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农民工心理健康关系到我国新型城镇化和健康中国战略的顺利推进。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 和2017 年两期数据，分析了城乡迁移对农民工心理健康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城乡迁移对农民工生活幸福感和情感抑郁具有显著消极影响，说明城乡迁移不利于农民工心理健康改善。第二，异质性分析发现，与第一代农民工及女性农民工相比，城乡迁移对新生代农民工和男性农民工心理健康的消极影响更大。第三，机制分析发现，城乡迁移通过降低社会信任对农民工心理健康产生消极影响。提出通过制度创新推动农民工共享城市公共资源，重视城市社区和社会组织协同功能的发挥以及加强农民工群体中特殊人群的健康干预的政策措施。

　　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开展，以广域乡村为主体形成对乡村空间关系建构的科学认知受到关注，对于促进乡村形成全面协同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阐述从空间到空间关系的理论溯源，梳理现有乡村空间认知研究，构建乡村空间关系解析框架，基于“要素—结构—功能”的相互作用形成对乡村物质空间、经济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关系的系统认知，剖析现实乡村空间衰落的深层次原因。结合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提出县级、乡镇级和村级乡村空间关系建构的规划路径，包括县级规划建立结构关联、乡镇规划形成功能协同、村庄规划推动要素整合，以期拓展乡村空间理论的研究视角，为我国乡村空间规划实践提供科学指引。

　　随着新时代建筑行业的产业化升级，传统建筑学专业教学模式难以满足市场对专业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文章基于新工科建设理念，将虚拟现实技术应用于建筑设计课程实践教学中，构建了虚拟现实建筑设计实践教学平台。首先，分析了虚拟现实技术在建筑设计实践教学中的优势，从实践教学基地、实践教学模式、实践教学体系和实践教学平台4 个方面探索建设思路，然后阐述了虚拟现实建筑设计实践教学系统的建设内容，最后通过问卷对虚拟现实实践教学进行成效评价。实践表明：虚拟现实技术与教学结合形成的多元教学模式，有利于提升学生的专业设计能力和创新思维，从而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和教学水平，对建筑类课程实践教学改革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随着住房制度和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混合型社区成为社区治理关注的重点。传统的混合型社区居住环境满意度分析方法大多依赖问卷、访谈等手段，对样本选择和时间成本要求较高，依靠信息时代的社交网络记录可以为社区居住环境满意度提供新的数据来源和研究视角。文章以南京市4 个社区为案例地，采用文本语义分析方法，尝试从混合型社区居民视角开展居住环境满意度评价研究，识别社区居民对社区居住环境不同类型意见，提出混合型社区环境改善建议，为社区规划设计提供方法支撑。研究结果表明，环境卫生、物业管理、公共安全等问题成为混合型社区居住环境满意度主要影响因素，也是未来混合型社区居住环境满意度提升的重要改善方向。不同类型混合型社区影响因子略有不同，在后续规划设计和老旧小区改造中，可以为混合型社区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改善建议。

　　“数字抗疫”是在信息化发展和大城市转型期所遇的突发风险社会挑战条件下产生的一项新举措。政府在应对突发事件时借助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进行数据汇聚、分析、应用，实现事件精准管理、人员精准防控，这在3 年的疫情防控中已经展现良好成效，并成为政府数字化改革的重要应用场景。2022 年后，南京市各板块、各部门通过推进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工作，积极运用数字技术，切实提高疫情防控管理水平、减轻一线人员负担、增强群众体验感，疫情总体得到了较好的控制。通过对南京“数字抗疫”的总体架构、基本概况、进程分析以及与其他城市经验比较，文章提出了针对性的升级策略及建议。

　　突发事件的发生对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以及乡村秩序构建提出了巨大挑战。制度嵌入、内生秩序、舆论监督在应对突发事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乡村社会过度人情化、科层制的仪式主义、治理手段的单一化成为应对突发事件的重要壁垒。可以通过加强制度设计与基层实践之间的良性互动、重塑乡村内生性规则、提高基层风险治理水平来维护乡村秩序。

　　目前社区养老托育服务的重点是对身体健康的照护，对精神、社会、身体三维一体的全方位健康需求供给能力相对滞后、满足度低，需要社区康养的新发展予以支撑和保障。在社区治理的逻辑框架下，社区康养领域出现的照护服务、营养配餐、运动康复、适老化改造、金融、教育、宜居环境开发等新业态，既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也面临有效供给不足、质量标准不高、人才支撑不强、供需信息不对称、市场宣传不到位、社区公共服务不配套等诸多挑战，需要在创新治理模式、推进科技赋能、健全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上实现突破。

　　随着大数据的快速发展，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智能化已成为基层治理创新的重要手段。智慧治理创新不仅提升了基层精细化治理理念，还强化了基层“一核多元”治理模式，更是达成了重塑基层“立体化”治理机制的根本目标。从智慧治理实践成效来看，智慧治理在引领基层治理高质量发展、倒逼政府治理改革以及提升基层“智治力”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然而，人工智能技术在基层治理领域表现出较高价值的同时，也带来居民重要信息泄露、基层自治空间不断压缩以及社会结构可能解组的风险。由此文章提出应提升个体和组织的风险应对能力、构建多元主体协作化解潜在风险机制、借助政策实施防范智能化失范等防范基层智慧治理创新风险的优化建议。

　　中国的大学与英国的大学在空间落点上存在明显的差异。中国的知名大学往往坐落于特大或超大城市，老校区通常占据主城区的位置；而英国的一些老牌知名大学很多落点在小镇，且小镇校区沿用至今。文章对比分析英国大学和中国大学分布城市的人口数量和面积，呈现英国大学落点的“小镇情结”，通过回溯英国大学最初建校和选址的历史，探求英国大学落点钟情小镇的缘由，剖析“镇学融合”给英国大学和小镇的发展带来的优势，为未来中国新大学校区选址提供参考。

　　针对城市人地系统紊乱、“三生”空间失衡、生态环境恶化等突出难题，文章借助DNA双螺旋模型，构建人类活动和区域空间螺旋交互耦合框架，通过理论类比揭示城镇人类活动与区域空间的格局和过程耦合机理，为人地关系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分析思路。结果表明：①人类活动与区域空间结构的合理配置支撑城镇人地系统运行，与DNA碱基互补配对决定生物的繁殖、遗传和变异具有较高相似性。②城镇发展过程中的人口变化、经济发展、资源利用与环境扰动等人类活动要素分别与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等空间要素耦合，要素之间通过具有氢键作用的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等数据流连接。③城镇发展过程出现城市病的根本原因是人类活动要素与区域空间要素的不合理配置，类似“基因突变”。城镇化初期表现为要素缺失，城镇化中期表现为要素错配，城镇化中后期人地耦合从局地耦合向远程耦合转变，要素耦合逐渐协调。④新时代人地耦合研究可以借助大数据、机器学习等技术方法从内部要素耦合和系统交互耦合两方面开展定量测算。

　　作为独特的地域文化符号，“金陵八景”之名始于明朝诗人史谨的《独醉亭集》，并在后世的诗文书画中被不断书写，由此成为地方文化内涵的有效载体，对南京城市形象之传播起着锦上添花之效果。“八景”意象之形成，与南京的区位地理条件以及历史文化均有着密切关联，其寓意也在时代进程中不断嬗变。而在建设文化强国、推动城市文化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应把人文溶解于自然，把历史交融于现代，把经典交付于再现与创新，从而使南京的文化景观真正具有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

　　“一带一路”倡议下沿线留学生跨境交流成为国际化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研究基于2015—2018 年“一带一路”沿线68 个国家和地区高等学校留学生流动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构建留学生人才流动网络，分析“一带一路”沿线跨境交流的区域与层级特征，并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揭示跨境交流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2015—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留学生跨境交流规模不断扩大、组团日趋显化，形成东亚东盟组团、东欧独联体组团、南亚组团、西亚北非组团、巴尔干组团5 大交流集群。（2）中国内地和俄罗斯是“一带一路”沿线最大的留学生交流中心，留学目的地较为集中，中俄吸引了沿线近40% 的留学生。留学生来源地相对均衡，哈萨克斯坦是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其后依次是中国内地、乌克兰、印度、土库曼斯坦等。（3）经济发展水平、教育质量是吸引留学生的重要因素，地理距离和制度差异不利于跨境交流，而语言邻近和移民往来可有效促进留学生流动。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一带一路”人才培养和交流建设的政策建议。

　　通过住房的多元化供给实现住有所居，是我国城市转型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议题。文章以南京市为例，着眼于住房产权与居民在社区层面实际生活体验的关系，通过问卷调查和半结构访谈，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究城市居民住房产权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住房产权对主观幸福感的独立影响较弱。控制个体基本特征后，住房自有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影响，但这很大程度上与有产权家庭的住房舒适性明显高于租户有关。②社区环境感知存在群体差异性。相对于租户，有产权居民更容易对社区环境的总体感知做出消极评价，从而降低有产权者的主观幸福感。这一负向作用间接平衡了有产权者与租户之间主观幸福感的差距。③相对剥夺感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要素，但住房产权的缺失对相对剥夺感并无显著影响。基于此，文章提出优化租赁住房的管理制度和改善租赁住房条件，提高社区社会融入是未来完善住房制度与社区治理的重点。

　　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不仅给全社会带来了沉重的养老压力，也成为当下城乡精细化治理的重点问题。探索新型养老模式，已成为解决养老问题的突破口之一。近年来，为了调动社会资源参与养老服务，我国不少城市在传统的社区养老模式下，建立了“时间银行”的互助养老服务体系。文章以南京市雨花台区开展“时间银行”的社区为研究对象，围绕时间银行在“供不应求”的状态下如何调配供需关系这一问题，通过识别时间银行参与主体及其特征，运用社会调查方法研究时间银行的调配机制，进而对目前时间银行的运营机制进行评价，并提出未来“时间银行”与社区养老模式值得改进的方向。

　　利益返还是地方政府推动城市更新实施的重要政策手段之一，但市场主体、原权利人的“不确定性”和“逐利性”、更新过程复杂、地方政府在更新过程中过于倚仗市场主体等，使得地方政府的利益返还水平与城市更新绩效间存在“倒U 型”关系，建议制定收益返还的适度标准和灵活的施策方案，将城市更新中的配套设施建设质量与收益返还的水平挂钩及提高地方政府在城市更新的参与度。

　　社区共治是近年来社区治理研究的重点内容，当前各地社区共治工作已逐步由“制度构建”转向“落地实施”阶段。结合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构建研究范式框架解读四川省城市社区治理中的优秀案例，基于主体间性转换和商谈伦理运用，阐释交往行为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作用与效果，从微观层面提出社区由共治走向善治的方法。

　　随着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逐渐完善，居民小区和部队院落应逐渐对外开放的观点受到社会普遍的关注，关于开放式小区如何起到优化城市道路布局、减少道路通行时间、提高交通通行能力的问题成为社会热议焦点。文章根据Wardrop 第一平衡原理建立关于车辆通行的模型，并以交通运行指数、道路交通拥堵率和行程时间可靠指数为主要指标建立了道路交通通行能力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文章选取了拥有不同内部道路结构的小区，运用该模型进行了计算和评估，并定量地比较了封闭与开放两种情况下，小区周边道路的通行能力，并据此给出小区开放决策的合理化建议。

　　空巢青年是随着现代社会进步而出现的特殊社会群体。文章以广州为例，通过实地踏勘、访谈和网络数据分析，从承载、行为、管控3 个维度剖析空巢青年社群关系，从空巢青年社群居住空间现状和管理现状出发，分析空巢青年社群社交行为，提出空巢青年社群价值的实现路径，重构空巢青年的理想社群空间。

　　针对乡村景观实践中的同质化现象，依次从现象、根源与本质3 个层面进行讨论。在分析文本中乡村景观特色表述与现实之间差异性的基础上，从操作层面上解析了乡村景观同质化的根源问题，认为特异性的文本表述以均质化的图像制造“落地”必然导致同质化问题，而其本质是因乡村空间实践主体的转移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最后，建议“正视三对关系”，即乡村景观实践中主体均衡的关系、乡村景观实践与村民现实需求的关系及乡村原生性景观与新建景观的关系。

　　文章对共享发展理念做了阐述，对文化空间及其规划的研究背景、研究进展及研究意义做了梳理与概括。基于共享城市理念对文化空间的协同规划概念做了解读，进而从文化服务、文化生产、文化消费的视角对城市文化空间做了系统分类，并提出多空间、跨系统、网络化的文化空间协同规划策略。在上述研究基础上，以南京老城区为研究范围，以博物馆为研究依托，从文化空间、文化资源、文化服务３个层面对文化空间协同规划做了案例研究，对共享经济时代开展文化空间规划的价值与意义做了总结。

　　美食旅游作为一种新兴旅游形式，以探索品尝当地美食为旅游的一项重要目的。目前，从对比视角探讨美食旅游的研究尚少。论文采用内容分析法对中美两大旅游网站美食版块的用户评论进行对比分析，从美食文化、美食品质、内部环境、外部环境４大维度对中美游客关于北京美食旅游评价的异同进行对比，阐释潜在文化差异。研究发现，味道、服务、品牌３个因素均被中美游客高频论及，有关服务和价格的负面评价最多。针对北京风味美食，中国游客对“人气”“装潢”的关注度显著高于美国游客；针对其他风味美食，美国游客对“氛围”“选址特色”的重视程度显著高于中国游客。结果表明，北京美食旅游业在品牌文化内涵、食物性价比、服务质量方面仍有改善空间。文章最后依据调研结果提出相应启示和建议。

　　行动者网络理论可作为解释性框架洞察社会空间的主体结构和权利关系，适用于老旧小区更新的治理机制分析，结合徐州市单位社区案例，探索了老旧小区治理过程存在的共有困境及优化路径。研究认为：单位社区主要面临社会职能移交缓慢、行动主体定位不明、社区资源有限、居民参与信心不足和意志差异化等现实困境，导致行动者网络存在失灵与解构风险。据此，建议在结构层次转换行动逻辑、匹配主体权责、配备保障策略，在实施层次转变关键行动者、介入新异质行动者、更新阶段核心问题和发挥国家政策优势，重构社区更新的转译过程和治理机制，为提高居民生活福祉提供实践参考。

　　产城协同是城市发展的理想目标，近年来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的产业新城模式在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市广泛出现，标志着政府与市场正在构建新的合作治理模式。文章以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产城运营商C 集团产业新城PPP 项目为例，研究发现在产城协同发展目标下，中小城市政府与市场主体合作形成的PPP 产业新城模式的治理结构和互动机制与传统大城市的治理模式存在显著差异，其形成的内生因素在于地方政府在土地开发、招商引资等方面的治理能力有很高的要求，但中小城市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启动尤其困难。该模式在特定社会经济条件下能够促进中小城市产城协同发展，但由于其对于土地财政的严重依赖，在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复制中仍存在较高的风险。

　　当前日间照料中心存在服务内容供需失调、资源利用率低等问题，不能适应日益严峻的老龄化状况。文章调查了绵阳市老年人对日间照料模式的养老意愿和服务需求，采用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对养老意愿和服务内容需求度进行研究，发现有持续稳定收入、无主干家庭照料以及对日间照料了解程度高的老人选择意愿更强；高龄、失能、孤独程度严重的老人对能满足基本生活的服务需求较高；非高龄、孤独程度较轻的老人对精神层面服务有较高需求。文章进一步提出了将日间照料中心依据不同服务对象进行分类的建议。

　　户外音乐节是城市地区向乡村地区的文化反哺，在推动乡村地区旅游模式多元化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也为乡村地区的物质空间建设与全面振兴提供了重要契机，如何探索乡村户外音乐节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变得尤为重要。为此，文章从参与者满意度的视角出发，探索影响乡村地区户外音乐节的影响因素，并以太湖迷笛音乐节为例，通过问卷调查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探索参与者满意度、先前旅游体验对参与者重游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参与者满意度对短期、中期重游意愿存在直接影响，对长期重游意愿没有直接影响，不过满意度可以通过短期、中期重游意愿对长期重游意愿产生间接影响。此外，先前旅游体验对参与者的重游意愿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抑制了参与者满意度对短期、中期重游意愿的促进作用。研究旨在为乡村地区户外音乐节旅游模式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指引，进而推动乡村地区的文化复兴和综合提升。

　　风险社会背景下，环境风险已经成为建设美好人居环境的重要挑战并且影响居民的迁居选择。围绕城镇地区环境风险对不同群体迁居影响是否存在差异，选取5 个典型环境风险源，获取其周边303 份迁居情况调查问卷，运用二元Logistic 回归分析，表明环境风险影响迁居行为存在显著差异。老年人、农村户籍、低收入、租赁住房群体以及工作在风险源周边的居民，更易迁入或在风险源周边地区内迁居，这一过程呈现环境非正义现象。微观个人理性选择、宏观社会经济制度以及中观地方政府政策，共同促进环境风险影响迁居行为差异。需制定科学的环境健康政策降低与消除风险，保障各类群体尤其弱势群体免受环境风险损害的权利。

　　农村居民点是农村人口聚集的场所，探索历史时期农村居民点用地分布特征及长时期农村居民点变化规律可为复原土地利用/ 覆被变化的历史进程提供参考。文章以江苏省苏州市为研究区，以地方志为主要资料来源，通过历史文献解读并设计古今地名匹配算法，实现了对明清时期4 个历史断面下苏州市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定位；通过标准差椭圆、核密度和泰森多边形等空间分析方法，探索了研究期内农村居民点的空间格局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地方志记载的历史居民点虽难以与当前通过测绘形成的农村居民点图斑进行直接对应，但可反映当时农村居民点分布总体格局；（2）明清时期，苏州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较为稳定，基本保持东北—西南方向的分布格局，并呈现出常熟市—苏州古城与常熟市—昆山市两条发展轴线。与现代多核结构特征相比，核心—边缘结构较不明显；（3）明清时期，苏州农村居民点密度分布就呈现出较为显著的空间异质性，表现出以苏州古城为中心，随时间推移逐渐聚集的趋势，这与当前以苏州市区为中心向四周递增的阶梯格局有显著差异。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生活垃圾的产生和处理量大大增加，在垃圾焚烧发电厂快速发展的同时，提升公众，尤其是周边社区居民对垃圾焚烧发电运营的了解、理解和监督，成为垃圾焚烧发电发展和管理的关键因素之一。文章通过对昆明示范项目公众信息传播与意识提升方法及效果的展示，从邻避效应分析、机制化建设、监管政策和市场导向及外部专业支持4 个方面总结了项目探索的有效经验，为我国城市垃圾焚烧发电领域缓解邻避效应提供经验参考。

　　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水平直接影响居民生活便利度。文章基于社区生活圈视角，从居民 所需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的覆盖率、可达性以及便利性综合测度广州市居民生活便利度， 并运用地理加权回归分析其影响因素及空间作用差异。研究发现：广州市社区间生活便 利度有所差别，中心城区各社区设施覆盖面广、生活便利度高，而南沙、从化、增城3 区整体偏低；乡村较城镇设施生活便利度低；养老、休闲设施配置较不完备；人口密度、 居民收入、公服投资及路网密度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携孙”行为是中国当前城市住区户外公共空间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行为模式。为了了解“携孙”行为的活动特征及其与户外公共空间景观空间要素的关系，选取了马号街社区为研究对象，运用问卷访谈法和行为观察法调查了“携孙”行为主体的基本情况、行为活动特征、社区公园景观空间要素特征，并分析了它们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携孙”行为的行为主体之一的（外）祖父母在这种活动模式中占主导地位。（2）住区户外公共空间中，分离型“携孙”行为远多于互动型“携孙”行为，分离型“携孙”行为的活动内容以休闲类活动为主，互动型“携孙”行为以康体类活动为主。（3）活动场地的景观空间要素对“携孙”行为类型（分离型/ 互动型）无显著影响，对“携孙”行为的活动内容（通过类/ 康体类/ 休闲类）影响显著。活动场地的遮阴程度越高，场地中康体类和休闲类“携孙”行为的人数越多，活动场地的服务设施越丰富；休闲类“携孙”行为人数越多，而服务设施的丰富度对康体类“携孙”行为人数无显著影响；本研究中其他景观空间因素对“携孙”行为均无显著影响。在进一步分析的基础上，对未来住区户外公共空间设计提出具体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