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边缘区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居民点盲目撤并、劳动力析出与就业空间错位、设施配给与实际 需求不符等诸多社会生态问题，研究结合新型城镇化战略，以重构社会生态系统平衡为目标， 通过调研不同区域劳动力析出规律、土地流转与产业等发展条件及居民发展意愿等，构建以社 会生态分区与居民点分类发展为基础、以就业空间布局与土地流转模式分区指引为核心，以交 通与服务设施精明配置为支撑的发展路径，并结合社会生态分区制定多模式的共建策略，确保 规划建设顺利实施。研究结合日照城市边缘区规划实践，为城市边缘区发展路径优化进行了有 益探索。

　　在政府向乡村投放项目的过程中，政府扮演的是资源供给者的角色，供给方式上出现了绕过乡 村组织，由开发主体作为临时代理人，实现资源利用与乡村开发的新模式。该模式下的临时代 理人通过项目攫取了村庄的绝大部分治权，村集体的地位尴尬，村民自我管理的意识与功能 被弱化。文章认为其背后的原因在于 :一方面，项目制下临时代理人的设置，使得政府代理人 和村庄当家人两个角色发生了分化 ;另一方面，过分依赖临时代理人产生了一定的结构性风险。 应对这样的治理困境，根本策略在于通过机制设计将村民和村集体纳入到基层代理人的范畴中 去，引导市场发挥根本性的作用。

　　居住满意度是国内外城市研究探讨的重要话题。现有研究关注个人社会经济条件、住房条件以 及社区环境等对其的影响，缺乏关注和系统地探讨流动人口特有的“临时性”特征。本文将流 动人口的临时性特征总结为行政、经济和社会临时性。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行政 临时性对居住满意度影响不大，而经济和社会临时性具有显著影响。由此可知，单纯地改革户 籍制度，并不能显著提高流动人口的居住满意度，需改变其经济和社会的临时性。

　　对于“三社联动”这一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命题，没有专业社会工作的县域城市亦响应国家号召开展“三社联动”的具体实践，探索出了一套独具特色的“三社联动”模式。通过对江苏宜兴“三社联动”具体实践的考察，本文发现县域城市社区治理中的“三社联动”有着“社区居委会”、“社区自组织”、“社区工作者”三个传统社区治理主体之间协同、互动的独特内涵；是一种以社区居委会为核心，整合社区既有资源，利用社区社会组织协助开展公共服务、组织社区自治的特殊联动机制 ；此外，县域城市的“三社联动”是对原有社会治理“存量”的优化，虽与大中城市社区对社会治理“增量”的拓展不同，但二者在发展路径上却“殊途同归”。

　　本研究提出了一个协同式的历史文化空间智慧治理框架，希望利用相关信息技术的智慧介入，更好地开展历史文化空间的信息数据共享管理、智能决策支持、在线监管、公众参与及可视化展示工作。框架运用多样的信息技术、融汇多种相关基础数据、耦合多方参与主体，推动智慧治理在历史文化空间保护工作中应用普及，进而推进规划编制数字技术与城市治理主体的变革。最后，文章通过示例系统的介绍，讨论了框架的技术实现路径，及其在当前规划实践中的应用价值。

　　“强镇扩权”改革政策中受到关注较多的就是项目审批扩权，它是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之一。以浙江省嘉善县姚庄镇为例，在明确小城镇项目审批扩权与“强镇扩权”改革的对应关系基础上，从审批权限转移角度回顾了项目审批扩权在小城镇实施的过程，并对当前已经完成的扩权工作进行初步评价。

　　在反思国内智慧城市评估研究困境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国外智慧城市评估研究的进展和成果，以此全面探讨智慧城市评估的内涵。智慧城市评估包含事后评估与事前评估两种基本类型。事后的绩效评估包含目标达成、项目效益和影响后果三个层次，而事前评估包含了为制定战略规划而开展的评估、针对战略规划开展的评估两种类型。同时对智慧城市评估的实施主体做了简要介绍。最后对智慧城市评估的完整环节、评估主题的选择、评估指标的选取进行了专门的讨论。

　　针对我国频繁发生邻避冲突事件的现状，从博弈论视角分析邻避效应的演化机理与成因根源，并提出相应规避机制。针对不同决策主体构建了三类邻避效应演化博弈模型，通过引入邻避因子 ∂mn、信息传播函数 λ( x ) 等参数，建立地方政府与邻避居民的一般化复制动态方程，深入分析了地方政府封闭决策期、协商谈判期以及设施兴建运营期时的邻避效应演化机理。分析得出 ：邻避居民由于信息匮乏，导致风险损失预期值 K 增高，从而增强冲突演化进度与强度 ；规避邻避效应的关键节点在于避免邻避效应的利益冲突，其根源在于不同主体对邻避设施风险成本感知的巨大差异，以及由差异导致的应对策略和行为 ；邻避因子 ∂mn 值大大降低，驱使邻避居民风险偏好抗争收益大于风险抗议成本，形成冲突演化。最后基于合作博弈理论分析提出规避机制，只有博弈双方共同签订具有特定约束力行为的协议，才能充分避免邻避居民的利益受损，邻避效应才能得以最终规避。

　　治理能力的提升是区域发展战略改革的重要方向，也是同城化战略实施过程中的关键目标。在梳理同城化发展地区的现阶段实施成果基础上，发现由于缺乏有效的实施组织，战略发挥的作用有限，认为治理能力提升的重点在于明晰管理权限、确定实施任务、规范政策管理并加强实施评估。提出建立多元主体参与、多层治理结构、多阶段衔接、多领域落实的实施体系；面向“执行——监控——评估——调整”的实施过程由统一的治理主体协调领导，以项目库为推动载体、以空间管制为主要治理工具在多个治理领域展开同城化建设，过程中利用规范化政策法规与实施监督评估作为治理保障 ；并对可能出现的实践误区进行讨论。

　　本文以五年来对口援疆建设项目作为主要背景，以援疆建设实施效果的满意度作为主要考察内容，以对口援疆比较集中、力度较大的南疆三地州作为重点调查区域，通过问卷调查方式，利用 L o g i s t i c 模型分析不同特征的群体对援疆建设项目实施效果的满意程度。通过研究发现居民就业单位性质、行业空间分布、文化程度等对援疆建设效果满意度表现出明显差异，但是性别、族别和居住空间等因素对满意度没有产生明显差异。本文认为出现上述差异具有一定的客观依据，援疆建设实施以后不同行业、不同职业以及不同岗位，城乡人群的感受有所不一，对援疆建设所持有的态度也不一致。如果这一现象加以持续，将会出现新的社会异化现象，并不利于新疆经济和谐发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援疆建设的经济目标无法达到预期效果。本文对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通勤是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调查分析影响居民通勤满意度的因素能为进一步提升居民生活品质、促进社会和谐提供可借鉴路径。本研究以扬州市城市居民通勤的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居民通勤满意度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扬州市城市居民通勤满意度影响因素可分为个人属性、工作特征感知、环境感知三个维度，而其中工作特征感知、环境感知对通勤满意度有显著影响。研究认为提高工作稳定性、工资水平，完善公共配套设施，保护良好环境是提高通勤满意度的重要路径。

　　近年来灾害事件的频发加速了我国防灾事业的发展，社区防灾是全社会防灾的基础和关键。我国社区防灾事业起步较晚，体系尚不成熟，国内外也鲜有从社区防灾与治理体系整合的创新角度而进行的相关研究，国际经验表明：依托社区治理多主体协同体系发展社区防灾，能够以较低的组织管理成本获得高效的防灾管理体系。因此本文从社区治理与社区防灾多主体体系整合出发，首先对比研究国内外社区防灾与治理整合的优秀案例，提炼其关键特征；其次通过分析我国在这两方面的本土化实践，发现我国社区防灾和治理体系缺乏多主体协同机制、脱离；最终结合国外成功经验与我国建设缺陷，提出了“体系共建、全民共识、经验共享、智慧共生”的四大整合策略，以期能够为我国社区治理与防灾多主体协同体系的实践发展提供建议。

　　随着各级政府对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重视，地下空间在总量和人均指标上都取得重大突破，但在综合化、系统化、多元化利用方面仍有很大提升空间，杭州市位列其中。结合国家及杭州市创新发展理念，以问题和效果为导向，从理顺地下空间产权办理和创新管理模式着手，剖析杭州市地下空间确权存在的障碍。围绕构建地下空间规划编制、出台地下空间功能分类、明确地下空间产权登记、创新管理模式等方面，提出突破地下空间发展瓶颈，推进地下空间实现质的提升的一系列举措，同时可为国内其他城市提供参考。

　　国家级新区是我国为应对国际竞争加剧、市场需求增速放缓而设立的特殊政策空间，是我国空间发展战略的具体落实。近年来以国家级新区为增长极带动区域发展的思路日趋成熟。通过对国家级新区的总体情况、定位、管治模式进行总结，分析我国的空间决策。研究认为：（1）国家级新区的设立与经济发展阶段具有紧密联系，空间分布具有均衡性特征，经济发展受其成立年限、所处区位和基础条件影响。（2）国家级新区的定位体现时代背景，以区域协调发展为目标，以特色化和专门化为发展方向。（3）国家级新区的管治模式可以划分为跨界联合模式、管理委员会模式、属地政府模式。研究还对国家级新区的未来建设提出借鉴性意见。

　　现代CBD是城市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一种高效的空间组织形式。由于现代CBD开发建设的长周期性和空间的高度外部性，其空间开发与运营的政府管理模式需要应对不同阶段市场经济环境。本文通过对现代CBD空间开发与运营的政府管理特征进行总结，分析由政府派出的CBD公共管理机构如何针对市场经济环境下CBD空间开发与运营的阶段性，制定相应的管理策略，以及协调与各级政府及其他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为CBD的空间高效开发和可持续运营提供参考路径。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提升公共基础设施服务水平是提高特大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现实需求和重要抓手。针对特大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系统多元主体、多重要素的特点，通过建立协同创新五维模型，提出以目标协同为前提、组织协同为保障，推进主体互动、要素整合和空间引导的发展策略，并对协同创新进行了机制解析；进一步应用协同创新五维模型对提升特大城市公共基础设施服务水平的典型案例进行了初步分析。

　　基于空间生产理论，以镇江新区平昌新城拆迁农民集中安置社区为研究个案，揭示包括地方政府、开发企业、村集体组织和居民这些主要参与主体在安置社区空间生产过程中的主要行动与作用，探讨安置社区空间生产的综合动力机制。实证表明，安置社区空间的生产是结合地方政府的公共权力运作、市场和原村集体组织的资本运作、以及居民对空间使用权益的博弈、平衡的复杂产物。地方政府通过权力和资本的结合加强对空间的控制，居民被规训的同时也进行抵抗，对空间进行重塑，构成了安置社区空间生产的基本运作逻辑。

　　深圳的城市更新治理正在新的逻辑下升级，形成新的格局：原业主拥有了更多的主动权和话语权，甚至推动开发模式转型；政府加强了政策供给，并改革政府部分职能设置；开发商更新经营理念，并成立行业协会寻求更多的影响。分析其原因，一方面受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宏观语境和底层秩序建构的双重约束；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治理主体在博弈下主体地位和角色的自主多频演进的结果。但是新的治理格局还存在不适、危局和诸多问题。

　　北京特大城市是京津冀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和“领头羊”，在推动京津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引领和带动作用。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和北京特有的区位优势，不断面临着人口拥挤、交通堵塞、住房紧张、大气污染等“大城市病”。首都功能定位调整之后，北京特大城市治理体系创新必须坚持“三轮驱动”原则：一是以首都核心功能定位调整为契机，加强顶层设计，强化政府主导；二是抓住疏解首都非核心功能这一主线，积极做好产业调整；三是抓住和谐宜居之都这一目标，强化基层，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城市景观管理是城乡规划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景观管理技术规范是依法落实上位规划要求、实现规划管理法制化的法律保障和技术支撑。通过分析比较上海、深圳、重庆、武汉等城市景观管理技术规范体系及发展演变历程，归纳总结了城市景观管理技术规范体系共性经验和特色。

　　2000 年以来我国沿海地区大都市相继出现两轮“撤县设区”式行政区划调整，产生了新时期大都市的边缘新市区。首先回顾了以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深圳经济特区为代表的早期边缘新市区的管理体制演变历程。其次，阐述了“撤县设区”后杭州市行政体制、规划管理及其边缘新市区运营机制的发展特征，以及所面临的中心城市与外围新市区之间的矛盾问题，导致中心城市人口、经济要素外溢受阻，城市总体规划难以落实，外围新市区土地利用效率低下等问题，由此针对新时期杭州大都市区空间重构与体制优化提出相应的创新性策略与建议。

　　随着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深入，公众参与的积极面不断放大。但与此同时，公众参与失效的案例依然存在。广州率先走上城市治理改革之路，但这种多元化、参与式的治理模式也遇到新的阻力。本文的重点是以广州市东濠涌的治理实践为例，找出这种公众参与在城市治理模式中发挥着何种积极作用，并从组织结构及其功能、多网络下的主导权问题、公众参与度以及精英人物和媒体介入的角度探讨了公众参与平台未能完全发挥作用的原因。其现实意义在于，探讨东濠涌公众咨询监督委员会失效的原因可以为广州市后期公众参与城市治理模式的改良提供支持。从理论层面上看，探讨公众参与失效的原因及影响公众参与积极性的因素，提出构建良好的公众参与平台的必要因素，对城市治理理论和公众参与理论的不足之处进行反思。

　　本文以西安市业已实践的曲江新区、大明宫地区、浐灞新区和楼观台道文化展示区四个区域为例，首先对同一城市不同区域建立在城市历史文化资源基础上的城市资产聚集、重组和运营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进而在总结各自特点的基础上对以文化为导向的城市经营模式的内容、特点进行了探讨。最后，在对以文化为导向的城市经营模式进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西安相关区域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进行了总结与反思，对城市在今后的发展中，如何将文化变成生产力，充分发掘地域文化经营城市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首先，总结从20 世纪50 年代至80 年代不同时期公建配套供给与需求的特点。其次，归纳转型前后公建配套供给与需求变化对公建配套编制标准、城市居住社区组织模式及实施阶段参与主体的影响。再次，从规划编制和实施两个阶段出发，探析现有标准与需求之间的冲突，以及在实施过程中各主要参与主体之间协作的低效性。本文以广州市天河区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周边地区为例，探究转型期中国城市公建配套编制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基于网络数据，对中日韩市辖区规模进行分析。结果总体呈现：中日韩市辖区人口规模及人口密度随城市规模增大而增加，用地规模随城市规模增加而呈现下降趋势。与日韩相比，中国城市设区数量普遍较少、市辖区规模普遍较大、城市内部市辖区间分异大、市辖区人口密度相对较低。中国不同城市的市辖区分异也十分明显。究其原因在于城市自然历史、经济社会阶段的规律性与差异性。基于此市辖区的设置必须因地、因时、因市而动，不能一刀切。

　　中国短时期内的经济增长奇迹促使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特别是作为流动人口目的地的大城市，城中村一方面保留着乡村传统接受被动城市化，另一方面成为大量外来流动人口主动城市化的低成本生活区和缓冲带。城市化前期政府提供公共品和服务缺位，而在建设用地等资源稀缺加剧时政府治理城中村又面临重重困境。本文以快速城市化的深圳为例，对典型的宝安区城中村城市管理问题进行了追踪观察和实地调研，分析了城中村困境形成的人、财物、组织和体制因素，并给出多中心复合治理模式等对策建议。

　　近年来，“城管塔西佗陷阱”现象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在内部职能增多、外部舆论误解的时代语境下，城管人面临巨大压力，影响了城管执法效率的提高。本文着眼于“前馈控制”的分析视角，探讨破解“城管塔西佗陷阱”的方法路径。

　　政府治理能力是构成一个国家或地区竞争力的核心和主导因素。对于地方和基层政府而言，责任、法治、回应和高效是其治理能力的核心要素。南京市“12345”政府服务呼叫中心构建了“一个号码找政府”的公共治理机制，成为畅通民意诉求、提升城市政府治理能力的有力杠杆。为更好发挥“12345”政务热线作用，加快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还应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加大信息资源整合力度、加强信息和服务标准化建设、加强绩效考核、督查督办、建立健全舆情分析和预警机制、积极引导群众有序参与。

　　协同式评价理论作为一种在国外得到较大范围应用的先进社会评估方法，具有与传统社会评价不同的程序和内容。文章分析了当前我国社会评价的弊端，介绍了协同式社会评价的起源与发展，综述了其评估方法、评估程序及其在工程项目社会矛盾化解中的优势等方面的研究现状，并论证了在我国项目社会评估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中运用协同性评价方法的必要性，探讨了其运用需要具备的前提条件。面对我国工程建设引发的群体性冲突事件逐年上升的趋势，协同式社会评价能为项目决策提供更为科学有效的支持。

　　伴随住房改革，我国城市住房拆迁与补偿政策在近20 年经历多次政策演变。通过对历年来国务院颁布的城市住房拆迁与补偿条例相关法规的解读，以及一些影响政策方向的重大事件的研究，分析地方政府在拆迁中角色的变化，并对城市规划提出新要求。研究认为地方政府在城市住房拆迁中经历了从毫无约束到相对弱势，再回归理性的角色变化。地方政府不断调整政策、转变角色是走向善治之路的积极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