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相对于工业化发展的滞后，在中国并不是一个新现象。比较而言，愈是早先的经济增长，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特征就愈显著。这说明，重视工业而轻视城市的倾向，由来已久。

先看十年前。根据统计年鉴，200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为36.2%，工业化率为50.9％。这就是说，那时候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之间的比值还不到 1，仅为 0.71（＝36.2％／50.9％）。再往前看二十年，1980年我国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的比值干脆不到 0.5,仅为 0.44（＝19.4％／43.9％）。

关注这个经济现象，说起来也为时不短。记得最早是1985年春天，地点就在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当时所在的西直门内草场街22号，“老八队”讨论农村发展与国民经济时，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中抓住过这个命题。顺便交待一句，成立于1980年的农发组，于1984年莫干山会议后一分为二，大部分研究人员转到国家体改委下属研究所，剩下八个成员继续留在杜润生领导的农口做研究，昵称“老八队”。记忆中是一间不大的客厅，阳光透窗而入，陈锡文、罗小朋、白南生、杜鹰、高小蒙、邓英淘、高山围成一圈散坐，我受差遣拿了支粉笔在小黑板上做记录。那一节的题目是“国民经济的特征”，应该是小朋或淘淘先提出来的，大家吵了几句后认为算得上一条，我就记下“工超前、城滞后”六个字。

搞农村调查研究的，为什么要扯上国民经济？原来1984年出现了全国范围的“农产品卖难”——农民增产的粮食、棉花，交售时遇到国家仓储不足的严重困难，到处排队，引发农民抱怨。直接缘由，当然是包产到户惹的“祸”，因为激励机制的变革，农民多种多得，生产积极性与大锅饭时代不可同日而语。1979-1984年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近9％，其中种植业年均增长6.61％，粮食年均增长340亿斤，棉花1300万担，都是多少年没有过的。

似乎不难明白，是农业生产的超常规增长，才显出国家收购农产品的“胃口”不够大，所以引发卖粮难、卖棉难。可是一路跟踪农村的改革与发展，农发组对形势的研判多看了一个层面，即农产品的需求遇到了一个结构性障碍。简单讲，在“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中国，一旦农民放开手脚积极增产粮棉两亿城里人根本不可能消费得了。因此，问题不单单是国家粮仓的尺寸不足，而且是给定城乡隔绝的现状，我国农产品的市场需求相对不足，背后的原因是城乡比例失调、城市经济的容量严重不足。

麻烦来了。改革以来我国农业的超常增长，曾经是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当时分解，1979-1984年我国社会总产值年均9％的增长，大头来自农民新增消费与新增投资（主要是农村住宅）的贡献（约占62％）。如果市场需求把初级农产品一马当先的增长拉下来，国民经济继续增长的引擎何在？新的机会与挑战究竟是什么？

这就是当时“老八队”一起讨论国民经济的背景。实在怀念那时研究问题的氛围。都是多年下乡又进城读了大学的年轻人，个个具有鲜明个性，却又被卷入同一座思考现实中国实际问题的“熔炉”（邓英淘语）。吵起问题来，谁也不买谁的账，可就是不伤和气。大家面对真问题，感兴趣的只是现象与现象背后的道理。杜老的领导方式是百无禁忌，放手让小子们观察、思考、提问、分析与建言，从来没有命题作文这回事。也没有谁会争职称和发表的署名，更不讲官话与套话。一晃二十七年过去，当年围坐一圈的八个老友，先后去世了三位，实在叫人感慨万千！

那记在黑板上的“工超前、城滞后”，写进研究报告的文字如下：“迄今我国仍有80％的人口滞留农业与农村，说明我国以往的高速工业化是在城乡隔离的条件下进行的。工业化在城市高速推进，而众多的农村人口则同小部分国民收入组合在一起，保持着一种很低的分工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工业净产值的高比例同农业‘就业’的高比例，十分罕见地长期并存”。这是对经济结构的特征描述。未来可能是个什么样子？“1979-1984年国民经济增长格局的终结，同时就是根本改变原有城乡经济关系的开始”。还有战略与政策建议：“在新成长阶段，很难仅仅以小集镇（农民离土不离乡）战略来解决城市化问题。我国的结构变革决不可能在目前城乡分隔的基础上完成”；“打破城乡隔绝既需要从改革由‘城市人口’组成的城市体制来推进，也需要兴建、扩建一批主要由‘农村人口’组成的新城市”。

这篇研究报告，后来署名“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以“国民经济新成长阶段与农村发展”为题，全文刊登在《经济研究》上。我们可没有想过公开发表，更没有想过能在全国经济学最权威的学术刊物上发表。最出乎意料的是，这篇2万字的长文不是投稿，而是时任执行主编的唐宗焜先生看到了我们的草稿，主动要责任编辑乔桐封联系作者们并给以精心的编辑——好年代遇到的好人实在是很多。

我自己参加此项研究的收获，是从此关注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联。前提的前提，是认识到“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既不自然、也不正常。后来隔几年我就看看城市化率的变动，也看看工业化率的变动，并把两率之间的数值描出一条曲线来看趋势。总体来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重工轻城的扭曲状态不断得到改善，尽管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之比，到2010年的最高值（1.09）仍然还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低于其他金砖国的水平、并远远低于发达国的水平。

是“重视工业、轻视城市”使然吗？不好说。那顶多是从行为的结果推测“动机”罢了。不难理解中国人对工业的普遍重视，那是从近代洋务运动就开始了的共识。毕竟“船坚炮利”的教训，国人皆不会忘记。后来毛泽东所言“落后就要挨打”，大体上也包含“工业落后必定挨打”的意思。整体而言，中国人的“重工”倾向，不是从民生消费或生产率出发，而是从国家主权、国防、国际环境的角度加以衡量的结果。

当然，中国的经济思想、战略与政策，一般也“重农”。不过我的感受，那也是为“重工”服务的。没有农业和农产品的支持，工业想快也快不起来。真想重视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吗？那就非重视农业不可。这是“论十大关系”的点睛之笔，也证明“重工”才是真正的重心所在。

比较费解的是为什么要“轻视城市”？工业不靠光合作用，总要讲聚集，达到一定的密度就是城市，所以工业与城市分不开，一般也不容易对立起来。我没有看到有明确阻遏中国城镇发展的论述、文件和言论。找不到“轻视城市”的动机，却收到了轻城之效果，何以如此，下次再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