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是塑造经济体系的关键力量，并以重大通用目的技术创新促进了技术经济范式变迁。范式变迁重新定义了资源稀缺性，扩展了分工，决定着国家与城市区域的命运，进而影响空间演化。当前，在信息技术经济范式下，城市区域的分工水平不断跃升，带来产业空间重构及集群化发展，深刻影响着城镇化的空间格局与形态。大都市区的形成过程，就是在技术经济范式限定空间交易成本的前提下，空间交易成本与本地化收益递增效应的权衡的结果。

　　以衡阳市为例，运用偏离度指数及问卷调查等方法，研究了地方性中心城市就业与居住的空间匹配状况。研究结果表明：从宏观视角来看，衡阳市就业—居住匹配关系具有较强的片区规律性，核心区雁峰区、蒸湘区就业功能逐渐增强，而石鼓区和珠晖区居住功能日益强化。从微观视角来看，衡阳市珠晖区居民就业与居住地之间的平均距离为3.33km，通勤时间一般在30min 以内，通勤方式以步行、电动车、公交车为主，与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相比还未出现严重的职居分离现象。从社会经济属性来看，年龄在50 岁以上、职业为公务员、有单位分房或文化程度较低的群体就业—居住空间匹配状况较好，而家庭规模大、学历高、企业员工等容易产生职住空间分离。

　　以县域经济社会典型的“二元”性，分析了县域工业集中区的产城融合发展内涵与路径选择，认为其核心内涵是以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方式推动三次产业之间的融合，以产业的融合发展突破园区边界，横向联动中小城镇与美丽乡村，形成地区高度协作，组团规模匹配，生态、生产、生活效率一体的城乡融合空间。同时，应以产业融合发展、区域协同一体、生态融合共生、多元管理共存的发展路径突破传统路径锁定。最后，以陕西蒲城工业集中区为实证研究，提出了相应的规划策略。

　　临海工业区是滨海用地开发中的重要类型，需满足海陆双重集约要求，其造陆建设需满足海洋资源开发的集约用海要求，转变为城市用地后，亦需满足工业用地集约利用要求。目前我国海洋领域从造陆规模与造陆形态控制方面开展集约用海研究；城乡规划在内陆型工业区集约开发方面积累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临海特性研究有限。文章结合临海工业的航运、产业特征，尝试构建陆海统筹开发研究框架，并从规划选址、造陆方式、用地布局等方面思考如何落实集约开发。

　　通过在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引入物流能力来考察其对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资本投入对城市群经济的贡献仍然最大，当前城市群经济发展对投资仍然有较强的依赖性；劳动力投入的贡献最小，中国的人口红利逐渐丧失；物流能力对城市群经济的贡献高于劳动力投入但低于资本投入，成为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在新常态下，城市群经济发展将从人口红利、资源红利等传统红利转向制度红利，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迎来重要的历史机遇。

　　借助综合指数模型、协调发展度模型、GIS 空间分析等技术，对沿黄城市群1990-2013 年人口与经济的时空耦合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沿黄城市群人口与经济的发展水平格局基本一致，在时间上呈现先慢后快上升趋势，在空间上，呈现出北高南低的分布状态；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水平向均衡方向演进，整体处于协调发展阶段；资源禀赋、国家政策、区位条件、自然本底、城市等级是影响城市群人口与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本文对1998 年到2012 年中原经济区30 个地区的城市化与非农产业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非农产业的内部结构的变化对城市化发展具有决定作用。中原经济区城市化与非农产业的耦合度有下降趋势。中原经济区的城市化滞后于非农化, 第三产业落后于城市化。中原经济区城市化与非农产业的耦合度和协调度的空间差异明显。基于此，有计划地调整非农产业结构是推进中原经济区城市化进程的首要任务，尤其是引导第三产业发展。

　　建设天津北方国际航运中心是国家为促进我国北方地区经济贸易发展而决定实施的一项重大经济发展战略，既取得了巨大成就，又存在着诸多问题。当前，天津经济社会发展正面临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带一路”、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多重国家战略叠加的重大机遇，以天津港为基础的北方国际航运中心成为实施这些国家战略的重要依托。在此背景下，适时从中转型和加工增值型港口为基础的初级阶段逐步过渡到以资源配置型港口为基础的高级阶段的转型发展，是天津北方国际航运中心适应经济新常态、对接国家战略、实现历史担当的客观必然要求。

　　随着国内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以及开发区发展趋于成熟，开发区的转型发展已经越来越受到广泛重视。文章以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梳理开发区空间发展历程，探究企业空间拓展与开发区空间配置之间的矛盾，从开发区转型发展的要求出发，对开发区按照“企业－产业－园区”一体化模式的空间发展进行了分析，并从明确开发区空间发展方向、合理配置企业用地规模和更新产业类型等方面提出了具体对策建议。

　　“农村再生”是在台湾地区农村发展面临村庄空心化、老龄化、居住环境质量衰退以及内卷化的现实情境下提出的，通过“社区赋权”与居民培训相结合的方式，将制定社区发展规划的权利交还给农民，实现村庄“自下而上”地发展，并在此基础上着重对社区文化与产业发展进行扶持，使得农村获得内生的再生动力。文章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对“农村再生”的政策理念与实践方式进行解读与介绍，并基于解决三农问题的视角，总结出“农村再生”经验在居民管理、村庄营建与农业发展方式层面上对大陆地区农村发展的启示。

　　自2008 年以来，我国进入了区域协同发展的高潮期，同城化作为区域协同发展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国内有着大量的实践与理论研究。基于台山和开平两个同属中小城市的同城化实践，分析了台开同城的背景与基础，跳出传统型政府规划的思维，以企业型政府视角，分析台开同城的可行性与实现路径，提出基于台开两市投资互利的同城化解决方案，即以旅游一体化、基础设施共享、打造潭江经济带和建立长效机制等策略为突破口，实现台开同城化。

　　论文以甘肃省为例，利用城市流强度模型和中心度模型等方法分析欠发达地区省内城市间经济联系强度。结果表明：城市经济实力与城市流倾向度不平衡，各城市经济地位相差很大；多数城市核心度值较小，处于边缘区的分布范围；城市联系网络及处在相对单一、低层次的状态。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应当更多地培育核心或者次一级核心城市，多带动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形成多中心经济网络。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向西开放战略的实施，以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为契机，我国西部地区将会成为对外开放的新门户。机场功能在城市化进程中不断延伸，已成为具有地区辐射力的交通和经济综合体。本文在这一背景下，总结国内外空港经济区发展的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分析乌鲁木齐的民航和经济发展现状，并提出空港经济区发展的目标和思路，以促进乌鲁木齐市的城市发展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

　　本文以新时代的城镇化为基础，通过考察各产业要素的比较利益、政府作用对城镇化的影响，研究了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影响逻辑：市场手段通过影响要素比较利益影响城镇化进程，政府通过间接、直接、制度等多种手段影响城镇化进程。运用1981-2012 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实证研究表明：要素比较利益、政府作用与城镇化进程具有短期轻微波动、长期均衡关系；市场效应比政府作用影响效果更为显著，市场效应、政府作用分别提高1%，城镇化水平将提高0.175% 和0.148%；长期来看，市场效应发挥主导作用，短期来看，政府推动作用更为显著但持续性不强。

　　在我国城镇化的进程中，随着城市的空间蔓延和功能外溢，城市郊区新城成为人口和产业转移、城市功能延伸、空间体系重构的重要载体，如何在实践的基础上构建科学的新城开发模式是促进城市健康发展的关键。本文在新城发展演变和特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城市近郊产业驱动型市镇的概念内涵，进而构建了产业驱动型市镇的发展模式，主要包括产业发展模式、空间组织模式和市镇运营模式等，最后利用某规划案例进行了验证，表明产业驱动型市镇契合城市近郊地域功能与空间特色，发展符合新型城镇化发展方向，能为类似新城的开发提供发展指导和路径参考。

　　城市土地资源短缺、利用率偏低已经成为制约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选取江浙沪地区作为研究对象，运用三阶段D E A 模型对该地区25 个城市在2009-2012 年间的土地利用经济效率进行实证分析。首先，运用传统DEA 方法将技术效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其次，运用SFA 模型剔除外部环境因素和随机误差的影响，得到新的投入变量。最后，将新的投入变量和原始产出变量重新代入传统DEA 模型，得到更加准确的效率值。结果表明，纯技术效率被低估，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被较大程度高估；大部分城市的决策与管理水平都较为成熟，但仍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上海和苏州的土地利用水平最高，江苏省的苏南地区高于苏北地区，浙江省的浙东地区高于浙西地区，城市土地利用经济效率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高度相关。

　　随着城市产业空间转型的深入，大量产业存量低效空间难以释放，产业空间支撑面临挑战。产业空间转型受到产业发展路径依赖下的产业空间“锁定”、多元利益主体博弈下的产业空间固化、府际关系下的产业空间碎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城市需要产业空间发展转型、产业空间制度转型的双重转型。文章提出了城市产业空间双重转型的理论分析框架，并结合深圳市盐田区的发展实践案例，探索了产业空间双重转型的实施路径与方法。

　　本文首先剖析了城市管理者的市场角色，指出政府如同“经营空间的企业”；而后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城市管理者在“城市经营”中的职业行为逻辑，并指出其基于此逻辑对待建筑的立场；最后，文章讨论了建筑师对此的应对策略。

　　在国家政策和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物流业和物流园区蓬勃发展,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物流园区研究日益受到重视。本文分别从物流园区的基本内涵、空间布局、园区建设和发展模式四个角度，对当前我国物流园区的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深入评述，发现目前国内研究主要集中于物流园区的概念、功能、类型等方面，缺少对动力机制、互联网技术的分析，研究学科比较单一，缺少跨学科复合研究。作者指出，物流园区的相关研究应置于更广阔的研究视角下，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尤其要关注互联网技术的影响。最后作者指出了当前我国物流园区研究存在的不足，并对今后我国物流园区研究提出建议和展望。

　　文章分析了长春市各类制造业企业的空间分布特征及规律，总结出影响制造业企业空间分布格局的几个影响因子。研究发现，长春市主城区制造业企业呈现边缘集聚、交通依赖、组团分布等特征，同时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医药制造业等类型企业表现出差异化的分布特征。文章认为，区位因素、历史因素、城市规划、制造业类型、政府引导及其他因素等是影响城市制造业企业空间分布格局的主要因子。

　　通过应用引力模型对沿黄经济区内城市中心等级的划分、可达性的分析、经济联系度的测算，总结出了沿黄经济区发展的三个问题，即：① 中心城市的质量太小，辐射带动作用较弱；② 城市数量太少，辖区范围太小；③ 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各城市之间的联系度较小。在此基础上为沿黄经济区的发展提出了若干建议：① 统一规划、合理布局；② 加大对银川市这一增长极的培育，增强其区域核心地位；③ 加强区域内城市之间的联系，提高经济区的整体竞争力；④ 加快区域内城市一体化的建设。

　　在全球气候变暖现象日益严重的背景下，城市空间的重构、郊区的快速蔓延、交通拥挤等问题成为治理城市的重要难题。发展功能紧凑型城市已成为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内容。本文根据城市紧凑度的内涵和紧凑城市的相关理论，从经济紧凑度、形状紧凑度、交通紧凑度和人口紧凑度四个方面构建城市紧凑度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利用1986年、1996年以及2008年的城市建设统计数据对全国16个铁路枢纽城市的紧凑度进行综合测算，结果发现：①城市综合紧凑度整体上呈现不断上升趋势；②分要素来看，经济紧凑度整体上呈现不断上升趋势，形状紧凑度整体上呈现不断上升趋势，交通紧凑度整体上呈现不断下降趋势，人口紧凑度整体上呈现先上升后下降趋势；③巨大型城市的城市紧凑度呈不断下降趋势变化，特大城市的城市紧凑度主要呈上升趋势变化，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的城市紧凑度主要呈下降趋势变化；④全国主要铁路枢纽城市的城市紧凑度整体水平不高。

　　基于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生产理论，对改革开放以来苏州城市空间生产的特征与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苏州城市空间生产呈现从“空间中物的生产”到“空间本身的生产”，从资本空间化到空间资本化，从权力空间化到权力关系再生产的演化特征。在城市结构由单中心向多中心演化的过程中，资本和权力间的耦合成为推动苏州城市空间生产及演化的根本动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及主要城市的产业结构与空间结构都处于转型升级的进程中，创意产业迅速崛起。创意产业的空间演化过程及其集聚特征成为近年来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深圳是中国首个被授予“设计之都”的城市，自2003年提出“文化立市”战略以来，创意产业发展迅速，创意产业园区的空间集聚形态特征明显。本文以深圳各行政区为研究单元，深入探讨城市创意产业园区空间集聚的演化特征及主要影响因素。文章首先以城市创意产业的就业人数为指标计算深圳各区创意产业分布的空间基尼系数，并定性分析城市创意产业园区的空间演化过程；同时运用MAPINFO软件将深圳54个创意产业园区的分布反映在地理空间上，由此总结出深圳创意产业园区的主要集聚区域及其特征；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进一步讨论影响城市创意产业园区空间演化的主要因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促进创意产业集聚发展的建议与措施。

　　用2012年广州市行业用地调查数据，对广州市工业用地空间结构及其形成机制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广州市高耗地型行业呈郊区分布特征；中耗地型行业具有“轴线+集聚点”分布特征；低耗地型行业向中心城区集聚且呈均匀分布。中心城区以计划经济时期的金属、非金属制品业和市场经济时期的电子、医药等高新技术行业为主，多为中耗地型行业；近郊区以纺织、服装、家具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多为低耗地型行业；远郊区以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石油化工等资本密集型行业为主，多为高耗地型行业。广州市工业行业用地空间结构主要受历史依赖性、企业用地需求、区位选择及地价机制的影响。

　　商住复合型居住区是指以商业和居住两种功能为主导的、商业设施具有辐射性的居住区。在现今商住复合型住区的规划实践中，商业服务设施在人居软环境体系中往往受到负面评价。本文通过实证调查，在分析商业对住区人居环境的影响及影响程度的同时，对该类居住区的不同形态进行了商业干扰度的比较研究，以期能够找到协调商住矛盾、提升住区人居环境的优化手段，从而构建一种亲和宜居的、商住平衡的、可持续的现代化住区模式。

　　“多中心”已经成为后工业化伴随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特大城市及城市区域的普遍现象。从生产性服务业分工视角出发，首先阐述“多中心”这一新的空间现象，接着从生产性服务业分工趋势、不同行业分工程度以及微观企业组织三个方面，剖析和解释“多中心”若干典型特征。文章的核心观点是：不同生产性服务业按照自身分工特征和空间偏好形成各自多中心网络，网络之间在空间上相互叠合，通过企业层面微观经济联系相互关联，是“多中心”的本质内涵。

　　运用锡尔系数分解，对甘肃省1991 年至2012 年区域经济的空间差异及其演化过程进行了分析与讨论。结果表明，自1991 年以来，甘肃省区域经济的绝对差异在逐渐缩小，尤其在2000年以前呈急剧缩小趋势；陇中片区与河西片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其他片区。研究认为，甘肃省的区域经济差异不大，但是局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滞后导致了甘肃省经济的不均衡发展，需要着力加强这些区域的经济发展。

　　商业是城市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商业空间分布研究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本文基于广州第二次经济普查中的法人单位商业（包括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分镇街就业人员数据，采用集中化指数、区位商、MapInfo 空间分析法对广州2008 年商业空间分布进行研究，并用地理联系率分析了商业与人口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广州商业空间分布特征是高度集中在C B D，并有郊区化趋势，但只是近郊；广州商业分布的集中程度极高，其中住宿和餐饮业的集中程度比批发和零售业的更高；广州商业已经形成位于CBD 的上下九、北京路和天河南3 个商业中心和位于番禺区的1 个市桥商业次中心的空间结构；影响商业在广州城市空间分布的因素主要是人口、交通和政策，商业与人口空间分布较为相似，存在着密切的地理联系。

　　《资本城市化》是哈维经典著作之一，其中资本转换的观点极具冲击力，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前沿观点，在学术界内外影响较大。资本转换理论在直觉上与逻辑上是精确、严密的，但至今只是抽象的理论假说，对该理论进行实证尝试者较少。本文在我国三十多年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以南京为例，运用三种独立方法并结合四个特别的数据集，分析南京城市化过程中资本转换现象，重新探讨资本城市化理论。结果表明：南京在三十多年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存在资本转换现象且规模较大，但相对欧美国家存在一定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