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景观的形成、变化及其机制是地方景观研究的核心问题。我们尤其需要回答地方文化景观变化的机制是什么。梳理该问题对于理解地方文化景观的形成，积极保护地方文化景观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择什刹海地区作为案例研究区域，选择名人故居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不同历史时期土地产权制度的变化对名人故居文化变迁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传统名人故居文化的保护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本文采用结构主义地理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土地产权的变迁影响到资本的流向，进而影响到什刹海地区名人故居的空间格局及文化；第二，土地产权的改变叠加上城市功能区的变化，使得部分名人故居逆转了投资缩减的状况，而这又加速了大量名人故居的投资缩减； 第三，多资本融合可以优化名人故居的保护情况，是未来保护名人故居的途径，而多资本融合需要进行产权制度创新。

　　从混合居住视角，评估了常州市收储社会闲置房源作为公租房这一举措的社会效应，认为该做法规避了贫困边缘化和集中化，确保保障对象居住就业的空间匹配以及维持原社会网络，在城市尺度上促进了不同阶层的混合居住。但是，房源相对集中的老旧社区呈现出日益严重的老龄化、贫困化、邻里网络松散和社区管理缺失等特征，这种安置致使低收入群体在一定程度上遭到邻里排斥，获得有益文化与行为示范有限，受到非正式社会控制力的影响薄弱。从长远来看，此举难以形成有益的混合居住和可持续的社会融合效果，甚至可能致使贫困空间固化。因此完善类似住房政策仍需要强化政府介入以及相关政策协调。

　　通过构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得出GWR模型计算结果表和GWR模型影响因素分布图，两者结合，分析了5个国家级城市群土地价格影响因素的差异。结果发现，各影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对城市地价均有推动作用，但每个城市群主要影响因素不同：长三角城市群地价受资本投入、产业结构升级和“外向带动”共同作用；珠三角是典型的政府带动下的外向型经济；京津冀是由北京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增加资本投入等的共同发展，地价影响因素较复杂；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地价变化和国家政策密不可分。

　　随着当前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口“乡—城”转移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城市居民对住宅和公共基础设施也提出了更多新的要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对建设用地的需求。在高需求的拉动下，不仅住宅地价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而且住宅地价的变化也会对城市规模的扩张产生一定程度的引致效应。本文基于城市规模扩张的相关理论与研究成果，构建了一个反映住宅地价变化与城市规模扩张间关系的计量经济模型，并利用中国大陆48个典型大中城市2000-2012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在一定范围内住宅地价的上涨会显著推动城市规模的扩张，但随着住宅地价的持续上升，其对城市规模扩张的作用将呈现“倒U型”的变化规律。此外，在处于不同城市化发展水平的城市中，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城市，住宅地价上涨对城市规模扩张的影响弹性越大；且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住宅地价持续上涨对城市规模扩张的负向抑制作用也会越明显。最后论文从完善城市土地市场尤其是住宅地价管控的角度，提出了引导城市规模有序扩张的相关政策建议。

　　利用2007-2014年西安市部分重要经济数据，建立商品住宅价格影响因素分析模型，并利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对影响因素模型和因素的影响方式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影响西安市商品住宅价格的关键经济因素是土地价格和收入，土地价格和收入与住宅价格之间都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住宅价格在短期对土地价格和收入都较为敏感；住宅、土地和收入的历史价格都会对当期住宅价格造成影响，但过去的收入对住宅价格却不如当前收入影响强烈。最后提出了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的建议。

　　随着城市旅游景区数量和规模的不断增加，城市建设与旅游发展在空间资源分配与用地统筹安排方面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以西安曲江新区的数据实证为基础，基于溢出效应理论深入分析城市旅游景区对城市建设用地的影响机理与途径，探索在效应场范围内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方式和强度变化特征与减损情况，并从城市规划与管理的角度提出相应的补偿思路与实施策略，进一步提高规划应对这一现实问题的科学性和精准性。

　　目前土地利用潜力评价中对于理想土地利用状态的描述多囿于人为的主观意愿。本文尝试引入自组织视角，以潜力评价体现对城市内在发展规律的遵循为目标，借助GIS数据处理平台和空间句法分析技术，对潜力评价的理论依据和技术方法进行研究。通过对自组织规律影响下的空间可达性与土地利用密度之间的契合关系进行剖析，在潜力评价的研究单元划分、指标筛选、模型建构等方面进行新的尝试。以徐州市鼓楼区为例，对研究区潜力用地的分布及特征进行分析，进而提出针对性的空间发展决策建议，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在“存量挖潜”和明确“城市发展边界”的大背景下，萎缩型边缘区作为承接城市内涵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频繁出现土地闲置与产业被动“退二进三”的现象。文章在对萎缩型边缘区进行内涵界定的基础上，针对国内萎缩型边缘区土地的低效利用，提出了以产业更新为参考的土地动态弹性集约发展模式——“灰色用地”规划模式，并首次提出以产业“由附转主、由短为长”更新为参考的土地转换模式，以完善“灰色用地”在萎缩型边缘区规划实践中的可实施性，为我国萎缩型边缘区土地集约利用提供一种新方法。

　　以广东省为例，利用2007-2013年地级市层面的面板数据，采用C-D生产函数模型和面板数据计量经济学模型，从财政分权和地方官员晋升考核机制两个制度因素视角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进行考察。结果表明：以分税制为代表的财政分权和以晋升锦标赛为特征的地方政府竞争均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产生负向影响；由于两者内在的交互影响，财政分权加剧了地方政府竞争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负向作用强度，这些结果在分别将其他控制变量加入模型时均稳健成立。调整中央—地方政府间财权—事权不对等的局面，改变集中于财政增收和经济增长的政绩考核方式是改善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可行制度安排。

　　城市发展已进入了新常态，由外延式扩张向内涵式发展转变已成为业界的普遍共识。如何盘活存量用地资源，实现用地功能的有序更新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探索弹性、灵活的编制方法，以主动的规划策略应对未来城市用地更新中遇到的不确定性问题，则显得尤为重要。论文从规划思路转变、规划应用以及实践探索3个层面切入，探析弹性用地是如何用最低的成本，实现用地功能的更迭，以适应灵活多变的市场化需求。

　　城市土地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严重、利用率偏低已经成为制约城市化水平的关键性因素，而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建设用地环境效率的提高，因此客观正确地对城市建设用地环境效率进行评价具有重大意义。本文采用三阶段DEA 与Bootstrap-DEA 方法，对江浙沪地区25 个城市在2002-2013 年间的城市建设用地环境效率、空间格局演变及其特征进行分析。为了使现实评估精确可行，剥离了外部环境因素、随机误差、样本敏感性及生产前沿面完全效率状态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各年环境效率受环境因素和随机误差的影响被低估；D E A 有效和非有效城市在空间布局上呈“小集中—大分散（上集中，下分散）”的分异特征，江苏省环境效率发展不均衡态势相对明显；苏北、长三角、浙南地区都符合“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综合效率”的规律，且都呈现出“浙南> 长三角> 苏北”的格局；省内环境效率发展不平衡，呈现出“苏南>苏中> 苏北，浙中> 浙东> 浙西”的格局。

　　文章应用投入产出模型，对比分析中国2000-2010 年和美国2010 年的投入产出表以考察中国房地产业关联效应，并得到以下结论：目前中国房地产业的专业化程度依然较低, 投入结构不尽合理，更多地依赖物质性投入品的消耗，仍处于数量积累和扩张的粗放阶段；中国房地产业所提供产品和服务更多被第二产业以及生产性服务部门所消耗，而非直接面向消费者；中国房地产业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力系数在各行业的影响力系数排名中基本处于垫底水平，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贡献不如其他行业，不能支撑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

　　本文基于空间正义的视角，首先对我国1994 年以来的城镇住房调控政策进行了回顾和梳理，然后从保障房供给、市场租赁、市场购房三个方面分析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空间正义的缺失，其中保障性住房调控力度虽大，但因数量有限、供给方式单一、位置偏远、分布过于集中而加剧了居住空间分异和弱势群体边缘化，公租房对夹心层缺乏吸引力，而对于租房市场的调控政策长期乏力，租客仍然属于市场租赁的弱势群体，房地产市场也是政策调控重点，但存在着房价—收入比例失衡问题，也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均。此外，住房调控领域空间正义的缺失也间接推动着住房私有化进程，这又进一步表现出政策调控的失衡。

　　通过对石家庄市完全由政府出资建设的8 个保障性住房小区进行调查，建立了石家庄市保障性住房小区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对调查问卷数据进行了处理，得出8 个保障性住房小区的人居环境综合排名，分析了石家庄市保障性住房小区人居环境在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等方面存在的优势和劣势，并进一步提出了改善的建议。

　　居住用地作为城市用地系统中最为重要的子系统，它深刻地影响着其他用地的布局，因而，在用地分类体系中如何对居住用地实施有效的控制、全面考虑居住用地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然而当前我国的居住用地中类的划分在实际规划中却面临着只有二类居住用地的窘境，这样在规划中就难以对居住用地提出不同的管理控制要求。通过对相关国家地区居住用地分类方法的研究，论文认为开发强度的分类方法对我国居住用地分类的改进更有借鉴意义，它有利于加强对城市增长的管理、提高设施规划的科学性并塑造和引导城市整体空间形态。在此基础上，对现有居住用地分类提出改进建议，提出可在原有分类的基础上，采用以高度控制和容积率相结合的分类方法，以实现对城市用地发展及其结构的控制。

　　住宅用地规模预测是引导城市开发建设与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传统预测方法因忽略了转型发展过程中的变化因素而导致预测的局限性。本文分析了传统预测方法与城市转型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提出了在转型发展背景下住宅用地规模预测的三大步骤，即“判断阶段发展趋势、选取科学预测方法、多元拟定指标参数”。最后以正处于转型发展阶段的苏州市吴中区为例，对住宅用地规模预测进行实证检验。

　　结合地理信息系统与空间分析方法，采用ArcGIS、Geoda 等软件对南京市住宅租售比空间分布特征进行探索分析，归纳总结其空间分布机理以及背后形成原因。结果表明南京市住宅租售比整体表现为由中心沿东西向递增、南北向递减的态势，峰值点多位于边缘地区，低谷点在老城区出现。成熟与否的住宅买卖市场、区位、邻里等因素均为造成此现象的原因。

　　国内传统的矿区土地治理模式为“先开发，后治理”，治理的滞后性造成矿区土地长达数年的农业生产停滞状态，经济与环境效益低下。本文采用比较分析法、统计分析法研究龙固煤矿首采区土地沉陷规律，制定首采区动态规划内容，包括时间上的分期规划和结构上的土地利用方式规划。并且综合分析首采区自然、社会条件，合理规划农业生产基础设施，通过发展农、林、牧、渔、游等生产方式重建龙固煤矿首采区农业类生产性景观。

　　新一轮土地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农地产权结构由“两权分离”走向“三权分立”，城乡规划学科也应加强对农村社会经济变迁的摸查，以利于城乡统筹发展及乡村规划探索。本文以广州市白云区北部三镇的村小组（经济社）为空间单元，调查农村社会经济变迁及农地市场发育情况。调查发现：（1）大部分经济社已经实现了收入非农化及农业生产主体的非本地化；（2）农业总体处于“城郊型”阶段，生产组织化和专业化程度不高，生计导向型与收益导向型两种模式并存；（3）农地的小规模租赁市场普遍，但地权细碎化且调整频繁，农地向专业合作社及农业龙头企业等先进生产组织流转比例不高；（4）农地大规模流转介于14% 到35.01% 之间，市场需求推动了农地“承包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及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促进了农地大规模流转，且制度创新在空间分布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地方官员在土地出让方式的选择上有主导性影响。本文首先界定了官员本地化的内涵特征，并理论分析了官员本地化对土地出让方式选择的影响，然后构建计量经济模型，采用1999-2013年江苏13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官员本地化的特征对其选择土地出让方式的偏好影响显著。首先，本市籍贯的官员更倾向于以协议方式供地；其次，官员任期与协议供地规模存在倒U 型关系，随着官员任期延长，协议出让规模呈先增后减的变化规律；再次，本市晋升的官员更倾向于以招拍挂方式出让土地；第四，相对于市长而言，市委书记的本地化程度越高，其对土地出让方式的影响更为强烈。论文最后就如何消除官员本地化对土地出让方式的影响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以C N K I 数据库收录的1983-2013 年间土地利用变化领域的5065 篇文献为分析对象，从文献总量、期刊分布、作者合作情况、关键词等方面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利用网络图分析作者合作关系和关键词的共现情况。研究发现：①该领域发文量最大的科研单位是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并形成了以周万村、张树文、刘纪远和庄大方为中心的作者合作群，以及以黄贤金、濮励杰和P.H.Verburg 等为中心的次级作者合作群；②过去30 年来的研究主要围绕驱动因素、景观格局、土地利用结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城市化及动态监测展开，研究热点地区是农牧交错带和重庆市；③ C A 及C L U E - S 等经典模型仍然在模型预测研究中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并将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作为土地利用空间模拟的主要方法，而从长远看模型的综合及融合是必然的趋势；④基于高频关键词动态分析和共现网络分析发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可持续发展及区域差异等关键词反映了我国土地利用变化研究领域的新趋势。

　　在深圳目前城市发展面临土地资源紧缺问题的背景下，解决土地历史遗留问题、释放土地资源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文章提出了原农村集体土地、原行政划拨用地和驻深部队用地三种涉及量大、影响面广、急需解决的土地历史遗留问题，综合运用归纳推理法、综合分析法、现象溯因法等方法系统分析了形成上述问题的原因，针对关键矛盾，从面向实施角度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

　　在我国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大城市人口流动、产业集聚、公共资源配置与房地产业协调发展是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在对城市集聚与房地产业协调发展理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引入协调度和区域协调度模型，对2003-2012 年南京市各区域及各区县城市集聚与房地产业发展的协调性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南京各区域、各区县城市集聚与房地产业协调发展趋势与南京市基本相同；各区县的城市集聚和房地产业协调度调整过程和协调发展状况却不尽相同。

　　当前，我国的共有产权住房仍处于试点和探索阶段。通过梳理现有做法和观点，认为共有产权住房应坚持市场化运作原则，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议拓宽共有产权住房的供应对象，构建基于消费意愿的住房供应衔接体系；鼓励培育政府监管下的非营利性质的住房管理协会、改革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为政策性住房银行，为共有产权住房的市场化管理和融资提供支持；提出采用产权面积式住房共有产权份额确定办法，扩大共有产权住房的适用范围；提议借鉴《企业合伙法》中有限合伙制度，建立住房共有权双方的类有限合伙制合同法律关系。

　　西部大开发以来，新疆进入高速城镇化的发展时期，大规模的土地被用于城市建设，而在显著的规模效应掩盖下，土地利用无效率的问题却使得生态脆弱性较强的新疆城市面临更大的发展危机。本文应用Super-SBM DEA 模型，测度新疆2000-2012 年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发现其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整体水平偏低，且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规模等级差异、路径依赖特征。现阶段，新疆城市土地利用无效率主要来源于劳动投入无效率，同时，资本效率低下、城市盲目扩张、环境产出不足等问题也严重制约着新疆城市土地利用的效率。

　　研究住宅郊区化的影响因素，可为政府制定合理的城市住房发展政策、调控住宅郊区化发展提供理论借鉴。以武汉市为例，从住宅消费行为理论的角度出发，采取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住宅郊区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1）住宅价格、自然环境、交通状况、周边配套设施、升值潜力是影响武汉市住宅郊区化发展的五个主要因素；（2）在五大因素中，住宅价格对武汉市住宅郊区化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升值潜力、自然环境、交通状况，影响最小的是周边配套设施；（3）调控住宅郊区化，改革住宅用地出让制度是关键。

　　本文运用非均衡基本理论和市场聚合下的非均衡计量经济模型，构建了银川市住宅房地产市场的非均衡计量经济模型，从模型拟合的结果来看，居民收入水平和住宅销售价格是分别影响银川市住宅房地产市场需求数量和供给数量的最主要因素。根据银川市住宅房地产市场非均衡运行情况，将银川市住宅房地产市场分为两大发展阶段：2000-2006 年的严重非均衡发展阶段，2007-2013 年的基本均衡发展阶段。银川市住宅房地产市场近年来其非均衡程度有上升趋势，应密切关注市场非均衡变化趋势，适时做好对市场的宏观调控。

　　住宅需求是动态发展的，可变适应性设计可以解决住宅形制的稳定性与需求的易变性之间的矛盾，是实现住宅长效使用的一种有效方法。本文将可变适应性设计理念导入保障性住宅中，研究了保障性住宅套型内空间、住宅公共空间与设备、住区配套公建设施三个层级上可变适应性的设计内容与设计方案，继而讨论了可变适应性改造的管理模式和资金投入渠道，形成了从理 念到方法到实施的一套解决方案。

　　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改革是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的重点，近年来土地收益分配的问题已凸显并成为征地过程中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主要诱因，因此建立公平合理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是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权益的重要保障。本研究以辽宁省某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通过调研数据分析得出，当前该区域的土地增值收益在农民、政府和开发商之间的分配比例约为1:11:5，农民仅获得约6% 的土地增值收益，无法保障农民充分的土地财产权益和长远生计，而以土地发展权理论为指导测算三者之间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比例约为1：2：1，农民可获得约25% 的土地增值收益。研究结果表明：土地发展权是农民维护自身利益的重要财产权利，可作为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重要理论和实践指导；农民应直接参与或享受到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权力和福利，降低政府对土地征收权和土地出让权的双重垄断地位；实证分析得出地方政府至少应拿出15%的土地增值收益补贴农民和农村，表明地方政府应将更多地土地增值收益惠及农民和农村。

　　保障性住房建设是我国新时期一项重要的民心工程，对于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大意义。基于多中心治理理论，从政府、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以及多中心协同供应四方面，总结国内外保障性住房供应机制的相关研究成果，指出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与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主要包括：宏观性政策研究较多，应加强各供应主体的职责边界、角色定位研究；保障性住房多中心协同供应方面的研究较少，建议采用系统方法加强多中心协同供应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