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的推进过程中，城市规划和公民自身利益的黏着度提高，公民参与已进入与城市规划有关的公共决策的每一个领域。尤其是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发展与深化，公民参与的热情与网络舆论的热度巧合地集中在城市规划公民参与的活动中。城市规划参与的形式和途径呈现出新现象，这给规划决策带来了新挑战甚至是变革性的发展。本文通过分析全媒体时代规划参与的新特点和新挑战，诊断现有政府在城市规划参与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本文针对城市规划中用地布局的方案比选以及城市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中用地布局环境合理性的评价难以量化的问题，利用ArcGIS 的空间分析功能进行缓冲区叠合分析，结合Delphi 法进行因子打分、层次分析法确定因子权重，构建了一套初步的方法体系。将五大类城市建设用地分为环境敏感性用地、环境服务性用地和污染源性用地三类，形成居住用地布局适宜性、工业用地布局适宜性、交通用地布局适宜性和绿地广场布局适宜性四个评价系统。并以钦州市城市总体规划为例，对城市用地布局的适宜性进行量化，结果较为直观，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和可比较性，从环境合理性角度对判断不同规划用地布局方案的优劣提供了较好的支撑。

　　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化、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以及土地出让收入的快速增长，社会上主流观点大多直接将土地出让收入等同于“土地财政”，对土地出让收入及其收益分配的关注与改革呼声日益高涨。中央政府及相关业务主管部门不断调整并出台了新的管理政策，规范了土地出让收支管理，优化了土地出让收益分配支出结构，本文通过梳理土地出让收支管理的发展演变及构成，分析近些年土地出让收支情况，总结目前土地出让收益分配中存的在问题，提出对应改革措施与建议。

　　文章基于土地制度对经济发展影响机理的分析，认为土地制度主要通过外部性内部化、激励与约束、资源配置等方式影响经济发展，据此，阐述了自20 世纪80 年代积极推进城镇化、工业化发展以来中国土地出让制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并将土地出让制度变量纳入经济增长模型，初步评价了中国土地出让制度实施与改革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结论表明，中国土地出让制度自实施以来所产生的制度绩效相当于2011 年当年G D P 的6.58%。但由于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依赖，也影响了中国土地出让制度运行对于经济增长的持续性贡献，文章提出了建立多元化财政“支柱”机制、城市重点重大项目回报机制、土地产权主体的城镇化红利分享机制等后土地经济应对策略。

　　当前，城市建设用地扩张过快成为城市化快速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问题之一，地方政府主导的土地财政是其主要成因。而地方政府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行土地财政，主要原因：在土地产权制度上，城乡土地产权主体模糊、产权残缺、权力失衡；在土地使用制度上，政府垄断一级市场、土地增值国有；在土地征收制度上，政府征地范围过宽、征地成本低廉、行政强制力主导；在土地财税制度上，税制体系混乱、重流通、轻保有、地方政府缺乏主力税种。最终导致地方政府土地权力过大，且无法通过征收物业税来获取稳定收益，只靠一次性土地出让获益致使用地失控。因此有必要对我国土地制度进行针对性的改革。

　　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我国地方政府的土地融资源于分税制改革以后的财政收支不平衡，地方政府通过直接出让、债务等方式以土地作为媒介进行融资。土地融资推进了城市基础建设，也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繁荣；但由于缺乏监管，现行的土地融资模式有不可持续性的特点。因此必须规范土地融资行为，加强风险监管，同时，拓宽政府融资渠道，促进融资行为市场化。

　　土地财政被视为房地产调控中不可逾越的一个重要障碍。通过对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情况的研究，深入探讨土地财政影响房地产市场的内在机理，进一步明确了土地财政与房地产市场的关系，并通过实证方式证明理性预期对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土地财政及土地制度的改革方向。

　　土地财政是我国地方政府经营城市的重要手段, 也是举债融资的最主要支撑。随着我国城市化率的不断提高，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也在不断累积。本文从我国土地财政的成因入手，分析寄生于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研究基于城市理性增长及可持续城市化的土地利用策略，提出控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有效方法。

　　随着经济的发展，城镇化的推进，建设用地的空间扩展日益成为现在乃至将来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特征。文章提出了表征区域建设用地合理规模的“土地开发度”，论述其概念和内涵，并从土地承载力、建设用地扩张、土地开发调控、土地优化配置等方面综述了国内外相关的研究理论、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最后提出了要加强区域建设用地开发的最大容量的综合评估的研究展望。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城镇转型逐渐加快，城市土地利用结构与城市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匹配与相互制约关系，有必要研究城市产业转型与土地结构调整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本文利用全国84 个重点城市的土地利用和相关社会经济数据，分别针对不同规模、不同区域城市分析土地利用结构及其产出效益的基本特征，发现城市土地利用问题，进而提出优化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的对策建议。

　　城市产业结构与用地结构的协调发展不仅能促进区域经济的优化发展，也有助于土地资源的高效配置。本文基于产业结构演变与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的相关趋势规律，通过测算城市产业结构与用地结构的偏离度指标，分析了江苏省城市产业结构与用地结构的协调程度及其变化趋势与空间差异。结果表明，第二产业的产业结构与用地结构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协调趋势，而第三产业的结构发展日趋均衡；就不同城市而言，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城市产业结构与用地结构间协调程度相对较低。论文最后提出了优化产业发展与土地配置，促进产业结构与用地结构协调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城市用地分类是具有空间属性的，是城市规划编制的首要任务，也是一种抽象的规划行为。笔者通过对旧国标和新国标中工业用地分类的评析和思考，认为当前工业用地分类不利于工业用地的规划布局和管理，应依据工业用地产生的污染干扰程度和污染类型划分工业用地，以解决工业用地分类不利于规划和管理的问题。

　　城乡空间是自然生态与人工建设长期博弈的结果，在资源——生态——经济矛盾不断凸显的现实背景下，亟需改变传统的空间构建方法，建立一种生态友好型的新型方法以指导城乡空间健康有序发展。研究以地处西北生态脆弱区的青海海东地区典型城镇带为案例，通过对地区自然生态本底和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的分析，运用基于生态功能分区的城乡空间布局方法（E Z S C），构建适合西北典型城镇带持久发展的城乡功能空间，以有效控制开发建设活动，指导城乡空间的可持续发展。

　　城市空间布局优化能使城市功能效用最大化，带来良好的社会经济效应。而行政区划调整能有效地促进各种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促进城市空间布局优化，带动城市健康持续发展。本文基于城市发展效应定量分析角度，建立城市空间布局优化效应评价模型，即从基础、结构、效益、质量四个维度展开量化评价，并运用熵值法确定评价指标权重。进而运用该模型对沈阳行政区划调整后空间布局优化效应进行评价研究，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沈阳市经过行政区划调整后，城市空间布局优化效应各项指标得分逐年提高，优化效应显著，但也存在明显的结构性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空间优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我国在城镇化快速发展中出现“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千城一面、形象迷失、缺乏认同”等长期存在并难以解决的问题，如何消除和化解这些问题，使拥有自然环境的传统村镇风貌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得以保护和持续发展，正是未来苏南美丽乡村建设的焦点。论文以“关注民生”为前提，根据苏南现状，提出“化城入乡”、“绿野分隔”、“多核聚居”的新型城镇化与乡村风貌保护策略，对建设苏南地域城镇特色风貌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近些年部分地区开展的“撤村并居”引发了社会关注与讨论。本文首先以江苏省为例介绍了“撤村并居”的起源与现状，并对“撤村并居”推行过程中出现的侵害农民土地权益、无视村民意愿、破坏乡村风俗文化、阻碍庭院经济发展、上楼致贫等7 个问题作了剖析。然后，介绍了“撤村并居”的“土地增减挂钩”政策背景，并从土地财政推动、用地指标约束与热衷城镇化三个角度分析了“撤村并居”热潮在各地广泛兴起的原因。最后，针对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土地问题，给出了明确农户宅基地权益、缩小政府征地范围、尊重农户意愿、适当允许农户参与土地交易以及发展土地交易新模式等政策建议。

　　本文对中国农村宅基地的制度特征进行了阐述，梳理了关于农村宅基地的政策演变，并对城乡宅基地制度差异做了深刻比较，提出城乡统筹发展要求。根据级差地租理论、区位理论和宅基地空间分布特征将农村宅基地划分为城区内宅基地、城乡结合部宅基地和城市规划范围以外的宅基地三种类型，然后对相应的城乡统筹发展模式与实践进行了总结、分析。文末提出在城乡统筹背景下宅基地制度改革的相关建议和值得关注的一些问题。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乡土文化和民俗文化被逐渐忽视，在追求城镇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乡土文化出现了退化和断层的严重危机，如何对其进行有效保护与传承面临着严峻的困境。挖掘和开发乡土文化的价值与内涵，弘扬乡村民俗文化已经成为我国城镇化建设中的重要任务。本文在分析城镇化对乡土文化造成不利影响的基础上，探讨了乡土文化保护与传承缺失的深层次原因，最后以潍坊杨家埠的乡土文化保护与传承为例，重点就乡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有效策略进行研究。

　　江苏省许多村镇有3000 多年的文化传统，以文化生态学视角研究村镇自然和文化景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近10 多年以来，江苏省城市化以历史上从没有的大规模和高强度发展，正在直接极大地影响着村镇内景观生态格局。现代城镇规划过分强调使用的功能性和实用性，历史上的连绵水系格局已经被现代建设支离破碎地分解。研究从地理多视角：文化地理研究其地域文化传承，景观生态研究其自然空间状况，城市规划研究其实体空间布局。研究分析村镇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建设过程，确定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而为村镇景观规划和管理奠定科学理论基础。

　　文章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地区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历程，总结了该地区乡村的二元性和低效性特征，研究了乡村转型的趋势，以及传统乡村空间的消亡、地域认同感的消失、村民发展前景的风险、村民自主性的缺失等危机，并提出了城乡规划的应对策略，包括：划定乡村控制线，编制乡村发展规划；构建“中心城市- 新市镇- 中心村- 基层村”的城乡体系；引导乡村产业多元化和“三产化”；通过建设“乡村文化绿道”将乡村整合进区域休闲网络；整合配置城乡公交网和乡村公共设施；构建两级互动的乡村规划建设体制。

　　以城乡关系、自然和人工环境关系、产居关系及管治关系四对基本关系为切入点，首先分析了新农村建设实践以来的问题。其次，针对乡村发展的基本关系，对先秦诸子哲学进行梳理，构建以“对立统一”的城乡观、“道法自然”的环境观、“以农为本”产居观和“人本主义”的管治观为核心的传统乡村发展理论体系。最后，从统筹城乡资源配置、协调物质空间和自然环境、培育农村经济增长点、完善政府管治机制等方面着手，总结了先秦诸子哲学思想对当代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面对全球化和欧盟一体化的挑战，德国的乡村地区已经由历史上处于工业社会的边缘，发展成为与城市在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高度关联的地区。本文介绍德国近年来广泛推广的“整合性乡村发展规划”，讨论通过乡村更新策略引导当地的文化认同构建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实现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整合性乡村发展策略”涉及到德国从联邦、联邦州到地方政府层面在规划制度和政策之间进行协调，在此基础上，该策略将村镇建设、田地结构调整和乡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进行综合协调并制定相关的规划，通过满足当地居民的经济、社会与文化需求，加强居民的文化认同并促进生活水平的提高。文章将结合获得“2010 年巴伐利亚州乡村与村镇发展· 特别奖”的案例“在莱西河与维尔塔克河之间”，对相关的整合性乡村发展策略及其方法进行分析，并讨论对中国乡村地区发展与规划工作的启示。

　　本文在对20 世纪80 年代以来我国的城镇化历程横向比较和纵向节点分析的基础上，指出空间集聚是城镇化的核心理论；进一步引入集聚指数的概念，该指数不仅可以用来测度城镇化水平，还可以作为衡量小城镇建设是否达到空间聚集的基准。本研究对我国小城镇建设空间集聚的宏观面进行了探讨，并通过重庆市小城镇建设的案例剖析，指出小城镇建设中应该注重集聚效应。最后，对我国未来小城镇建设在城镇化中的作用进行了讨论和展望。

　　小城镇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主体之一，合理的人口规模聚集是促进小城镇良性发展的关键。国内外小城镇的设置标准大多以人口规模作为参照。在现行的设镇标准下，我国小城镇的特征表现为数量众多、人口规模偏小，而且小城镇的人口集聚性受地理环境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本文结合小城镇的设置标准、国内外小城镇人口规模的比较研究以及小城镇人口集聚的影响因素与分析方法，对我国小城镇的人口集聚及其合理规模做了初步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西部地区小城镇的发展明显滞后于其它地区。具体表现为：宏观分布不均衡、微观布局不合理，数量偏多、规模偏小，经济基础薄弱、市场发育程度低，基础设施落后、公共服务功能不全，发展定位模糊、个性与特色缺乏。这些现状出现的原因除了自然地理的约束之外，还有城市倾向理念的偏差、体制机制的束缚、生态环境的制约。针对上述情况，提出西部地区小城镇发展的调控对策，包括重视小城镇规划引导、转变小城镇发展思路、创新小城镇政策体制、健全小城镇支撑体系。

　　小城镇的建设和发展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尤其对于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大意义。然而，在小城镇快速发展的同时，西北地区小城镇规划建设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对小城镇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本文在分析新型城镇化的科学内涵、建设要求的基础上，立足于西北地区发展建设特征，通过对近年来西北小城镇规划的反思，探析西北小城镇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规划路径。

　　大城市郊区小城镇由于其独特的区位条件在城乡统筹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通过分析天津市郊区小城镇发展的“三区联动”模式，认为其核心在于通过城镇发展要素的集中建设联动推进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即通过“三化”并举统筹破解“三农”问题。而要想实现该模式的成功推广则需要规划先行、产业集聚、土地流转以及制度创新作为保障机制。

　　发展中小城市，提升中小城市人口聚集功能是我国均衡城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旨在讨论发展中小城市的战略意义与对策，认为发展中小城市能有效拉动内需，避免人口过分集中城市而导致的“大城市病”与过度分散的乡村工业化及小城镇所造成的“农村病”，有助于实现农民工的就地城镇化与举家迁移。当前发展中小城市，要把中小城市建立在坚实的产业基础上，通过深化政府财税体制改革与扩大民间投资解决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中的资金瓶颈，以户籍改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住房改革为重点实现农民工就地市民化，以完善创业扶持体系和职业培训体系提高农民工融入城市能力。

　　在对我国小城市垃圾处理服务供给现状不足及原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解决小城市垃圾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制度创新——构建城市垃圾综合管理体系，其核心是健全的法规规范、“一主多元协作型”体制、有效的监督管理体制。

　　有文化的城市才有吸引力，而文化所指应该是独特的文化底蕴，如果一个城市现代化程度很高，却与其他城市没有什么区别，就难以获得应有的地位。另外，传统与现代得到完美结合的城市才有魅力。如果尽是现代化建筑，高楼林立，传统完全被灭迹，那么，便失去了历史的厚重感，成为城市中的“暴发户”。以北京而言，现代化的高楼与四合院及其他古建筑并存，建筑本身便昭示了首都的发展脉络和悠久的历史。北京的胡同、民间小吃、牌楼、城楼、老字号、民间工艺等，成为北京城市文化的名片，也是北京城区别于全世界其他城市的文化标识。这些文化名片是内在的，为城市文化之命脉，也为北京所独有，不能被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