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研究基于满足居民的日常休闲需求的目标，选择社区生活圈视角研究公共开放空间绩效。首先依据上海市在新一轮总体规划中提出的社区生活圈中对公共开放空间的要求，讨论了生活圈概念，分析了社区公共开放空间的核心价值与标准，并设定空间绩效评价的指标；构建绩效评价的工作框架，借助A r c G I S 平台，对各项指标做出具体分析，并得到基于社区生活圈的公共开放空间绩效的5 点结论，旨在从规划角度为未来公共开放空间优化提供方向。

　　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城市建成区内形成了生活环境差、日常活动缺乏、社会交往内倾的城市边缘社区。对此，城市建设需要利用柔性的手段去缓解人、环境和社会三者间的冲突。公共艺术作为物质与精神相融合的新型城市建设方式，可灵活介入不同形态的社区空间中，通过发掘边缘社区的公共空间来弥补城市空间转变产生的裂痕，给社区群众提供生活便利和精神补给；同时，它也作为一种介质来刺激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搭建边缘与中央的桥梁。

　　随着各级政府对南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问题的政策支持，吸引了全国各地、各类型的流动人口进入南疆。以2015 年南疆流动人口调查问卷获得的数据为依据，选取个体特征、工作及保障状况、生活及环境状况三个维度20 个影响变量，利用SPSS19.0 中交叉表分析和二项多元回归方法对南疆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婚姻、户口性质、户籍来源、年收入差距、居住时间、气候环境满意度等对南疆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有显著影响。

　　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正逐步构建起新型城乡关系，同时提出要发展“记得住乡愁”的城镇化。本文通过研究“乡愁”的空间性质，发现其具有距离、尺度与迁移性。同时又针对“乡愁”空间表达的影响要素做出分析，发现自我、他人、历史、自然这四类关系会影响其空间表达。最终通过以上两点分析，发掘新型城乡关系下“乡愁”这一价值意向的空间隐喻：新型城镇化提出“乡愁”，就是将城镇、村落、传统、历史、民俗等凝聚成为共同的价值认同意向。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要维护“原住民”的生产生活空间、保护城镇弱势群体的空间权利，塑造新空间要做到社会、时间、生态、空间的协调统一，同时保障每一个城镇居民对空间的权利诉求。在未来新型城镇化所呈现出的城乡关系格局中，离“乡”之人能在己“乡”之外的世界中获得充分的生存尊严，能够以宽容、坚定的心态进行地方价值认同，从而使得新型城镇化成为有根的城镇化，记得住我们从哪来、看得清我们将往哪去。

　　首先通过对城市社会空间内涵的剖析，认为广义城市社会空间更适应于我国当前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的研究，并结合新城区社会空间的特性，阐释了新城区社会空间分异的内涵。其次，通过对比资本主义国家、后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我国新城区社会空间分异的形成机理，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城区社会空间分异主要受到制度环境、产业结构和技术条件三个方面影响，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城区社会空间分异与其制度环境、国家职能和“历史路径”多因素有关，而我国新城区社会空间分异是国家政策、市场经济及全球化经济综合作用的结果。最后，对国内外新城区社会空间分异的研究进行比较，指出我国新城区社会空间分异研究在研究方法、研究范围和对象、研究理论以及研究范式上与国外研究具有差异。

　　本文从动静结合的研究视角出发，以第五、六次人口普查及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定量与定性的分析手法，初步解析了2000年以来全国流动人口的空间集聚程度、集聚特征、演变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2000年以来全国流动人口的空间集聚程度较高且呈现出“东部高、中西部低”的分布特征；②流动人口的空间集聚特征在集聚分区、网络分析、人口重心中基本均表现出向东部地带集中的特征与趋势，其中西部的部分省（市/区）在网络关联中也表现出较为明显的集聚特征；进一步分析其集聚类型，发现绝大多数省（市/区）的流动人口属同一类且主导社会特征为流动原因；③吸引流动人口空间集聚变化的因素仍以经济水平、交通优势、消费能力和投资空间等为主。

　　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与快速城市化的同时，城市居民要求参与社会事务和维护自身公共利益的呼声日益强烈。在此背景下，本文主要研究城市社区治理中“社区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作用及其培育方法。重点介绍我国台湾在社区营造过程中，培育“社区共同体”意识的三种主要手法：唤醒环保意识、唤醒教育意识和唤醒文化意识。并以成都老旧居住区改造为例，反思其社区治理实践中的优点和不足。通过学习台湾经验，探讨中国大陆构建开放与和谐社区的方法，以期唤醒社区人文精神的回归。

　　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美等发达国家城市化与工业化快速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环境和社会问题，特别是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乡村衰落等问题受到各国重视，学术界提出了内生式发展的应对思路。论文对内生式发展的理论内涵进行了阐释，并通过对主要学者观点的分析与归纳，厘清了内生式发展的理论架构。同时在对我国乡村社区建设现状及存在问题详细分析基础上，从内生自主性组织建设、社区产业建构、村民主体地位与发展三方面，提出了我国乡村社区基于内生式发展的营建模式，以期为当前的社区建设提供借鉴。

　　在西方国家，社区协议理论作为一种先进的大型工程社会影响评估方法，得到较大范围的应用。文章分析了目前国内项目社会评价的弊端，介绍了社区协议理论社会评价的起源与发展，综述其评估程序、评估内容及其在实施过程要点等方面的研究现状，审视社区协议评价理论视角下我国项目社会评价，论证将其引入国内项目社会评价的必要性，并探讨其运用到本土化需具备的前提条件。本研究构建了一个以问题为导向、社区为中心，强调社区参与和多元利益主体互动的评估模式，弥补了传统评估模式的不足。

　　为研究行列式单位住区户外空间形态的类型特征及其与交往行为的关系，以徐州西关北村为例，借鉴R·克里尔理论分类梳理住区主干道、宅前路、主干道与宅前路交叉口、住区入口以及主干道尽端等空间的形态特征，并利用行为注记法对交往行为的空间分布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居民交往行为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布规律，同时动态和静态集体行为各自青睐不同的空间类型特征。研究成果为完善行列式单位住区户外空间形态设计提供参考。

　　中国大城市已进入“移民城市”时代，提升流动人口居住意愿对保持城市发展活力具有重要意义。对上海流动人口的迁居意愿与再流动意向进行研究，并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探讨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在当前“城乡二元结构”与“城市内部二元结构”下，大量流动人口处于幸福感低但定居意愿强的状况。在再流动地的选择上，返乡是流动人口再流动的主要选择。在影响机制上，家庭收入高、拥有住房、家庭成员共同生活的流动人口定居意愿较强，而经济收入低、租赁住房、家庭成员离散的流动人口迁居意愿较强，且流动人口定居行为呈现出明显的“居住惯性”。在流动人口再流动意向上，呈现出受教育水平越高、家庭负担越小，继续向其他城市流动的可能性越大，而年龄越大、家乡发展环境越好则返乡的可能性越高。在“十三五”发展期，建议尽快将长期定居城市但发展能力弱的流动人口及其家庭纳入城市福利保障体系之中，减少流动人口入户的“选择性歧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令人瞩目的高速发展，特别是自1978年始，中国进入体制与发展的双重转型阶段，伴随着经济发展，城市贫困的问题日益凸显：贫富差距的扩大、显著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本文将在双重转型的理论框架下，探讨城市贫困的理论基础，并在考察城市贫困的基本现状与扶贫进展的基础上，提出缓解城市贫困的思路与措施。

　　采用基于改进重力模型的交互空间理论，通过对浙江养老机构间的联系强度的定量计算，运用ArcGIS软件，分析了浙江省养老机构的节点结构和空间联系特征，划分了3个养老圈，解析了浙江省养老机构的开发潜力和发展趋势,为养老机构科学规划、正确决策提供了理论指导。

　　在诸多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从“就业时间”和“劳动合同签订”两个维度对“就业稳定性”进行了界定，利用样本调研数据对影响南疆流动人口就业稳定性的个体特征、就业特征、雇主特征三大类13个自变量进行了Logistic回归模型的多因素对照研究，结果显示，汉族、城镇组、已婚有子女组、35～44岁组、月收入7000～7999元组流动人口的就业稳定性较高，而“租住房”组、“农户”组、“中外合资”组、“与当地居民相处一般”组流动人口的就业稳定性较差。

　　以郑州市的居民为研究对象，借鉴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结合不同利益群体的需求层次差异，增加了社会参与因子与城市认可归属因子，探索以人为本的宜居城市居民满意度的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宜居满意度符合马斯洛需求层次论，居民的需求开始由传统的社会物质需求转向城市归属感的需求上，发现居民的整体满意度偏低，特别是归属感满意度偏低。据此认为不仅要完善基础设施，更应拓宽社会参与渠道，提升居民归属感。

　　以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典型特大城市为例，采用人口普查数据，对2000 年与2010 年三市及其46 个区县的职业结构开展实证分析，重点研究外来商业服务业人口的发展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城市层面商业服务业人口的数量和比重均实现了快速增长，且外来人口已成为商业服务业人口的主体；区县层面商业服务业人口中外来人口比例随社会发展阶段提升、本地人口教育水平提高、老人和少儿人口比例增加而提高。为此，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调控的关键在于提高本地人口的就业率以及从事商业服务业的比例，以减少对外来人口替代性就业的需求。

　　从历史演变特征分析，不同时期影响北京城市贫困空间分布的主导因子存在较大差异：明、清时期的北京城市空间分化以身份、地位为基础，同时受制度与宗教的制约，形成皇族、贵族集聚于中心地带，底层阶级集中于城墙附近与外城（南城）的格局；近代北京城市在半殖民地化的社会过程中，经济地位成为空间分化过程的主导因子，城市空间呈现“中上层居住在中心，贫民迁居在外围”的圈层结构；现代北京城市贫困空间分布受政策、经济体制、城市化进程等多因子交互作用，城市空间由计划经济时期的均质化发展向市场经济时期的空间贫富分异态势演化。

　　新型农村社区规划建设是遏制农村衰落、解决“三农”问题以及完善农村建设的重要工程，如何科学地制定具有特色的新型农村社区规划是规划工作者面对的一项重要课题。通过对当前新型农村社区规划过程中的特色缺失现象分析，提出社区特色营建策略，旨在激发村民自治能力，找寻村民参与途径，改变现有“千村一面”的趋势，对苏州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过去外源式的农村开发模式因为主体错位引发了诸多问题，农村发展急需向内生模式转变。首先总结了内生式发展的内涵特征，再以湖北省鄂州市为例对农民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发展意愿进行调查与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农民主体地位回归为核心，以生产方式、生活空间和治理结构三维重塑为构建措施的农村社区内生发展模式。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对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建设和谐社会、建设服务型政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现代地理信息系统（G I S）技术，以南京市为例初步探讨了G I S 在城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配置研究中的应用，对南京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进行了现状分析与时间变化分析，并对创建基于GIS 的江苏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新模式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从而为政府部门决策提供技术服务支持与政策建议。

　　“一”、“二”哲学差别是中西方文明分野的根源，当前，二元导向的西方文明主导了全球化一体化，这促使了当代城市逐渐朝二元对抗方向发展，并表现出“泛政治化、两极振荡、工具理性”等特征。调和此问题可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的思想：首先，要从基本内涵上通过“转化”和“包容”来化解对抗性矛盾；其次，从外延上按“合知行、一天地、同真善”的思路构建城市的同一性；最后，还要从根基上依托“人本核心、道德理性”将城市发展统一于人，构建理性信仰，实现小我和大我的合一。

　　当前，农村集体违法建设形势严峻，直接影响我国新型城镇化目标的实现。究其原因，城乡二元土地制度所带来的土地违法暴利是其诱因。同时，现行“乡政村治”制度执行不力，农村集体组织职能异化、财权事权失配严重、集体干部相关激励机制缺乏等，都使得农村集体违法建设在所难免。因此，要解决农村集体违法建设，必须对现行农村土地制度进行系统化改革，同时进一步落实农村自治制度，并对农村集体组织进行针对性改革。

　　国家提出“社会力量成为养老设施建设的主体”的发展思路，城市规划层面需有所应对。本文通过对多个城市社会办养老设施的现状调研，分析现实与发展需求的矛盾所在，认为需要规划方法的变革以适应这一发展趋势，提出用地控制方法、城乡统筹规划、土地资源差异化规划配置方法等方面的规划优化策略，鼓励与实现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机构建设，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养老需求。

　　近年来大城市住房矛盾突出，成为引发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北京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北京城市居民家庭呈现出典型的大城市居住特征，即人均居住面积偏低、租赁住房比例高、住房设施条件完善、中心城区居住密度高，与此同时也存在大城市常见的内部结构性问题，包括住房占有不均衡、住房拥挤与空间低效利用并存、中小户型供给不足、租赁住房条件偏差、中心城区房屋老旧等，亟待政府采取相应的调控引导措施加以改善。

　　以国务院《广州南沙新区发展规划》为指导，通过新区实地调研及职能部门诉求问卷，分析南沙新区公共服务设施现状。针对现有公共设施服务水平低、空间分布不均衡、可达性差等问题，根据国家新区规划建设要求，将南沙公共服务设施规划进行三级分类：基础型（针对未来南沙居民日常生活需求），先导型（针对新区新型城市化示范需求）及战略型（针对粤港澳区域服务需求）。最后，针对每一类公共服务设施的量化实施，分别提出规划建议及方案，为中国其他国家新区建设提供借鉴。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发展，乡村地区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乡村人口快速、持续向城镇转移，与此同时乡村地区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也在日益增强，尤其是对教育资源的质量需求。本文试图从教育资源的“规模效益”和“服务半径”两个核心要素入手，结合陕西省泾阳县基础教育设施配置特征，探索以“大社区”为基本单元的基础教育设施配置方法，并提出适合泾阳县乡村地区的中小学配置建议标准，以期对关中地区其他区县乡村地区中小学配置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老人能否在安全、舒适的环境中安享晚年是衡量老年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通过对调研所得数据的分析，得出以下研究结论：①子女宜住在老人附近；②养老地产宜置于城市郊区；③应将“健康养生”理念引入养老环境建设中；④应从物理环境和人文环境两方面进行老年养生环境建设；⑤老年养生环境建设还应考虑人口学特征。并从政策导向、养老物理环境建设、养老人文环境建设和养生养老人才队伍培育四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相关部门进行老年养生居住环境建设提供参考。

　　景观的独立立法是一种国际趋势。日本在经济高速发展下，景观意识逐渐觉醒。在遗产保护和景观培育等实践中汇成了景观之法理，并在地方立法实践的积累下，促成了现行日本《景观法》的出台。在介绍日本《景观法》的概念、特征、基本构成基础上，讨论《景观法》对日本景观实践的影响，同时对我国日后的景观政策立法提供有益参考。研究认为，日本《景观法》的制定，为日本景观的保护和形成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制度支持；景观利益不仅是一种社会利益，也是重要的法律上之法益；景观法益保护的法制化，促使了民众对景观建设和保护的自觉参与。

　　维也纳90 多年的社会住宅传统和政策体系，为维也纳居民提供了可负担和高质量的住房，也造就了维也纳独特的居住文化和特征：高租房率、高社会住房居住率、高度的居住融合、历史住区的保护性更新以及面向未来的持续创新。植根于社会住宅传统的居住文化成为维也纳城市文化独特的组成部分，也是维也纳长期保持全球最佳宜居都市的重要因素。其社会住宅的传统和政策经验，以及成功的实践案例，对于众多致力于宜居环境和居住文化建设的城市，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老龄化社会的交通需求变化已经成为许多中国大城市需要面对的新问题，对老年人出行行为特征的研究是解决问题的基础。针对当前对老年人出行行为认识的不足，以昆明城市老年人为对象，在深入访谈和预备调查基础上设计问卷，获取了407份有效样本的个人、家庭、居住地等多项属性以及日常活动与出行的原始数据，同时获得了107份有效的一周出行日志数据。经统计分析和交叉印证，得到了异质个体老年人日常出行行为特征参数。研究表明，城市老年人的出行行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都与目前对通勤交通的认知有显著的不同。研究结果为满足老年人出行需求的城市系统基本功能完善、服务水平提升和服务模式创新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