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末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了人们的正常工作生活节奏甚至身心健康，对城市人居环境也构成了严峻的挑战。文章以国内主要疫情发生地——武汉为例，在综述人类抗击传染病疫情的规划历程和国内外医疗卫生规划研究概况的基础上，尝试从主要指标、规划体系、空间结构、设施建设等4 个方面客观评估现行医疗专项规划的实施情况及配置水平，并结合对疫情过程的简要回顾，剖析武汉在医疗卫生资源配置、重大疫情防控、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等方面的短板和不足，按照应急谋远的思路提出下一步提升疫情防控能力对策和完善医疗卫生专项规划的建议。

　　武汉突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后波及全国，各地相应启动了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进行疫情防控。面对大规模疫情，就诊慢、收治难等成为突出问题，许多专家学者提出分级诊疗应对的建议。分析我国分级诊疗模式特点、现行分级诊疗的掣肘，借鉴英美国家经验，提出了分级救治医疗设施规划应对措施，包括形成与城市空间结构契合的均衡的医疗设施空间布局规划体系；建立级次分明、分工明确、弹性有度的医疗设施救治设施体系；强化和提升次级医疗设施配置，提高建设标准，满足分级诊疗的要求；改变医疗资源“错配”现状，增强基层医疗机构资源配置。强调公共医疗设施共享性、基础性地位，作为规划应对，对医疗救治设施规划必须超前谋划，实施强制管控。

　　现代城市规划起源与应对城市卫生和健康问题密切相关，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简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使其成为城市规划领域关注焦点。如何采用规划工具来预防类似新冠肺炎这样的疫情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实践经验表明，社区在有效预防疫情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社区尺度上，哪些受规划工具调控的建成环境要素是影响疫情的关键依然缺乏详实的量化验证，基于此，文章以武汉市为例，探究两者的相关关系。首先，基于武汉市疫情防控政策的推行时间，立足新冠肺炎疫情的邻近扩散特征，从传染源、传播途径和规划应对工具构建初步解释模型。其次，利用探索性回归分析识别各影响因素特征，确定两项始终具有显著影响且通过残差检验的建成环境要素：社区建筑密度与社区生活圈绝对褶皱度。最后，对唯一通过模型进行地理加权回归分析，发现各指标的空间异质性显著，而这可能与社区本底属性相关。

　　对于传染性较强、潜伏期较长且主要通过人口流动传播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既往的空间传播预警方式存在灵敏度低、时效性和准确性较差的问题，而依靠航空客流量的新兴预警方式不适用于内部联系以陆路交通为主的都市圈。以疫情高发的武汉城市圈为对象，以湖北省卫健委公布的确诊病例数量为基准，提出运用城市联系度、铁路客运密度和人口流动大数据3 种方法进行疫情空间扩散预警。研究显示，与另两种预警方式相比，人口流动大数据对都市圈层面疫情空间扩散趋势的推测具有最高准确度。依据研究结论，提出推动多源数据融合、细化预警空间范围及开展数字化社区治理等建议，以求提升区域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治理水平。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凸显实施健康社区治理的紧迫性与必要性。我国急需从公共卫生视角审视当前社区危机应对与治理能力短板，为构建健康社区治理模式提供知识与理论支持。文章从公共卫生视角对现行社区治理模式进行反思，基于国际经验构建健康社区治理分析框架，并以佛山市W 社区防疫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剖析公共卫生危机应对中社区治理的特征、关键问题与挑战，探讨构建常态化健康社区治理模式的可能路径。

　　城市公共汽电车（以下简称“公交”）是城市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居民出行的主要交通方式之一。在疫情防控期间，公交既要持续地为居民提供保障性的出行服务，又要有效地控制病毒的传播风险。因此，研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公交管理对策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总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公交客运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并以疫情对广州市公交客运影响为案例进行实证分析；从政策法规、基础设施和运营管理等层面，详细梳理日常管理措施和应对突发卫生事件的公交管理对策；系统分析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主要公交管理对策的适应性。结果表明，疫情期间采取开行通勤公交和定制公交、实时控制车厢拥挤度、精确分析乘客出行轨迹等公交管理对策非常必要且可行。

　　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成为普遍接受的观点，但其研究大多停留在宏观分析层面，大多是对公交导向的土地利用形态的研究；在微观层面，却很少有研究公共交通与居住区的关系。本文总结了目前我国居住区建设特点，并对比国外优秀的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城市居住区布局形态的相关实例，进而提出了适合我国的公交导向的居住区规划模式，以促进公交出行和打造公交都市。

　　为了合理配置都市区客运走廊内公共交通设施，完善都市区空间与交通规划体系，论文以可达性、多元化、公平性、一体化、协调性为规划目标与要求，界定了都市区客运走廊公共交通设施配置规划的内涵，提出了设施配置规划的总体框架，并探讨了规划中的几个关键决策问题。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如何兼顾效率和公平从而有效地管理城乡公交经营权成为城乡公交一体化的重要问题。以正在实施城乡公交改革的山东省金乡县为例，从道路客运经营权转移的视角来解读城乡客运公交改革的过程、问题与效应，进而总结金乡县公交经营权调整的经验，能为县域城乡公交一体化提供参考。最后，基于经营权变动可行性和经营效率的视角，从遵循经营权内在转变机制、平衡相关主体利益、统筹城镇化进程和城乡公交改造等方面提出县域城乡公交一体化背景下道路客运经营权的转移逻辑与启示。

　　在交通规划由“增量”向“存量”转型的背景下，剖析传统道路等级划分方式的弊端，指出小汽车导向型道路分级体系不利于公交优先战略的实施。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内外已有相关研究，本文提出将公交优先与土地利用、慢行交通环境相结合的新的道路分类方法。即在主、次、支路网基础上重新划分为骨干路、公交优先级道路、基础路、慢行通道，构建公交导向型路网系统，并以汕头市中心区为例阐述了分级方法的原则、规划方法和可行性。

　　江阴城市发展目前面临着两方面的考验，即外部应对长三角一体化和区域轨道交通建设，实现结构调整、能级提升；内部应对快速发展，实现抑制蔓延、提质增效。正可以通过TOD 理念来引导城市发展和转型。本文通过剖析TOD 理念的内涵，并借鉴库里蒂巴市的相关经验，结合江阴市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的相关研究，提出了江阴市抓住机遇，以TOD 理念引导城市空间战略转型的基本思路和规划方法，探讨了在江阴城市空间发展中应用TOD 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当前正在进行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中国农村社会内在变迁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统筹城乡发展的外在要求和鲜活体现。本文顺应城乡一体化发展要求，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角度出发，研究城乡空间发展与城乡公共交通之间的关系。将城乡公共交通体系分为“适应型城乡公共交通”及“引导型城乡公共交通”，研究它们与新型农村社区空间布局之间的互动。本文以南京市高淳区新型农村社区规划建设为例，基于社区空间的等级分布，结合现状和未来的空间发展规划，提出了适应型与引导型相互协调发展的城乡公交规划方案。本文的成果可以为新型农村社区及城乡公共交通的发展建设提供借鉴。

　　研究了转型期我国城市规划“公权力”价值取向的发展困境，指出只有建立在“公权力”基础之上的“公信力”价值取向才是我国城市规划在行政领域内行使其权利和义务的根本。并以N G O s成功参与汶川抗震救灾事件为研究案例，通过对事件过程中N G O s 在参与程度、信息公开、互助合作等方面所体现出的“公信力”行动准则和目标机制的实证分析，在结合相关国外成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城市规划“公信力”价值取向建设的问责机制模型，包括透明度、参与、评估、投诉与回应机制四个维度，从而为实现社会经济发展转型对政府公共政策体系中的城市规划提出的新要求提供制度化保障。

　　长期以来，城镇化带来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加的“必然”与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耕地保护的“必须”成为一对无法调和的矛盾，而城乡统筹下的城乡建设用地统筹则有可能为解决这一矛盾提供一种思路。本文提出的“城乡土地使用联动规划”是在综合考虑当前已有相关规划类型，在编制要求和方法存在差异的前提下，探索的一种既具有“城乡整体”的总体规划理念，又与当前规划编制体系相衔接的、具有较强操作性的城市——乡村联动土地使用总体规划方法。文章试图以规划为平台落实城乡统筹、以联动方式统一城乡建设用地发展变化，为解决用地增长和耕地保护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实现“必然”和“必须”的和谐统一。

　　世界范围的经济转型给当代城市留下了大量的废弃场地，包括废弃的工厂、垃圾场、军事基地、滨水区等。这些场地往往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和污染，对于城市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为此，许多西方城市都通过建造公园的方式对一些面积较大、受破坏较重的废弃地进行改造。文章从生态、社会、文化多元角度对国外有代表性的废弃地景观改造案例进行分析研究，期望给国内同类实践提供经验借鉴。

　　近年来，伴随着各地区的城市规划建设热潮，步行空间被挤占、步行环境恶化问题不断涌现。本文基于对兰州市四个区域520 位出行者的问卷调查，分析城市步行环境存在问题及规划的必要性并提出部分建议，以期对城市规划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研究表明：①现代交通体系中，步行仍是居民的首要出行方式，出行时间与年龄影响出行方式的选择。②收入水平及出行目的决定步行者需求，影响着步行者对步行环境的满意度。③步行环境问题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④城市步行环境规划必须明确观念、原则、对象，抓落实，勤管理。

　　本文将城市规划建设置于公权与私权博弈的分析框架下，揭示了城市规划建设以公权干预私权的合法性——维护公共利益。同时，文章客观地分析了当前我国城市规划建设中面临的公权力异化问题，并指出未来完善城市规划建设行使公权力及其对私权领域干预方式的基本方向。

　　城市规划攸关城市健康发展,百姓安居乐业,为确保规划的决策正确,准确实施,并置于有效监督之下,在政府行政体制内实行行政三分,战略决策从规划管理局分离出去；战术管理在规划局内加强规章建设,在实行体内监督的同时,加强体外公众监督。

　　公众参与城市规划有助于提高城市规划决策的科学性实施的可操作性，已经获得了社会广泛的认同，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也已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但在现实中，公众难以真正有效地参与，制度化的公众参与要么流于形式，要么难以达成最终的结论，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从制度建设的角度针对这些提出相应的对策，意图通过完善公众参与的具体制度，保证公众更加有效地参与到城市规划过程之中。

　　文章尝试以沟通规划思想方法分析我国建设规划过程中的权力现状，提出规划决策者的权力观念急需转变，公众参与规划决策权力的法律保障有待进一步提高等问题，设想在以下方面改进规划决策、提高规划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决策权力的均衡分配和决策者沟通意识的养成；公民参与意识的培养；信息公开机制；沟通调解机制；换位思考教育等。

　　本文通过对当前区域规划的国内外观背景进行分析，明确了加强政策和制度设计在当前区域规划中的必要性。同时通过新一轮的区域规划与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轮城镇体系规划的对比分析，明确了新时期区域规划在规划理念、工作重点、规划方法等方面的特征，在此基础上从政策制度设计层面进行了方法和对策的探讨。最终得出结论：立足于政策和制度设计的区域规划是时代背景下的必然选择。

　　文章从界定城市设计制度概念、研究我国城市设计运作的制度环境、剖析我国城市设计制度建设的矛盾和争议三个角度入手，探讨了我国城市设计制度建设的适宜策略和途径。

　　本文讨论目前空间管制的3大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空间管制规划和生态环境功能区规划，首先介绍各自的政策法规并作文献综述，由此发现3大规划的重叠点和不同点，指出当今中国空间管制方面存在的悖论和矛盾，并提出若干建议。

　　城市轴线是城市规划中一种常用的空间组织手法，在古今中外的城市规划中都能找到城市轴线的存在，本文通过对城市轴线的基本概况与特征的分析，并以北京和巴黎两座典型的城市为案例，分析了城市轴线在中外城市规划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本文以深圳法定图则和英国地方发展框架为研究对象，对其建立的背景、编制的内容及编制与审批过程等方面内容进行深入的研究、比较和总结，吸取各自的优点，以期为探索国内地方层面的法定规划新模式提供有益的借鉴。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建设，广州开发区经历了起步发展、快速扩张、综合优化3个阶段，其空间形态也从“孤岛”状、“串珠”状进而演化到“团块状”的特征。政府的政策体制导向、跨国公司的示范作用和产业发展对城市化的带动作用是开发区地域空间演变的重要动力。同时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空间的不断扩张，开发区正向着地域空间一体化、内部功能综合化、空间布局多样化和空间环境内涵化的态势发展。

　　通过对南京历年城市道路的发展历程的介绍和对比，建立主要公路以及主城内部连接主要公路的主干路道路网络轴线模型，运用缓冲区叠合分析、相关性分析及成对明智比较分析得出，城市道路系统尤其是城市公路的建设是影响南京市城市形态发展演变的主导因素，除此之外自然地形、河流、政府导向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城市的发展，它们同道路网系统一起塑造着南京总体城市格局。

　　步行商业街是一个城市最富有生命力的场所之一，是城市公共开放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以沈阳中街为例，通过实地调研，分析了现状存在的问题，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对人性化商业街区的若干重要组成因素进行了探讨，以期塑造更加富有魅力和活力的城市商业公共空间。

　　决策失误或者决策不良将会使城市规划丧失方向。规划进入设计操作阶段后会遇到大量具体而细碎的决策问题。本文对目前规划设计期决策所存在的困境进行了反思，分析了影响设计决策科学性的原因，探讨了实现规划设计期科学决策的出路。提出应进一步完善设计决策机制、决策技术方案和决策理论研究，使决策向全面、科学、系统化的方向发展。

　　本文旨在探讨空间构形的内在可读性与在寻路之间的关系。在对常州某区域进行虚拟寻路实验后发现，空间构形的内在可读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主体在寻路过程中的表现。笔者相信研究结果对城市设计特别是寻路设计将会有很大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