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北京市"两会"期间，市政府报告中提出的"北京要建设为世界城市"的目标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什么是"世界城市"？有关人士给出的条件是：对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其具体特征表现为国际金融中心、决策控制中心、国际活动聚集地、信息发布中心和高端人才聚集中心5个方面，并具备以下6个支撑条件：一是一定的经济规模，二是经济高度服务化、聚集世界高端企业总部，三是区域经济合作紧密，四是国际交通便利，五是科技教育发达，六是生活居住条件优越。

那北京目前状况离世界城市的目标有多远呢？据统计，2009年，北京GDP达到11865.9亿元，比上年增长10.1%。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按照世界银行划分的富裕程度的标准，这个水平处于中上等。当人均GDP突破1.1万美元后，将进入发达国家阶段。

普华永道研究报告则显示，在全球城市GDP排名中，中国的香港、上海和北京上升迅速，在2008年上榜全球城市排名都居前50名。中国城市中排名最前的是香港，为16位，上海的排名一跃跻身前30位，北京排名第38位，2009年首都机场年旅客吞吐量超过6500万人次，跃居成为世界第四、是亚洲第一大机场。而今年的旅客吞吐量有望达到7500万人次。以这些指标衡量北京已经算得上"世界城市了。

但与往年一样，毫无悬念的春节返乡浪潮一年年地在上演这堪称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观，数亿人在春节期间奔波在回家的路上。工作在大城市，生活在大城市，但家却不能落在大城市。这种矛盾与世界城市的发展方向形成强烈的反差，也反映出北京迈向世界城市进程的问题与矛盾。

一是环境资源与人口压力的矛盾。在改革开放前，北京的总人口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在７００万到８００万之间。改革开放后，特别是１９９４年粮油票证取消后，束缚人口流动的因素大为减轻，北京的人口增长压力，特别是外来人口的压力急剧放大。

北京原计划到2020年将总人口规模规划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年均增长率控制在1.4%,其中户籍人口1350万人左右。可早在2007年6月底，北京市户籍人口已达到1204万，流动人口总量为510.7万，全市实有人口总数已经超过1700万，现在更是超过１８００万人。提前十几年就突破了控制目标。

二是超大型城市发展模式的问题。纵观世界超大型城市发展，大都经过了一个由不完善到完善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出现贫民窟和逐渐消灭贫民窟的过程。有些城市，如印度的孟买、巴西和墨西哥等国家的大城市至今也未能完成这一过程。而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之所以至今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贫民窟，完全得益于现行的大城市户籍政策。这样，一方面世界城市要有一个开放的姿态；另一方面又要承受比较痛苦的过程。两难的抉择必选其一。

三是现行政策与将来趋势的反向发展。近年来中央特别强调民生问题。一线城市政府在当地户籍制度基础上也推出了许多改善民生的措施。如从今年１月起，北京市企业职工人均退休月工资达到２０３２元，这一工资水平比许多二三线城市的在职职工工资还高。曾有人计算过，目前附加在北京户籍上的经济利益，从小孩入托到上小学、中学；一老一小医疗保险、失业保险、购买经济适用房等，可达１００多万元。但是，越是提高大城市户籍的含金量，与二三线城市的距离拉得越大，就越使得将来改革户籍制度的成本更高，难度更大。

按北京市目前的户籍政策，外地人士取得北京市户籍，须是符合北京市引进人才的标准并有符合标准的接收单位；与拥有北京户籍的人士结婚满１０年并年龄在４５岁以上；或是在京投资办企业连续三年纳税８０万元以上，开办企业并雇佣本地人百人以上。显然，获得这些条件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但是，城市发展需要的人才是一个概念，而留在这个城市的人士又是一个概念，两者相去甚远。今年中央的一号文件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工"概念。有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中，有意留城者的达４６．２１％，而第一代农民工中留城者只有１８．０９％。第一代农民工中准备回乡的为３９．８％，而第二代农民工中愿意回乡的只有１５．９１％。现在进城务工农民达１．６亿。北京市的百万建筑大军基本上都是农民工，这些农民工难道不应留在北京？还有每年毕业的外地进京大学生及各种各样的"北漂一族"等。

世界城市的价值观念应该是身份平等，而不能是身份减等。北京是否要带着这些疑问成为世界城市？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