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积极推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结合信阳市自身特点，分析了信阳市人口外流的现状特征及存在问题，同时探索了人口大量外流的自然、文化和产业基础方面的原因，并根据信阳市目前经济社会发展态势和问卷调查抽样分析，预测了信阳市外出人口未来的流动趋势，未来外出人口将逐步实现回流，且倾向于流向城镇同时选择回乡创业，信阳市将借助人才和劳动力回归踏上快速发展的轨道。

　　利用2008-2009 年在广州、东莞、沈阳、成都、杭州、郑州六市完成的新移民配额抽样数据，采用Logistic 回归分析等计量方法，对中国大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现状及其机制展开研究。本研究将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分为“身份认同”、“生活方式”、“邻里交往”和“文化融合”四个维度。研究发现，以户籍为代表的制度因素对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合影响显著，但职业、城市发展环境等市场机制已发挥重要作用。在融合的四个维度上，制度因素、市场因素、空间因素、家庭/ 个人因素的影响作用不同。

　　规划管理的缺位与住房保障未覆盖等背景而提出讨论，其更多地是建立在正规化、他组织的制度框架之内。本文以人居“自组织”为视角，通过其适应性机制引导空间系统化演绎的过程，形成了独特的社会空间绩效。其对当下的启示是：注重人居主体性参与、人居空间的时序性建构、人居社会机理完整性，以及推动相关体制变革建构自组织与他组织的共生与协同等策略。

　　重点对近年来国内外城市就业与居住空间研究进展进行总结和分析。国外学者重点通过城市经济学模型对城市就业与居住空间变化因素进行解释，认为集聚经济促使城市出现功能单中心和多中心的分化。国内学者主要从就业、居住空间区位选择因素和空间关系两方面出发，解释了目前我国大中城市就业与居住空间格局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认为，目前国内仍需加强对中微观层面城市就业与居住空间变化影响因素以及规划应对措施的研究。

　　为积极打造创意城市，“文化区”成为时下城市管理者积极采用的空间政策。首先梳理了创意城市话语对城市的空间和产业的要求，接着讨论了“文化区”的概念辨析和类型划分，继而对三类“文化区”在欧美国家的典型实践案例进行了讨论，重点关注其对于城市经济、社会、文化及创意形成的影响。最后对我国的文化区建设与运行模式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几点启示。

　　地名不仅仅是一个指示空间单元的符号，亦是地方传统、文化、精神的传递者。在全球化日益深化和区域之间竞争不断加剧的今天，地名更改成为中国地方政府增强城市影响力、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寻求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在分析地名和地名景观内涵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学者对地名和地名景观研究的成果，梳理了中国地名更改的演化过程和当前中国地名更改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从人本主义城市规划理念出发，指出了未来中国地名更改的解决思路和方向，以期为城市经营者提供必要的参考和借鉴。

　　在被城市经济主导下的城市体系建构过程中，多数的精神文化内涵都被忽略，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亟不可待，地域性的本土化聚落模式从城市视角透视着重要影响，围寺而居作为回族典型聚落模式对于现代的城市各个方面有着不同的启示，而看似与当下城市格局格格不入的回坊空间却对于城市发展存在诸多正面意义，文章通过城市视角剖析围寺而居的构建体系与动力机制，通过调查、研究、分析不同地区的回坊，得出其对于现代城市的文化建构、历史延续等重要作用的共通性，揭示其精神内涵对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积极作用，提出保护与应用此种模式的重要性，为民族聚落的延续和现代城市的未来发展寻找复杂的平衡。

　　在“西风东渐”的强势文化语境下，中国丰富的地域文化由于缺乏对自身体系的清醒认识而深陷“同质化”危机，如何使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基因得以保存并找到适宜中国土壤的传承路径是社会各界亟待研究的深刻课题。研究试图在城乡规划视域下以文化基因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地域文化中物质文化基因与非物质文化基因进行解构来构建文化基因谱系图；将文化基因谱系图中文化基因梳理归类提出主体基因、附着基因、混合基因三种基因类型，并依据各自属性在文化战略嫁接、文化符号植入、文化生态保育三种模式中选择适宜的传承路径，最终实现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转变。并以古滇国文化基因的谱系图构建与传承路径为探索先例，希望以一种全新的生物遗传学视角对地域文化的保护、发展与传承提供借鉴指导。

　　本文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北京文化资源综合评价体系，从文化资源条件、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发展条件、资源传承能力5 个方面筛选出24 个评价指标，对北京文化资源进行分析评价，同时对文化资源单体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独特性、资源消费人群、知名度等因子是北京文化资源及文化产业发展的优势，弱势在于保存状态、民间风俗礼仪、地域组合度、交通运输便利度等方面；在空间分布上，北京市文化资源总体上呈“两带一点”的分布格局；在北京市文化资源结构中，北京极品级文化资源和优良级文化资源数量突出，是北京文化产业发展的优势。并依据评价结果提出了北京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的相关建议。

　　无障碍设计法规建设是老年人和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参与社会生活的制度保障，体现着城市建设的文明程度。美国和日本是世界上无障碍设计法规发展较先进的国家，其法规发展历史较长。两国无障碍法律、规定和标准体系构成完善，均已发展至信息无障碍和通用设计阶段，覆盖保障对象广泛，相关的无障碍设计科研开展较早，公众参与较多，并各自具有自身特色。总结美国和日本无障碍法规发展趋势，将其发展特征与我国加以比较研究，最终得出推进我国无障碍法规建设的建议措施。

　　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我国城市贫困问题开始凸显，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城市贫困研究日益受到重视。本文对2000-2013 年中国城市贫困研究的期刊文献和学术专著，按照贫困人群识别—空间特征—形成机理—反贫困措施（即Who-Where-Why-How）的逻辑思路进行归纳和梳理，分析了我国城市贫困研究的主要问题、研究重点及其演变历程。在此基础上，从识别指标规范、微观数据支撑、城市尺度研究框架构建、贫困人群与贫困空间异质性和内在关联性分析等方面，提出研究展望。

　　针对中国城市人口老龄化加剧的趋势，为了合理调整和布局城市养老和公共服务资源，专门研究上海18 个区县人口老龄化的空间分布以及空间居住环境与这种老龄化特征相协调的问题。研究结果显示上海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区域为市中心及农村，市中心内缘及外缘区老龄化程度依次降低。上海16 个区老龄化程度和居住环境适老程度较为协调，只有黄浦区和崇明县协调度较差，但是也有部分市中心和市中心内缘区的居住环境适老程度需要进一步改善。

　　调研分析了老年人对室内居住空间的需求及居住现状的组成与特点，剖析了居家养老同居、邻居、近居、分隔四种室内居住空间组合模式的利弊，并对居家养老室内空间功能的普适性、设计的灵活可变性及布局的多样性提出了思考性的建议。为探索适合居家养老的多功能、复合式的灵活多变的室内空间组合模式提供一点思路。

　　分析国外养老地产内在动因的基础上指出我国现存养老地产与社会经济状况的不匹配，并提出：我国人口、社会结构层次变迁的内在逻辑是催生我国养老地产发展的原动力；社会保障、政策法规逐步完善和健全等外部环境是我国养老地产的发展依托。由此探讨了我国养老地产三个发展时序，并分别针对每阶段讨论了促进我国养老地产发展的策略思考。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城市社区的结构和功能发生着越来越深刻的变化，也带来了众多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本文以我国快速城市化典型代表的深圳市为例，探讨城市社区的发展、变迁和类型的分化，旨在为规划城市社区发展、制定社区政策和探索谋划社区治理新路提供积极的现实指导。

　　我国学界对城市人口密度有不同认识。根据最新统计资料对中国天津、上海、广州和日本东京、大阪的人口密度研究显示，中国城市建成区人口密度普遍比日本高许多，上海约是东京的两倍，而且中心市区与周围郊区密度差异悬殊，显著的一极集中。日本城市人口分布较均匀。体现在城市住宅形态上，中国城市以集合住宅为主而日本城市以独立住宅为主。对统计数据不加分析会得出偏离实际的结论，城市研究有待精细化。

　　针对南通市人口老龄化现状及特点，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实现基本现代化提出的严峻挑战，并从政府、社会和个人三个角度分别提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践行举措。

　　本文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对置身于社会变迁脉络的台湾社区规划发展进行梳理，截取快速城市化时期、地方分权时代、网络社会时期为台湾社区发展的几个重要时代背景，对其紧扣时代的发展轨迹和特点进行了分析与总结。并针对大陆的社区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的现状，结合台湾社区规划师制度、参与式规划的模式借鉴，给大陆未来的社区发展研究方向提供一些参考。

　　有文化的城市才有吸引力，而文化所指应该是独特的文化底蕴，如果一个城市现代化程度很高，却与其他城市没有什么区别，就难以获得应有的地位。另外，传统与现代得到完美结合的城市才有魅力。如果尽是现代化建筑，高楼林立，传统完全被灭迹，那么，便失去了历史的厚重感，成为城市中的“暴发户”。以北京而言，现代化的高楼与四合院及其他古建筑并存，建筑本身便昭示了首都的发展脉络和悠久的历史。北京的胡同、民间小吃、牌楼、城楼、老字号、民间工艺等，成为北京城市文化的名片，也是北京城区别于全世界其他城市的文化标识。这些文化名片是内在的，为城市文化之命脉，也为北京所独有，不能被复制。

　　通过对当前盛行的“文化打造”、“遗产克隆”和“城市移植”等 3 种城市景观图像制造模式的解读，认为当前城市“千景一面”的表层原因在于城市空间已经不再仅仅用于组织人们的日常生活，而是被制造为一种虚拟的图像空间，脱离了真正的日常实践和集体记忆。并进一步揭示了图像制造背后更深层的危机：文化取向的扭曲，即城市景观成为招商引资的工具、符号经济的商品和个人意志的体现。这一切的根源则是对经济与政治利益的过度追逐。

　　城市作为文化多样性重要的表现形式，其空间形态和环境品质构成了我们时代生活的文化背景，塑造了大众文化的整体特征。在城市转型发展的重要时期，需要重新认识城市的基本属性和本质特征，通过城市保护及其规划管理，提升城市地区的环境品质，促进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和谐发展。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地方政府对城市的文化建设问题也日益重视起来，因为它关系到城市发展质量的高低和是否具有可持续竞争力。要构建城市文化体系，就要抓住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开展建设活动，唯有这样，城市的发展才能有“量”重“质”又“持久”

　　文化城市是一种经济增长方式和城市发展模式，是人本主义城市理念的具体体现，其精髓在于文化特色。辽宁作为一个工业大省，城市均为工业城市，因而其特色文化城市建设必然与工业遗产保护具有密切关系。本文在对特色文化城市基本内涵和精髓进行研究的基础上，着重探讨工业遗产保护与辽宁特色文化城市建设的关系，分析工业遗产保护在辽宁特色文化城市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而提出辽宁建设工业特色文化城市的基本对策。

　　本文对景观的文化建设问题进行探讨。对秦皇岛的景观文化建设进行研究，以海港区的景观文化建设为例，运用文化“所指”和“能指”的理论，通过提取具有地域特征的景观符号，形成具有地域特征和文化内涵的景观空间组织形式和景观场所。

　　城市文化概念主要是一个空间范畴，是人类以不同于乡村的城市为物质基础和现实条件创造出的一种空间文化形态及精神价值体系。城市与文化的联系最为紧密和直接，研究城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研究文化。从世界城市文化发展的角度看，主要可划分出经济型城市文化、政治型城市文化和审美型城市文化三种基本类型。把都市文化作为城市文化研究和文化强国建设的战略核心，符合我国的现实需要与长远利益。文化城市既符合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内在逻辑，也是出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历史必然。

　　哈尼族是居住在我国西南山区的众多少数民族之一，长期以来保留了大量社会文化传统和独特的聚落形态，是乡土聚落研究中极有价值的研究对象。近年来受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哈尼族传统的聚落形态开始产生变化。本文基于乡土聚落形态演变理论，选择云南省勐海县曼冈寨为案例，充分利用测绘、访谈等研究方法，探讨了哈尼族血缘、政治、经济三种社会关系的变化与聚落形态演变的相互关系，为深入理解这一进程提供了良好的实证案例。

　　建立在理性假设思维模式下的交通规划往往与现实情况有差距，在分析Downs 定律之后，提出交通系统的非均衡性和交通出行决策的非理性特征。从心理学基础理论着手，分别从信念和偏好两大角度分析交通出行及交通规划中的心理学因素和出行感知决策，并提出政策环境和规划设计层面的对策。最后建议有限理性理论应成为交通规划、研究和决策的基本假设。

　　外来人口涌入给城市带来沉重人口压力的同时，也给城市社区的规划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以城市化影响下人口流动为背景，以苏州市这一新兴的“移民城市”为例，着重分析外来人口的主要结构及其对城市原有社区带来的影响，在研究分析相关数据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社区规划对策，期望通过合理、科学、可持续的规划设计手法实现社区的融合与生长，进而促进城市的和谐发展。

　　通过对当前苏南新农村社区建设事件的追踪，以苏州为考察对象，以社区形象为着眼点，对社区形象构建存在的问题及形象特色缺失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和分析，认为应完善新农村社区规划体系，实现规划主导地位，并以此为基准，提出“原乡规划”构筑社区新风貌、分类引导“新、旧”社区形象设计策略。

　　随着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建立和住宅商品化改革，城市空间发生了外延和内涵的巨大变化。老城内是否出现了大面积的碎片化和绅士化的现象？本文通过对南京老城的实地调研，发现空间“碎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但人群之间的隔离并不明显；大规模的绅士化未被证明，人群的贫富混居是老城内普遍的现象。深入挖掘上述过程形成的机理，本文对未来碎片化和绅士化的发展作出了判断，并提出了促进和谐发展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