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城镇化进入中后期和乡村发展转型的背景下，一些地区的入乡流动人口已具有一定规模，且其规模呈快速增长趋势。入乡流动人口及其所带动的多种要素向乡村的流入将影响城乡人口的分布和乡村的社会经济发展。因此，研究这一群体的空间分布和影响因素，对促进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具有战略指导意义。本文基于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采用GIS 空间分析方法，研究江苏省入乡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并且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江苏省入乡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梯度格局；地理环境要素、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仍是现阶段吸引入乡流动人口的最主要因素。基于此，本文根据江苏省不同次区域入乡人口流动影响因素的不同，提出差异化政策建议，以进一步提升江苏省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发展的质量。

　　近年来为解决过去粗放式管理带来的低效问题，精细化治理理念应运而生，而作为城市的基本单元，老旧小区普遍存在公共空间“脏乱差”、困难人群集聚等问题，如何实现老旧小区的精细化治理是现阶段关注的热点。本文选取PCA-DEA 作为研究方法构建了老旧小区精细化治理绩效评价体系，弥补国内外在老旧小区精细化治理水平评价方面的不足。最后以2017 年进行改造的南京市鼓楼区18 个老旧小区作为实证研究对象，代入模型量化评价其治理绩效并总结出精细化治理绩效的提升建议。

　　基于文献统计分析方法和可视化分析工具，利用CiteSpace Ⅲ软件对1248 篇城市治理领域的CSSCI 论文进行统计分析。研究发现：城市治理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治理体系、社区建设、空间治理、数字城市、城乡二元治理等5 方面；研究热点的演进路径呈现出明显的阶段化特征且与国家方针政策高度耦合，2010 年之前，研究较为宏观，主要集中在社区治理、城市化、城市管理等方面，2010-2015 年，研究更聚焦于微观层面，数字城市、智慧城市、大数据以及新型城镇化成为研究热点，自2016 年起，整体性治理、治理现代化和空间正义成为学界所共同关注的话题。但目前的研究还处于表象的、离散的状态，研究主题之间关联不足，研究成果相对独立，缺乏本土化溯源性的理论分析框架，定量研究成果偏少。构建本土化理论分析框架，重构跨学科的学术共同体，应成为下一步城市治理研究的重要议题。

　　本文从大小数据相互补充和结合的视角，首先运用微信热力大数据分析了常州市主城区的职住平衡情况，将研究区域分为“职住平衡”和“职住失衡”两类空间。其次，利用P OI 大数据和问卷调查数据共同构建了职住平衡影响因素体系，运用有序l o gi s ti c 回归模型分别分析了两类区域内通勤时间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居民的社会经济属性、居住地和就业地的建成环境及通勤情况均对职住平衡水平有显著影响，其中职住失衡区内建成环境的影响高于职住平衡区。

　　以大学生就业城市意向为研究问题，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对现有人才空间迁移理论进行了补充，结合问卷数据，以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南京高校大学生的就业城市选择特征及其影响机制。研究表明：个体的主观因素对于空间选择的影响大于客观属性因素；客观上，大学生的人力资本情况、地方熟悉度决定着其对就业城市的选择；主观上，大学生对意向城市的态度、感知行为控制因素影响更大，且更重视城市的发展水平、工作预期收益，以及工作、住房、户口等限制性条件。启示为：（1）需要提高人才政策的精确度和可感知度；（2）需要完善健全劳动力市场以及丰富城市功能；（3）需要发展“人本主义”规划范式。

　　人才保障房政策对大城市城镇化进程有重要作用。以南京市为例，将大数据（P OI 等）与小数据（问卷和访谈）结合，利用GIS 空间分析和SPSS 统计方法，总结已建（在建）人才保障房的居住空间特征和新就业人才居住需求偏好，并探析人才保障房住区和需求偏好的适配与错位；最后透过问题反思讨论人才保障房的发展。主要结论为：（1）人才保障房围绕产业园区布局，选址考虑职住平衡，却远离城市中心；周边配套设施缺乏，而内部配套又不足；住区社会空间流动性高，住户场所感低。（2）在既已形成的功能格局和基于土地财政的经济理性下，当前人才保障房居住空间难以满足人才需求。

　　东京文化资源区是日本社会为推进2020 年东京奥运会而实施的一项重要文化举措，因其异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规划途径和当前备受推崇的“自下而上”的参与方式而受到各方关注。文章首先从东京筹办2020 年奥运会的现实背景出发，系统梳理了东京文化资源区的提出过程、内涵、模式与操作方式，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其对中国的城市更新和存量规划的借鉴意义。其次，在将推动该计划的东京文化资源会议（T-CHA）定义为第三域的基础上，文章尝试提出第四域的概念，并详细论述了民产官学“四域构成”的社会联结方式。最后，文章认为：在第三域掀起团体革命浪潮的同时，从志愿组织演进为社会企业是包括东京文化资源会议在内的志愿团体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此外，作为中介触媒的第三域在联结上下两种规划方式和激活第四域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社区安全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社会问题，如今安全社区建设工作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以居民的社区安全心理感知为研究对象，在西安市主城区内调查城市社区公共空间的安全建设情况，利用德尔菲法及SPSS 统计分析法对居民安全感进行深入研究。研究结果显示，社区公共空间客观存在的安全保障体系与居民头脑中的安全映像并非一一对应；居民安全感最大的影响因素是住区内陌生人口的频繁流动。因此，改变以往单纯注重物质规划而忽略精神需求的社区建设模式，本文从居民的安全心理感知入手，通过提升居民安全感以实现社区规划的以人为本。

　　中国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了国际学界称之为“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现象。近 20 年来 S S C I 的相关研究文献表明，中国城市空间分异的表现形式、类型、成因及社会影响等，既 有与世界其他国家相同之处，又有中国的特殊性。城市居住空间分异在一定范围内属于正常，超 出阈值便会带来消极效应。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虽然没有出现居住空间的贫富严重对立，但也形 成了多种形态的居住空间分异，因此必须高度关注和研究其发展态势。

　　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主力军，流动人口的幸福感备受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社会纽带对 城市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但鲜有研究揭示城市社区的邻里交往影响流动人口幸福感的 机制和路径。本研究基于广州市 23 个社区 1064 份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揭 示社区邻里交往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尤其关注邻里交往对社区贫困等环境压力 所起到的缓冲效应。研究发现 :流动人口的幸福感与所在社区的邻里交往程度呈显著正相关，与 社区的邻里剥夺指数呈显著负相关 ;但没有证据表明，邻里剥夺指数与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关系随 邻里交往程度的不同会有所变化。因此，和睦的邻里关系能够直接提升流动人口的幸福感，但未必能够缓冲环境压力对其幸福感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此次研究基于满足居民的日常休闲需求的目标，选择社区生活圈视角研究公共开放空间绩效。首先依据上海市在新一轮总体规划中提出的社区生活圈中对公共开放空间的要求，讨论了生活圈概念，分析了社区公共开放空间的核心价值与标准，并设定空间绩效评价的指标；构建绩效评价的工作框架，借助A r c G I S 平台，对各项指标做出具体分析，并得到基于社区生活圈的公共开放空间绩效的5 点结论，旨在从规划角度为未来公共开放空间优化提供方向。

　　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城市建成区内形成了生活环境差、日常活动缺乏、社会交往内倾的城市边缘社区。对此，城市建设需要利用柔性的手段去缓解人、环境和社会三者间的冲突。公共艺术作为物质与精神相融合的新型城市建设方式，可灵活介入不同形态的社区空间中，通过发掘边缘社区的公共空间来弥补城市空间转变产生的裂痕，给社区群众提供生活便利和精神补给；同时，它也作为一种介质来刺激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搭建边缘与中央的桥梁。

　　随着各级政府对南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问题的政策支持，吸引了全国各地、各类型的流动人口进入南疆。以2015 年南疆流动人口调查问卷获得的数据为依据，选取个体特征、工作及保障状况、生活及环境状况三个维度20 个影响变量，利用SPSS19.0 中交叉表分析和二项多元回归方法对南疆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婚姻、户口性质、户籍来源、年收入差距、居住时间、气候环境满意度等对南疆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有显著影响。

　　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正逐步构建起新型城乡关系，同时提出要发展“记得住乡愁”的城镇化。本文通过研究“乡愁”的空间性质，发现其具有距离、尺度与迁移性。同时又针对“乡愁”空间表达的影响要素做出分析，发现自我、他人、历史、自然这四类关系会影响其空间表达。最终通过以上两点分析，发掘新型城乡关系下“乡愁”这一价值意向的空间隐喻：新型城镇化提出“乡愁”，就是将城镇、村落、传统、历史、民俗等凝聚成为共同的价值认同意向。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要维护“原住民”的生产生活空间、保护城镇弱势群体的空间权利，塑造新空间要做到社会、时间、生态、空间的协调统一，同时保障每一个城镇居民对空间的权利诉求。在未来新型城镇化所呈现出的城乡关系格局中，离“乡”之人能在己“乡”之外的世界中获得充分的生存尊严，能够以宽容、坚定的心态进行地方价值认同，从而使得新型城镇化成为有根的城镇化，记得住我们从哪来、看得清我们将往哪去。

　　首先通过对城市社会空间内涵的剖析，认为广义城市社会空间更适应于我国当前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的研究，并结合新城区社会空间的特性，阐释了新城区社会空间分异的内涵。其次，通过对比资本主义国家、后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我国新城区社会空间分异的形成机理，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城区社会空间分异主要受到制度环境、产业结构和技术条件三个方面影响，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城区社会空间分异与其制度环境、国家职能和“历史路径”多因素有关，而我国新城区社会空间分异是国家政策、市场经济及全球化经济综合作用的结果。最后，对国内外新城区社会空间分异的研究进行比较，指出我国新城区社会空间分异研究在研究方法、研究范围和对象、研究理论以及研究范式上与国外研究具有差异。

　　本文从动静结合的研究视角出发，以第五、六次人口普查及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定量与定性的分析手法，初步解析了2000年以来全国流动人口的空间集聚程度、集聚特征、演变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2000年以来全国流动人口的空间集聚程度较高且呈现出“东部高、中西部低”的分布特征；②流动人口的空间集聚特征在集聚分区、网络分析、人口重心中基本均表现出向东部地带集中的特征与趋势，其中西部的部分省（市/区）在网络关联中也表现出较为明显的集聚特征；进一步分析其集聚类型，发现绝大多数省（市/区）的流动人口属同一类且主导社会特征为流动原因；③吸引流动人口空间集聚变化的因素仍以经济水平、交通优势、消费能力和投资空间等为主。

　　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与快速城市化的同时，城市居民要求参与社会事务和维护自身公共利益的呼声日益强烈。在此背景下，本文主要研究城市社区治理中“社区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作用及其培育方法。重点介绍我国台湾在社区营造过程中，培育“社区共同体”意识的三种主要手法：唤醒环保意识、唤醒教育意识和唤醒文化意识。并以成都老旧居住区改造为例，反思其社区治理实践中的优点和不足。通过学习台湾经验，探讨中国大陆构建开放与和谐社区的方法，以期唤醒社区人文精神的回归。

　　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美等发达国家城市化与工业化快速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环境和社会问题，特别是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乡村衰落等问题受到各国重视，学术界提出了内生式发展的应对思路。论文对内生式发展的理论内涵进行了阐释，并通过对主要学者观点的分析与归纳，厘清了内生式发展的理论架构。同时在对我国乡村社区建设现状及存在问题详细分析基础上，从内生自主性组织建设、社区产业建构、村民主体地位与发展三方面，提出了我国乡村社区基于内生式发展的营建模式，以期为当前的社区建设提供借鉴。

　　在西方国家，社区协议理论作为一种先进的大型工程社会影响评估方法，得到较大范围的应用。文章分析了目前国内项目社会评价的弊端，介绍了社区协议理论社会评价的起源与发展，综述其评估程序、评估内容及其在实施过程要点等方面的研究现状，审视社区协议评价理论视角下我国项目社会评价，论证将其引入国内项目社会评价的必要性，并探讨其运用到本土化需具备的前提条件。本研究构建了一个以问题为导向、社区为中心，强调社区参与和多元利益主体互动的评估模式，弥补了传统评估模式的不足。

　　为研究行列式单位住区户外空间形态的类型特征及其与交往行为的关系，以徐州西关北村为例，借鉴R·克里尔理论分类梳理住区主干道、宅前路、主干道与宅前路交叉口、住区入口以及主干道尽端等空间的形态特征，并利用行为注记法对交往行为的空间分布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居民交往行为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布规律，同时动态和静态集体行为各自青睐不同的空间类型特征。研究成果为完善行列式单位住区户外空间形态设计提供参考。

　　中国大城市已进入“移民城市”时代，提升流动人口居住意愿对保持城市发展活力具有重要意义。对上海流动人口的迁居意愿与再流动意向进行研究，并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探讨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在当前“城乡二元结构”与“城市内部二元结构”下，大量流动人口处于幸福感低但定居意愿强的状况。在再流动地的选择上，返乡是流动人口再流动的主要选择。在影响机制上，家庭收入高、拥有住房、家庭成员共同生活的流动人口定居意愿较强，而经济收入低、租赁住房、家庭成员离散的流动人口迁居意愿较强，且流动人口定居行为呈现出明显的“居住惯性”。在流动人口再流动意向上，呈现出受教育水平越高、家庭负担越小，继续向其他城市流动的可能性越大，而年龄越大、家乡发展环境越好则返乡的可能性越高。在“十三五”发展期，建议尽快将长期定居城市但发展能力弱的流动人口及其家庭纳入城市福利保障体系之中，减少流动人口入户的“选择性歧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令人瞩目的高速发展，特别是自1978年始，中国进入体制与发展的双重转型阶段，伴随着经济发展，城市贫困的问题日益凸显：贫富差距的扩大、显著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本文将在双重转型的理论框架下，探讨城市贫困的理论基础，并在考察城市贫困的基本现状与扶贫进展的基础上，提出缓解城市贫困的思路与措施。

　　采用基于改进重力模型的交互空间理论，通过对浙江养老机构间的联系强度的定量计算，运用ArcGIS软件，分析了浙江省养老机构的节点结构和空间联系特征，划分了3个养老圈，解析了浙江省养老机构的开发潜力和发展趋势,为养老机构科学规划、正确决策提供了理论指导。

　　在诸多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从“就业时间”和“劳动合同签订”两个维度对“就业稳定性”进行了界定，利用样本调研数据对影响南疆流动人口就业稳定性的个体特征、就业特征、雇主特征三大类13个自变量进行了Logistic回归模型的多因素对照研究，结果显示，汉族、城镇组、已婚有子女组、35～44岁组、月收入7000～7999元组流动人口的就业稳定性较高，而“租住房”组、“农户”组、“中外合资”组、“与当地居民相处一般”组流动人口的就业稳定性较差。

　　以郑州市的居民为研究对象，借鉴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结合不同利益群体的需求层次差异，增加了社会参与因子与城市认可归属因子，探索以人为本的宜居城市居民满意度的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宜居满意度符合马斯洛需求层次论，居民的需求开始由传统的社会物质需求转向城市归属感的需求上，发现居民的整体满意度偏低，特别是归属感满意度偏低。据此认为不仅要完善基础设施，更应拓宽社会参与渠道，提升居民归属感。

　　以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典型特大城市为例，采用人口普查数据，对2000 年与2010 年三市及其46 个区县的职业结构开展实证分析，重点研究外来商业服务业人口的发展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城市层面商业服务业人口的数量和比重均实现了快速增长，且外来人口已成为商业服务业人口的主体；区县层面商业服务业人口中外来人口比例随社会发展阶段提升、本地人口教育水平提高、老人和少儿人口比例增加而提高。为此，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调控的关键在于提高本地人口的就业率以及从事商业服务业的比例，以减少对外来人口替代性就业的需求。

　　从历史演变特征分析，不同时期影响北京城市贫困空间分布的主导因子存在较大差异：明、清时期的北京城市空间分化以身份、地位为基础，同时受制度与宗教的制约，形成皇族、贵族集聚于中心地带，底层阶级集中于城墙附近与外城（南城）的格局；近代北京城市在半殖民地化的社会过程中，经济地位成为空间分化过程的主导因子，城市空间呈现“中上层居住在中心，贫民迁居在外围”的圈层结构；现代北京城市贫困空间分布受政策、经济体制、城市化进程等多因子交互作用，城市空间由计划经济时期的均质化发展向市场经济时期的空间贫富分异态势演化。

　　新型农村社区规划建设是遏制农村衰落、解决“三农”问题以及完善农村建设的重要工程，如何科学地制定具有特色的新型农村社区规划是规划工作者面对的一项重要课题。通过对当前新型农村社区规划过程中的特色缺失现象分析，提出社区特色营建策略，旨在激发村民自治能力，找寻村民参与途径，改变现有“千村一面”的趋势，对苏州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过去外源式的农村开发模式因为主体错位引发了诸多问题，农村发展急需向内生模式转变。首先总结了内生式发展的内涵特征，再以湖北省鄂州市为例对农民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发展意愿进行调查与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农民主体地位回归为核心，以生产方式、生活空间和治理结构三维重塑为构建措施的农村社区内生发展模式。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对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建设和谐社会、建设服务型政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现代地理信息系统（G I S）技术，以南京市为例初步探讨了G I S 在城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配置研究中的应用，对南京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进行了现状分析与时间变化分析，并对创建基于GIS 的江苏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新模式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从而为政府部门决策提供技术服务支持与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