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成为普遍接受的观点，但其研究大多停留在宏观分析层面，大多是对公交导向的土地利用形态的研究；在微观层面，却很少有研究公共交通与居住区的关系。本文总结了目前我国居住区建设特点，并对比国外优秀的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城市居住区布局形态的相关实例，进而提出了适合我国的公交导向的居住区规划模式，以促进公交出行和打造公交都市。

　　为了合理配置都市区客运走廊内公共交通设施，完善都市区空间与交通规划体系，论文以可达性、多元化、公平性、一体化、协调性为规划目标与要求，界定了都市区客运走廊公共交通设施配置规划的内涵，提出了设施配置规划的总体框架，并探讨了规划中的几个关键决策问题。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如何兼顾效率和公平从而有效地管理城乡公交经营权成为城乡公交一体化的重要问题。以正在实施城乡公交改革的山东省金乡县为例，从道路客运经营权转移的视角来解读城乡客运公交改革的过程、问题与效应，进而总结金乡县公交经营权调整的经验，能为县域城乡公交一体化提供参考。最后，基于经营权变动可行性和经营效率的视角，从遵循经营权内在转变机制、平衡相关主体利益、统筹城镇化进程和城乡公交改造等方面提出县域城乡公交一体化背景下道路客运经营权的转移逻辑与启示。

　　在交通规划由“增量”向“存量”转型的背景下，剖析传统道路等级划分方式的弊端，指出小汽车导向型道路分级体系不利于公交优先战略的实施。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内外已有相关研究，本文提出将公交优先与土地利用、慢行交通环境相结合的新的道路分类方法。即在主、次、支路网基础上重新划分为骨干路、公交优先级道路、基础路、慢行通道，构建公交导向型路网系统，并以汕头市中心区为例阐述了分级方法的原则、规划方法和可行性。

　　江阴城市发展目前面临着两方面的考验，即外部应对长三角一体化和区域轨道交通建设，实现结构调整、能级提升；内部应对快速发展，实现抑制蔓延、提质增效。正可以通过TOD 理念来引导城市发展和转型。本文通过剖析TOD 理念的内涵，并借鉴库里蒂巴市的相关经验，结合江阴市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的相关研究，提出了江阴市抓住机遇，以TOD 理念引导城市空间战略转型的基本思路和规划方法，探讨了在江阴城市空间发展中应用TOD 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当前正在进行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中国农村社会内在变迁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统筹城乡发展的外在要求和鲜活体现。本文顺应城乡一体化发展要求，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角度出发，研究城乡空间发展与城乡公共交通之间的关系。将城乡公共交通体系分为“适应型城乡公共交通”及“引导型城乡公共交通”，研究它们与新型农村社区空间布局之间的互动。本文以南京市高淳区新型农村社区规划建设为例，基于社区空间的等级分布，结合现状和未来的空间发展规划，提出了适应型与引导型相互协调发展的城乡公交规划方案。本文的成果可以为新型农村社区及城乡公共交通的发展建设提供借鉴。

　　“收缩城市”在国外早有较为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实证探讨，而国内的相关研究才刚刚起步，本文正是基于这一背景，围绕中、日、韩实例分析，开展的“收缩城市”探讨性研究。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城市收缩现象开始日益凸显，其类型与成因也不同于国外发达国家。本文首先列出三种收缩城市的典型类型；然后尝试用人口密度重新定义中国的收缩城市；最后强调以正视收缩城市作为发展的前提，建议从土地开发、区域产业和人口政策以及规划建设等角度出发，积极应对城市收缩，谋求更好发展机遇。

　　中国的城市规划和城市政策大多以城市的不断成长和扩大作为默认的前提，而从不加以怀疑。特别是近年来，城市扩张不仅是一种惯性，而且常被作为一种城市发展战略。这种情形与二战后高度成长时期的日本颇为相似。以所谓的“过密问题”作为前提，如何拓展城市空间，如何保持城市空间质量成为城市政策的沉重课题。但是，日本如今人口的增长戛然而止，以扩大为前提的城市规划和城市政策实施所暴露出的问题也日渐显现，这对中国当今的规划政策具有借鉴意义。中国将很快进入到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减少的时代，未雨绸缪，中国的城市规划不应再犯类似日本的错误。本文以日本首都圈的空间动态及其反思为例，评述目前日本有关人口减少时代的规划讨论，以期对中国城市规划和城市政策提供借鉴。

　　本文对德国收缩城市的研究进行概述，并以莱比锡——一座经历长期人口减少、如今实现城市再发展并且活力复兴的城市为例，对德国的收缩城市再发展策略进行分析: 包括强调收缩城市产业升级转型、创造就业岗位、房屋供求平衡、城市住房条件改善和城市活力及吸引力提升；最后，文章总结莱比锡城市收缩再发展的经验，为国内收缩城市的研究及发展战略提供参考。

　　二战以后，受到郊区化、去工业化、全球化深化和社会转型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部分欧洲和北美城市出现了明显的经济衰退、人口衰退现象以及随之而起的城市收缩。关于城市收缩的研究多集中于其定义、成因及其规划应对。考虑到城市收缩是多种因素的复杂作用结果，仅使用人口变动（下降）来量化描述这一现象仅反映收缩城市的一个方面。基于此，本文拟对当前量化描述城市收缩的各类统计量进行梳理，考察其提出的理论逻辑及具体计算方法，为在我国开展城市收缩现象研究提供参考。

　　城镇收缩是当前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焦点，小城镇收缩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并已经受到了广泛关注。作为城镇化载体谱系上的重要单元以及衔接城乡的中间环节，小城镇的收缩对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而透过小城镇收缩相关研究，可以深入解析城乡关系重构以及要素流动格局的变迁进程。本文在归纳、总结国内外小城镇收缩总体研究进展的同时，试图挖掘其内在机制，并通过解析中外小城镇收缩的异同，对中国小城镇收缩的可能趋势进行分析与判断，并提出未来相关研究进一步拓展、深化的方向与内容。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我国传统村落面临快速消失和濒临破坏的困境，自破坏和他破坏现象层出不穷，现有部分传统村落能够保留下来多数并非法律制度管控下的主动性保护结果，而是消极状态下的遗漏性遗存使然。虽然我国已经构建了从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到传统村落保护的自上而下的双轨制政策体系，但保护制度的系统性、协调性不足，忽略了本身的生命性特质，未解决传统村落现实保护和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两个极端问题：在理论上作为文物的过度保护和实践上作为旅游商品的过度开发。本文从反思传统村落保护制度的矛盾问题入手，提出具体的创新建议。

　　村民是古村落保护的主体，研究认为村民的组织动员及意愿表达机制是村民参与保护的关键。通过“村民本位”的社会网络建构将原子化的村民组织起来，通过村民参与的自上而下的保护和村民自下而上的日常性保护措施健全村民参与的意愿表达机制，最终建构村民参与的古村落保护模式。

　　传统村落空心化不仅造成了建筑和土地资源荒废、居住环境恶化等普通村落面临的共性问题，而且严重危及到村落的物质遗产保护和民俗文化传承。本文以阳泉市为例，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城中型、近郊型以及远郊型三种不同区位类型的传统村落空心化的分异特征，并揭示了不同区位类型传统村落空心化的形成机理和演化规律。

　　引入空间句法理论和方法，以南京市固城镇蒋山何家－吴家村为例，科学理性地解析传统村落的空间形态特征，探寻村民活动与空间形态的关系，为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的系统保护和健康发展提供新思路。

　　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用地不断向外扩张，位于边缘区的传统村落越发面临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尖锐矛盾。以深圳凤凰古村为例，将共生理论引入并构建古村与城市的共生系统，明确传统村落与城市共生的三要素内涵，在此理论研究基础上，对凤凰古村的共生三要素现状及问题进行分析。最后针对问题提出优化共生模式、强化共生环境和协调共生单元三大策略，并提出具体的保护性更新策略，以有助于完善传统村落保护更新理论的研究，并为类似的位于城市边缘区的传统村落的保护更新提供借鉴。

　　传统聚落作为一种有形的建筑实体，是历史文化孕育和发展的见证。从文化层面上看，应当保护和尊重；从居住现状的层面上看，更需要加以更新和发展。通过对粤西北地区传统聚落所面临的现状问题进行探讨分析，提出了对粤西北地区传统聚落的适宜性保护与更新等相关策略，旨在为古村落的保护与开发提供一些参考。

　　在城市化进程中,中国传统乡村和城市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农村已经失去其原有特色。通过对城市化本质内涵的界定,分析了农村中村庙、祠堂等有形文化符号和婚丧嫁娶、民俗节日等无形文化在城市化背景下的现状，提出城市语境中民俗文化的去留问题，为城市化条件下的新农村建设提供参考。

　　随着中国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提升“人口城镇化”质量成为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议题，居民幸福感将成为评价城镇化质量的重要依据之一。基于上海大规模问卷调查数据，对中国大城市流动人口幸福感进行研究，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从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城市社区因素、农村因素、制度因素等维度对其影响机制进行了探究。研究发现，58.4%的流动人口幸福感较低，80.0%的流动人口表示打算长期居住，形成“幸福感低但居住意愿高”的独特现象。第二，家庭因素、社区因素与制度因素对流动人口的幸福感影响最为明显，其中，流动人口主动融入所在社区的程度、社区对流动人口的接纳程度、居住形式、住房性质、是否持有暂住证、是否拥有城市养老保险、家庭收入等是其中最为显著的影响因素。基于此，建议大城市加强流动人口社区建设，进一步放宽流动人口入户制度，将长期居住于城市的流动人口家庭纳入城市保障体系，并进一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培育农村经济，增加农村家庭收入与发展机会，推动流动人口在“回流”农村或继续定居城市之间作出更有利于其家庭发展的选择。

　　地区的现代化建设需要通过人的现代化来实现。人的现代化建设指标中人均GDP、人均城市建设用地及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等要求对这个地区的人口进行控制。无锡市区的土地资源有限，所以本文根据能够得到的数据，从经济因素、城市建设面积、交通因素、公园绿地面积、水电资源以及环境资源等方面展开讨论，运用单因素分析法和主成份分析法对相关人均指标进行分析，分别获得2015年和2020年单因素条件下的无锡市区人口承载力和多因素条件下的无锡市区人口承载力。然后从经济、资源及环境等方面提出无锡市区未来的发展战略。

　　我国城市化政策和住房制度变迁的高度契合，以及城市人口规模与住房数量变动曲线的一致性，都反映出城市人口规模与住房数量之间的紧密联系。过去60多年来人口增长对城市住房数量增加的贡献率达到60%。未来我国城市人口将继续增长，居住条件将继续改善，从而导致城市住房数量将继续增加。这其中城市人口增长的贡献仍将超过60%。未来政策制定过程中，城市住房政策应与城市化政策相一致，城市住房规划应处理好总量短缺与结构过剩的关系。

　　通过对西部不同规模等级城镇进程分析，指出西部规模等级城镇的内部结构失衡现状，从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两方面分析失衡的原因，并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对不同规模城市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西部不同规模城市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协调性较弱，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用地规模弹性系数较高，远远超过合理范围，应重视集约用地，改变目前“摊大饼”的城镇化发展模式，逐步实现产城互动、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县域是农业人口与流动人口实现城镇化的重要单元，也是城镇复杂系统的基本空间。本文从复杂科学的视角，梳理县级城市常熟在经济、社会、文化三个层面的人口城镇化路径，并剖析案例在城镇化“形成-跨越-融合”过程中所显示出的“自组织”特征和存在的问题。新世纪以来，常熟秉持民营资本的传统优势，持续扩大劳动力“蓄水池”，形成产业集群。同时，县域较低的生活成本降低了城镇化门槛，吸引大批流动人口入驻。但是，长期“工农互哺”下的乡镇产业结构，拉近了乡村与城镇的收入水平，降低了城镇户口对农业人口的吸引力。加之房产泡沫和居住隔离问题的存在，进一步阻碍了人口户籍身份的跨越。

　　为了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国家出台相关户籍改革意见。本文通过对目前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特征分析，指出现行户籍制度改革存在着一定的误区，并提出要实现新型城镇化的目标，应建立以户籍制度为核心多元联动的制度体系；缩小不同规模城市之间吸引力大小的差距；给予农业转移人口在土地和城市社会福利之间的自由选择权。

　　本文首先基于新经济地理模型框架系统分析劳动力流动、产业转移对城市产出及城市体系演变的影响机理，得出在不同城市化阶段，基于不同的技术倾向、规模报酬条件与运输成本高低，要素流动对城市体系演变的影响有明显差异。然后根据结论解释了劳动力“东南流”对产业转移的替代，东部的劳动密集型技术倾向以及中西部的重化工业化均不利于城市产出增长与城市化持续发展。最后分区域提出中西部应维系与增强人力资本优势、防止重化工业化倾向以加快承接产业转移；东部地区需要加快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发展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应对城市化后期的“拥挤效应”挑战。

　　随着城市的高速发展，城市中的大量公共空间越来越不能满足城市居民的需要，旧有的城市公共空间因不适应快速的发展而逐渐衰败从而成为社会的负担。如何使这些衰败的城市空间再生，恢复其活力，重新满足社会及人的需求，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对其进行再生设计成为一个新兴的话题。本文基于城市公共空间的人的特性，与周边界面的关系以及作为公共聚集场所的功能进行了相应城市公共空间再生设计的探讨，并以实例分析来印证，对城市公共空间再生设计的基本要素进行剖析。希望借此引起对衰败的城市公共空间更新、再生问题的思考。

　　城市建筑与城市开放空间之间，自古以来存在正负共构、互相促进的现象，共同促进城市有机发展。然而城市的发展往往由“正形”的城市建筑为主导，“负形”处于辅助地位，现代城市体现为实体的城市，而引发各种问题。本文从图底关系中正负共构、反转相生的关系出发，指出在城市建设中，可以通过城市开放空间的置入，以“负”为“正”，充分利用其跨界耦合能力，平衡城市不同片段的异质关系、新旧关系，实现城市的平衡有序生长。

　　由于受历史、发展水平及规划理论相对滞后等因素影响，我国城市的公共空间体系没有较好地与城市大规模扩张、城市居民生活方式的改变相适应。本文对墨尔本城市公共空间体系进行了分类与特征分析，对其基于层级、网络与功能理论指导下的城市公共空间规划理论进行分析与解读，以期其较系统的规划理论与方法能够对我国城市公共空间系统规划、空间功能优化与城市公共空间景观多样性发展起到积极的借鉴作用。

　　从城市设计与城市开发共同塑造建成环境的现实出发，以两者相关联的视角，分析了新加坡中国广场城市设计在过程设置、编制方法、实施管理等方面与城市开发建立良好关系，以促进实效的策略方法和制度安排。借鉴新加坡经验并结合中国实践提出了改进中国城市设计的建议，包括建立与开发进程耦合的城市设计体系；将城市设计框架、内容以及导则编写与开发操作接驳；以及通过法律授权和完善机制强化刚柔并济的开发管理以促进实施等。

　　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下，如何评价和改善步行环境成为重要的议题，对其评价方法的研究也不可或缺。本文结合国外的理论研究和评价实践，将步行环境评价方法归纳为指标体系评价方法、行为感知评价方法和基于GIS数据库的评价方法，总结其评价指标和相对权重的确定思路，并比较分析优缺点；介绍近年来评价工具精细化的发展趋势，提出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步行群体的特殊指标，同时移动工具在评价过程中的应用也使得数据采集更加准确和细致；在此基础上进行思考和反思，期望对我国步行环境评价研究有所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