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级新区是我国为应对国际竞争加剧、市场需求增速放缓而设立的特殊政策空间，是我国空间发展战略的具体落实。近年来以国家级新区为增长极带动区域发展的思路日趋成熟。通过对国家级新区的总体情况、定位、管治模式进行总结，分析我国的空间决策。研究认为：（1）国家级新区的设立与经济发展阶段具有紧密联系，空间分布具有均衡性特征，经济发展受其成立年限、所处区位和基础条件影响。（2）国家级新区的定位体现时代背景，以区域协调发展为目标，以特色化和专门化为发展方向。（3）国家级新区的管治模式可以划分为跨界联合模式、管理委员会模式、属地政府模式。研究还对国家级新区的未来建设提出借鉴性意见。

　　现代CBD是城市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一种高效的空间组织形式。由于现代CBD开发建设的长周期性和空间的高度外部性，其空间开发与运营的政府管理模式需要应对不同阶段市场经济环境。本文通过对现代CBD空间开发与运营的政府管理特征进行总结，分析由政府派出的CBD公共管理机构如何针对市场经济环境下CBD空间开发与运营的阶段性，制定相应的管理策略，以及协调与各级政府及其他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为CBD的空间高效开发和可持续运营提供参考路径。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提升公共基础设施服务水平是提高特大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现实需求和重要抓手。针对特大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系统多元主体、多重要素的特点，通过建立协同创新五维模型，提出以目标协同为前提、组织协同为保障，推进主体互动、要素整合和空间引导的发展策略，并对协同创新进行了机制解析；进一步应用协同创新五维模型对提升特大城市公共基础设施服务水平的典型案例进行了初步分析。

　　基于空间生产理论，以镇江新区平昌新城拆迁农民集中安置社区为研究个案，揭示包括地方政府、开发企业、村集体组织和居民这些主要参与主体在安置社区空间生产过程中的主要行动与作用，探讨安置社区空间生产的综合动力机制。实证表明，安置社区空间的生产是结合地方政府的公共权力运作、市场和原村集体组织的资本运作、以及居民对空间使用权益的博弈、平衡的复杂产物。地方政府通过权力和资本的结合加强对空间的控制，居民被规训的同时也进行抵抗，对空间进行重塑，构成了安置社区空间生产的基本运作逻辑。

　　深圳的城市更新治理正在新的逻辑下升级，形成新的格局：原业主拥有了更多的主动权和话语权，甚至推动开发模式转型；政府加强了政策供给，并改革政府部分职能设置；开发商更新经营理念，并成立行业协会寻求更多的影响。分析其原因，一方面受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宏观语境和底层秩序建构的双重约束；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治理主体在博弈下主体地位和角色的自主多频演进的结果。但是新的治理格局还存在不适、危局和诸多问题。

　　北京特大城市是京津冀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和“领头羊”，在推动京津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引领和带动作用。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和北京特有的区位优势，不断面临着人口拥挤、交通堵塞、住房紧张、大气污染等“大城市病”。首都功能定位调整之后，北京特大城市治理体系创新必须坚持“三轮驱动”原则：一是以首都核心功能定位调整为契机，加强顶层设计，强化政府主导；二是抓住疏解首都非核心功能这一主线，积极做好产业调整；三是抓住和谐宜居之都这一目标，强化基层，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城市景观管理是城乡规划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景观管理技术规范是依法落实上位规划要求、实现规划管理法制化的法律保障和技术支撑。通过分析比较上海、深圳、重庆、武汉等城市景观管理技术规范体系及发展演变历程，归纳总结了城市景观管理技术规范体系共性经验和特色。

　　2000 年以来我国沿海地区大都市相继出现两轮“撤县设区”式行政区划调整，产生了新时期大都市的边缘新市区。首先回顾了以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深圳经济特区为代表的早期边缘新市区的管理体制演变历程。其次，阐述了“撤县设区”后杭州市行政体制、规划管理及其边缘新市区运营机制的发展特征，以及所面临的中心城市与外围新市区之间的矛盾问题，导致中心城市人口、经济要素外溢受阻，城市总体规划难以落实，外围新市区土地利用效率低下等问题，由此针对新时期杭州大都市区空间重构与体制优化提出相应的创新性策略与建议。

　　随着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深入，公众参与的积极面不断放大。但与此同时，公众参与失效的案例依然存在。广州率先走上城市治理改革之路，但这种多元化、参与式的治理模式也遇到新的阻力。本文的重点是以广州市东濠涌的治理实践为例，找出这种公众参与在城市治理模式中发挥着何种积极作用，并从组织结构及其功能、多网络下的主导权问题、公众参与度以及精英人物和媒体介入的角度探讨了公众参与平台未能完全发挥作用的原因。其现实意义在于，探讨东濠涌公众咨询监督委员会失效的原因可以为广州市后期公众参与城市治理模式的改良提供支持。从理论层面上看，探讨公众参与失效的原因及影响公众参与积极性的因素，提出构建良好的公众参与平台的必要因素，对城市治理理论和公众参与理论的不足之处进行反思。

　　本文以西安市业已实践的曲江新区、大明宫地区、浐灞新区和楼观台道文化展示区四个区域为例，首先对同一城市不同区域建立在城市历史文化资源基础上的城市资产聚集、重组和运营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进而在总结各自特点的基础上对以文化为导向的城市经营模式的内容、特点进行了探讨。最后，在对以文化为导向的城市经营模式进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西安相关区域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进行了总结与反思，对城市在今后的发展中，如何将文化变成生产力，充分发掘地域文化经营城市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首先，总结从20 世纪50 年代至80 年代不同时期公建配套供给与需求的特点。其次，归纳转型前后公建配套供给与需求变化对公建配套编制标准、城市居住社区组织模式及实施阶段参与主体的影响。再次，从规划编制和实施两个阶段出发，探析现有标准与需求之间的冲突，以及在实施过程中各主要参与主体之间协作的低效性。本文以广州市天河区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周边地区为例，探究转型期中国城市公建配套编制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基于网络数据，对中日韩市辖区规模进行分析。结果总体呈现：中日韩市辖区人口规模及人口密度随城市规模增大而增加，用地规模随城市规模增加而呈现下降趋势。与日韩相比，中国城市设区数量普遍较少、市辖区规模普遍较大、城市内部市辖区间分异大、市辖区人口密度相对较低。中国不同城市的市辖区分异也十分明显。究其原因在于城市自然历史、经济社会阶段的规律性与差异性。基于此市辖区的设置必须因地、因时、因市而动，不能一刀切。

　　中国短时期内的经济增长奇迹促使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特别是作为流动人口目的地的大城市，城中村一方面保留着乡村传统接受被动城市化，另一方面成为大量外来流动人口主动城市化的低成本生活区和缓冲带。城市化前期政府提供公共品和服务缺位，而在建设用地等资源稀缺加剧时政府治理城中村又面临重重困境。本文以快速城市化的深圳为例，对典型的宝安区城中村城市管理问题进行了追踪观察和实地调研，分析了城中村困境形成的人、财物、组织和体制因素，并给出多中心复合治理模式等对策建议。

　　近年来，“城管塔西佗陷阱”现象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在内部职能增多、外部舆论误解的时代语境下，城管人面临巨大压力，影响了城管执法效率的提高。本文着眼于“前馈控制”的分析视角，探讨破解“城管塔西佗陷阱”的方法路径。

　　政府治理能力是构成一个国家或地区竞争力的核心和主导因素。对于地方和基层政府而言，责任、法治、回应和高效是其治理能力的核心要素。南京市“12345”政府服务呼叫中心构建了“一个号码找政府”的公共治理机制，成为畅通民意诉求、提升城市政府治理能力的有力杠杆。为更好发挥“12345”政务热线作用，加快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还应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加大信息资源整合力度、加强信息和服务标准化建设、加强绩效考核、督查督办、建立健全舆情分析和预警机制、积极引导群众有序参与。

　　协同式评价理论作为一种在国外得到较大范围应用的先进社会评估方法，具有与传统社会评价不同的程序和内容。文章分析了当前我国社会评价的弊端，介绍了协同式社会评价的起源与发展，综述了其评估方法、评估程序及其在工程项目社会矛盾化解中的优势等方面的研究现状，并论证了在我国项目社会评估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中运用协同性评价方法的必要性，探讨了其运用需要具备的前提条件。面对我国工程建设引发的群体性冲突事件逐年上升的趋势，协同式社会评价能为项目决策提供更为科学有效的支持。

　　伴随住房改革，我国城市住房拆迁与补偿政策在近20 年经历多次政策演变。通过对历年来国务院颁布的城市住房拆迁与补偿条例相关法规的解读，以及一些影响政策方向的重大事件的研究，分析地方政府在拆迁中角色的变化，并对城市规划提出新要求。研究认为地方政府在城市住房拆迁中经历了从毫无约束到相对弱势，再回归理性的角色变化。地方政府不断调整政策、转变角色是走向善治之路的积极践行。

　　在杭州城管领域，近年来，相继出现了民间改善办、犬类自治协会等社会组织，在城市管理的宣传、管理、服务等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体现了政府善治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等特点，急需在后续的城市管理发展中作为一个重要发展战略加以推进。

　　公共服务设施的缺位已成为城市持续发展的瓶颈之一。本文从公共服务设施的新内涵入手，明确研究对象，然后提出规划理念，最后以浙江安吉为例，从配置标准、服务规模、控制体系、控制模式四大方面对公共服务设施体系规划的研究重点进行阐述。

　　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跨过50% 的重要关口，“存量型”规划设计已开始慢慢发展壮大，目前对于这类规划的理论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本文仅以“存量型”城市居住旧区更新为研究对象，对这类规划进行初步研究，提出“问题导向”型的规划方法及思路，并对关注民生、改善环境，公众参与、协商规划，局部整治、针灸治疗三大规划重点进行了详细阐述。

　　“强镇扩权”是近年来小城镇发展过程中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诸多学者就该项改革的动因、途径、绩效等方面已经开展了广泛的研究。本文从分权思想的起源开始，由国外至国内以时间的脉络对世界的分权历程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重点关注我国分权思想的提出直至“强镇扩权”改革的出现，可以看出，该项政策是随着世界性分权改革趋势产生的一种必然现象。通过较为准确地掌握其学理出处，为后续改革内容的深入能够建立更好的研究平台。

　　近年来，“城管妖魔化”有日益加剧的趋势。在内部职能增多、外部舆论误解的时代语境下，城管人面临巨大压力，在面对有可能引起冲突、引发负面新闻事件的管理事件时，容易产生“管还是不管”、“少管还是多管”、“管还是严管”等伦理困境。本文着眼于从城管人“理性作为”的视角，探讨破解城管伦理困境和消解“城管妖魔化”的制度体系的建构路径。

　　本文从“新地区主义”和“新公共管理”出发介绍世界遗产城市联盟(OWHC)，并具体从世界遗产城市联盟的城市单元、友好结盟、区域同盟以及全球机构四个不同尺度, 阐述其作为从地方到全球的新公共管理实践。

　　现代社会的公民社会理念日渐深入人心，我国各利益群体的民主意识也迅速提升，力争通过平等的话语权来实现民主参与。新媒体的出现正好给了各利益群体打开公共话语空间，成为影响公共决策的一把“钥匙”，同时也给城市应急管理带来新的挑战和考验。本研究通过对新媒体特点的分析、新媒体对城市应急管理的影响，以南京市为例，提出了政府在新媒体背景下进行城市应急管理的原则和流程，并运用各种媒体手段进行城市应急管理引导，同时要注重与企事业单位和公众的互动，最终达到迅速合理地解决城市突发事件，并适时提升城市形象的目的。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地域范围不断扩大，一些地域相近的城市呈现相互融合的态势。然而当城市间利益协调受阻时，城市融合困难重重。为此，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城市融合宜实行组合城市的模式，采用多元化管理体制，建立“存量不变，增量合作”利益分配机制，并提出了几种城市融合的途径。

　　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下，城市公共管理需求的推动使得城市公共管理理念、运作机制、方式手段得以创新，城市公共管理的实践探索及理论发展也随城市化的深入而不断丰富，形成了不同时期的城市公共管理理论体系。本文对近代、现代及当代的城市公共管理理论演进及其实践发展进行梳理，提出对未来城市公共管理的几点有益启示。

　　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在江苏推进以来，在提高城市问题发现能力、问题处置效率、综合管理水平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同时，在体制机制、推进主体、队伍建设、参与主体等方面也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文章认为，深入推进数字化城市管理应把握好数字城管与“大城管”、数字城管与数字政府、数字城管与城市综合执法的关系，进一步理顺体制机制，合理定位监督中心和指挥中心；全面调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加强绩效考核，着力提高问题处置率；拓展应用范围，逐步向数字城市过渡。

　　本文在全面分析和充分认识城市规划行政管理部门信息资源流转过程的各个环节及其主要问题的基础上，针对城市规划源数据的管理，数据流转通道、平台的建设和应用，数据流转体系的建立以及数据信息的共享和服务进行了一系列的分析和研究，以期通过城市规划信息资源体系的建设，最终形成 “以基础地理数据为支撑、以政策法规规章为指导、以编制成果数据为依托、以审批结果数据为参考”的规划工作框架，真正实现城市规划事业“图文管理一体化、信息资源共享化、流转更新实时化、数据管理人性化和政务办公电子化”。

　　城市限制政策是随着城市空间的快速增长而提出的，它是近年来城市研究领域倍受争议的概念之一。城市限制政策的实施在国外已经非常普遍，它对阻止城市蔓延、提高城市建筑密度起到了一定作用。我国作为世界上人均土地资源相对短缺和城市化进程最快的国家之一，应该关注城市限制政策及其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文章分析了国外典型城市限制政策的概念、类型、模式，以及对城市经济、住房以及城市空间发展模式等方面的影响，希冀能够对我国的政策制定和城市规划提供一定的参考。

　　城市老住宅小区长效管理非常困难，其原因主要是维修改造资金无稳定来源，物业管理收不抵支，居民缺乏物业管理消费观念，物管企业的主动性不强，物业管理与社区管理未形成合力，物业管理未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与配合。因此需要正确处理整治出新与长效管理的关系，创新长效管理体制，因地制宜地采取不同的管理模式，多渠道筹集管理经费，提高管理服务水平，建立长期考评机制，用法律法规来规范，实施长效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