算流量，更要测算存量财富，测算绿色GDP，以企业计算资产收益率的办法来考核地方政府，为获取一定量的GDP所付出的资金、环境以及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成本。如此，不仅能够了解当地的经济发展速度，更能了解经济发展背后的代价，所支付的成本。考核也就公平得多。

　　务实的思维与创新的办法，才能解决中国所面对的诚信缺失等根本性问题。如果发生问题，发生数据造假，就抛弃目前的统计，甚至全盘抛弃目前的统计体制，无异于因噎废食。

源：中国经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