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独特的地域文化符号，“金陵八景”之名始于明朝诗人史谨的《独醉亭集》，并在后世的诗文书画中被不断书写，由此成为地方文化内涵的有效载体，对南京城市形象之传播起着锦上添花之效果。“八景”意象之形成，与南京的区位地理条件以及历史文化均有着密切关联，其寓意也在时代进程中不断嬗变。而在建设文化强国、推动城市文化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应把人文溶解于自然，把历史交融于现代，把经典交付于再现与创新，从而使南京的文化景观真正具有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

　　“一带一路”倡议下沿线留学生跨境交流成为国际化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研究基于2015—2018 年“一带一路”沿线68 个国家和地区高等学校留学生流动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构建留学生人才流动网络，分析“一带一路”沿线跨境交流的区域与层级特征，并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揭示跨境交流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2015—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留学生跨境交流规模不断扩大、组团日趋显化，形成东亚东盟组团、东欧独联体组团、南亚组团、西亚北非组团、巴尔干组团5 大交流集群。（2）中国内地和俄罗斯是“一带一路”沿线最大的留学生交流中心，留学目的地较为集中，中俄吸引了沿线近40% 的留学生。留学生来源地相对均衡，哈萨克斯坦是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其后依次是中国内地、乌克兰、印度、土库曼斯坦等。（3）经济发展水平、教育质量是吸引留学生的重要因素，地理距离和制度差异不利于跨境交流，而语言邻近和移民往来可有效促进留学生流动。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一带一路”人才培养和交流建设的政策建议。

　　通过住房的多元化供给实现住有所居，是我国城市转型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议题。文章以南京市为例，着眼于住房产权与居民在社区层面实际生活体验的关系，通过问卷调查和半结构访谈，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究城市居民住房产权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住房产权对主观幸福感的独立影响较弱。控制个体基本特征后，住房自有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影响，但这很大程度上与有产权家庭的住房舒适性明显高于租户有关。②社区环境感知存在群体差异性。相对于租户，有产权居民更容易对社区环境的总体感知做出消极评价，从而降低有产权者的主观幸福感。这一负向作用间接平衡了有产权者与租户之间主观幸福感的差距。③相对剥夺感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要素，但住房产权的缺失对相对剥夺感并无显著影响。基于此，文章提出优化租赁住房的管理制度和改善租赁住房条件，提高社区社会融入是未来完善住房制度与社区治理的重点。

　　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不仅给全社会带来了沉重的养老压力，也成为当下城乡精细化治理的重点问题。探索新型养老模式，已成为解决养老问题的突破口之一。近年来，为了调动社会资源参与养老服务，我国不少城市在传统的社区养老模式下，建立了“时间银行”的互助养老服务体系。文章以南京市雨花台区开展“时间银行”的社区为研究对象，围绕时间银行在“供不应求”的状态下如何调配供需关系这一问题，通过识别时间银行参与主体及其特征，运用社会调查方法研究时间银行的调配机制，进而对目前时间银行的运营机制进行评价，并提出未来“时间银行”与社区养老模式值得改进的方向。

　　利益返还是地方政府推动城市更新实施的重要政策手段之一，但市场主体、原权利人的“不确定性”和“逐利性”、更新过程复杂、地方政府在更新过程中过于倚仗市场主体等，使得地方政府的利益返还水平与城市更新绩效间存在“倒U 型”关系，建议制定收益返还的适度标准和灵活的施策方案，将城市更新中的配套设施建设质量与收益返还的水平挂钩及提高地方政府在城市更新的参与度。

　　社区共治是近年来社区治理研究的重点内容，当前各地社区共治工作已逐步由“制度构建”转向“落地实施”阶段。结合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构建研究范式框架解读四川省城市社区治理中的优秀案例，基于主体间性转换和商谈伦理运用，阐释交往行为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作用与效果，从微观层面提出社区由共治走向善治的方法。

　　随着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逐渐完善，居民小区和部队院落应逐渐对外开放的观点受到社会普遍的关注，关于开放式小区如何起到优化城市道路布局、减少道路通行时间、提高交通通行能力的问题成为社会热议焦点。文章根据Wardrop 第一平衡原理建立关于车辆通行的模型，并以交通运行指数、道路交通拥堵率和行程时间可靠指数为主要指标建立了道路交通通行能力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文章选取了拥有不同内部道路结构的小区，运用该模型进行了计算和评估，并定量地比较了封闭与开放两种情况下，小区周边道路的通行能力，并据此给出小区开放决策的合理化建议。

　　空巢青年是随着现代社会进步而出现的特殊社会群体。文章以广州为例，通过实地踏勘、访谈和网络数据分析，从承载、行为、管控3 个维度剖析空巢青年社群关系，从空巢青年社群居住空间现状和管理现状出发，分析空巢青年社群社交行为，提出空巢青年社群价值的实现路径，重构空巢青年的理想社群空间。

　　针对乡村景观实践中的同质化现象，依次从现象、根源与本质3 个层面进行讨论。在分析文本中乡村景观特色表述与现实之间差异性的基础上，从操作层面上解析了乡村景观同质化的根源问题，认为特异性的文本表述以均质化的图像制造“落地”必然导致同质化问题，而其本质是因乡村空间实践主体的转移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最后，建议“正视三对关系”，即乡村景观实践中主体均衡的关系、乡村景观实践与村民现实需求的关系及乡村原生性景观与新建景观的关系。

　　文章对共享发展理念做了阐述，对文化空间及其规划的研究背景、研究进展及研究意义做了梳理与概括。基于共享城市理念对文化空间的协同规划概念做了解读，进而从文化服务、文化生产、文化消费的视角对城市文化空间做了系统分类，并提出多空间、跨系统、网络化的文化空间协同规划策略。在上述研究基础上，以南京老城区为研究范围，以博物馆为研究依托，从文化空间、文化资源、文化服务３个层面对文化空间协同规划做了案例研究，对共享经济时代开展文化空间规划的价值与意义做了总结。

　　美食旅游作为一种新兴旅游形式，以探索品尝当地美食为旅游的一项重要目的。目前，从对比视角探讨美食旅游的研究尚少。论文采用内容分析法对中美两大旅游网站美食版块的用户评论进行对比分析，从美食文化、美食品质、内部环境、外部环境４大维度对中美游客关于北京美食旅游评价的异同进行对比，阐释潜在文化差异。研究发现，味道、服务、品牌３个因素均被中美游客高频论及，有关服务和价格的负面评价最多。针对北京风味美食，中国游客对“人气”“装潢”的关注度显著高于美国游客；针对其他风味美食，美国游客对“氛围”“选址特色”的重视程度显著高于中国游客。结果表明，北京美食旅游业在品牌文化内涵、食物性价比、服务质量方面仍有改善空间。文章最后依据调研结果提出相应启示和建议。

　　行动者网络理论可作为解释性框架洞察社会空间的主体结构和权利关系，适用于老旧小区更新的治理机制分析，结合徐州市单位社区案例，探索了老旧小区治理过程存在的共有困境及优化路径。研究认为：单位社区主要面临社会职能移交缓慢、行动主体定位不明、社区资源有限、居民参与信心不足和意志差异化等现实困境，导致行动者网络存在失灵与解构风险。据此，建议在结构层次转换行动逻辑、匹配主体权责、配备保障策略，在实施层次转变关键行动者、介入新异质行动者、更新阶段核心问题和发挥国家政策优势，重构社区更新的转译过程和治理机制，为提高居民生活福祉提供实践参考。

　　产城协同是城市发展的理想目标，近年来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的产业新城模式在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市广泛出现，标志着政府与市场正在构建新的合作治理模式。文章以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产城运营商C 集团产业新城PPP 项目为例，研究发现在产城协同发展目标下，中小城市政府与市场主体合作形成的PPP 产业新城模式的治理结构和互动机制与传统大城市的治理模式存在显著差异，其形成的内生因素在于地方政府在土地开发、招商引资等方面的治理能力有很高的要求，但中小城市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启动尤其困难。该模式在特定社会经济条件下能够促进中小城市产城协同发展，但由于其对于土地财政的严重依赖，在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复制中仍存在较高的风险。

　　当前日间照料中心存在服务内容供需失调、资源利用率低等问题，不能适应日益严峻的老龄化状况。文章调查了绵阳市老年人对日间照料模式的养老意愿和服务需求，采用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对养老意愿和服务内容需求度进行研究，发现有持续稳定收入、无主干家庭照料以及对日间照料了解程度高的老人选择意愿更强；高龄、失能、孤独程度严重的老人对能满足基本生活的服务需求较高；非高龄、孤独程度较轻的老人对精神层面服务有较高需求。文章进一步提出了将日间照料中心依据不同服务对象进行分类的建议。

　　户外音乐节是城市地区向乡村地区的文化反哺，在推动乡村地区旅游模式多元化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也为乡村地区的物质空间建设与全面振兴提供了重要契机，如何探索乡村户外音乐节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变得尤为重要。为此，文章从参与者满意度的视角出发，探索影响乡村地区户外音乐节的影响因素，并以太湖迷笛音乐节为例，通过问卷调查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探索参与者满意度、先前旅游体验对参与者重游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参与者满意度对短期、中期重游意愿存在直接影响，对长期重游意愿没有直接影响，不过满意度可以通过短期、中期重游意愿对长期重游意愿产生间接影响。此外，先前旅游体验对参与者的重游意愿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抑制了参与者满意度对短期、中期重游意愿的促进作用。研究旨在为乡村地区户外音乐节旅游模式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指引，进而推动乡村地区的文化复兴和综合提升。

　　风险社会背景下，环境风险已经成为建设美好人居环境的重要挑战并且影响居民的迁居选择。围绕城镇地区环境风险对不同群体迁居影响是否存在差异，选取5 个典型环境风险源，获取其周边303 份迁居情况调查问卷，运用二元Logistic 回归分析，表明环境风险影响迁居行为存在显著差异。老年人、农村户籍、低收入、租赁住房群体以及工作在风险源周边的居民，更易迁入或在风险源周边地区内迁居，这一过程呈现环境非正义现象。微观个人理性选择、宏观社会经济制度以及中观地方政府政策，共同促进环境风险影响迁居行为差异。需制定科学的环境健康政策降低与消除风险，保障各类群体尤其弱势群体免受环境风险损害的权利。

　　农村居民点是农村人口聚集的场所，探索历史时期农村居民点用地分布特征及长时期农村居民点变化规律可为复原土地利用/ 覆被变化的历史进程提供参考。文章以江苏省苏州市为研究区，以地方志为主要资料来源，通过历史文献解读并设计古今地名匹配算法，实现了对明清时期4 个历史断面下苏州市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定位；通过标准差椭圆、核密度和泰森多边形等空间分析方法，探索了研究期内农村居民点的空间格局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地方志记载的历史居民点虽难以与当前通过测绘形成的农村居民点图斑进行直接对应，但可反映当时农村居民点分布总体格局；（2）明清时期，苏州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较为稳定，基本保持东北—西南方向的分布格局，并呈现出常熟市—苏州古城与常熟市—昆山市两条发展轴线。与现代多核结构特征相比，核心—边缘结构较不明显；（3）明清时期，苏州农村居民点密度分布就呈现出较为显著的空间异质性，表现出以苏州古城为中心，随时间推移逐渐聚集的趋势，这与当前以苏州市区为中心向四周递增的阶梯格局有显著差异。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生活垃圾的产生和处理量大大增加，在垃圾焚烧发电厂快速发展的同时，提升公众，尤其是周边社区居民对垃圾焚烧发电运营的了解、理解和监督，成为垃圾焚烧发电发展和管理的关键因素之一。文章通过对昆明示范项目公众信息传播与意识提升方法及效果的展示，从邻避效应分析、机制化建设、监管政策和市场导向及外部专业支持4 个方面总结了项目探索的有效经验，为我国城市垃圾焚烧发电领域缓解邻避效应提供经验参考。

　　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水平直接影响居民生活便利度。文章基于社区生活圈视角，从居民 所需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的覆盖率、可达性以及便利性综合测度广州市居民生活便利度， 并运用地理加权回归分析其影响因素及空间作用差异。研究发现：广州市社区间生活便 利度有所差别，中心城区各社区设施覆盖面广、生活便利度高，而南沙、从化、增城3 区整体偏低；乡村较城镇设施生活便利度低；养老、休闲设施配置较不完备；人口密度、 居民收入、公服投资及路网密度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携孙”行为是中国当前城市住区户外公共空间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行为模式。为了了解“携孙”行为的活动特征及其与户外公共空间景观空间要素的关系，选取了马号街社区为研究对象，运用问卷访谈法和行为观察法调查了“携孙”行为主体的基本情况、行为活动特征、社区公园景观空间要素特征，并分析了它们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携孙”行为的行为主体之一的（外）祖父母在这种活动模式中占主导地位。（2）住区户外公共空间中，分离型“携孙”行为远多于互动型“携孙”行为，分离型“携孙”行为的活动内容以休闲类活动为主，互动型“携孙”行为以康体类活动为主。（3）活动场地的景观空间要素对“携孙”行为类型（分离型/ 互动型）无显著影响，对“携孙”行为的活动内容（通过类/ 康体类/ 休闲类）影响显著。活动场地的遮阴程度越高，场地中康体类和休闲类“携孙”行为的人数越多，活动场地的服务设施越丰富；休闲类“携孙”行为人数越多，而服务设施的丰富度对康体类“携孙”行为人数无显著影响；本研究中其他景观空间因素对“携孙”行为均无显著影响。在进一步分析的基础上，对未来住区户外公共空间设计提出具体建议。

　　城市竞争力是区域综合发展能力的集中体现。聚焦城市竞争力评价，对把握城市发展规律、科学探索创新型城市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以湖北省12 个地级市为研究样本，捕捉经济发展、社会事业、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4 个维度的统计数据建立城市竞争力评价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对评价体系内24 项变量指标进行因子提取与旋转，并对相关公因子进行测算，最后对研究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湖北省内12 个地级市各层指标之间呈现显著的城际差异，武汉、襄阳与宜昌等城市虹吸效应较为明显，其中武汉市的虹吸效应最为明显。生态环境层面与其余层面的测算结果排序呈倒置样态，在空间分布上，省内北部城市的生态环境质量要普遍优于南部城市。在未来，“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的城市群协同发展机制才是更为适宜的现代城市群治理模式。

　　基于长三角三省一市60 年里的各类统计年鉴和1980—2015 年土地利用、人口、国民生产总值等数据，通过时间序列和空间统计分析等方法，系统梳理长三角城市群的城市化发展历程，明晰城市化进程特征。根据城市化率、三次产业结构、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构成等指标，发现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化大致经历了3 个发展阶段：波动发展时期（1949—1978 年）、快速发展时期（1979—2003 年）和加速发展时期（2004 年至今）。伴随城市化发展呈现５个方面显著特征： （1）城镇数量呈现高速度增长、高密度集聚的特点； （2）城市等级显著提高，形成了完整的城市群体系； （3）城市用地面积急剧扩张、建筑空间快速向高空方向延伸； （4）城市建设投资迅速增加、市政设施水平大幅度提升； （5）城市化促进人口、经济和谐发展，城市经济规模持续上升。

　　进入新时代，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面临着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流动人口社会融入与健康问题凸显，尤其需要解析二者的互动机制。为此，文章基于中国25 个城市的实地调研数据，从经济、行为和心理多维度社会融入视角，探讨其与流动人口自评生理健康和主观幸福感的联系。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健康受个体属性和社会融入因素共同影响，社会融入各维度对个体健康的影响表现出明显差异。“心理融合”对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影响更显著，而“行为适应”则与自评生理健康联系更为紧密。就影响因素而言，个体属性中的月收入与自评生理健康呈正相关，工作强度与两种健康水平均呈负相关。行为和心理融合中的社会交往、地方归属感对流动人口的自评生理健康和主观幸福感均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是关键性变量；感知社会排斥则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总之，新型城镇化与“健康中国2030 国家战略”有着密切联系。建议政府除了提高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逐步消除收入差距外，也要重点考虑流动人口住区的规划布局，使其更接近中心城区，融入其他社会群体，拓展社会网络和融入机会，进而实现健康促进。

　　遗产地景区旅游推动了当地经济和文化发展，但大量的访客也给遗产地资源与环境保护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研究根据唤醒理论和自我调节态度理论，从游客角度入手，将恢复性评价作为认知评价，满意度作为情感响应，环境负责行为意识作为情绪启动结果，构建遗产地景区游客的心理模型，以世界遗产地厦门鼓浪屿为例，研究三者之间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厦门鼓浪屿具有恢复性环境特质，以魅力性特征影响公众恢复性评价程度最大；（2 ）遗产地景区游客的恢复性评价对满意度有直接显著正影响；（3 ）遗产地景区游客的恢复性评价对其环境负责行为意识无直接影响，但二者之间可通过满意度的中介作用产生间接效应，说明游客在遗产地景区访问过程中，其环境负责行为意识的激发是一个渐进式的心理过程。

　　基于刺激—有机体—反应模型和收益—风险模型，同时，考虑到消费者个体特质差异，引入调节定向理论构建理论分析框架，通过实验法检验“互联网+ 回收”网站质量对消费者线上回收参与意愿的影响以及消费者个人特质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网站呈现环保信息和提供高隐私安全服务正向影响消费者线上回收参与意愿。（2）网站呈现环保信息有助于提高消费者感知收益，提供高隐私安全服务有利于降低消费者感知风险。（3）感知收益和感知风险在网站质量与消费者线上回收参与意愿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4）呈现环保信息对促进定向消费者的感知收益影响更大，提供高隐私安全服务则对预防定向消费者的感知风险影响更大。

　　近20 年来，我国城市化蓬勃发展，进步神速。然而，城市概念之多、乱、杂，令人眼花缭乱和困惑不已。文章从城市管理体制分割背景、学科分化背景、学科交叉融合背景3 个方面对一些城市概念进行了讨论与辨析，并示例说明了若干尚欠规范的城市概念。最后，提出了城市概念规范与整合的若干建议。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新中国城市社会生活中的基本场景“单位大院”逐渐解体，大量单位大院中的居民逐步迁往城市社区。城市社区主要是由陌生人组成的异质社会，大院居民在融入城市社区时存在文化和情感上的隔阂，邻里关系较之单位大院疏远很多，使“交流何以重构”成了一个重要议题。文章结合“单位”视角，扎根于中国城市空间特有的发展历史及社会脉络，以一个已经破产重组的煤矿单位的底层居民安置生活点——宁夏回族自治区J 市L 社区为例，通过田野调查，探讨在重组的社区空间中，底层居民如何重构交流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底层居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灵活利用甚至改造了L 社区中的各种交流空间，在交流中形成了重叠多样的社会关系纽带，巩固并拓展了他们在老单位时的社交网络，最终形成了强烈的社区归属感。影响他们交流模式的因素主要包括：社区偏远的位置与完善的设施、社区外部空间政策的倾斜、单位居民多种关系的交织重叠与大量的共同行动。文章最后探讨了该案例对提升我国城市社区的治理水平的启示。

　　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从风险视角审视北京城市副中心治理，发现北京城市副中心面临着公共安全、城市病、治理主体能力不足等风险。为此，应做好“四位一体”风险防范的顶层设计，精准靶向风险目标；持续推进人文副中心建设，夯实风险防范的基石；进一步优化科技副中心建设，筑牢风险防范的防火墙；高度重视绿色副中心建设，织好风险防范的生态屏障；稳步推进法治副中心建设，健全风险防范的法制保障。以持续增强风险防范的支撑力、聚合力、驱动力，最终实现城市使人生活更美好的目标。

　　以武汉市新洲区212 户被征地农民家庭实地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可持续生计理论分析了征地拆迁前后被征地农户生计资本及可持续生计信心变化情况。研究发现，征地拆迁后物质资本指标值大幅度提高，农户的生计资本总水平有所提高，但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指标值却没有明显改善。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均对被征地农户的可持续生计信心产生显著影响，其中物质资本的影响最为突出。建议通过建立多元化的征地拆迁补偿制度，允许农户分享被征土地的项目红利，加大对创新创业的扶持力度，积极帮助被征地农户尽快融入城市生活。

　　城市空间因素对健康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但健康与城市都是内涵极其丰富、范围极其广泛的复杂巨系统，长久以来健康人居研究对城市空间因素与健康之间的关系界定是含糊不清的。文章提出了将“健康位”概念作为健康人居研究的基础，认为健康位是影响人体健康的各种自然环境、城市空间、社会经济等因素的集合（超体积空间），个人健康位通过自组织和涌现形成群体健康位，进而构成全球生态系统的健康位。城市空间与健康人居的联系得以建立，城市空间因素导致健康结果的因果关系得以清晰地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