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竞争力是区域综合发展能力的集中体现。聚焦城市竞争力评价，对把握城市发展规律、科学探索创新型城市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以湖北省12 个地级市为研究样本，捕捉经济发展、社会事业、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4 个维度的统计数据建立城市竞争力评价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对评价体系内24 项变量指标进行因子提取与旋转，并对相关公因子进行测算，最后对研究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湖北省内12 个地级市各层指标之间呈现显著的城际差异，武汉、襄阳与宜昌等城市虹吸效应较为明显，其中武汉市的虹吸效应最为明显。生态环境层面与其余层面的测算结果排序呈倒置样态，在空间分布上，省内北部城市的生态环境质量要普遍优于南部城市。在未来，“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的城市群协同发展机制才是更为适宜的现代城市群治理模式。

　　基于长三角三省一市60 年里的各类统计年鉴和1980—2015 年土地利用、人口、国民生产总值等数据，通过时间序列和空间统计分析等方法，系统梳理长三角城市群的城市化发展历程，明晰城市化进程特征。根据城市化率、三次产业结构、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构成等指标，发现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化大致经历了3 个发展阶段：波动发展时期（1949—1978 年）、快速发展时期（1979—2003 年）和加速发展时期（2004 年至今）。伴随城市化发展呈现５个方面显著特征： （1）城镇数量呈现高速度增长、高密度集聚的特点； （2）城市等级显著提高，形成了完整的城市群体系； （3）城市用地面积急剧扩张、建筑空间快速向高空方向延伸； （4）城市建设投资迅速增加、市政设施水平大幅度提升； （5）城市化促进人口、经济和谐发展，城市经济规模持续上升。

　　进入新时代，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面临着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流动人口社会融入与健康问题凸显，尤其需要解析二者的互动机制。为此，文章基于中国25 个城市的实地调研数据，从经济、行为和心理多维度社会融入视角，探讨其与流动人口自评生理健康和主观幸福感的联系。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健康受个体属性和社会融入因素共同影响，社会融入各维度对个体健康的影响表现出明显差异。“心理融合”对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影响更显著，而“行为适应”则与自评生理健康联系更为紧密。就影响因素而言，个体属性中的月收入与自评生理健康呈正相关，工作强度与两种健康水平均呈负相关。行为和心理融合中的社会交往、地方归属感对流动人口的自评生理健康和主观幸福感均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是关键性变量；感知社会排斥则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总之，新型城镇化与“健康中国2030 国家战略”有着密切联系。建议政府除了提高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逐步消除收入差距外，也要重点考虑流动人口住区的规划布局，使其更接近中心城区，融入其他社会群体，拓展社会网络和融入机会，进而实现健康促进。

　　遗产地景区旅游推动了当地经济和文化发展，但大量的访客也给遗产地资源与环境保护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研究根据唤醒理论和自我调节态度理论，从游客角度入手，将恢复性评价作为认知评价，满意度作为情感响应，环境负责行为意识作为情绪启动结果，构建遗产地景区游客的心理模型，以世界遗产地厦门鼓浪屿为例，研究三者之间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厦门鼓浪屿具有恢复性环境特质，以魅力性特征影响公众恢复性评价程度最大；（2 ）遗产地景区游客的恢复性评价对满意度有直接显著正影响；（3 ）遗产地景区游客的恢复性评价对其环境负责行为意识无直接影响，但二者之间可通过满意度的中介作用产生间接效应，说明游客在遗产地景区访问过程中，其环境负责行为意识的激发是一个渐进式的心理过程。

　　基于刺激—有机体—反应模型和收益—风险模型，同时，考虑到消费者个体特质差异，引入调节定向理论构建理论分析框架，通过实验法检验“互联网+ 回收”网站质量对消费者线上回收参与意愿的影响以及消费者个人特质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网站呈现环保信息和提供高隐私安全服务正向影响消费者线上回收参与意愿。（2）网站呈现环保信息有助于提高消费者感知收益，提供高隐私安全服务有利于降低消费者感知风险。（3）感知收益和感知风险在网站质量与消费者线上回收参与意愿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4）呈现环保信息对促进定向消费者的感知收益影响更大，提供高隐私安全服务则对预防定向消费者的感知风险影响更大。

　　近20 年来，我国城市化蓬勃发展，进步神速。然而，城市概念之多、乱、杂，令人眼花缭乱和困惑不已。文章从城市管理体制分割背景、学科分化背景、学科交叉融合背景3 个方面对一些城市概念进行了讨论与辨析，并示例说明了若干尚欠规范的城市概念。最后，提出了城市概念规范与整合的若干建议。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新中国城市社会生活中的基本场景“单位大院”逐渐解体，大量单位大院中的居民逐步迁往城市社区。城市社区主要是由陌生人组成的异质社会，大院居民在融入城市社区时存在文化和情感上的隔阂，邻里关系较之单位大院疏远很多，使“交流何以重构”成了一个重要议题。文章结合“单位”视角，扎根于中国城市空间特有的发展历史及社会脉络，以一个已经破产重组的煤矿单位的底层居民安置生活点——宁夏回族自治区J 市L 社区为例，通过田野调查，探讨在重组的社区空间中，底层居民如何重构交流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底层居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灵活利用甚至改造了L 社区中的各种交流空间，在交流中形成了重叠多样的社会关系纽带，巩固并拓展了他们在老单位时的社交网络，最终形成了强烈的社区归属感。影响他们交流模式的因素主要包括：社区偏远的位置与完善的设施、社区外部空间政策的倾斜、单位居民多种关系的交织重叠与大量的共同行动。文章最后探讨了该案例对提升我国城市社区的治理水平的启示。

　　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从风险视角审视北京城市副中心治理，发现北京城市副中心面临着公共安全、城市病、治理主体能力不足等风险。为此，应做好“四位一体”风险防范的顶层设计，精准靶向风险目标；持续推进人文副中心建设，夯实风险防范的基石；进一步优化科技副中心建设，筑牢风险防范的防火墙；高度重视绿色副中心建设，织好风险防范的生态屏障；稳步推进法治副中心建设，健全风险防范的法制保障。以持续增强风险防范的支撑力、聚合力、驱动力，最终实现城市使人生活更美好的目标。

　　以武汉市新洲区212 户被征地农民家庭实地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可持续生计理论分析了征地拆迁前后被征地农户生计资本及可持续生计信心变化情况。研究发现，征地拆迁后物质资本指标值大幅度提高，农户的生计资本总水平有所提高，但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指标值却没有明显改善。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均对被征地农户的可持续生计信心产生显著影响，其中物质资本的影响最为突出。建议通过建立多元化的征地拆迁补偿制度，允许农户分享被征土地的项目红利，加大对创新创业的扶持力度，积极帮助被征地农户尽快融入城市生活。

　　城市空间因素对健康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但健康与城市都是内涵极其丰富、范围极其广泛的复杂巨系统，长久以来健康人居研究对城市空间因素与健康之间的关系界定是含糊不清的。文章提出了将“健康位”概念作为健康人居研究的基础，认为健康位是影响人体健康的各种自然环境、城市空间、社会经济等因素的集合（超体积空间），个人健康位通过自组织和涌现形成群体健康位，进而构成全球生态系统的健康位。城市空间与健康人居的联系得以建立，城市空间因素导致健康结果的因果关系得以清晰地界定。

　　面对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快速发展，在世界卫生组织（WHO）指南框架基础上，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适老宜居城市环境建设评价要素体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文章从政策发展与评价研究两个方面、实体环境和社会环境两个维度、城市和社区两个范畴，对世卫组织2005 年提出适老宜居城市建设理念以来我国相关评价研究脉络进行分析和梳理，总结目前的研究现状，对未来的研究发展提出展望。

　　在生态文明建设与国土空间规划目标要求之下，城市健康状态的内涵及其整体评估逻辑的科学认知，对提升城市体检工作科学性和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利于国土空间规划与治理的精准施策。文章在厘清人地关系视角下的城市健康状态内涵的基础上，明确城市健康状态评估对象、内容指标框架、评估尺度与工作框架，以长沙市为研究案例开展实证研究，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城市健康状态是由城市硬要素与软要素构成的复杂城市系统在不同空间尺度上运行状态的健康表征，从人地关系视角出发，城市健康状态蕴含在物质环境、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三大子系统所构建的“人—地”复合巨系统中，是“人”与“人”、“人”与“地”相互交互的状态与过程，具有人地互动性、动静结合性和多维复杂性特征。（2）可将城市健康状态表征为关于生态宜居、文化旅游、交通便捷、生活舒适、多元包容、安全韧性和城市活力的函数，并构建总体的评估指标框架，空间尺度可分为社区、街道、区、市等不同等级的空间评估单元。（3）从长沙市的实证看，基于人地关系视角，开展市—区—街道三级尺度城市健康状态评估，可为探索“市—区—街道”三级协同的城市健康状态评估工作机制，构建“多尺度评估—多尺度比较—问题清单—治理项目库—再体检”的工作闭环奠定基础。

　　虽然中产化长期以来被理解为一种城市现象，但在世界范围内，在农村地区建立城市居民居住地正成为一种普遍趋势。随着消费主义从城市向乡村蔓延，旅游与乡村发展之间的联系受到了广泛关注，其对乡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基础设施的改善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当代中国乡村的发展过程中，由旅游业引起的中产化现象已十分常见，旅游发展和中产化在地区上往往会高度重合且相互促进，这其中，遗产商品化成为一项重要的延伸工具，推动着乡村社会空间和地方生活的结合。文章以福建一都镇为例，基于对遗产商品化在不同时期的机制研究来揭示乡村对应的中产化特征表现，并围绕“身份认知与诉求”，通过对商品化各参与主体相互关系和身份转变的具体分析，展现出商品化开发下乡村空间形态的重构和社会关系的变革。

　　通过使用CiteSpace 文献计量工具，以2000—2019 年Web of Science 数据库核心合集为数据来源，对国际创意城市研究进行知识图谱分析。描述性分析演化过程、核心力量和知识基础在内的研究现状，重点剖析研究热点、热点演化进程、核心主题和研究前沿，认为促使创意城市与智慧城市相结合、艺术驱动创意城市的营造和绅士化相关问题，将成为国际创意城市未来研究的关注点。未来我国创意城市研究应注意缩小理论研究与实践的差距、注重新兴技术的介入与发展、探索夜间形象的营造与建设和创建绩效多元化的评估维度。

　　通过将城市群与城市网络的相关研究方法应用于智慧城市群，结合实例对其特征展开研究。应用核心—边缘结构分析确定智慧城市群核心城市，综合考虑时间距离划定智慧城市群的空间范围。从5 个量化维度对我国8 个智慧城市群的发育程度进行评估，研究发现我国智慧城市群总体呈现为起步类、发展类及成熟类的分组特征；通过比较发育成熟度最高的长三角和珠三角智慧城市群，发现智慧城市群是在传统城市群结构基础上进行优化，强化核心顶端城市的区域协调作用，同时，信息化与智慧化建设将推动智慧城市群内的中级城市突破原有的传统位序形成跨越式发展。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存量空间规划及提升问题的研究意义愈发重大。文章围绕“在地边缘化”问题，以武汉市先建村为例，解析中部大城市城中村发展中所出现的特殊困境，揭示其特征与机制。实证表明，由于地方政府的企业化治理方式、空间规划的开发约束及行政责任下放的制度安排，此类城中村面临改造受阻、土地流失、村民就业无门、生存环境和社会环境日益恶化等多方面问题，陷入“在地边缘化”困境，并提出了针对性对策建议。

　　文章立足水患压力视角，以北方山地聚落后临河村为例，试图探究特定自然条件对传统聚落空间形态的影响。借助形态学的基本理念，结合生态学、地理学、灾害学、水动力学等相关知识，分析了水患压力影响下的传统聚落选址影响因素，并建立了水患压力影响下的传统聚落空间格局；在此基础上又揭示了这一因素影响下的聚落空间秩序和空间结构，以求探索传统聚落的营建智慧，为当今社会条件下聚落可持续发展拓展新思路。

　　为改进现有游憩出行方式选择模型，提高游憩出行方式预测精度，对河北省武安市主城区6 个公园绿地内游憩者出行方式选择的意愿开展调查。利用卡方检验对出行方式选择与影响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并筛选变量, 随后建立多元Logistic 模型探讨了各变量对城市居民游憩出行方式选择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出行者年龄、家庭年收入、出行目的地、出行者教育背景、职业背景、出行耗时、出行目的及出行频率等对游憩行为出行方式选择有显著影响。

　　选择机会公平、空间协同、成果共享3 个维度的28 个指标，构建了我国城市群包容性发展综合测度指标体系，并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我国18 个城市群的包容性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显示：2005—2015 年，我国城市群包容性发展水平有所提升，但整体水平不高，且各城市群在3 个维度上发展不平衡，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异质性；我国城市群包容性发展的空间差异明显，呈现出“以长三角为中心”由东向西逐步递减的“圈层状”空间分布格局。

　　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与城市建设内涵式发展，居民生活质量在城市发展中所受到的关注正逐步提升。在重新界定居民生活质量内涵的基础上，运用变异系数、空间自相关分析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2006—2016 年重庆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时空演变特征，并探讨居民生活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2006—2016 年重庆市居民生活质量整体提升25.85%，各区县间居民生活质量差异减小；（2）2006—2016 年重庆市居民生活质量呈现“西高东低”的空间梯度分异特征，渝西地区出现稳定的高值集聚区，低值主要集聚在渝东北与渝东南两大区域；（3）经济状况、城镇化水平、政府管理是导致居民生活质量差异化的重要因素，产业结构的作用强度下降，自然地理特征的作用不显著。

　　文章基于新家庭理论中家庭为迁移决策主体的观点，关注大城市人口回迁与再迁移，在对上海市某民办小学随迁子女的问卷调查基础上，采用双变量Probit 模型分析子女教育的投入、认知和地区差距等因素对孩子迁移、家长随迁决策的影响。发现就读年级、孩子成绩和教育差距对迁移意愿有影响。文章为疏解大城市人口的研究提供新思路，为寻找进城务工人员的迁移动机提供新视角，补充和完善了人口迁移理论中对教育因素的研究。

　　中国文物影响评估开展了近10 年，但由于中国遗产管理体系的特殊性，文物影响评估与文化遗产影响评估仍存在差异。文章总结文化遗产影响评估的特点，对已有中国文物影响评估的内容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从评估的内涵、主体对象、主要内容等方面对两者的差异进行归纳。最后从遗产价值和人的价值可持续发展角度，提出中国文化遗产影响评估的可持续应用框架。

　　随着通信技术、信息技术和大数据技术在各行业应用的日趋成熟，大数据技术被广泛地应用于城市治理的各个环节，为城市治理带来了更加精准、快捷、有效的方法，在城市现代化治理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城市治理为大数据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但大数据的应用也引发了一系列的风险，尤其在公民隐私保护方面，造成了一系列的伦理冲突。在大数据城市治理的背景下，如何帮助城市主体充分适应大数据常态化生活，为其争取更多的空间权益，提升人们的满足感极其重要。文章从伦理和隐私的维度对大数据背景下城市治理面临的风险进行深入探析，分析大数据城市治理下隐私保护伦理问题，积极寻求破解之道，对大数据时代城市治理隐私保护伦理问题，提出构建大数据伦理准则等对策，以便在数据开放、利用、智慧城市建设等方面，使每个个体都能在整个数据生命周期中充分享有自己的权利和履行应尽的义务。

　　女性建筑空间在过去的建筑学理论研究中鲜少被提及，随着社会学领域中女性主义的发展，城市与建筑中的女性空间和形式特征逐渐受到关注。在近代中国女性开始参与生产活动的社会背景之下，女性的生活结构发生改变。文章以近代大学中女生特定的使用空间——女生宿舍为切入点，对比近代大学校园规划和建筑的男女生活空间，分析日常生活多元化背景下女性空间的演变，阐明其中的进步性和局限性，并探寻其特征形成的原因，以期引发更多对城市女性空间独特性的研究。

　　从保障房社区居住主体的角度出发，综合考虑居民个体特征与主体认知变量，构建教育、医疗、交通、安全、环卫、社会保障、商业、文体、行政管理 9 类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研究模型。采用有序 Logistic 回归方法探究各类公共服务满意度与自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公共服务满意度受到性别、年龄、学历、职业、住户期望与软硬件质量感知水平的影响，居民的公共服务需求具有层次化、多样性的特点，反映了保障房社区公共服务存在供需错配的现实问题。最后，从急需改进类、次要改进类和竞争优势类 3 个方面，提出实现保障房社区各类公共服务供需均衡，进而提升保障房社区公共服务居民满意度的对策建议。

　　健康中国战略导向下，健康食品备受关注，分析食物环境对不同收入群体生理健康的影响差异成为新的研究视角。在剔除就业地食物环境的干扰后，总结食物环境对生理健康的作用路径，构建多层线性模型分析主客观食物环境、饮食行为、体力活动、自选择机制、个人属性对居民超重的影响，发现：低收入群体和中高收入群体在超重比例、个人属性、食物环境、饮食行为方面差异较大；主观食物环境对超重的影响作用于全体居民，而客观食物环境对超重的影响仅作用于低收入群体；个人属性仅对低收入群体超重产生影响；体力活动与健康管理可以减少居民超重。从健康公平出发，验证了可以通过食物环境干预居民生理健康，针对不同群体提出差异化的健康促进策略。

　　文章以美国开发热点区的活跃退休社区（AARC）为主要研究对象，首先用地域密集度以及人均户数等指标对开发热点区进行了划分，用多重对应分析的方法探讨了各热点区的养老环境特征，并用聚类分析的方法探讨了A ARC 的主要类型特征。文章的研究成果对我国养老社区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住区环境作为老年人日常生活的主要场所, 其设计的合理性与老年人的生活品质息息相关。文章通过访谈、问卷以及综述的方法，对既有住区中不同类型老年人的活动类型差异性以及场所选择差异性进行分析。综合分析由于性别、文化程度、收入、身体健康水平及独立能力等因素的差异对活动场所选择产生的影响及其背后的动因，并据此对住区适老性环境改造提出合理化建议，为住区适老性设计以及改造提供新的视角。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评估网络是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评估模式进行分析的突破口。文章以南京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评估主体为调研对象，在整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评估模式的基础上，通过调研各主体间的关系强度，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评估网络。通过计算该网络的特征值，实现对评估模式薄弱点的定位。最后，结合脆弱性理论，对该薄弱点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优化建议。

　　列斐伏尔等人基于空间哲学，以日常生活批判为角度切入到城市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活动，认为当前城市空间深受资本逻辑的影响，并造成了空间异化、空间隔离等城市问题。在此基础上，列斐伏尔等人提出要通过以舒适居住权、参与决策权、空间使用权及信息权为内容的城市权利来解决。但从现实条件来看，城市权利在主体、内容及实施方面都存在着困境，只是一个关于城市的乌托邦。而如果要实现乌托邦中的可能性，剔除理论中民粹主义的危险，就需要遵循城市权利法律化的路径，具体通过不断提高空间在法律中的地位、将城市权利主体范畴法律化、城市权利原则化等方面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