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集约利用是国家重要的土地制度，同时也是规划革新的重要推手。基于土地集约利用的空间发展规划是武汉市在“规土融合”平台引领下的、针对快速城市化下土地资源稀缺地区的城市管理需求，提出的一种面向实施和策划的存量规划。本文系统介绍了武汉市开展基于土地集约利用的空间发展规划背景、特征、与法定规划的关系以及“评价—规划一体化”模式等，并以武汉市江岸区试点为例，探讨了“规土融合”评价下的核心技术体系。

　　“多规合一”成为转型期协调“条块分割”下多部门规划衔接、多元主体利益诉求和东部城市应对空间资源紧约束、基尼系数扩大等问题的必然趋势，为此，规划管理领域必须进行体制创新，利用城乡规划公共政策属性加强空间主体权责约束。大部制以来，佛山市顺德区的一系列行政体制改革，对城市规划管理权限进行了多维重构，为提高城市化质量和统筹区域发展提供了新路径，本文总结了顺德规划管理特征，提出了“片区统筹”模式及城乡规划管理机构重组和业务流程再造的方案。

　　文章梳理了我国乡村治理体系的发展历程，认为现行“乡政村治”模式面临着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弱化、其他新型农村治理主体涌现的新形势，并从推进实用型乡村规划出发，开展乡村治理体系与公共物品供给和乡村规划改革研究。文章将乡村治理领域划分为公、共、私三大范畴，重点讨论如何借助新兴“乡村组织”实现基于“共”的公共物品供给，以及据此改变乡村规划中公共服务中心配置的具体策略和途径。

　　我国传统乡村的治理以精英为本，在正式与非正式渠道的二元治理结构下形成同时具有约束性和激励性的传统乡村柔性治理制度。建国以来我国乡村治理逐步走向高度集权的官治化，并在城乡分治的基础上形成以土地为本的当代乡村规划和建设的硬性制度。本文通过对传统和当代乡村治理的经济条件、社会基础和空间基础等方面的差异分析，提出实现乡村治理的制度改革的三个基本途径。

　　乡村治理与乡村规划原本是属于政府管理与城乡建设两大不同体系的内容，在城乡一体发展背景下，它们因为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而必须协同处理旧症结，解决面临的新问题。根据我国城乡规划建设的现实需求，乡村治理与乡村规划“转型、融合、并进”已成必然趋势。在研究国内外乡村治理与规划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民生为本，化城入乡、多元驱动”的乡村治理与规划改革新思路，探索贴近我国乡村实际且能够落地实施的治理与规划协同推进新路径。

　　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召开使“三农”问题再次受到高度重视。针对目前我国乡村规划中公众参与不足所导致的农民主体利益诉求被忽视、切身利益遭到损害的情况，本研究对乡村规划中多元利益主体进行梳理，突出农民在乡村规划建设中利益主体地位的重要性。提出和构建适用于新时期适合中国本土乡村规划编制、审批和管理客观诉求的农民公众参与模式，强化乡村规划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通过多途径的参与模式在决策、规划和实施三个层面来提高农民公众参与的强度和深度，确保农民成为乡村规划的主要受益者。

　　针对我国西南山地农村家庭结构变迁下住区规划和设计的科技问题，研究分析了农村家庭结构及住区变迁发展的基本事实，提出家庭规模小型化、构成简单化、关系平等化和功能社会化等基本特征，分析了家庭结构变化与住区空间物质形态之间的互动规律。指出在这一规律作用下，当前西南农村家庭结构与住区建设存在空巢老人养老、留守儿童教育及家庭安全保护三大典型问题。提出了建立与农村住区养老功能相适应的住区形态、建设儿童成长家园、建设住区安全可防卫生活环境三个优化农村住区规划设计的策略。

　　在全球化过程中，德国乃至欧洲的乡村发展呈现出高度差异化的特征。从后工业转型过程中人们对于乡村发展认识的转变出发，本文对德国乡村治理的任务要求和工作方法进行了归纳，并从乡村地区发展的任务重点、制度框架和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总结了相关经验对于中国乡村治理和规划工作的启示。基于内生性区域发展策略的要求，德国乡村治理工作从区域整体出发推动乡村地区发展，强调乡村治理的核心是促进广泛的社会决策，致力于在公共和私人相关者之间构建相对稳定的合作平台和互动网络，从而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加强社会认同，巩固乡村地区相对的独立性地位，实现外部调控与自我调控相互结合。根据空间发展的综合性特点，基于乡村治理的战略性空间发展规划在编制过程中，需要整合各方面的政策和工具，构建以需求为导向的规划框架和协作方式，维护乡村地区空间的可体验性和场所质量。

　　大城市面临的交通拥堵及灰霾效应等交通问题不断复杂化、严重化，造成城市的正常运转受阻、影响市民出行的质量。解决城市交通的问题，应从管理的角度出发，提升一般普惠性公共交通和推行中高级模式公共交通。定制公交作为一种适应性管理的手段，能够有效替换部分小汽车出行，引导交通出行结构的改变，进而缓解交通拥堵及灰霾效应等问题。本文实地调研了北京定制公交的各项指标，并分析研究了相对于小汽车出行所带来的自然、经济及社会方面的复合生态效应，为城市交通的管理及定制公交的推行提供了实践参考。

　　近年来，以北京为代表的国内各大城市高密度功能区（C B D、金融街等）发展蓬勃，社会经济活动进一步繁荣，使得城市交通总量以数倍于人口增长的速度集聚式增长。机动化在给人们带来巨大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交通问题。本文主要研究高密度功能区对城市形态和功能布局，尤其是交通系统的影响和要求。针对其产业结构与经济现状、容积率、就业密度、交通配套和社会政策文化支持等多个维度进行横向比较研究，最后总结出北京和东京在以上几个方面的异同，并对国内城市建设未来发展相关方向进行展望。

　　机动车增量控制作为交通需求管理的一种手段。近年来，新加坡、东京、香港、上海、北京、贵阳、广州等城市相继从不同角度对机动车总量进行控制，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机动车快速增长的态势，但由于使用控制方法不同取得效果差异较大。本文在回顾国内外城市实施机动车增量控制方法的基础上，从控制方法、控制车型、竞拍价格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最后提出控制增量必须同步外市籍车辆管理措施防止“异地上牌、本地使用”，增量和存量使用手段需并重从而合理引导车辆拥有和使用，“推拉”政策相结合促进城市交通结构优化，从源头上实现城市规划与交通系统协调才能从根本上缓解交通拥堵。

　　为有效应对城市道路交通突发事件，运用AHP 方法构建多级递阶层次结构模型对城市道路交通突发事件应急响应分级进行了研究。建立以事件本身所具有的属性、事件发生区域城市道路网脆弱性及城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机构弹性为主的评价指标体系，对每一指标进行了量化和说明，计算综合评分，最后确定应急响应等级。以一起治安事件引发的城市道路交通突发事件为例进行计算，结果表明该方法能有效解决应急响应分级问题。

　　延安是我国典型的黄土丘陵沟壑区川道城市。多年来，城市交通条件的每一次突破性改善都导致城市用地扩展冲破瓶颈，并使城市结构和形态产生新的变化。基于此，本文分别从城市形态、功能结构、土地开发三个方面分析了交通条件变化对延安市用地布局的影响，提出了“有限扩张、组团集中；点轴带动、多级联动；疏密有序、适度开发”的用地布局策略，以期为今后建设提供参考。

　　由高速公路和快速路组成的高快路系统是满足大都市区范围内长距离快速机动化交通需求的主要载体，是支撑城市空间结构拓展和产业布局重构的重要因素。论文分析了大都市区化背景下高快路一体化的内涵和布局形态，采用供需平衡模型测算高快路发展规模，通过计算节点和线路重要度确定高快路主要控制节点和走向，结合理论分析和城市实践，估算高快路环线半径。最后以南京大都市区为例进行了应用研究。

　　文章运用国家空间选择的分析框架，从政策作用的地域和空间尺度分析了建国以来我国区域政策的演变与特征。研究认为近期在区域协调发展理念下密集出台的区域政策与计划经济时期的区域平均主义有本质区别，实际是改革开放以来点轴开发模式和不均衡发展战略的延续。虽然经济增长极的培育从城市内部开发区转向了特定城市或城市群，有助于其内部的整合发展，但也将加剧竞争，拉大主要城市和城市群与其他城市区域的发展差距。

　　自1992 年国务院批复设立上海浦东新区以来，我国已陆续设立天津滨海、重庆两江等11 个国家级城市新区。本文在研究各城市新区规划文本的基础上，对其现行政策及规划理念做了归纳和总结，并提出了国家级城市新区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和问题，意图为今后国家级城市新区的规划和申报提供借鉴。

　　城市郊区化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是城市人口、资源、经济活动等向郊区转移的过程。本文从人口、产业和商业三个角度，对南京市1983 年以来的郊区化时空演化特征进行分析，着重对比了城区、近郊区和远郊区在人口聚集度、产业结构和商业活动密集度上的差异，以期为南京市未来城市发展策略提供参考。

　　我国城市边缘的开发与发展受到政府的强力干预和影响。本文通过追踪南京江北经济发展及其开发管理机制的变化，旨在从管治的角度揭示城市边缘从传统城市边缘区到相对独立的边缘城市背后的微观驱动机制。文章认为南京江北地区撤县设区的行政区划调整、开发区与行政区融合发展的模式、以及市属开发项目在城市边缘区的强力推进，促进了江北地区开发主体的整合与统筹，提升了边缘区开发主体和项目的行政管理层级，进而推动了江北经济和空间结构的发展。

　　国家级城市新区是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研究其设立的背景有助于深化对我国战略布局的认识。本文从区域分布和战略类型两方面分析了我国国家级城市新区设立的战略背景，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国家级城市新区的设立对我国经济地理格局的影响。最后研究认为，国家级城市新区与政治经济、国家战略紧密相连，其设立过程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格局从“沿海开放”向“内陆开放”、从“沿海经济”向“海洋经济”拓展的战略意图。

　　智慧城市是智慧地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是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运行的新模式。智慧城市试点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推进新型城镇化工作的重要部署，已在逐步地影响并引导着越来越多城市的发展模式、建设重点、创新特色等发展道路，也不断地涌现了各样的创建典型并暴露了各样的不足与教训。因此，进一步深化智慧城市的理念与内涵、总结创建工作的经验与不足，不仅对当前的试点管理工作、城市创建与产业发展有帮助，也更利于我国智慧城市工作的整体健康发展。

　　智慧城市建设是我国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明确要求。本文以河北省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建设实践为例，针对目前过于概念化和信息技术专业化的认识误区，试图从实际问题入手，在智慧城市的顶层设计、城市公共信息平台与基础数据库、重点项目建设、管理保障机制等方面探讨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的内容和方法，以期对促进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健康化发展提供借鉴。

　　描述了智慧规划的建设现状，分析了产生其差异性的缘由，提出了打造智慧规划、助推智慧城市、开启城乡规划管理新范式的新目标，并针对性地阐述了开展智慧规划顶层设计的新定位、新平台和新机遇，以及践行智慧规划行动的新变革、新标准、新技术、新渠道和新评估。

　　信息技术的深入发展，使得传统的空间规划面临着巨大的变革，尤其是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推动了城市规划的思维方式、价值导向和技术方法的创新，这对于传统的物质空间规划向动态过程规划、综合规划转型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大数据促进城市规划过程的精细化、科学化，作为科学合理的规划结果的保障和技术支撑。大数据推动城市规划过程创新主要表现在：大数据为城市规划调研过程提供新的技术平台和手段，创新空间分析方法和研究手段，创新公众参与方式，促进部门规划的整合和协同，引导动态的城市仿真模拟，使得城市规划更好地发挥公共政策作用。

　　以南京市1997 － 2013 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构建定量分析模型，分别运用因子分析法、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回归方程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城市的财力创新资源是智慧城市成长的主要驱动力且作用时间较长，其次是智力创新资源，物力创新资源和人力创新资源的作用有待开发；智慧城市成长有利于吸引和集聚财力创新资源和智力创新资源。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促进智慧城市成长的政策建议。

　　智慧城市，或城市智慧化是城市发展的新目标。针对如何更好地发展智慧城市，本文分析了当前我国智慧城市发展现状，参考现有的智慧城市评价方案，运用熵权T O P S I S 法构建了一个新的智慧城市评价体系。根据年鉴报道的北京、天津、上海的有关数据，本文对评价体系进行了验证，并根据数学模型的计算结果分析比较了天津和上海、北京之间存在的差距，对天津智慧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思路和建议。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休闲活动作为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其重要性日益凸显。城市居民的休闲生活质量与其整体生活质量及城市品质密切相关。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给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休闲价值观及休闲行为带来巨大变化，同时也给城市休闲产业管理带来了巨大影响。以相关社会理论为基础，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提出了城市智慧休闲概念，分析了城市智慧休闲的理论背景及城市智慧休闲的运行机制，并在理论背景和运行机制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社会—技术”互动融合的，由理论层、数据层、应用层、服务层及用户层构成的城市智慧休闲框架体系。

　　从技术应用、产业组织、规划配置、人本主义视角诠释国际智慧城市，评析美国、欧盟、亚洲日韩等国智慧城市的发展实践，厘清国际智慧城市的发展阶段、应用领域和基本路径，指出标准化和安全性当成为国际智慧城市研究的前沿。

　　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发展和完善我国的养老设施建设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自符合我国国情的社区养老模式提出后，从各方面完善发展这一模式成为研究重点。本文以社区的养老功能为中心，提出以养老为中心的社区服务综合体的建筑概念，并结合现有的社区公共服务功能及使用现状对其进行具体的空间功能策划，为社区级公共建筑设计提供参考。

　　当前，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地产的兴起已成为必然趋势。为促进房企更好地发展养老地产，采用SWOT 定性方法识别房企发展养老地产的影响因素，并通过SWOT-AHP 结合的方法定量分析各因素, 分析结果表明：房企发展养老地产的战略重点应以机会型战略为主，适当兼顾进取型战略。在此基础上提出做好项目定位、提升项目运营服务水平、寻求政策支持、加强与政府及各路资本的合作等房企发展养老地产的对策。

　　随着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越来越受到关注。笔者通过对徐州市三个单位社区的社区环境进行调查研究，分别从各个社区内公共空间及设施的设置情况，主要干道上的夜间照度、道路状况进行分析。结合老年人特征对社区环境的需求，针对三个单位社区的社区环境提出相关的建议性改造策略。并主要从整备社区道路、改善铺面材质、加强夜间照度、增设公共空间、美化社区环境这五个方面进行落实完善，满足了老年人对社区良好环境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