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改进现有游憩出行方式选择模型，提高游憩出行方式预测精度，对河北省武安市主城区6 个公园绿地内游憩者出行方式选择的意愿开展调查。利用卡方检验对出行方式选择与影响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并筛选变量, 随后建立多元Logistic 模型探讨了各变量对城市居民游憩出行方式选择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出行者年龄、家庭年收入、出行目的地、出行者教育背景、职业背景、出行耗时、出行目的及出行频率等对游憩行为出行方式选择有显著影响。

　　选择机会公平、空间协同、成果共享3 个维度的28 个指标，构建了我国城市群包容性发展综合测度指标体系，并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我国18 个城市群的包容性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显示：2005—2015 年，我国城市群包容性发展水平有所提升，但整体水平不高，且各城市群在3 个维度上发展不平衡，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异质性；我国城市群包容性发展的空间差异明显，呈现出“以长三角为中心”由东向西逐步递减的“圈层状”空间分布格局。

　　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与城市建设内涵式发展，居民生活质量在城市发展中所受到的关注正逐步提升。在重新界定居民生活质量内涵的基础上，运用变异系数、空间自相关分析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2006—2016 年重庆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时空演变特征，并探讨居民生活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2006—2016 年重庆市居民生活质量整体提升25.85%，各区县间居民生活质量差异减小；（2）2006—2016 年重庆市居民生活质量呈现“西高东低”的空间梯度分异特征，渝西地区出现稳定的高值集聚区，低值主要集聚在渝东北与渝东南两大区域；（3）经济状况、城镇化水平、政府管理是导致居民生活质量差异化的重要因素，产业结构的作用强度下降，自然地理特征的作用不显著。

　　文章基于新家庭理论中家庭为迁移决策主体的观点，关注大城市人口回迁与再迁移，在对上海市某民办小学随迁子女的问卷调查基础上，采用双变量Probit 模型分析子女教育的投入、认知和地区差距等因素对孩子迁移、家长随迁决策的影响。发现就读年级、孩子成绩和教育差距对迁移意愿有影响。文章为疏解大城市人口的研究提供新思路，为寻找进城务工人员的迁移动机提供新视角，补充和完善了人口迁移理论中对教育因素的研究。

　　中国文物影响评估开展了近10 年，但由于中国遗产管理体系的特殊性，文物影响评估与文化遗产影响评估仍存在差异。文章总结文化遗产影响评估的特点，对已有中国文物影响评估的内容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从评估的内涵、主体对象、主要内容等方面对两者的差异进行归纳。最后从遗产价值和人的价值可持续发展角度，提出中国文化遗产影响评估的可持续应用框架。

　　随着通信技术、信息技术和大数据技术在各行业应用的日趋成熟，大数据技术被广泛地应用于城市治理的各个环节，为城市治理带来了更加精准、快捷、有效的方法，在城市现代化治理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城市治理为大数据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但大数据的应用也引发了一系列的风险，尤其在公民隐私保护方面，造成了一系列的伦理冲突。在大数据城市治理的背景下，如何帮助城市主体充分适应大数据常态化生活，为其争取更多的空间权益，提升人们的满足感极其重要。文章从伦理和隐私的维度对大数据背景下城市治理面临的风险进行深入探析，分析大数据城市治理下隐私保护伦理问题，积极寻求破解之道，对大数据时代城市治理隐私保护伦理问题，提出构建大数据伦理准则等对策，以便在数据开放、利用、智慧城市建设等方面，使每个个体都能在整个数据生命周期中充分享有自己的权利和履行应尽的义务。

　　女性建筑空间在过去的建筑学理论研究中鲜少被提及，随着社会学领域中女性主义的发展，城市与建筑中的女性空间和形式特征逐渐受到关注。在近代中国女性开始参与生产活动的社会背景之下，女性的生活结构发生改变。文章以近代大学中女生特定的使用空间——女生宿舍为切入点，对比近代大学校园规划和建筑的男女生活空间，分析日常生活多元化背景下女性空间的演变，阐明其中的进步性和局限性，并探寻其特征形成的原因，以期引发更多对城市女性空间独特性的研究。

　　从保障房社区居住主体的角度出发，综合考虑居民个体特征与主体认知变量，构建教育、医疗、交通、安全、环卫、社会保障、商业、文体、行政管理 9 类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研究模型。采用有序 Logistic 回归方法探究各类公共服务满意度与自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公共服务满意度受到性别、年龄、学历、职业、住户期望与软硬件质量感知水平的影响，居民的公共服务需求具有层次化、多样性的特点，反映了保障房社区公共服务存在供需错配的现实问题。最后，从急需改进类、次要改进类和竞争优势类 3 个方面，提出实现保障房社区各类公共服务供需均衡，进而提升保障房社区公共服务居民满意度的对策建议。

　　健康中国战略导向下，健康食品备受关注，分析食物环境对不同收入群体生理健康的影响差异成为新的研究视角。在剔除就业地食物环境的干扰后，总结食物环境对生理健康的作用路径，构建多层线性模型分析主客观食物环境、饮食行为、体力活动、自选择机制、个人属性对居民超重的影响，发现：低收入群体和中高收入群体在超重比例、个人属性、食物环境、饮食行为方面差异较大；主观食物环境对超重的影响作用于全体居民，而客观食物环境对超重的影响仅作用于低收入群体；个人属性仅对低收入群体超重产生影响；体力活动与健康管理可以减少居民超重。从健康公平出发，验证了可以通过食物环境干预居民生理健康，针对不同群体提出差异化的健康促进策略。

　　文章以美国开发热点区的活跃退休社区（AARC）为主要研究对象，首先用地域密集度以及人均户数等指标对开发热点区进行了划分，用多重对应分析的方法探讨了各热点区的养老环境特征，并用聚类分析的方法探讨了A ARC 的主要类型特征。文章的研究成果对我国养老社区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住区环境作为老年人日常生活的主要场所, 其设计的合理性与老年人的生活品质息息相关。文章通过访谈、问卷以及综述的方法，对既有住区中不同类型老年人的活动类型差异性以及场所选择差异性进行分析。综合分析由于性别、文化程度、收入、身体健康水平及独立能力等因素的差异对活动场所选择产生的影响及其背后的动因，并据此对住区适老性环境改造提出合理化建议，为住区适老性设计以及改造提供新的视角。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评估网络是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评估模式进行分析的突破口。文章以南京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评估主体为调研对象，在整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评估模式的基础上，通过调研各主体间的关系强度，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评估网络。通过计算该网络的特征值，实现对评估模式薄弱点的定位。最后，结合脆弱性理论，对该薄弱点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优化建议。

　　列斐伏尔等人基于空间哲学，以日常生活批判为角度切入到城市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活动，认为当前城市空间深受资本逻辑的影响，并造成了空间异化、空间隔离等城市问题。在此基础上，列斐伏尔等人提出要通过以舒适居住权、参与决策权、空间使用权及信息权为内容的城市权利来解决。但从现实条件来看，城市权利在主体、内容及实施方面都存在着困境，只是一个关于城市的乌托邦。而如果要实现乌托邦中的可能性，剔除理论中民粹主义的危险，就需要遵循城市权利法律化的路径，具体通过不断提高空间在法律中的地位、将城市权利主体范畴法律化、城市权利原则化等方面来完成。

　　在中国城镇化进入中后期和乡村发展转型的背景下，一些地区的入乡流动人口已具有一定规模，且其规模呈快速增长趋势。入乡流动人口及其所带动的多种要素向乡村的流入将影响城乡人口的分布和乡村的社会经济发展。因此，研究这一群体的空间分布和影响因素，对促进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具有战略指导意义。本文基于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采用GIS 空间分析方法，研究江苏省入乡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并且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江苏省入乡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梯度格局；地理环境要素、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仍是现阶段吸引入乡流动人口的最主要因素。基于此，本文根据江苏省不同次区域入乡人口流动影响因素的不同，提出差异化政策建议，以进一步提升江苏省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发展的质量。

　　近年来为解决过去粗放式管理带来的低效问题，精细化治理理念应运而生，而作为城市的基本单元，老旧小区普遍存在公共空间“脏乱差”、困难人群集聚等问题，如何实现老旧小区的精细化治理是现阶段关注的热点。本文选取PCA-DEA 作为研究方法构建了老旧小区精细化治理绩效评价体系，弥补国内外在老旧小区精细化治理水平评价方面的不足。最后以2017 年进行改造的南京市鼓楼区18 个老旧小区作为实证研究对象，代入模型量化评价其治理绩效并总结出精细化治理绩效的提升建议。

　　基于文献统计分析方法和可视化分析工具，利用CiteSpace Ⅲ软件对1248 篇城市治理领域的CSSCI 论文进行统计分析。研究发现：城市治理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治理体系、社区建设、空间治理、数字城市、城乡二元治理等5 方面；研究热点的演进路径呈现出明显的阶段化特征且与国家方针政策高度耦合，2010 年之前，研究较为宏观，主要集中在社区治理、城市化、城市管理等方面，2010-2015 年，研究更聚焦于微观层面，数字城市、智慧城市、大数据以及新型城镇化成为研究热点，自2016 年起，整体性治理、治理现代化和空间正义成为学界所共同关注的话题。但目前的研究还处于表象的、离散的状态，研究主题之间关联不足，研究成果相对独立，缺乏本土化溯源性的理论分析框架，定量研究成果偏少。构建本土化理论分析框架，重构跨学科的学术共同体，应成为下一步城市治理研究的重要议题。

　　本文从大小数据相互补充和结合的视角，首先运用微信热力大数据分析了常州市主城区的职住平衡情况，将研究区域分为“职住平衡”和“职住失衡”两类空间。其次，利用P OI 大数据和问卷调查数据共同构建了职住平衡影响因素体系，运用有序l o gi s ti c 回归模型分别分析了两类区域内通勤时间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居民的社会经济属性、居住地和就业地的建成环境及通勤情况均对职住平衡水平有显著影响，其中职住失衡区内建成环境的影响高于职住平衡区。

　　以大学生就业城市意向为研究问题，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对现有人才空间迁移理论进行了补充，结合问卷数据，以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南京高校大学生的就业城市选择特征及其影响机制。研究表明：个体的主观因素对于空间选择的影响大于客观属性因素；客观上，大学生的人力资本情况、地方熟悉度决定着其对就业城市的选择；主观上，大学生对意向城市的态度、感知行为控制因素影响更大，且更重视城市的发展水平、工作预期收益，以及工作、住房、户口等限制性条件。启示为：（1）需要提高人才政策的精确度和可感知度；（2）需要完善健全劳动力市场以及丰富城市功能；（3）需要发展“人本主义”规划范式。

　　人才保障房政策对大城市城镇化进程有重要作用。以南京市为例，将大数据（P OI 等）与小数据（问卷和访谈）结合，利用GIS 空间分析和SPSS 统计方法，总结已建（在建）人才保障房的居住空间特征和新就业人才居住需求偏好，并探析人才保障房住区和需求偏好的适配与错位；最后透过问题反思讨论人才保障房的发展。主要结论为：（1）人才保障房围绕产业园区布局，选址考虑职住平衡，却远离城市中心；周边配套设施缺乏，而内部配套又不足；住区社会空间流动性高，住户场所感低。（2）在既已形成的功能格局和基于土地财政的经济理性下，当前人才保障房居住空间难以满足人才需求。

　　东京文化资源区是日本社会为推进2020 年东京奥运会而实施的一项重要文化举措，因其异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规划途径和当前备受推崇的“自下而上”的参与方式而受到各方关注。文章首先从东京筹办2020 年奥运会的现实背景出发，系统梳理了东京文化资源区的提出过程、内涵、模式与操作方式，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其对中国的城市更新和存量规划的借鉴意义。其次，在将推动该计划的东京文化资源会议（T-CHA）定义为第三域的基础上，文章尝试提出第四域的概念，并详细论述了民产官学“四域构成”的社会联结方式。最后，文章认为：在第三域掀起团体革命浪潮的同时，从志愿组织演进为社会企业是包括东京文化资源会议在内的志愿团体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此外，作为中介触媒的第三域在联结上下两种规划方式和激活第四域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社区安全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社会问题，如今安全社区建设工作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以居民的社区安全心理感知为研究对象，在西安市主城区内调查城市社区公共空间的安全建设情况，利用德尔菲法及SPSS 统计分析法对居民安全感进行深入研究。研究结果显示，社区公共空间客观存在的安全保障体系与居民头脑中的安全映像并非一一对应；居民安全感最大的影响因素是住区内陌生人口的频繁流动。因此，改变以往单纯注重物质规划而忽略精神需求的社区建设模式，本文从居民的安全心理感知入手，通过提升居民安全感以实现社区规划的以人为本。

　　中国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了国际学界称之为“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现象。近 20 年来 S S C I 的相关研究文献表明，中国城市空间分异的表现形式、类型、成因及社会影响等，既 有与世界其他国家相同之处，又有中国的特殊性。城市居住空间分异在一定范围内属于正常，超 出阈值便会带来消极效应。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虽然没有出现居住空间的贫富严重对立，但也形 成了多种形态的居住空间分异，因此必须高度关注和研究其发展态势。

　　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主力军，流动人口的幸福感备受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社会纽带对 城市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但鲜有研究揭示城市社区的邻里交往影响流动人口幸福感的 机制和路径。本研究基于广州市 23 个社区 1064 份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揭 示社区邻里交往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尤其关注邻里交往对社区贫困等环境压力 所起到的缓冲效应。研究发现 :流动人口的幸福感与所在社区的邻里交往程度呈显著正相关，与 社区的邻里剥夺指数呈显著负相关 ;但没有证据表明，邻里剥夺指数与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关系随 邻里交往程度的不同会有所变化。因此，和睦的邻里关系能够直接提升流动人口的幸福感，但未必能够缓冲环境压力对其幸福感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此次研究基于满足居民的日常休闲需求的目标，选择社区生活圈视角研究公共开放空间绩效。首先依据上海市在新一轮总体规划中提出的社区生活圈中对公共开放空间的要求，讨论了生活圈概念，分析了社区公共开放空间的核心价值与标准，并设定空间绩效评价的指标；构建绩效评价的工作框架，借助A r c G I S 平台，对各项指标做出具体分析，并得到基于社区生活圈的公共开放空间绩效的5 点结论，旨在从规划角度为未来公共开放空间优化提供方向。

　　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城市建成区内形成了生活环境差、日常活动缺乏、社会交往内倾的城市边缘社区。对此，城市建设需要利用柔性的手段去缓解人、环境和社会三者间的冲突。公共艺术作为物质与精神相融合的新型城市建设方式，可灵活介入不同形态的社区空间中，通过发掘边缘社区的公共空间来弥补城市空间转变产生的裂痕，给社区群众提供生活便利和精神补给；同时，它也作为一种介质来刺激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搭建边缘与中央的桥梁。

　　随着各级政府对南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问题的政策支持，吸引了全国各地、各类型的流动人口进入南疆。以2015 年南疆流动人口调查问卷获得的数据为依据，选取个体特征、工作及保障状况、生活及环境状况三个维度20 个影响变量，利用SPSS19.0 中交叉表分析和二项多元回归方法对南疆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婚姻、户口性质、户籍来源、年收入差距、居住时间、气候环境满意度等对南疆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有显著影响。

　　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正逐步构建起新型城乡关系，同时提出要发展“记得住乡愁”的城镇化。本文通过研究“乡愁”的空间性质，发现其具有距离、尺度与迁移性。同时又针对“乡愁”空间表达的影响要素做出分析，发现自我、他人、历史、自然这四类关系会影响其空间表达。最终通过以上两点分析，发掘新型城乡关系下“乡愁”这一价值意向的空间隐喻：新型城镇化提出“乡愁”，就是将城镇、村落、传统、历史、民俗等凝聚成为共同的价值认同意向。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要维护“原住民”的生产生活空间、保护城镇弱势群体的空间权利，塑造新空间要做到社会、时间、生态、空间的协调统一，同时保障每一个城镇居民对空间的权利诉求。在未来新型城镇化所呈现出的城乡关系格局中，离“乡”之人能在己“乡”之外的世界中获得充分的生存尊严，能够以宽容、坚定的心态进行地方价值认同，从而使得新型城镇化成为有根的城镇化，记得住我们从哪来、看得清我们将往哪去。

　　首先通过对城市社会空间内涵的剖析，认为广义城市社会空间更适应于我国当前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的研究，并结合新城区社会空间的特性，阐释了新城区社会空间分异的内涵。其次，通过对比资本主义国家、后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我国新城区社会空间分异的形成机理，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城区社会空间分异主要受到制度环境、产业结构和技术条件三个方面影响，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城区社会空间分异与其制度环境、国家职能和“历史路径”多因素有关，而我国新城区社会空间分异是国家政策、市场经济及全球化经济综合作用的结果。最后，对国内外新城区社会空间分异的研究进行比较，指出我国新城区社会空间分异研究在研究方法、研究范围和对象、研究理论以及研究范式上与国外研究具有差异。

　　本文从动静结合的研究视角出发，以第五、六次人口普查及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定量与定性的分析手法，初步解析了2000年以来全国流动人口的空间集聚程度、集聚特征、演变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2000年以来全国流动人口的空间集聚程度较高且呈现出“东部高、中西部低”的分布特征；②流动人口的空间集聚特征在集聚分区、网络分析、人口重心中基本均表现出向东部地带集中的特征与趋势，其中西部的部分省（市/区）在网络关联中也表现出较为明显的集聚特征；进一步分析其集聚类型，发现绝大多数省（市/区）的流动人口属同一类且主导社会特征为流动原因；③吸引流动人口空间集聚变化的因素仍以经济水平、交通优势、消费能力和投资空间等为主。

　　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与快速城市化的同时，城市居民要求参与社会事务和维护自身公共利益的呼声日益强烈。在此背景下，本文主要研究城市社区治理中“社区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作用及其培育方法。重点介绍我国台湾在社区营造过程中，培育“社区共同体”意识的三种主要手法：唤醒环保意识、唤醒教育意识和唤醒文化意识。并以成都老旧居住区改造为例，反思其社区治理实践中的优点和不足。通过学习台湾经验，探讨中国大陆构建开放与和谐社区的方法，以期唤醒社区人文精神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