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提升“人口城镇化”质量成为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议题，居民幸福感将成为评价城镇化质量的重要依据之一。基于上海大规模问卷调查数据，对中国大城市流动人口幸福感进行研究，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从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城市社区因素、农村因素、制度因素等维度对其影响机制进行了探究。研究发现，58.4%的流动人口幸福感较低，80.0%的流动人口表示打算长期居住，形成“幸福感低但居住意愿高”的独特现象。第二，家庭因素、社区因素与制度因素对流动人口的幸福感影响最为明显，其中，流动人口主动融入所在社区的程度、社区对流动人口的接纳程度、居住形式、住房性质、是否持有暂住证、是否拥有城市养老保险、家庭收入等是其中最为显著的影响因素。基于此，建议大城市加强流动人口社区建设，进一步放宽流动人口入户制度，将长期居住于城市的流动人口家庭纳入城市保障体系，并进一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培育农村经济，增加农村家庭收入与发展机会，推动流动人口在“回流”农村或继续定居城市之间作出更有利于其家庭发展的选择。

　　地区的现代化建设需要通过人的现代化来实现。人的现代化建设指标中人均GDP、人均城市建设用地及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等要求对这个地区的人口进行控制。无锡市区的土地资源有限，所以本文根据能够得到的数据，从经济因素、城市建设面积、交通因素、公园绿地面积、水电资源以及环境资源等方面展开讨论，运用单因素分析法和主成份分析法对相关人均指标进行分析，分别获得2015年和2020年单因素条件下的无锡市区人口承载力和多因素条件下的无锡市区人口承载力。然后从经济、资源及环境等方面提出无锡市区未来的发展战略。

　　我国城市化政策和住房制度变迁的高度契合，以及城市人口规模与住房数量变动曲线的一致性，都反映出城市人口规模与住房数量之间的紧密联系。过去60多年来人口增长对城市住房数量增加的贡献率达到60%。未来我国城市人口将继续增长，居住条件将继续改善，从而导致城市住房数量将继续增加。这其中城市人口增长的贡献仍将超过60%。未来政策制定过程中，城市住房政策应与城市化政策相一致，城市住房规划应处理好总量短缺与结构过剩的关系。

　　通过对西部不同规模等级城镇进程分析，指出西部规模等级城镇的内部结构失衡现状，从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两方面分析失衡的原因，并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对不同规模城市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西部不同规模城市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协调性较弱，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用地规模弹性系数较高，远远超过合理范围，应重视集约用地，改变目前“摊大饼”的城镇化发展模式，逐步实现产城互动、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县域是农业人口与流动人口实现城镇化的重要单元，也是城镇复杂系统的基本空间。本文从复杂科学的视角，梳理县级城市常熟在经济、社会、文化三个层面的人口城镇化路径，并剖析案例在城镇化“形成-跨越-融合”过程中所显示出的“自组织”特征和存在的问题。新世纪以来，常熟秉持民营资本的传统优势，持续扩大劳动力“蓄水池”，形成产业集群。同时，县域较低的生活成本降低了城镇化门槛，吸引大批流动人口入驻。但是，长期“工农互哺”下的乡镇产业结构，拉近了乡村与城镇的收入水平，降低了城镇户口对农业人口的吸引力。加之房产泡沫和居住隔离问题的存在，进一步阻碍了人口户籍身份的跨越。

　　为了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国家出台相关户籍改革意见。本文通过对目前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特征分析，指出现行户籍制度改革存在着一定的误区，并提出要实现新型城镇化的目标，应建立以户籍制度为核心多元联动的制度体系；缩小不同规模城市之间吸引力大小的差距；给予农业转移人口在土地和城市社会福利之间的自由选择权。

　　本文首先基于新经济地理模型框架系统分析劳动力流动、产业转移对城市产出及城市体系演变的影响机理，得出在不同城市化阶段，基于不同的技术倾向、规模报酬条件与运输成本高低，要素流动对城市体系演变的影响有明显差异。然后根据结论解释了劳动力“东南流”对产业转移的替代，东部的劳动密集型技术倾向以及中西部的重化工业化均不利于城市产出增长与城市化持续发展。最后分区域提出中西部应维系与增强人力资本优势、防止重化工业化倾向以加快承接产业转移；东部地区需要加快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发展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应对城市化后期的“拥挤效应”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