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金陵八景图”是南京城市风景建构的重要研究史料，文章以 170 余幅金陵八景图像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这些图像在南京城市景观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研究表明，金陵八景的描绘重心从以政治建筑为核心的区域扩展到沿江河分布的市民生活空间，线条运用特征也从简淡意境转向强调地理特征，组景内容与画面位置营建则由营造静观冥想的审美空间转化为沉浸式体验的游观路径。明代图像重在构建意象化的城市印象，清代至民国作品开始注重文化叙事，进一步呈现制度化的表达特征。金陵八景图像的功能超越了单纯的艺术创作，成为帮助人们认识地方、凝聚共同记忆的视觉媒介。

文章以南京地区高校为研究对象，从“条块关系”与空间治理两个维度展开分析，在梳理多校区办学形成背景和理论依据的基础上，考察南京高校多校区办学的生成逻辑、条块结构与空间格局，发现南京地区多校区办学存在着资源配置碎片化、空间互动不足、权责边界模糊、信息支撑分散等现实问题。基于此，从资源统筹共享、空间联系强化、校地责任分工和信息共享机制完善等方面提出校城协同的治理思路，以期为构建大学与城市共生共育的双向促进体系提供参考。

城市设计管控政策反映了城市设计的技术方法、管控导向。文章采用 LDA 主题模型 分析 57 个试点城市的城市设计政策文本，研究其政策演进、区域差异。研究发现： ①政策内容从风貌管控转向精细化设计，尤其是城市更新；②区域各有侧重，主要受 社会经济、存量土地管控影响：华北、东北地区侧重精细化治理，华中地区侧重全要 素、全空间的管控拓展，西部地区侧重管理体系建构，华南地区侧重城市更新，华东 地区积极探索多元主体参与设计治理。

规划与治理是城市更新的两大主要操作工具，二者长期相对分离，其交互作用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是城市更新难以取得创新突破的重要原因。文章选择典型案例英国泰晤士门户区作为考察对象，结合其发展历程梳理，将该地区的治理进程划分为 4 个主要阶段，提取每个阶段的主要特点，进而对规划与治理的辩证关系、管理与治理的本质区别进行了阐释。在此基础上，总结提出将规划作为治理主体、治理路径、治理内容的延伸思考，并分别对 3 个方面的启示意义做了探讨。汲取国际经验、剖析历史脉络，能够为深刻理解规划与治理的逻辑关系提供认知参考，对促进规划与治理体系融合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文章从社会、经济、环境三大维度构建可持续交通测度指标体系。等权重评价可以反映指标情况，文章结合AHP赋权计算可持续交通综合指数，测度4类规模（超大、特大、Ⅰ型、Ⅱ型）共 14 个城市的可持续交通水平。结果显示：超大城市可持续交通水平有极强亦有弱，差异较大；特大城市可持续交通水平或基本或较强；Ⅰ型大城市均处于较强可持续交通水平；Ⅱ型大城市多数处于较强和极强可持续交通水平。据此，文章提出不同规模城市可持续交通发展建议。

文章以安徽省绩溪县伏岭村为例，基于本体论方法，构建传统村落文化本体模型，进而转换为图数据结构，经数据抽取与融合处理得到伏岭村实例数据 RDF 三元组，导入 Neo4j 图数据库中生成传统村落文化知识图谱，实现传统村落文化从概念模式到数据实例的可视化表达。在传统村落文化保护利用实践中，知识图谱具有精准检索信息、挖掘隐性知识及智能问答服务等应用价值。研究可为传统村落文化体系建构和数字化保护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方法。

在信息技术快速迭代升级的智能化时代，大数据、互联网及多元要素的流动正快速改变城市网络发展格局。研究引入“流空间”理论，提取人口、交通、信息、资金四要素，运用社会网络分析、优势流分析、凝聚子群分析等方法，解析云南省城市网络结构特征。研究发现：各城市节点中心性地区差异显著，重心位于云南省中部；城市网络关联性呈“一核心多节点，中间密四周疏”的结构特征；不同要素流在城市网络内部形成小团体，城市子群特征明显。在综合流联系中整体呈现“一辐射、两集中”的形态，形成以昆明市为主核、大理为次核的由内向外圈层衰减的城市结构，进而将云南省各州（市）划分为 5 个等级。文章提出促进城市群和都市圈发展，加快区域一体化，培育多元城市增长极，促进区域发展差异化、多元化等规划建议指导实践。

资源型城市为中国快速城镇化进程提供了重要的能源资源保障，但随着资源枯竭，通常面临严峻的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挑战。城市活力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为应对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文章以徐州市区为研究对象，基于夜间灯光数据、人口热力数据、公共设施 POI 等多源数据，应用网络化识别、核密度分析、香农多样性指数计算并构建活力指标体系等方法，对资源型城市的空间及非空间活力演变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徐州市区活力发展呈现“十”字形多节点延伸的结构。（2）东北侧贾汪矿区已经转型为徐州市区的次级活力中心。（3）潘安湖新城生态修复成效突出，但人口集聚能力有待提升。（4）西北侧九里矿区逐渐融入城市活力体系，但仍有较大规模空间待激活。文章从充分利用矿区遗存、生态修复外溢价值捕获、矿区特色产业植入、财政投入倾斜等方面提出针对资源型城市活力提升的建议。

在存量发展阶段，城市更新面临的难题并非“扩张结束还是更新开始”，而是扩张与更新在同一时期并行发生、在不同空间单元上叠加并相互牵制，致使更新资源与治理工具难以排序与精准投放。文章以南京为例，提出扩张倾向与更新潜力的双过程统一诊断框架，识别扩张主导、更新主导与稳定优化 3 类空间类型，并从强度阈值响应与邻域条件修正解释其形成机制。结果表明，更新潜力随人口强度呈显著的非线性阈值式跃迁；南京呈现中心更新集聚、外围通道扩张与广域过渡优化的梯度结构；扩张与更新总体表现为弱耦合并行而非简单替代。研究为优先更新指向与分区节奏制定提供量化依据。

在当前坚持生态文明理念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背景下，主体功能定位的科学性直接影响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及区域协调发展。基于此，文章提出了协调视角下的县级主体功能细化总体思路：首先对“人地协调、横向协调、主体功能区战略”三者进行辩证认识。接着从理论架构、技术路径、数据方法 3 个方面，搭建以协调发展为导向的县级主体功能定位细化路径。最后以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进行实证分析，将其 17 个县级单元的主体功能定位细划为 7 类。研究提出的主体功能定位细化思路，对于保障市级国土空间规划实施、完善区县规划目标指引具有一定的理论、实践价值。

沿边地区是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枢纽，沿边自贸试验区更是我国发挥区域优势、全域协同对外开放的标志。其中，新疆自贸试验区霍尔果斯片区作为我国向西开放的前沿阵地和“一带一路”核心枢纽，积极发挥着沿边优势。近年来，霍尔果斯片区对外贸易发展取得了贸易规模扩大、电商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以物流为核心的产业多元化格局初显、机制创新不断优化、通关便利化水平显著提升等成果。然而，霍尔果斯片区当前仍面临着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加强、外贸新业态及产业多元化发展有待升级、通关效率有待提升、自贸试验区政策红利有待释放等主要挑战。基于贸易便利化、交易成本和产业协同等相关理论，文章构建了应对新疆自贸试验区霍尔果斯片区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相关挑战的“一核心四联动四支撑”的机制框架，并据此从基础设施、产业升级、制度创新、数字赋能、治理能力 5 个维度提出了针对性的发展策略。

淡水不仅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源，更是城市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资源。沙特阿拉伯淡水资源天然匮乏，但其通过长期推进海水淡化产业与设施建设，有效保障了城市用水需求。文章概述了沙特阿拉伯海水淡化设施的利用与分布现状、技术特点以及相关规划的宏观影响，分析其海水淡化产业与城市发展各个阶段的演化特征。在此基础上，从区域和城市尺度揭示沙特阿拉伯海水淡化产业与城市布局的总体联系，综合阐述了该国海水淡化设施与城市发展以及城市布局的关系。为保障海水淡化产业与人口和设施相互协调发展，文章从时序发展、分布格局和结构调整共 3 个方面提出对海水淡化产业发展的思考，总结沙特阿拉伯海水淡化产业与城市协调发展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全球产业格局的持续调整加剧了城市之间的创新竞争，如何让城市更好地发挥创新功能、增强区域发展活力，是当前许多国家面临的共同课题。2025 年，西班牙巴塞罗那市政府推出“巴塞罗那引擎计划”（Plan Barcelona Impulsa），探索从城市整体层面统筹推进空间更新、产业调整和政策配套，以应对中心城区功能退化、边缘片区发展不均衡等问题。该计划以 8 大重点片区为依托，结合各区域的产业基础和发展条件布局创新资源，并配套相应的产业政策和治理安排，重点强化城市在整合和调配各类创新资源中的主动作用。文章以该“引擎计划”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在空间组织、产业培育和政策实施方面的具体做法，结合我国城市发展实际，探讨打造城市创新平台的可行路径。

山地校园公交服务优化对提升师生出行效率至关重要，传统平原公交评价方法难以适 应山地环境。文章提出基于 SEM-C 模型的山地公交服务质量评估框架，并选取重庆 3 所典型山地高校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站点分布未能有效覆盖高需求区域； （2）坡度较大区域步行接驳效率低；（3）候车区信息与设施匮乏；（4）高峰时段 调度灵活性差；（5）山地道路和交通波动影响正点率。该评估模型还可推广至其他 复杂地形区域的公交服务评估。

轨道分担率是揭示居民出行行为中轨道交通吸引力的重要指标，然而居民出行的轨道分担率特征及其影响机制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研究。研究以深圳市为例，利用手机信令识别居民出行行为并判断其是否包含轨道出行；提取了 141 个地下轨道站点 800 m 范围内早高峰站域间通勤数据并计算其轨道分担率，采用极致梯度提升决策树分析了站域及线路层面不同因素的影响，结果表明：1）低轨道分担率以原关内短距离通勤为主，高轨道分担率以原关内东西向长距离通勤和原关内外中长距离通勤为主；2）轨道分担率在站域联系层面主要的影响因素是站点间距离、总出行人次和非直线系数，在站点属性层面主要的影响因素有 D 站（destination station）就业人口、O 站（origin station）工业建筑面积、O 站居住人口、D 站商业建筑面积、O 站商业建筑面积以及O 站平均房屋租金，上述 9 个因素的重要度达 60%；3）这些影响因素与轨道分担率呈现明显的非线性关系，并存在阈值效应，同时，部分影响因素之间可以相互验证，且对轨道分担率的影响存在交互作用。研究认为提升轨道线路与职住关联的空间适配、合理布局轨道站域的建筑功能配比和增加高需求区段的发车频次是优化居民通勤出行轨道分担率的关键。

文章以 2017—2021 年陕西省 69 个县为研究对象，利用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土地集约利用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2017—2021 年陕西省县域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呈上升趋势。（2）土地集约利用对县域经济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该影响随时间推移而逐步增强。（3）新型城镇化在土地集约利用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过程中具有显著中介效应，是土地集约利用经济影响的核心机制。（4）在人口规模、用地规模的约束下，土地集约利用对县域经济发展表现为非线性影响，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5）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土地集约利用显著促进了关中地区县域经济发展，而这一作用在陕北、陕南两个地区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城市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其竞争力的提升和创新能力的增强，对于实现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全球化时代的城市竞争更加关注创新能力的较量。文章运用“城市创新环境指数”对 30 个全球城市进行评估，结合聚类分析方法将其划分为均衡型、多样化驱动型和成长型 3 类。其中，均衡型城市在基础设施和生活质量方面表现优异，多样化驱动型城市在多中心发展布局上占据优势，成长型城市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有待提升。研究发现，具有全球尺度影响力的创新城市的发展，不仅依赖技术和产业的支持，还需注重城市结构优化和生活质量提升。

创新型城市建设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 2009—2021 年我国 28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探讨创新型城市政策对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会显著提升新质生产力水平；创新政策在影响城市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产业结构高级化发挥“中介效应”的作用；创新政策对新质生产力的驱动效应存在异质性。经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成立。最后从创新产业用地、产城融合等方面对创新型城市建设提出建议。

多利益主体的复杂博弈制约了城市更新进程，而既有研究尚未找到破解困局的有效抓手。为此，文章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视角切入，揭示政府适度让利对城市更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并运用 Tobit 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政府适当让渡土地发展权和土地出让金可提升城市更新绩效，且非珠三角城市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对开发商的激励成效高于土地原产权人。因此，政府适度让利是提高城市更新绩效的重要抓手，应因地制宜，实施差异化的土地出让金优惠政策，对开发商提高土地出让金减免程度，对土地原产权人则改进参与城市更新的模式。

推动拆迁安置社区良性治理是实现城市空间善治的必要环节。文章以成都伏龙社区为例，运用访谈法、编码分析识别研究社区空间治理风险，基于行动者网络探讨其治理风险的化解路径。研究发现：（1）情感归属空间撕裂、利益关联空间冲突、生计保障空间脆弱、住区环境空间欠缺和社会规制空间乏力是拆迁安置类社区空间治理的关键风险表征，伏龙社区是城镇化进程中拆迁安置类社区的缩影，受传统惯习扰动、权益分配失衡、就业模式转型、人居空间非正规扩张和政策制度缺位的综合影响，也遭遇了上述治理危机；（2）围绕拆迁安置社区高异质性社会带来的现实问题，以行动者网络的异质性和相关性为支撑，构建拆迁安置社区空间治理分析框架；（3）核心行动者居委会和居民代表引导下的行动者网络，是有效化解伏龙安置社区空间治理风险的关键路径；（4）应从完善制度设计、赋予空间权利和关注社会共治综合施策，保障行动者网络有效运转。研究旨在为提升拆迁安置社区空间治理水平提供参考。

都市圈跨界地区内要素高速流动，是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先行区，但少有研究在流动性视域下分析都市圈跨界地区的一体化特征及类型。基于此，文章以南京都市圈为研究范围，利用手机信令数据构建通勤人口流动网络，引入复杂网络分析方法，从联系强度和网络结构两个维度构建网络化指标评价体系，全面刻画跨界地区的要素流动特征，利用聚类算法，明确南京都市圈内跨界地区可被划分为成熟型、发展型和松散型 3 类。基于各类跨界地区的典型网络特征和空间分布特征，文章分析不同类型跨界地区的比较优势和局限，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发展策略。研究完善了网络视角下跨界地区的研究框架，研究结果可为推动跨界地区及都市圈整体的一体化发展提供指引。

文章基于 CiteSpace 对城乡人居环境形态对碳排放影响研究进行综述，旨在为低碳城乡建设提供理论支撑。研究结果表明：文献数量受气候事件影响波动性增长。中西方学者均聚焦土地利用优化，但视角分化，西方学者侧重建成环境优化和机制深挖，中国学者侧重规划干预与政策响应，中西方研究均对乡村地区关注不足。研究领域分为碳排放核算、形态量化及形态对碳排放的影响 3 个方面。未来应提升碳排放核算标准化、完善低碳导向下的形态量化研究、加强乡村主体研究、重视影响效应的时空差异性。

在城市更新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优化”的背景下，群众体育赛事成为激活城市空间的重要抓手。文章创新引入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构建“实践—结构—文化”三元分析框架，以“苏超”为案例，剖析群众体育赛事消费空间生产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苏超”通过实践维度的身体行动链条、结构维度的框架规则构型与文化维度的象征意义生产，三重机制耦合形成“行为—结构—认同”内在关联，动态生成新型消费空间。基于此得出经验启示：加速行为动力的生成，以“事件行动链条”推动城市消费空间的动态生成；完善结构框架的构建，以“框架规则结构”加强消费空间秩序的稳定发展；强化文化认同的培育，以“价值情感嵌入”形成消费文化场域的生态持续。

在数字经济重组全球要素资源的背景下，长三角作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先导区，面临着发展不平衡、行业“数字鸿沟”等挑战。文章以长三角中心城市群为研究对象，系统探讨了产业数字化发展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区域对比分析。研究采用 2012—2023 年面板数据，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省份（直辖市）的 27 个中心城市，运用Critic 权重法和 Dagum 分解基尼系数法对政策布局期（2012—2015 年）、迅速成长期（2016—2019 年）和深度融合期（2020—2023 年）3 个阶段的产业数字化发展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产业数字化空间分布呈“东北—西南”梯度递减格局，创新要素流动受壁垒阻碍，导致“数字鸿沟”；存在“核心塌陷—边缘跃升”悖论现象，如铜陵通过“产业大脑 + 政策特区”实现跃升，形成“产业数字化孤峰”；全局差异呈倒 U 形演化，组内差异主导波动，省际差异主要源于安徽省与其他省份的差距。基于此，文章提出了促进长三角产业数字化协同发展的路径：破除创新要素流动壁垒，构建“梯度辐射—多极联动”发展轴带；创新“核心激活—边缘赋能”机制，强化省会城市考核与场景开放；深化制度型协同治理，避免“一刀切”政策。研究为长三角产业数字化协同发展与区域一体化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政策参考。

技术密集型产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融合集群发展、区域新质生产力优化布局的重要载体，准确把握其细分行业的空间聚集与影响因子强度分异特征具有现实急迫性。文章基于热点分析、随机森林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的整合技术路径，以山东省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例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山东省技术密集型产业空间呈现“东强西弱”总体聚集特征，以及“双核多点”“中高西低”的空间分异格局；经济实力、人才优势、金融支持、高等级开发区是影响技术密集型产业空间聚集的重要因子，但分行业空间分布不仅具有差异化的聚集特征和关键影响因子，而且因子影响强度也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

集体工业用地减量化是提升农村土地利用效率、服务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文章以江苏省为研究区，基于 2021 年工业企业用地调查数据，从违法用地和低效用地 2 个层次建立减量化理论潜力识别框架，并运用 AHP-DEMATEL 组合赋权法，从发展契合度、生态环境约束、整治开发潜力和经济社会可行性 4 个维度进行潜力修正，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治理路径。结果表明：（1）江苏省集体工业用地减量化现实潜力地块为 24055 宗、19498.63 hm2，分别占全省集体工业用地总量的 32.65% 和总面积的24.55%；（2）减量化潜力主要分布于苏南地区，行业上集中于非金属矿物制品、纺织、化工等传统制造行业；（3）减量化实施需按地区实施条件差异化推进，优先处置侵占永久基本农田或落入禁止建设区等红线内用地，并关注园区外及产业发展滞后的低效用地。研究结果可为集体工业用地存量盘活与建设用地资源优化配置提供参考。

文章以 2015—2021 年广东省县域相关数据为样本，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广东省 57 个县域新型城镇化及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指数的时间序列演变、空间差异、耦合协调度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广东省县域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指数整体呈现增长趋势，有 14 个县域出现不同程度的发展水平指数降低现象，在省域空间分布上呈现“中部高、周边低”的特征。②广东省县域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指数整体呈现增长态势，有 11 个县出现小幅度的发展倒退现象，在省域空间上呈现均衡分布的特征。③广东省县域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缓慢增长趋势，有 28 个县出现轻微程度的下降，研究期内全省县域耦合协调类型绝大部分处于濒临失调和轻度失调状态。④广东省县域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主要为经济城镇化、生活富裕、治理有效以及乡风文明层面对其影响度较大。研究对于我国城乡协调发展研究、广东省“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等工作推进及相关政策制定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文章基于历史舆图和史志文献，从历时维度分析福州烟台山片区 1842 年后的空间演变特征并探究其发展规律和驱动因素，得出结论：（1）根据建制变化、经济发展、社会变革和片区建设的阶段性节点，将空间演变划分为“自然生长—结构定型—内核重构—保护转型”4 个阶段；（2）空间演变表现为核心功能从外贸向文教居住转变，路网逐渐形成“九巷三街”的主要结构，建筑风貌从传统中式风格转为中西折中融合，再到现代与历史杂糅的现状风貌；（3）演变主要受政治政策、历史文化、经济产业、社会结构、建造技艺等 5 个方面驱动，其中，政治政策方针调整和经济产业核心结构的权重最高。对烟台山历史特征和变化机制的研究，对近代开埠地区的演变共性分析及保护利用具有参考价值。

在全球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的背景下，构建以高校创新策源地为核心的环高校创新圈，持续促进了知识与技术的转移与创新，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内涵式增长与结构性转型的重要引擎。实践表明，政府、企业与高校间的协同治理问题已成为制约环高校创新圈健康发展的核心议题，亟须探索一套深化高校与地方政府、产业界合作的“校地联动”规划治理体系与方法，以促进区域创新空间系统的优化。基于此，文章梳理了我国从大学城到环高校创新圈建设的演进历程，聚焦多方联动治理的根本，并结合案例研究系统总结了国内外环高校创新圈的建设治理模式。进而搭建了“政校企三核交互，供需管三链协同，主体、目标、内容、成效四维一体”的联动治理体系与路径思考。通过苏州市吴江区案例展开实证校验，探讨了“三三四”联动体系及路径的实践应用场景和效果，旨在为环高校创新圈建设的协同治理和联动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在钢铁产业转型政策驱动下，国内涌现了大量钢铁类工业棕地，其刚柔并济，鲜明体 现了工业文化的物质与非物质两个层面，即钢铁厂的“骨骼”与“血脉”。文章通过 历史资料分析、档案研究和案例比较研究，对钢铁厂物质和非物质层面的工业文化内涵进行梳理与剖析，物质工业文化体现在生产技术影响下的生产物和生产空间上，非物质工业文化则承载了与个人、集体和国家紧密关联的情感和记忆。钢铁类工业棕地往往占据城市的重要区位，其再生具有重要性和急迫性。文章从工业文化理性认知层面和情感体验层面各归纳出 3 种再生策略，前者包括呈现钢铁厂全生命周期的整体性认知、提炼钢铁厂骨架的关联性认知，以及突出钢铁单体巨构象征性的要素式认知；后者包括再现钢铁生产场景与故事的原真性情感体验、共情钢铁工人身份认同的纪念性情感体验，以及对于钢铁大工业生产时代的反思性情感体验。研究聚焦钢铁厂的“工业文化”这一重要视角，尤其是非物质工业文化的关键作用，旨在为未来钢铁类工业棕地的再生提供可借鉴的思路。

“城市对”是城市点对点联系的二元组合，作为城际联系网络的基本组合单元，对于城际联系网络的形成、城市合作指导具有重要作用。研究从“城市对”出发，以长三角城市群典型行业的企业投资数据为网络基础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机器学习聚类算法等方法，探讨长三角城市群城际联系网络中“城市对”经济联系模式。研究结果表明：①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对”联系模式归总为 7 类：高度一体化型、成熟典型、地缘邻近向心型、分工支配型、经济技术合作型、非地缘外溢型和地缘邻近基础型。②“城市对”链接具有明显的区域中心城市单核指向性；“城市对”链接依然受到空间距离和行政关系的较大掣肘，特别是存在明显的同省域经济联系偏好和省域链接差异性；“城市对”链接偏好与交通联系、技术进步具有密切关联，且受到“城市对”二元组内城市个体发展水平的重要影响。

在以人为本的城市更新背景下，老旧住区更新成为人居环境改善的重点之一，其中道路景观空间因尺度较小而数据匮乏，受关注较少。研究以徐州为例，使用自采集街景图像数据，结合语义分割与问卷调研方法，揭示了人本视角下老旧住区道路景观空间客观特征与主观感知间的关联性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老旧住区道路可步行性均显著失衡，部分住区绿化质量差；绿视率是核心特征指标，对主观感知有广泛显著的影响，其水平与地理属性及规划设计等因素相关；客观特征与主观感知间关系复杂紧密，绿视率促进积极感知，建筑视率与机动化程度加剧消极感知；针对现状问题提出对应优化更新策略。研究为城市更新提供了科学依据与参考。

面对少子化和老龄化，全龄友好社区的创建成为我国实施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抓手。文章在分析全龄友好社区研究兴起与进展的基础上，从基础理论、内容体系、实施途径、有效方法、发展目标等方面总结了全龄友好社区的研究框架，提出了创建全龄友好社区的规划启示：构建多代包容住房体系、调控全龄公共设施要素、营造代际互动公共空间、打造全龄无障碍生活场景、实现规划过程全龄参与。

城市河涌水体污染是购房者选择偏好与支付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周边住房交易价格的差异变化可以作为污染程度与治理干预作用的具体体现。为测度城市河涌水体污染的外部影响，以及污染治理的社会与经济效益，文章以 2016 年至 2020 年期间广州 7 条典型河涌周边居住小区存量住房交易价格为研究对象，从空间邻近与水体质量角度测度广州河涌对周边住房价格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河涌治理后的影响变化。研究识别典型河涌对周边住房价格影响的空间阈值为 0.35 km，该范围内河涌负外部性突出，住房距离河涌越近价格越低。具体而言，污染水体的负外部性体现为水体质量越差周边住房价格越低。同时，污染治理能够有效降低河涌水体负外部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周边住房的增值。但是，住房增值的程度随水质改善呈边际下降趋势。

我国建筑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粗放增长、区域不平衡等问题。文章通过熵权法测算2013—2022 年全国及 31 个省市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运用莫兰指数分析空间布局，并对东、中、西部进行绝对 β 和条件 β 收敛分析。研究发现：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但区域差异大，且差异未显著缩小；空间关联度低，存在显著空间分异；存在绝对 β 收敛和条件 β 收敛，控制变量下空间收敛加速，且效应呈地区异质性。该研究为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区域协同路径提供参考。

城市轨道交通站点起着直接吸引和疏散客流的作用，明确站点周边建成环境对客流的 影响，是制定有效措施以进一步提升站点客流水平、推动城市轨道交通可持续发展的 关键，但现有研究对于建成环境的研究多集中于单一影响范围的研究。基于此，文章以长沙地铁为例，基于 AFC、POI 以及地理信息等数据，针对早晚高峰出站客流，利用 MGWR 模型分别分析站点周边 800 m 半径、步行 10 min 以及骑行 5 min 影响范围内交通需求、用地类型、交通接驳、站点属性等建成环境因素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考虑空间异质性的 MGWR 模型表现显著优于 OLS 模型和 GWR 模型，采用步行 10 min 影响范围指标的模型比其他范围指标表现更好。对步行 10 min 影响范围的 MGWR 模型估计结果分析发现，人口数量、岗位数量、公交线路数、终点站和换乘站等对出站客流有显著影响，停车位等则无显著影响。研究成果可为城市交通管理部门制定有效措施吸引轨道交通客流提供理论支持和技术支撑。

乡村设计是解决乡村建设过程中环境失序、风貌失衡、设施失配等问题的关键抓手。在国土空间规划语境下，文章界定了乡村设计概念内涵，梳理其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脉络，分析新语境下乡村设计的系统转向和重构，并构建与之适配的框架体系。结合苏州实践，提出“三维嵌套”乡村设计体系构建策略：规划与设计融合的编制审批体系、建设条例与技术导则配合的运行保障体系、规划许可与公众参与结合的实施监督体系，为其他地区提供参考。

智能建造是建筑行业数字化转型的必然趋势与重要引擎。文章选取 24 个智能建造试点城市实施方案相关政策文件作为研究样本进行文本数据挖掘，从政策任务、目标、工具等外部特征进行量化及质性分析；利用 CiteSpace 展开关键词共现、聚类等主题特征分析及可视化图谱深入解读，多维度识别了 24 个智能建造试点城市政策导向的研究热点与发展重点；深入揭示政策体系中同质性特征和区域差异，并给出智能建造现有政策体系的挑战与建议，为国内各城市在智能建造发展乃至建筑业数字化转型与价值共创中提供了政策参考与协同路径。

文章以武汉市主城区路段为单元，构建扩展自负二项回归模型，探究街道网络拓扑特征在多尺度下对严重交通事故的影响。结果显示，街道网络拓扑对交通安全的影响呈现复杂性和尺度依赖性。中介中心性、链节比和远度与事故负相关，但其空间溢出效应在社区和街区尺度增加邻近风险，城市尺度则相反。绕行性在社区和城市尺度与事故正相关，街区尺度相反。建议结合土地利用和设施规划，实施差异化街道网络优化策略，为街道安全规划提供科学指导。

商业建成环境的感知与评价对未来商业空间规划、设计和运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研究以武汉市的 9 座商业项目为例，通过结合自然语言处理技术、RF-SHAP 机器学习解释模型和情感流变分析，对社交媒体文本进行深度语义挖掘。通过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捕捉了公众对商业空间的体验感知，识别出公众感知的周期性变化和影响情感的关键建成环境要素，实现了多时空维度的精细化评价。RF-SHAP 结果揭示了商业环境与公众感知的复杂关系。研究深入分析了建成环境要素如何影响公众情感，其多维度的见解为商业建成环境的定量时空监测和响应公众需求变化提供了新思路。

以步行通学为代表的积极通学行为，对青少年体力活动的培养及身心健康的塑造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我国关于建成环境对青少年通学行为的影响仍缺乏实证研究，同时客观环境和主观环境对步行通学的非线性作用及差异影响机制仍未被揭示。文章以昆明市为例，基于昆明市中小学生通学及健康成长问卷调查数据、百度街景数据及多源城市空间数据，采用极端梯度提升（extreme gradient boosting, XGBoost）模型，探究主客观视角下的街道建成环境对青少年步行通学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①客观街道建成环境对青少年步行通学的贡献显著（33.56%），远高于主观街道建成环境（15.86%）。②在单个自变量中，通学距离对步行通学的影响最为明显且相对重要性高达 30.82%，界面丰富度与通学接送情况的排序次之。③在关键主观建成环境变量中，步行通学概率与周边道路平坦程度呈非线性正相关，与周边道路行车速度则呈非线性负相关；客观建成环境变量中，界面丰富度、坡度、距地铁站最近距离与步行通学概率呈非线性正相关，交叉口密度则呈非线性负相关。

文章通过解析人群活力的时间波动特征以及空间布局特征，结合杭州 10 类主要业态的 POI 数据以及百度热力数据，对杭州 17 个居住型功能片区进行活力与业态关系的探究。通过业态密度、业态构成以及业态布局对活力特征进行解析，总结购物高密度占比模式等对活力时间波动的影响，以及业态功能性质差异等对活力空间布局的影响。基于以上活力与业态的关系特征，提出对于居住型功能片区相应的规划策略。

“两网融合”是北京“十四五”交通发展建设规划的首要任务，也是促进交通设施、土地利用和人口流动优化布局的重要措施。文章采用北京市轨道和公交两网数据和节点—区域—流动模型，对北京市轨道交通站点进行聚类和评价，提出站点设计策略；并基于站点聚类的城市空间布局，提出规划应对。结果表明：（1）北京市绝大多数轨道交通站点呈现“低节点—高区域—高流动”，其主要服务于中心城区的职住、旅游和换乘，而对商贸和近郊的居住、综合服务功能较少。要因点施策促进“两网融合”，增设轨道交通站点换乘线路和50 m范围内公交站场数量，宜直连商业或其他建筑。（2）节点—区域—流动模型聚类结果为“9 类 5 层”，即首都功能核心区为区域控制型 1类站点，中心城区分为核心、商贸和职住共 3 类枢纽站，城郊过渡地区的景区和换乘中心 1 类，近郊分为轨道微中心和大型居住区共 2 类站点，周围地区分为普通舒适和综合便捷共 2 类站点。北京市应完善中心城区的空间布局，构建“9 类 5 层”的错位发展格局。

市政的发展是中国城市由封建统治走向近代化的重要体现，它重构了近代城市管理体系和建设方式，并推动了“市”行政建制的形成。文章以市政制度历史演化为脉络，以相关历史资料为线索，对中国近代市政的发展动因、机制与模式进行回溯，并对中国近代市制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进行梳理。中国近代市政的发展先后经历了市政工程兴起、地方自治兴起与警政代市政、市政扩大与市制形成等 3 个主要阶段，对当代城市体制产生了深远影响，对未来市政制度发展改革方向具有思辨性启示。

社区公园作为城市中重要的公共空间，与周边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针对当前社区公园活力评价普遍采用层次分析法，且多以建成环境质量优劣为依据，结合使用者体验反馈等方式，进行活力评价与分析，导致评价结果存在主观性、片面性。文章尝试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出发，运用社区建成环境审计，结合多元行动者视角，从公众、政府、空间、设施、景观 5 个层面构建社区公园活力评价体系。文章选取福州市 4 个社区公园作为审计样本，识别并分析影响社区公园活力的典型问题，提出具体的活力营造策略。研究发现：舒适的公共设施与自发或有组织的活动是提升公园人群密度的关键因素。各类设施的数量和运行与维护水平直接影响使用者的活动选择，对提升公园设施活力至关重要。此外，空间可达性是提升公园活力的核心因素，安全美观的绿化、水体及硬质景观则是提升景观活力的关键要素。基于上述发现，社区公园应从微观尺度进行审计细化，同时通过公众与政府的双重推动，以及空间、设施与景观的协调优化，全面提升社区公园的活力。文章为促进社区公园使用效率和活力提升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城市更新 +3060”背景下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碳排放影响因素作用机制尤其重要。研究以青岛市老旧小区为例，立足全生命周期视角，构建其改造过程中碳排放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基于 DEMATEL-ISM 模型并结合 Python 软件，计算不同阈值情况下影响因素的递阶层级，最终识别建造耗材选取及用量、施工方案及工艺、绿色低碳改造技术水平、改造方案设计、政策支持和管理能力为关键影响因素，并依据递阶层级提出用能优化、能效提升、多方联合、科技引领和生活“绿色”五大减碳路径。

都市圈是城市和区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地域空间组织。在发展壮大都市圈的目标要求下，我国推动部分城市形成跨省域都市圈，但由于不同城市和省份之间存在行政边界，对发展要素跨界交互造成影响，构成边界效应，进而影响跨省域都市圈的培育过程。文章以重庆都市圈为例，根据空间相互作用和流动空间原理，在客货流交通大数据支持下，构建了边界效应可视化模型，诊断了重庆都市圈边界效应的现状特征，然后利用障碍度模型分析了其障碍因素。结果表明：①省级边界的阻碍作用居中，并不是跨省域都市圈发展的主要限制；②所有行政边界中，中心城区的边界阻碍作用总体小于非中心城区边界，中心城区所处边界中，省级边界的阻碍作用大于区级边界；③中心城区与毗邻地区的边界对货流联系的阻碍作用小于对人流联系的阻碍作用，非中心城区间的边界则相反；④边界效应的主要障碍因子涉及行政、交通和服务设施，前两者发挥更关键的作用。论文提出了通过对边界效应的正向分类引导，促进跨省域都市圈内部联系一体化的针对性建议。

城市公共交通具有大容量、高集约、环保性的优势，较之于非公共交通出行，其人均能耗极低，因此，在提高城市整体交通韧性水平中，公共交通出行更具优势，公共交通出行人数占比与城市交通韧性水平息息相关。文章对上海市居民出行特征进行广泛调查，对居民在公共交通中出现接驳、绕行与换乘情况时，仍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的意愿阈值进行统计。将全部出行模式分为主动公共交通模式、易替代非公共交通模式、被动公共交通模式和不易替代非公共交通模式。通过拟合其阈值与各类出行模式占比之间的关系曲线，建立相应的城市公共交通韧性的评估体系，最后根据拟合结果发掘曲线中的拐点，并据此分析城市的整体公共交通韧性水平，以及城市内各区域的公共交通韧性情况。

城市高质量发展（UHD）与生态环境质量（EEQ）的协同发展研究是人文地理学核心议题之一。文章以 276 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构建了包含 32 项指标的城市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并借鉴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建立了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测度 UHD 与 EEQ 水平，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评估两个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并借助地理探测器方法识别影响因子间的交互类型与作用强度。结果表明：①我国城市 UHD-EEQ 系统呈现“高耦合—低协调”特征。耦合度均值达 0.88，但近 40% 的城市处于濒临失调状态（D<0.5），显示经济转型与生态治理之间存在矛盾。② UHD-EEQ 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高于系统内部，且呈非线性增强特征。③社会网络分析表明，UHD 与 EEQ 之间形成双向嵌套结构，生态环境压力处在网络结构的核心位置，暗示局部变化可能引发整体“涌现现象”。本研究揭示了UHD 与 EEQ 的协同机制，为我国城市可持续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乡村意象概括性地刻画了人们对乡村景观、建筑、风俗、生活等方面的感知、认知和记忆。随着乡村旅游的兴盛与数字化的发展，网络平台上的大量评论信息描述了不同乡村的特征，共同拼合成乡村的数字意象，成为影响乡村吸引力的重要因素，同时提供了乡村旅游地选择的参考依据。文章选取南京市域国家级与省级的“乡村旅游重点村”为研究对象，基于热门旅游平台评论数据的文本分析，通过词频统计与主题相关性分析等方法，识别不同乡村 6 个主题类别的数字意象，并解析其空间分布特征。研究以乡村数字意象为依据，从意象差异化、区域整合协同、支撑设施优化 3 个方面提出乡村规划设计策略，为优化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支撑。

存量规划时代，精细化和人本化成为居住空间更新的重要方向，准确把握居民行为是更新的关键。传统方法难以满足这一需求，多智能体建模从使用者视角“自下而上”模拟人的空间行为，为居住空间优化提供了新思路。文章以居民与环境、居民间的互动关系分析为抓手，选取南京市花园路片区为研究对象，利用多智能体方法构建居住空间利用模型，通过调研数据对模型进行校验，并提出功能混合、用地开放、更新有序等居住空间优化策略。这不仅为传统居住空间利用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与方法，也为面向未来的社区建设实践提供有效的路径参考。

模拟仿真技术支持“假设分析”为解决城市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文章从城市规划学科的视角梳理了仿真模型的类型、关键技术工具、典型应用场景和国内外仿真实践典型案例。研究发现，学者常借助数学模型、计算机和人工智能对城市展开宏观、中观和微观尺度的模拟，并将仿真技术主要应用于土地空间扩张、交通规划管理、人群迁移动态、服务设施布局以及旧城更新保护模拟等方面。国内外仿真实践案例在仿真动态推演、多情景测试等方面展现出优势，但也面临泛化能力不足、跨尺度数据融合瓶颈等挑战。

新时代背景下，如何对传统村落保护方法进行更新迭代依旧是城乡规划与建筑学科需要重视的问题。文章从传统村落和古代交通互生关系的视角出发，从更广阔的角度重新审视和挖掘传统村落的整体价值。通过最近邻指数、空间自相关、变异函数等空间统计方法探测了湖北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与古代交通之间的关联特征，初步揭示了传统村落和其生长环境的关联。研究发现，湖北省传统村落与古代交通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它们的凝聚程度在空间上呈现梯度性变化。其传统村落地理空间布局具有显著的交通导向性，“因盐而生”“傍河而居”是湖北省传统村落与交通的总体特征，也是中国传统农耕文化在地域空间上的实质体现。最后，将古代交通放在整体性、功能性和发展性的视野框架下，为传统村落保护与更新提供参考。

文章从关联性保护视角，构建家族聚落“社会—空间”关联分析框架，以此阐释家族社会与聚落空间的内在关联机制：强调人居智慧的聚落格局、反映族缘关系的家族簇群、遵循宗亲结构的户支院落、体现宗法信仰的仪式地标。在此基础上，以宁波市新张俞村为例，将上述“社会—空间”的关联机制运用到具体的保护实践中，从环境关联、血缘关联、位序关联和精神关联 4 个方面提出家族型传统聚落的“社会—空间”关联性保护方法，旨在为我国传统聚落保护提供新的思路。

预防性保护作为当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点方向，成为当下遗产保护研究的热点。然而，相较于建筑遗产较为完善的预防性保护研究体系，江南园林遗产的预防性保护研究工作仍处于初级阶段，其研究框架体系仍亟待完善。为了指导江南园林遗产的预防性保护工作，研究通过梳理国内外预防性保护和风险研究的相关文献资料及案例，结合大量的实地勘察工作，提出构建面向预防性保护的江南园林遗产风险管理体系，以期为江南园林遗产的预防性保护提供借鉴。

城市街道空间是城市生活的重要场所，其环境要素与居民心理压力密切相关。为探究大范围内街道环境对居民压力感知的影响机制，研究运用 DeepLabV3+ 深度学习算法对街景图像进行要素识别与分割，并将人工评分样本与随机森林模型结合构建了心理压力感知预测工具，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街景要素与压力感知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心理压力感知在空间上有明显的聚集特征：低压力水平集中在蓝绿空间附近，并且高品质蓝绿空间对压力的缓释作用更强，高压力感知聚集于建筑密集的城市核心区及低等级的生活性街道。墙壁和建筑物要素是主要的压力诱因，而天空、树木和道路则会缓解心理压力。研究为大规模压力感知测定提供了技术支持，研究结果为街道环境的更新和优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面对城市化进程中的风险挑战，评估城市韧性以促进区域安全发展。文章构建“经济—社会—环境—制度”FSEI 四维模型，基于 2012—2023 年中国 100 个城市数据，分析城市韧性发展差异。研究发现：韧性水平整体提升但增速分化，区域城市韧性差异显著，东部通过经济与制度韧性双驱动形成优势，中西部受经济与制度政策双重制约。聚类分析识别高、中、低韧性城市群组，高韧性城市实现资本循环与产业升级互动，中韧性城市存在政策与市场衔接不足，低韧性城市面临融资滞后与更新受阻的双重制约。建议高韧性城市深化智慧化更新，中韧性城市加强区域产业协同，低韧性城市依托政策性金融推动生态修复与产业转型，为差异化治理提供依据。

随着城市化程度不断加深，中国城市收缩现象普遍。文章将 2011—2022 年作为时间尺度，建立人口—经济—社会空间三维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全国范围内地级市的时空收缩演变特征，兼谈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已有近半数的城市出现收缩现象，以东北和西部地区为主，大部分为暂时性收缩；收缩城市中单维收缩以人口收缩为主，双维以人口—社会及人口—经济收缩为主，个别城市出现三维收缩现象；整体时间尺度下中国城市呈现波动性发展态势，并在东北地区及中、西部地区分别形成“三角形”“环形”结构，所有资源型城市均出现不同程度、不同维度的收缩。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市更新已从物质空间改造转向文化价值重构，文化产业因兼 具资源转化能力、文化传承功能与活力激发作用，成为推动这一转型的核心动力。文章 从要素耦合与机制运行双维度解析其底层逻辑，聚焦资源、动能、价值三大核心要素的 系统性匹配，围绕触发、传导、反馈的动态过程，通过空间存量挖潜与文化传承的资源 耦合、创新驱动与消费引领的动能耦合、经济复苏与社会治理的价值耦合，及政策市场 社会协同的触发机制、空间业态人群价值的链式传导机制、空间反哺与社会需求牵引的 反馈机制，推动城市更新从“物质面”转向“价值层”。基于文化产业赋能城市更新实 践中文化传承浅表化、产业项目同质化、主体协同缺失等问题，以文化赋能、创意引领、 科技支撑、多元协同为导向，从体制机制创新的视角，提出文化 IP 赋能激活文化资源 价值链等六大路径，以为中国式现代化下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学理与实践支撑。

随着城市人口规模扩大，交通出行需求问题日益突出，对城市交通系统设计的公平性和安全性提出了挑战。为提高特殊出行群体面临潜在危险时的容错率，文章对出行边缘化群体进行范畴划分与需求分析，总结不同地区在城市交通出行领域包容性设计的共同点，提炼并阐释了交通包容性设计（TID）的核心概念和指导原则，分析了针对出行边缘化群体的特殊出行需求以及失误失范行为的包容性设计，对促进社会公平、改善出行服务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绿地水生态系统服务的供需评价及城市绿地优化配置在缓解城市水资源短缺、协调人—水—城矛盾方面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研究首先通过整合绿地、水域及城市路网数据，界定研究区域并量化水源涵养服务的供需水平，利用 ArcGIS 与InVEST 模型分析其供需数量、空间分布及聚类特征。随后，采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探讨多种影响因素对供需平衡的解释力。结果表明：（1）研究区绿地水源涵养服务的年均总供给量为 1.38×107m3，其中网格单元供给最高值为 1.30×106m3，平均值为1.10×106m3；（2）总需求量为 1.2×107m3，最高值为 2.5×104m3，平均值为 3.3×103m3，存在显著供需不匹配问题；（3）温度是影响供需平衡的主导因子。在此基础上，从城市规划视角提出绿地结构优化方案：新增附属绿地 5.54km2、防护绿地 46.17km2、区域绿地 68.37km2，旨在提升城市生态韧性，推动城市绿色可持续发展。

文章立足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江南水网地区，以苏南 12 个村落为样本构建了四维景观基因传承度评价体系。评估显示 12 个村落平均得分为 63.58 分，呈现“环境基因良好、文化基因存在结构性短板”的失衡特征。针对此症结，文章提出“诊断—修复—活化”3个阶段的微改造路径，以 GIS、AI、BIM/VR 技术靶向干预，遵循“功能关联优先于地理邻接”原则，按景观基因对“双水脉”的响应将 12 个村落聚类为三大谱系，创设“3 核 12 节点”分布式格局，尝试提出破解水网型文化遗产“散点分布、功能割离”困境的评价—分类—活化—展示全链条方案。

在我国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快速推进过程中，存在实践同质化、与儿童需求契合不足等问题，亟须系统的研究指导和价值引领。鉴于国际研究在该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文章筛选国内外相关文献，对比其在概念推进、研究方法、对象、内容及议题上的异同，归纳国际研究“城市环境、儿童认知需求、儿童行为活动、治理体系”的“四位一体”研究体系，并试图总结当前我国研究面临的挑战及未来可优化方向，以期为高质量转型期的中国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提供借鉴。

在少子老龄化背景下，探索社区代际共融具有积极意义。文章选取近 20 年间中国知网数据库中相关文献 356 篇，运用 CiteSpace工具进行数据处理及分析，结合政策背景、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梳理社区代际共融研究发展历程，并将相关研究归为双龄共养设施、代际公共空间、社区参与和发展 3 个方向。

利用文献计量工具 CiteSpace 对乡村规划社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关联性进行定量分析和可视化评价，结果表明，研究机构地域分布需求广泛但供给集聚，研究热点与乡村振兴目标契合，研究主题兼具明显差异性和相互关联性，研究历程体现社会需求对教育供给的引导。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新时期乡村规划发展提供了指引，未来乡村规划教育内容、方向和模式应与社会需求高度协同、动态平衡、良性共生。

随着城市化与消费模式的转型，商业综合体作为中国城市景观的重要象征，正经历从繁荣到衰退的结构性转折。当下，空置商场与过剩商业地产的增多暴露出城市空间治理的深层困境。文章以“适应性再利用”“空间修复与空间生产”“间隙空间”三大理论为框架，并从宏观—中观—微观 3 个层级展开分析。宏观层面以“空间修复与空间生产”揭示资本逻辑与政策导向如何推动更新实践；中观层面以“适应性再利用”阐释制度机制与治理结构对空间再生的影响；微观层面则以“间隙空间”探讨社会行动、社区实践与公共性重构的可能。研究发现，中国商业体更新仍以增长导向和形象工程为主，缺乏社会嵌入与公共性导向。文章通过中外案例比较，揭示制度、治理与社会层面的国际差距，提出以社会再嵌入、制度弹性与公共性修复为导向的更新路径，为新时代的城市再生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政策启示。

感知视角下城市绿地游憩服务（简称“感知游憩服务”）的良好供给是提升居民身心健康与增进福祉的重要途径。文章聚焦国外感知游憩服务促进健康效益相关研究，对从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筛选的 413 篇英文文献进行梳理，利用 CiteSpace 和VOSviewer 知识图谱可视化软件，从发文量、研究作者与机构、引文期刊和学科演进4 个方面呈现该领域的研究特征；系统归纳后认为该领域研究热点为感知游憩服务与健康效益的关联性研究，具体涵盖感知游憩服务因子研究、感知游憩服务对健康效益的影响因素研究和感知游憩服务的健康效益研究。提出该领域 4 方面的研究展望：进一步完善感知游憩服务因子数据库；加强多维度感知的游憩服务研究；拓展感知游憩服务促进不同群体健康效益的对比研究和重视多学科、新技术研究方法的交叉融合。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单元式村庄规划需求增加。文章通过对现有单元划分方法的梳理，进一步提出了基于复杂网络理论的乡村单元划分方法，该方法包含乡村空间关联网络模型构建、乡村功能聚类分析、乡村单元识别与优化、乡村单元中心村识别与类型划分 4 个步骤，并以莆田市仙游县为例最终识别出 42 个乡村单元、7 大乡村单元类型。研究结果表明，该方法能够有效识别乡村单元的空间边界与规模特征，减少划分过程中的主观判断。研究旨在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实施提供科学依据。

在社会主义制度、计划经济体制与国防战备背景下建构的三线工厂生活区，是一种受集体主义深刻影响的空间形制。文章首先基于文化遗产内含的“价值观—价值—价值载体”逻辑，对计划经济时期集体形制及“遗产化”的价值逻辑进行理论解读。在此基础上，分析三线工厂生活区作为一种特殊集体形制，存在集体主义思想与空间形制互构所形成的价值载体，具有反映危机时期国家的政策探索历程、承载社会集体情感的两重价值形态。在“历史—当下”转型的视野下，三线工厂生活区作为一种“遗产”，对当代社区发展依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最后，以襄阳市卫东机械厂生活区为典型案例，进行价值载体解读与价值辨析，提出保护路径，为“集体形制遗产”的理论建构提供思考。

为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住建部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完整居住社区试点，通过积累经验和验证的方式，为其推广建设奠定基础。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如何集中集约推进完整居住社区建设成为后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文章以黄石市为例，基于125 位社区主任的调研数据，旨在发现地方在贯彻落实完整居住社区建设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问题，提前识别地方建设可能遇到的挑战，并提出在地化规划对策，为具体实施提供有益参考。研究发现，城市社区人口和用地规模由于历史原因差异明显，很难契合政策要求；社区建设反映的问题呈现集中态势，部分难以符合政策统一规定进行建设；同时，社区建设的空间分异和需求分异现象也普遍存在。基于此，研究提出需要基于地方日常生活划定完整居住社区实施单元，并结合地方发展实际和政策延续性考虑，提出了分类、分项、分期实施的规划策略，保证地方实施完整居住社区建设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城市绿地是城市与自然之间的桥梁，在缓解压力和增进福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研究使用计算机视觉、眼动追踪技术和恢复量表来探索城市绿地景观环境中的性别差异，具体而言，采用一种集成颜色特征、语义分割和深度预测模型的综合方法来量化景观感知。然后将眼动追踪数据与主观恢复量表相结合，分析性别差异的视觉行为和恢复效果。研究结果显示了视觉探索和心理恢复方面的显著性别差异。男性表现出更频繁的视觉变化和更广阔的空间扫描，而女性更专注于特定的视觉线索，注视时间更长。水和灌木等自然元素对恢复作出了积极贡献，尤其是对女性而言，而建筑和铺装等人工要素则增加了认知负荷。此外，环境中开敞的空间和简单的色彩一定程度增强了女性的心理恢复能力，表明城市绿地需要性别敏感的设计。这些结果对景观设计具有广泛的影响，倡导纳入性别促进策略，优化城市绿地以促进心理健康，特别关注女性对舒适、放松和视觉刺激的需求。

提升市域社会治理水平对促进共同富裕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文章基于 2012—2021 年长三角城市群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对市域社会治理水平进行测度，并使用ArcGIS 对其进行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长三角城市群市域社会治理水平成效显著但不同省份和城市之间的治理水平存在显著差异；长三角城市群市域社会治理水平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布差异且有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政府财政支持、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水平、科技与交通的提升均有助于市域社会治理水平的提高。基于此，我国应健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加强市域社会治理能力建设；加强区域协同治理，缩小市域社会治理水平差距；关注社会发展挑战，强化科技与交通投入；针对不同地区特征与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采取有效的提升路径。

体育场馆作为城市重要的公共基础设施，不仅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更对周边环境、交通、居民生活等产生深远影响。为有效识别体育场馆建设对周边区域影响的空间边界与时间跨度，文章整合多源地理数据，构建基础发展指标和综合活力指标对区域发展活力水平进行量化，通过中断时间序列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对空间影响范围进行识别，并对影响周期进行检验。通过对全国 39 个大型体育场馆的案例分析表明，体育场馆对周边区域活力的影响存在显著时空局限性。空间维度上，5 km 可视为影响效应的临界阈值，超出该范围后影响效应显著减弱；时间维度上，影响主要集中于建成后前两年，随后持续减弱。进一步分析发现，体育场馆的影响存在显著个体差异，设施建设本身无法保障其活力提升，缺乏配套功能的场馆难以将事件性的赛事活动转化为持续的区域活力。

文章考察数智时代城市媒体生态变革对艺术设计教育提出的全新挑战，通过构建“城市—媒介—艺术”三元互动理论模型，剖析无锡广电“百室千端”、长沙广电多频道网络团队等案例，揭示当前艺术设计教育在课程体系、技能培养和评价机制方面存在的结构性滞后问题，提出以文化编码、空间叙事与社会介入为核心的教学改革路径，构建“技术—传播—城市”三维适配体系，为培养符合数智化城市媒体发展需求的复合型艺术设计人才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方案。

在城市建设进入“存量更新”与“文化自信”的双重背景下，高校历史校区已从封闭的“教学容器”转变为城市文化遗产网络的关键节点。如何在保留记忆载体的同时重构空间叙事，活化利用原有空间，成为高校历史校区改造设计的难点。文章以南京大学鼓楼校区为例，提出“文脉关联—功能活化—设施协同”三段式改造设计机制，并通过若干典型节点的实验性设计，验证该机制的可复制性与可推广性，以实现在传统外壳下满足当前高校对环境多样化的需求，服务于江苏省“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打造人文江苏”的战略目标。

沟域是山地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合理尺度，沟域经济是研究绿色发展导向下山地乡村空间组织与治理机制的有效切入视角。首先，通过理论溯源揭示沟域经济的多元特性及其空间效应，建立山地乡村空间治理的理论基础。其次，通过实证分析梳理北京市沟域经济建设与山地乡村空间治理的协同演进脉络，解析 3 个典型阶段沟域乡村的综合治理导向、空间组织模式及空间治理措施。进而，结合新时期北京市沟域乡村治理演进的新趋势和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新要求，提出以沟域生态租引领山地乡村的空间组织，并从租源、价值、效率维度阐释其背后的经济学逻辑。最后，以沟域作为空间治理的基本单元，从租源供给、收租效率、租源价值、收租过程 4 个方面提出单元统筹、要素流动、空间调控、效能评估的山地乡村空间治理机制，引领山地乡村空间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

数字技术产业的发展对于提升区域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率具有显著影响，尤其是在推动都市圈产业协同创新和优化空间布局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研究旨在构建数字技术产业的空间分析框架，并以南京都市圈为例，通过实证研究探讨数字技术产业的空间集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南京都市圈的数字技术产业空间分布呈现以核心区域为中心，辅以点状分布的格局，显示明显的单核心集聚特性。②区域基础条件和政府要素投入是数字技术产业集聚的主要驱动力，二者的交互作用的解释力更高。③数字技术产业分布受到都市圈内产业生态系统的影响，在制度环境和基础条件等方面提升产业生态系统的整体水平，可以增强其竞争力。研究为都市圈数字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数字技术产业的协调布局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在“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夜间消费集聚示范区建设已成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重要展区，也是“有为政府”从区域层面推动城市夜间经济快速发展的有力举措和关键路径。在各地区夜间消费集聚示范区建设相关政策文本的基础上，确定涵盖 5 个维度和 25 个一级指标的夜间消费集聚示范区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应用 DEMATEL 方法识别各评价指标的重要程度和属性，确定“发展规划”“夜间消费”和“业态类型”为关键评价指标，并从“强化政策引导，优化宏观布局”“深挖文化底蕴，提振夜间消费”“兼顾‘品质’与‘活力’促进产业融合发展”三方面提出建议对策。

在认知地图视角下，城市视觉设计与空间规划是相辅相成、深度交融的关系，二者以人的空间认知为核心，通过对城市空间形态、建筑风格、景观元素等方面的设计，塑造出独特的城市视觉形象，共同推动城市的发展与优化。城市视觉的塑造不仅影响着人们对城市空间结构、功能布局及环境特征的理解，还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着人们的行为和活动。文章将深入探讨城市视觉设计对空间规划认知的多方面影响，分析其作用机制，并结合实际案例阐述如何通过优化城市视觉设计来提升人们对空间规划的认知水平，从而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文章旨在探索自然资源资产配置方案的逻辑定位、核心任务与磋商机制。南京市燕子矶新城的实证表明，案例地存在整备成本高、搬迁时序复杂、邻避效应突出等问题，方案提出统筹配置、优化使用、循序持续三大目标，通过整备引导、配置优化、价值实现及效益分析，实现保值增值目标。研究表明，资产配置方案应当以要素创新供给和保值增值为导向，以资产整备、配置、经营为核心任务，并与详细规划形成协同磋商与互动反馈。研究可为各地推进自然资源资产配置方案的编制提供参考。

近期以来，国内规划遗产研究已初见成效，当务之急是尽快探索出一套适应性的价值认知方法。为了回应这一研究主题，文章对当前的学术进展和亟待解决的研究议题做了梳理分析，进而以发生学理论为支撑，阐述规划遗产的价值认知依据，提出“两端加过程”的价值认知路径，指出规划遗产应该包含 3 项价值认知要素：规划主体的实践行为、规划实施的具体内容、规划对象的创造结果。与上述 3 大认知要素紧密对应，结合理论观点阐释，同时辅之以典型案例佐证，依次针对以下 3 个方面的认知概念及其价值指向做了论述分析：①规划实践的特殊性与代表性；②规划内容的价值表现及其实施情况；③规划结果的真实性与完整性。研究旨在为规划遗产初步搭建一个具有特定适用意义的价值认知框架，为后续理论实践探索提供应用方法参考。

节约型社会建设需要从传统时代的节约文化中汲取经验与灵感。文章借助实地调研所获信息以及历史文献记载，从空间布局、家居营造、公共设施营造 3 个方面对婺源县的中国传统村落传统居住区空间节约技艺进行研究。结果显示：空间布局采用建筑集中布局、窄巷构造技艺；家居营造采用限制平面扩张、拓展垂直空间技艺；公共设施营造采用重叠与均衡布局、内部通联技艺。这些技艺相互关联并产生多元效应，既能提高适居性，又能缓和容纳更多人口与节约空间之间的矛盾。研究旨在加深对传统村落文化的理解，为现今乡村居住区的营建提供镜鉴。

目前中国水污染总量控制的研究机制、遥制方法和过程性进展等亟须改进。通过分析美国河流每日最大负荷总量（TMDL）的观测背景、方法特点和研究进展，结果表明TMDL 计划对于改善水质切实有效。我们应借鉴该计划对中国水污染总量控制进行靶向治理、精准管控。从实际水环境出发，综合考虑点源和非点源污染，开发适用于各流域不同水体特点的水质模型、污染物负荷及水环境容量计算技术，制定中国版控污计划以提升水质。

面向“智能 +”国家战略与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的时代语境，计算性思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基于计算性思维，文章聚焦用户生成数据，为黑龙江省乡村冰雪旅游规划优化提供了“数字采集—数字分析—数字反馈”全环节深度支持。研究发现：游客数量总体上逐年上升，存在明显淡旺季；游客兴趣点呈“多核状”分布，并形成以路网为骨架，围绕现有景点集中分布的格局；游览路径表现为互补性较强的“核心—边缘”结构；冰雪观光和文化体验是最受欢迎的场景意象，但供需失衡的现实问题制约了冰雪旅游城乡协调发展。立足城乡一体化发展视角，文章从资源挖掘、节点联动、线路协同三方面提出规划优化建议，旨在为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精细化治理奠定技术基础。

在本地老龄人口和返乡老龄人口的双重压力胁迫下，以重庆为代表的中西部传统民工输出地区老龄化形势严峻。因此，评估该地区养老设施空间配置合理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研究结合重庆地形特点，考虑坡度对服务半径的影响，采用改进的两步移动搜索法评测各街道和乡镇养老服务设施的可达性，并运用 GM(1,1) 模型预测未来 5 年老年人口数量及比例，进而估算养老床位需求。结果表明：重庆市养老设施空间分布极不均衡，呈现“单中心集聚，多节点分散”的格局；大部分区县的养老床位与老年人口需求大致匹配，但街道乡镇的床位可达性普遍较低；预计未来 5 年内，重庆市老年人数量与占比将持续上升，至 2028 年所需养老床位将超过 25 万张。除沙坪坝区与忠县，其他区县均需增加床位供给，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

结合 GIS 和网络大数据，文章对长沙市消防救援站动态可达性进行评估。区别于传统的基于静态可达性研究对城市交通动态特性的忽略，研究依据实时交通数据评估可达性，提出基于动态时间网络的应急救援出警管理决策模式（模式 B），并通过与传统的基于辖区划分的出警模式（模式 A）进行对比，揭示了实时交通状况对救援效率、公平性等方面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模式 B 在交通距离和时间成本上均表现出更好的可达性和公平性，尤其在短距离救援和交通高峰期表现更为突出。

综合公园作为重要且稀缺的城市公共资源，科学测度其布局兼顾空间效率和公平对优化城市公园体系、增进民生福祉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兼顾空间效率和公平视角构建综合公园布局测度指标体系，并引入 IFAHP-熵权法测度综合公园布局的综合指数。以苏州市中心城区为例，以多源数据为支撑，将研究尺度下沉至居住区尺度，实证结果表明：（1）中心城区的综合指数整体偏低，空间效率、空间公平水平不佳，综合公园存在供需空间错配现象。（2）各市辖区综合指数差异明显，表现为吴中区 > 高新区 > 相城区 > 姑苏区 > 工业园区，市辖区间在综合公园资源供需及其匹配状况方面存在显著不同。（3）空间效率是综合指数的基础，保障空间公平的落实；空间公平是提升综合指数的关键，引导空间效率的提高。文章旨在丰富综合公园布局的研究视角，为其科学测度提供指标体系及方法，为公园绿地精准化布局提供借鉴。

文章从批判性研究视角探讨了海南白查村黎族传统聚落在遗产化进程中的身份认同与协商，分析了从官方到地方的多层级遗产认同。研究发现，遗产身份认同是不同行为主体在多重尺度上的复杂制造过程。在官方层面，UNESCO 构建了超越国界的普世认同，中国政府则将其转化为服务于国家认同的工具；在地方层面，地方政府借用官方话语规训地方认同，原有居民则通过日常惯习不断重构族群认同；在协商层面，官方与地方主体围绕遗产认同展开持续、动态的对话协商。研究揭示了遗产认同的社会建构本质，主张以包容、多元与动态的视角加以理解。

在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实施将对人居环境产生深刻影响。文章基于文献计量法综合多种统计分析软件对国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成果进行热点提炼，对无障碍领域 3 类研究主题、3 大发展阶段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可视化分析。研究表明：（1）研究作者及机构以高校为主，研究主题多元，但各领域未形成明显的跨区域、跨学科合作。（2）目前公众对于无障碍城市建设热点主要关注出行、设施、环境 3 方面，而“老旧社区”“医养结合”“居家养老”是研究热点关键词。（3）“无障碍空间建设内容”“无障碍服务人群”“无障碍设计方法”是研究的热门主题。文章最后指出国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未来应进一步关注的研究方向。

新发展阶段，城市空间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工具和抓手，但国内外城市空间治理研究成果的对比研究尚不充分。文章对 2000—2022 年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发现：国内外研究与不同时期的国家政策密切相关，总体均呈先缓后急的增长趋势，国外研究起步早且发文量大。研究内容正逐步细化，国内研究话题集中，但实践研究偏少，跨学科合作仍需加强；国外研究涉及领域广泛且更注重市场和社会参与。基于研究热点跟踪及评述，将国内城市空间治理研究分为空间安全、空间效率、空间公平、空间品质 4 个维度进行总结，并探讨了不同维度的发展情况及研究趋势。通过深入的国际比较，文章提出了未来研究的方向，包括坚持空间治理思维、完善治理机制、更新存量空间、寻求多方利益整合、加强跨学科合作及跨部门协作等，为国内城市空间治理研究提供有益探索。

城市是一个有机生命体，其内部蕴含的社会、经济、自然等多元要素，彼此相互嵌套、协同联动，构筑起高度复杂的巨型系统。城市复杂系统具有自组织、自适应、动态开放等特征，在空间上表现为城市要素、功能、结构、特征的不断演进。文章通过文献总结和梳理发现，当前城市复杂系统空间演进量化模拟在技术层面存在5类主流方法，包括描述型方法、动力学方法、交互模拟方法、系统耦合建模方法、知识驱动建模方法等。当前方法呈现从单一时空尺度向多粒度演化分析、从现象描述向机理解释、从局部模型向系统模型的演进趋势。未来，在城市系统的复杂转型新趋势和大模型、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推动下，城市复杂系统空间演进研究亟须在 多源异构数据的知识化表征学习、人机协同的系统模型开发等方向取得突破，以实现城市多目标协同优化和全生命周期治理。

建筑废弃物处置已成为制约澳门城市更新发展的因素之一，受更新需求影响产生的大 量废弃物将成为澳门亟待解决的挑战。澳门虽然在香港等地区的经验下构建了建筑废 弃物管控体系，但是存在分类差异化、指引笼统等问题，导致资源浪费、弃置物堆积 等社会问题。文章对澳门建筑废弃物管控的过程演变、管控模式等进行了分析，并结 合实际运作情况分析澳门建筑废弃物管控模式的 4 个方面——规划、施工、回收处理 阶段和全阶段管控监督，发现存在土地资源稀缺、配套设施不足、施工时间限制和公 众意识差异等困境。其背后成因是规划受限、标准不一及其他因素，据此提出通过引 导废料预处理、加强周边城市减废合作、扩能处置设施等提升现有规划灵活性，明确 工程废料分类细则、低碳建造标准、回收再利用规范，以及政府继续积极引导等减废、 转废优化策略，以提升澳门建筑废弃物管控模式的施行效果。

碎片化老旧小区组群空间是当前城市更新的重要对象，而承担主要公共服务功能的社区综合体设计则是推动老旧小区组群空间整合更新的重要途径。文章在梳理城市老旧小区组群更新与社区综合体设计互动关系的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案例基础上，厘清社区综合体与老旧社区组群整合的互动特征，并结合实地调研指出老旧小区综合体的现状问题，从功能、空间、管理运营 3 个方面总结以老旧小区组群整合为目标的社区综合体设计策略。以济南兴业嘉苑社区综合体项目为例，按照“功能业态按需配置、适配场地完善功能形体、空间流线有机整合、设计和运营互动响应”的操作逻辑，探索以点带面推动小区组群整合更新的社区综合体设计路径。研究旨在为当前居住小区空间优化和社区综合体设计提供新的视角和有益启示。

在新型城镇化与城市更新行动的双重驱动下，工业遗存改造如何协同教育空间转型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命题。文章基于共生理论，探究工业遗存与校园空间的创新性共生路径，梳理存量校园空间与工业遗存空间等共生单元的共生模式与共生界面，系统构建工业遗存校园化更新框架。基于校园内部系统共生及外部城校共生的目标，提出“功能—空间协同共生、环境织补共生、文化融创共生、城校互动共生”4 个维度的工业遗存校园化更新策略，并剖析扬州中江机床厂校园化更新实践，以期为工业遗存校园化更新提供借鉴。

促进医疗公平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作为评估公平的重要维度，现有医疗可达性研究对时间维度的考量不足。文章以南京市中心城区为例，基于高德 API 获取小汽车和公共交通 2 种方式在 5 个研究时刻的实时出行时间，考虑门诊开放状态建立高斯两步移动搜寻法计算时空可达性，采用基尼系数、可达性差异指数和双变量局部莫兰指数评估医疗公平的不同维度。结果表明：①采用小汽车就医区域间公平差距较小但对交通拥堵较为敏感，采用公共交通就医对医院可用性更为敏感；②不同模式可达性空间格局存在差异：小汽车方式下呈现圈层扩散分布，而公共交通方式下呈现“中心 + 组团”并沿轨道交通线路轴向扩张；③基于时空可达性的医疗公平在研究时刻内动态变化，医院全部开放的平峰时段可达性与公平性最佳。文章可为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医疗资源的公平配置和包容城市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双碳”背景下，构建新型能源系统赋能园区绿色建筑的规划设计是迫切需要探讨的热点问题。文章从低碳理念出发，以滁州某低碳产业科技研发园区规划设计为例，根据园区自然资源禀赋、气象气候特征构建可再生能源、市电网与绿色建筑一体化结合的新型能源微网供用能系统。以可再生能源就地消纳为目标，以减少对市电网冲击为调度策略，对微网系统进行了建模和优化设计，构建了“源—储—荷”智慧调度系统控制策略；围绕可再生能源与绿色建筑的一体化设计，研究适宜的建筑平面、空间、建筑形体和构造体系，实现建筑结构、功能、可再生能源耦合、节能、自然生态及经济性的最优化。模拟和节能计算结果表明，可再生能源总装机容量为 2.329 MW，能源微网年减排 CO2 共 2113.6 t，降碳率达 42.3%；大幅减少可再生能源对市电网的随机性冲击。绿色建筑（以综合办公楼为例）节能效应CO2 减排量为 235.7 t，与传统建筑相比，碳排放强度降幅约 30.7%。文章为夏热冬冷地区低碳园区建设提供可复制的技术路径。

交通网络与新型城镇化的协同发展是成渝地区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前提。文章基于对成渝地区 2007 年、2010 年、2013 年、2016 年及 2019 年交通网络、新型城镇化发展演化特征的分析，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两者的协同发展水平，并运用空间自相关、核密度估计、障碍度模型探究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格局和障碍因素。研究发现：①发展指数年均增长率方面，交通网络高于新型城镇化，在空间上均呈现以成都和重庆中心城区为核心的极化特征。②区域耦合协调水平由濒临失调提升至勉强协调，以成都和重庆中心城区为核心的极化特征显著。部分研究单元交通网络发展滞后，这些单元主要分布于成都平原地区和重庆大都市区。③耦合协调度在空间分布上由离散转向集聚，热点区域由以成都为主的单核分布转向以成都和环重庆中心城区为主的双核分布，冷点区域始终集中在渝东北和渝东南地区。成渝地区整体和分片区动态演进过程各异。④障碍度方面，交通网络始终高于新型城镇化，主要障碍因素是运输能力、经济发展和组织水平。最后，文章针对成渝地区交通网络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时空格局及障碍因素，提出促进两系统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

由农田、林地及相关环境要素构成的城市边缘区生态空间是区域绿色基础设施网络的有机组分，能够联系城区与外围生态基质，保障系统服务稳定发挥。过程连续性与生境多样性维持是其服务发挥的基础。既有管控忽视边缘区生态空间特定环境及功能属性，管控精度与效能不足。研究结合边缘区生态空间系统服务基础与禀赋特征，提出局部与系统联系、区位与属性匹配、保护与利用结合的差异化管控策略，旨在提升城市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与管控效能。

在深化数字乡村建设、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背景下，加速数字乡村建设与旅居康养等新兴乡村产业的协同创新发展，成为提升健康养老品质、加速乡村产业转型升级、激发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动能。探讨数字乡村建设与旅居康养产业协同发展的内在机理，提出以智慧旅居康养小镇作为连接和实现农村一二三产业数据共享的载体，通过构建“数智设计 + 康养产业 + 乡村旅游 + 生态资源 + 文化内涵”的多元组合规划模式，展开数字乡村建设与智慧旅居康养小镇共享空间规划策略研究，充分释放数字技术对乡村产业振兴的赋能效应。

研学旅行在乡村地区的健康发展将有利于深度挖掘当地特色资源，保护地域风貌文化，吸引庞大稳定的客流量，可以有效推动地方产业和经济平稳发展。研究发现，基于群域内地理文化背景，地貌空间相近、资源基底完整、民俗文化趋同，对村落实行集群模式的系统性保护开发是可行的，对于避免村落零碎化发展是有效的。文章以山西省左权县域片区为研究对象，依托区域优质资源，明确旅游带动为核心的发展定位，围绕研学旅行事业探究契合村落集群化发展的协同机制，阐述左权片区联动发展的具体策略，打造群域内特色“旅游 IP”，以期为村落集群模式下系统性保护发展的实践研究提供思路和补充。

甬江流域的开发和建设离不开与水的互动，文章基于考古成果、地方志以及实地调研，获取传统聚落地理坐标，利用 ArcGIS 10.8 软件进行分析，得出甬江流域传统聚落空间分布演变的进程，并探究其演变背后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1）根据平均最近邻分析可知，甬江流域传统聚落在史前至清代各时期都呈现显著聚集；（2）甬江流域传统聚落的演变可以划分为萌芽期、发展期、兴盛期和成熟期 4 个阶段，聚落分布逐渐从山前平地向平原发展，后又转向山间谷地和滨海盐碱地；（3）影响聚落空间分布的原因可以归纳为水利建设、水运经济、人地矛盾和其他影响因素。研究旨在揭示甬江流域传统聚落空间分布的演变过程和影响因素，以阐释好、挖掘好传统人居环境的营建智慧以及保护和传承传统聚落文化遗产景观。

城市化和人口增长提升了城市对历史街区步行环境优化的需求。文章以济南百花洲的3 条街道为例，基于 MS-DeepLabV3+模型进行街景图像分割，综合构建历史街区步行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评估其步行舒适度，并运用 SHAP 分析总结步行舒适度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基地存在步行舒适度整体偏低、人车冲突频繁、绿视率低、建筑破坏步行系统等问题。文章对历史街区的步行环境建立新的评价指标和研究体系，并提出了促进历史街区步行系统可持续发展的优化措施。

目前针对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的研究相对宏观，难以实现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由斑块状的脆性结构向网络化的稳态结构转变。文章剖析了国土空间与“三生”系统的动态关系，对湖南省长株潭地区生产、生活与生态子系统进行空间网络特征分析和冲突点识别，提出了基于“三生”系统动态耦合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优化方法，并探索与国土空间规划的融合模式，从而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的构建提供有效建议。

城市绿地有利于人类福祉，且有助于减轻气候变化及城市化进程的负面影响。郑州市作为“中原绿都”，近年来快速的城市化使其绿地格局出现了一定失衡。文章以郑州四环为例，基于 GF2 高分辨卫星解译的城市绿地及安居客居住区数据，通过 G2SFCA模型及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不同尺度下的城市绿地的可达性及供需平衡关系，结果表明：（1）二环内城区人口的高度集中、绿地面积较少导致郑州四环整体绿地格局存在一定失衡。（2）各尺度下城市绿地可达性均呈现“围三阙一”的环形结构，具体表现为四环东、西、北侧高值对二环周边及三环南部低值的圈围。（3）各尺度下城市绿地供需匹配模式呈现一定的空间差异，格网及街道尺度下分别呈现整体失衡及局部失衡，失衡地区集中在南三环南侧及金水路西北侧，存在较高的人口承载压力及匮乏的绿地供给，需要进一步加强绿地建设。研究结果可为郑州四环城市绿地规划及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数据支持及参考。

深化城市轨道交通与生活圈耦合影响研究，可为新时期轨道 TOD 生活圈规划和发展提供指导。文章在理论分析基础上，以中部省会城市长沙新近开通运营的地铁线路为例，综合采用多源大数据，运用特征价格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模型，基于生活圈视角解析轨道交通对沿线住宅价格的影响机制及对不同价位住宅的影响差异，并开展不同地铁线路影响的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表明：①轨道交通开通运营前后对沿线住宅价格的影响程度相对于规划建设期更为显著，对沿线住宅价格产生了明显的“廊道效应”，以地铁站为圆心 5 分钟、10 分钟和 15 分钟生活圈范围内的住宅价格增值幅度依次递减，5 分钟生活圈内住宅增值幅度最高，达到 7％。②生活圈公共服务设施集中程度等邻里因素对房价呈现正相关影响，其中教育设施配套条件成为购房者考量的重要因素。同时结构因素对房价具有稳定的正向影响，其中容积率与物业服务水平影响较为显著。③不同生活圈范围内轨道交通对各个价位住宅价格的影响均呈现“W”形变化特征，对中价位和极高价位住宅的影响更大。不同价位住宅消费者关注的生活圈配套设施类型存在明显差异。④不同轨道交通线路对沿线住宅价格的影响程度不同，这与沿线站点周边生活圈的用地功能构成和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等差异有着密切关系。轨道交通与生活圈设施对沿线住宅价格及空间发展产生重要复合影响，应基于影响规律加强城市轨道交通与生活圈设施一体化规划和融合建设。

社区养老设施空间是老年人日常生活的重要场所，其布局直接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针对以往研究中忽略老人个体差异、与社区实际结合不足的问题，文章以天津市望海楼、鸿顺里街道为例，运用最近设施点和两步移动搜索法分别对 5 分钟、15 分钟生活圈养老设施可达性进行评价，揭示了设施空间配置不充分、不均衡的现状问题及原因。依据评价结果，结合生活圈居住区范围划分及社区空间形态微更新，运用位置分配模型完成布局优化，精准补足设施短板。

评估城市边缘区生态系统服务社会价值是促进其社会效益提升的基础，有助于区域景观风貌塑造、休闲旅游开发、历史遗产保护与科教事业发展，能够为城市和乡村提供全面持久的社会保障。文章以江宁区为例，通过引入恰当的环境变量，揭示不同环境要素与社会价值的相关关系及其对社会价值定量测度的重要性，比较居民与游客两大核心利益群体的感知异同，旨在准确评估并促进城市边缘区生态系统服务社会效益与复合价值的综合提升，为城市边缘区生态系统的规划与管理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支持。

在城市更新成为城市发展核心议题的背景下，文章分析了中国发展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对盘活存量资产、缓解城市更新资金压力与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作用，总结了美国、日本及中国的典型城市更新 REITs 项目经验，指出清晰的产权界定、税收优惠及市场化运作是 REITs 成功的关键。同时，文章深入剖析了我国 REITs 在城市更新中面临的法律法规不完善、税收负担重、监管协调不足、产权界定困难及市场认知偏差等现实问题。在此基础上，从加强顶层设计完善专项法规、提供差异化税收优惠、建立跨部门监管协同机制、优化产权交易流程及培育专业人才与市场认知等方面，文章提出了针对性对策建议，以推动 REITs在城市更新中高效应用，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探究城市人口空间集聚的变化特征是推进其高效能治理的关键，对人口优化布局、基础设施配置等具有参考意义。基于街区层面的人口普查数据，综合运用人口集聚度及其增长指数等指标对兰州城市人口的空间集聚变化进行解析。结果表明：3 个普查年的人口密度均表现出“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在主城 4 区与河谷盆地两个尺度上呈现典型的“中心—外围”格局；城市人口发生了由“双峰体”向其中间地带集聚的现象。各类人口集聚区的数量与范围变化差异较大，呈现以城关旧城和西固旧城为双中心的圈层结构。人口集聚度增长变化也表现出“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4 类街区在河谷盆地内外的分布差异较大。城市人口的空间集聚主要受自然地理环境、户籍制度改革、公共政策引导、交通设施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传统村落作为中国历史文化的空间载体，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文章以西南湘黔滇文化走廊沿线1003个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从线性视角出发，运用地理信息系统、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分析传统村落空间的分布特征、影响因素及影响机制，以期为传统村落的空间格局优化及乡村振兴实践提供参考。结果表明：（1）西南湘黔滇文化走廊传统村落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显著的凝聚性特征，整体呈现“东部密集成片，西部稀疏成点”的空间格局；（2）湘黔滇文化走廊传统村落空间分异受多重机制影响，生态因素作为外在核心驱动力，对村落空间分异起着主导性塑造作用，文化因素则为内在推动力，多因素交互作用时，交通因素的交互强度大于其他因素，经济因素的交互作用幅度最为突出。

夜市作为夜间日常生活空间，其中承载了大量的非正规就业与经济活动，但在其治理过程中存在着“时紧时松、宽严不一”等政策反复或无效的现象，如何认识这一政策过程是能否有效治理夜市空间的关键所在。文章以长沙夜市为例，通过分析夜市治理政策的演进过程与主要变化发现，夜市空间从市中心的街边马路向城市社区内部不断嵌入，其治理政策经历了从强制管控到限制性使用、再到鼓励发展的渐进式演进。在这一过程中，治理关系由摊贩—城管互动向多元主体参与转变，“划界”与“分类”作为主要的治理技术与主体的诉求共同影响治理目标的实现。结论指出，未来的空间治理需回应夜间消费背景下对灵活、多样的商业空间产品的需求，以应对非正规经济带来的发展机会。

体验经济时代，旅游购物服务场景成为开发规划和市场营销实践中热点话题。文章以网络点评文本为资料来源，基于扎根理论的方法探索了旅游购物服务场景的多维特征和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旅游购物服务场景的框架体系由 4 个主范畴（旅游购物服务场景、购物体验、不确定性规避及行为意愿）和 11 个范畴构成。服务场景对旅游者的影响机理遵循 S-O-R 理论的基本原理，在主体因素、中介因素和调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逐渐形成，对旅游者行为意愿存在显著的复杂影响。旅游购物服务场景具有多维度特征，主要包括品牌声誉、便利设施、购物环境、店铺设计、商品价值和员工服务 6 个维度。旅游购物服务场景的探索性研究为旅游者行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内容，为购物服务和场所管理提供了理论参考。

采集粤港澳大湾区经济、交通和信息多维流数据，加权叠加构建综合网络，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从点、线、面全方位解析 4 种网络的联系特征和空间结构。结果表明：（1）各网络呈现明显的多中心结构，网络中心节点集中于广深港莞，各节点辐射 / 聚集能力差距较大，空间上东多西少；（2）区域经济、交通和信息联系不平衡，综合网络以“佛广莞深港”为核心骨架，珠西城市对外联系薄弱；（3）各城市子群存在较明显的政策边界和地理边界效应，区域协同性有待加强；（4）多维网络整体以广深港莞为核心呈三大圈层分布，外围圈层缺乏区域增长极。未来可通过多极化、网络协调化和“去边界化”措施，促进城市群协调联动和高质量发展。

夜间经济试点城市创建工作既涉及地缘边界政府间的横向竞争，又涉及时空维度与前任政府的纵向竞争。在阐释夜间经济试点城市创建价值意蕴的基础上，基于有为政府的竞争属性从政绩聚焦效应、转型治理逻辑、助推政策创新 3 方面阐释夜间经济试点城市创建的特征，并通过典型地区夜间经济试点城市创建的实况扫描，凝练“隶属示范导向型创建、评建指标多元化、以‘引导参与’形式为主”3 层现状景观，总结“基层负担加重、不良竞争现象频发、非正式经济边缘化定位、新形式作风滋生”4 点实践困境，最后从融入敏捷思维、规范创建内在限度、引导非正式经济渐进式发展、注重过程结果双向监管 4 方面提出推进策略。

在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政府协调发挥着关键作用。通过政策引导与跨区域协作，政府有效推动了产业升级与转移，促进了生产要素的高效配置，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然而，面对新形势下的发展需求，如何进一步优化政府协调机制，以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已成为当前研究的核心议题。文章聚焦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中的政府协调作用及其应用路径，首先，从理论层面论证了强化政府协调的必要性；其次，梳理了政府协调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表现形式；再次，基于现状分析，探讨了当前政府协调机制的成效与挑战；最后，系统提出了优化政府协调功能的具体策略，以期为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亲生命性已成为引领新时代城市景观设计的一种新理念，但尚缺乏从景观美学视角出发的系统理论研究。建构亲生命性景观美学的认知框架，可助力亲生命性景观的高质量发展。文章首先从理论基础、价值导向与时代意蕴 3 个维度系统阐释亲生命性景观美学的内涵，并对其与其他相关理念进行比较与批判性审视。随后结合人与自然互动的逻辑与现实特征，识别出图像式接触自然取代现实式接触自然、理论式学习自然取代体验式学习自然等挑战，并强调亲自然长成环境在美学意识培育中的关键作用。在此基础上，从“惊奇之感—科学认知—自我升华—共存伦理”4 个层次构建了亲生命性景观美学意识培育的路径。最后，从跨学科整合、案例研究与实验验证、大数据与多源数据分析等方法论层面，探讨了将该路径转化为实践设计研究方法与策略的可行途径。以此建构了亲生命性景观美学的认知框架，旨在为亲生命性景观的理论发展、设计实践、环境教育及其他相关研究提供支撑与参考。

面对气候变化与城市系统复杂性叠加的治理挑战，安全韧性建设已成为城市更新的核心命题。文章基于韧性治理理论，构建包含政策层级、治理要素、风险类型、实施过程和参与主体的五维分析框架，系统解构 1982—2024 年间 38 份国家层面城市更新政策文本，揭示安全韧性导向的政策演进三阶段特征：（1）危旧房屋消险阶段（2007年之前）聚焦建筑结构安全的工程性防御；（2）社区安全提升阶段（2007—2018 年）转向基础设施与应急管理协同；（3）韧性体系建设阶段（2019年至今）形成“风险评估—动态响应—制度保障”的治理闭环。通过上海、南京 19 份地方政策的对比研究发现，当前政策存在应急响应机制薄弱、风险类型覆盖局限、多元主体协同不足等结构性矛盾。为此提出韧性嵌入城市更新的四重路径：构建“平急两用”的应急空间体系，完善多灾种耦合的城市体检评估工具，强化更新规划与国土空间防灾体系的嵌套衔接，建立“政府—市场—社区”联动的动态治理机制。研究为新时代城市更新政策的范式转型提供理论框架与实践参照。

文章利用网络爬虫程序，对上海 2022 年 3 月至 5 月有关新冠疫情的微博内容进行数据爬取，通过词云制作和词频统计、微博文本语义分析以及LDA主题模型等研究方法，梳理与总结出疫情期间民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分析上海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的问题与不足，在此基础上以空间、制度、管理、社会和数字 5 个维度的城市韧性框架体系作为研究范式，提出针对上海的城市韧性建设研究策略，以期为我国其他城市韧性建设和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基于全球人工不透水面数据集，文章分析了上海市 1985—2020 年不透水面的空间扩张特征及其演变过程，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不透水面扩张与城市规划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上海市不透水面面积累计增加 2779.42 km2，并呈现从中心扩散到外围飞地再到局部织补的发展阶段，在扩张方向上呈现“南北展开，东部崛起”—“南部延伸，东西协进”的特征；不透水面占用各类非建设用地 1720.39 km2，其中占用耕地面积高达 1641.11 km2。总体而言，增量发展时期，城镇体系规划和交通规划在引导不透水面扩张方面扮演了核心角色；存量发展时期，面对资源环境约束问题和区域协同发展需求，城市更新规划和都市圈规划将在不透水面结构优化和效益提升方面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村庄规划进入了新的阶段，但实用性要求仍未完全实现。文章将 S-CAD公共政策评估方法引入村庄规划评估，以广西57个村庄的规划文本为样本，分析认为规划手段的失效是村庄规划实用性不足的主要原因。为提升村庄规划的实用性，引入了霍普金斯规划行为理论，为规划手段提供了可选择的规划工具，通过构建5 种规划工具类型选择与主观性价值、目标、结果之间的关联，优化编制成果，对全国特别是广西不同类型的村庄提出规划编制建议。

随着智能科技的飞速发展，科技对城市空间规划领域的影响愈发重要，城市的结构与用地功能需随着技术驱动下居民活动的变化而调整，智慧城市视角下的城市规划与城市管理成为规划行业的重点关注内容。对现有智能技术作用于城市空间结构的相关文献的整理、研究有助于把握住未来智慧城市的发展方向，明确相关研究重点，更好地建设智慧中国和智慧城市，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腾飞。基于此，文章从城市的空间要素流动、城市功能空间和日常管理运营 3 个方面对当前智能技术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进行梳理，通过城市空间、城市功能空间规划与城市运营 3 个方面探讨并展望未来研究方向，以期为智慧城市视角下的城市空间规划提供文献参考。

功能混合与空间活力是评价城市综合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现有研究仅阐述了二者的静态关联，忽略了动态活力与功能混合的作用机制。地铁站域作为高密度城市资源集聚的空间节点，其空间活力与功能混合的协同是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文章选取深圳市密度一区 79 个建成站域为研究样本，采用百度热力图动态活力数据，构建空间活力测度指标，导入 MXI 功能混合模型挖掘活力与功能混合的关联机制，运用 K-means 聚类方法划分站域类型并进行匹配度评价，以期为高密度地铁站域空间功能配置与站域活力优化提供数据与方法支撑。

湘桂古道在中原与岭南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交融方面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其沿线传统村落作为古道的历史文化载体，古道的兴衰影响着村落的形成与发展。文章以湘桂古道广西段沿线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通过统计学与地理学相关分析法，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梳理村落的历史演进、职能、地理空间、空间形态要素等信息，探究村落分布与空间特征，并从自然、人文、社会等方面剖析其影响因素，以期为古道沿线传统村落的保护与活化更新提供理论依据。

空间紧密联结是城市群的内在属性，也是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特征。文章立足于空间视角，从历时维度探讨了山东半岛城市群的空间演变特征及其一体化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山东半岛城市群内部空间联系逐步趋于紧密，其空间一体化程度不断提升。（2）城市群在空间分布上基本呈现“核心—边缘”的层次性特征，且该城市群内单向度联系较多，双向“对称”联动比较少。（3）从城市群空间一体化发展的影响因素来看，地理上越邻近、政府合作频率越高、交通通达程度越好，城市群空间联系强度越大；对外开放程度越大，越不利于城市群内部形成空间关联。在此基础上，从形成多向度的空间联结、增强首选地城市的双向选择、扩大城市间的实质性合作、完善城市群内交通设施、缩小区域空间可达距离、扩大对内开放等方面提出了城市群空间一体化发展的实现路径。

社区既是居民生活基本单位，也是社会基层治理平台，已经成为城市公共服务的主要载体。文章基于“全过程”视角，从需求、决策、规划与建设（更新）、管理与运营、评价与反馈五方面，系统梳理了我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趋势为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供给向以“人”为本转变，研究“实践”导向特征显著并呈现多行业、多学科融合，从空间规划配置与建设向决策机制与可持续运营研究延伸。最后提出进一步的研究展望。

城市韧性评估对于区域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近年来韧性概念已更多地应用于城市研究中，提升城市韧性水平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对于我国青藏高原地区而言则更为迫切。文章从经济、社会、基础设施、生态 4 个维度，运用熵值法、空间分析方法评估了 2010—2020 年我国青藏高原地区 38 个地级市的城市韧性及时空分异特征，并利用 PLS-SEM 模型探讨了城市韧性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青藏高原地区城市韧性整体水平较低，且区域间韧性水平差异较大，呈现“东部高，中西部低”的分布趋势，但随着时间的演变，2010—2020 年城市韧性水平在缓慢提升；对城市韧性影响因素的分析表明，与生态环境相关的植被覆盖度（NDVI）平均值对青藏高原地区的城市韧性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作用，其余影响因素均为负向作用。最后基于对影响因素的研究，从生态环境保护、区域协同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基础设施提升等方面探讨提升城市韧性水平的途径。

了解城市人口与就业、公共服务要素的空间关联特征，是优化城市资源配置、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文章以太原为例，基于多维数据和小尺度单元，描述人口空间分异特征，筛选主要就业和公共服务要素，分析要素的圈层及空间差异，提出相应的规划策略。研究表明：（1）太原中心城区人口集聚程度由府城区向外逐层递减，府城区、内城区空间差异较小，近郊区、远郊区人口密度较低，圈层内部差异显著；（2）金融、租赁和商务服务、房地产业同府城区、内城区、中城区人口关系密切，近郊区、远郊区分别为高新技术产业和制造业，按照主要就业要素比较优势，提出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制造业的空间差异化布局策略；（3）府城区、内城区、中城区基础教育整体优势明显，其次是医疗设施和公园绿地，远郊区南部人口同公共管理的关联性较强，参照主要公共服务要素空间特征，提出优化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引导人口合理流动的规划策略，为提升太原城市空间治理水平提供参考。

在我国“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功申遗的背景下，对“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外销瓷聚落的形态和空间格局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宋元时期泉州外销瓷生产重地磁灶镇为例，引入“瓷业空间单元”的分析性概念，运用形态学、符号学等方法对磁灶镇瓷业聚落空间格局、形态模式及建筑类型进行分析研究，总结出组团型、条层型生产单元和核心商圈型商贸物流单元 3 个典型形态模式，并从地理堪舆、资本规模和血缘纽带 3 个角度探析其成因，以期为“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工作提供科学支撑。

瓯江流域内水系发育程度高，传统村落数量众多，受水系影响强烈。人水共生多年，形成了众多生存智慧。为探究瓯江流域传统村落水系影响下的选址智慧，研究对当前传统村落空间分布情况进行研究，梳理传统村落在水系影响下的分布特征，提炼传统村落选址智慧。研究结论如下：（1）瓯江流域内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失衡，区域间差异大。（2）依托水系的保护路径相较于依托其他自然地形特征更具有价值。（3）受水系影响，瓯江流域传统村落在应对宜居避险、生产生活、资源利用方面形成众多选址智慧。

绿地作为城市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周边房产的增值效应不容忽视。深入探讨不同类型绿地与房价之间的关系，有助于优化绿地配置，促进城市空间公平。文章以深圳市房价数据作为媒介，采用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对比分析了社区内部绿地、街道绿地和公园绿地对房价的影响力度；并通过 K-Means 聚类模型探讨了 3 种绿地类型间可能存在的空间互补效应。研究发现：（1）相比社区特征和设施特征，绿地特征变量对深圳市房价的影响力度位居前列，公园可达性的影响力度最为明显，社区绿地和街道绿地的影响也排名靠前。（2）3 种绿地变量对房价的影响呈现空间差异性。（3）3种绿地类型对房价的影响存在空间互补效应。例如，在社区绿地无法满足居民日常需求的情形下，街道和公园绿地成为房价溢价的需求点。研究从理论和方法上深化了绿地对房价影响的研究，并强调社区内外绿地的互补关系，为政府在公共绿地规划中实现精细化布局提供参考。

在生态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探究都市圈生态空间协同发展是构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提高生态竞争力的有力手段。文章基于多层级协同理论视角，反思我国生态空间多层级协同发展面临的三大发展困境。总结长株潭城市群、成都都市圈、大温哥华地区等国内外生态协同先行发展地区的实践经验，从“空间互联化逻辑、行动者网络化逻辑、多中心协同化逻辑”出发，为都市圈多层级生态空间协同治理提出建议。

城市空间认知作为展现人与建成环境关系的核心要素，在当前高质量人居环境建设进程中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针对现阶段空间认知研究聚焦分散式因子分析、缺乏整合性结构讨论的不足，文章构建“状态—行动—图式”空间认知过程模型，通过状态识别、行动决策和图式构建等关键行为特征解读，解析空间认知行为规律。依据认知结构化原理，建立“锚点—网格—结构”叠合的空间认知系统，深入分析各系统空间特征要素，建立认知行为与结构形态的精细化传导机制。以南京新街口地区为例，通过空间认知结构指标识别锚点、网格、结构系统构成，总结“核心—圈层”锚点格局、决策序列叠加网格系统、中心极化等级结构等分布特征，归纳空间认知现实问题及其优化方向。空间认知理论指导下的城市结构研究旨在通过对个体行为过程和结构传导机制的深化剖析，实现空间对行为的适应性调整，从而对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人本城市研究形成创新与借鉴价值。

从“碎片化”的单个项目走向“单元化”的片区统筹，是推动城市更新实践实现资源整合、利益平衡和公共服务保障的重要路径，因此划定和管理“城市更新（实施）单元”成为很多城市统筹城市更新行动开展的重要管控工具。然而城市更新单元应当由政府“自上而下”地谋划划定，还是应当根据实际项目诉求由实施主体“自下而上”地申请划定，诸如此类的问题在我国各地的更新单元实践中还充满争议。因此文章在辨析城市更新单元统筹需求的基础上，梳理“更新（实施）单元”作为政府管控工具的国内外实践进展与制度建设特征，进而从分类划定、流程管理、主体协作、资源保障等方面入手，剖析北京城市更新实施单元划定的具体方法和策略，为其他城市与地区的更新实施单元划定管理提供参照。

提升城市韧性能有效应对不确定性环境，是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基本保障。研究基于 TOE 框架，以 37 座城市为案例样本，采用 fsQCA 研究方法探索技术、组织、环境因素组态效应提升城市韧性的复杂机制。研究发现：单一要素无法构成提升城市韧性的必要条件；城市韧性提升主要存在“组织主导多要素支撑型”“对外开放主导的技术匹配型”“关键要素协同型”3 种模式；城市数字化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是城市韧性提升的重要因素。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刻认识城市韧性发展背后多重要素间复杂互动的本质，同时提出政府在提升城市韧性实践过程中需从技术、组织和环境的综合维度共同着力。

环境品质感知作为空间活力的内在驱动因素具有多种表达方式。针对目前景观设计缺乏对不同品质感知表达方式的整合问题，文章采用理论溯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探析在环境偏好作为品质与活力的共性基础前提下，不同偏好表达方式在“品质—活力”作用过程中的关联作用机制与影响因素，最终实现街道景观设计对城市活力的转译。结果表明：情绪、满意度与行为作为偏好表达方式，在“品质—活力”作用过程中具有重要链式中介效应；良好的隔离设施和平整干净的铺装，是安全感和步行活动的基本保证；文娱设施作为居民使用行为发生的必要条件，需要结合良好的街道空间围合、怡人的色彩和建筑风格，形成良好的可识别性与美感度才能唤起居民积极情绪。增加步行景观变化和趣味性、消弭街区道路过长所产生的枯燥感和距离感是提升空间活力的重要因素。

会馆是明清重要的社会组织和建筑类型，作为“家族的拟制形态”，会馆建筑与园林不仅体现了建筑所生成的独特社会文化背景，还深刻揭示了乡土宗族精神的深层内涵。吴地会馆建筑园林在发展过程中通过独特的园林营建方式，巧妙融合了宗族文化、商业文化与儒家文化。文章以史料文献查阅结合实地考察的方法，对苏州地区典型会馆园林进行了考察，探究了吴地会馆园林的营造特色和建筑园林文化，以期为传统建筑园林类型研究提供借鉴与补充。

革命文物是弘扬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文化遗产。文章以全国 4115 处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中的革命文物为研究对象，结合具体的历史价值与文化内涵，将其划分为 7 种类型和 6 个时期。运用 GIS 空间分析与量化方法，研究全国革命文物的时空分布特征，发现：（1）总体呈现“全域广布、差异显著”的集聚特征，以及“一核、多片”的聚集格局和“由南至北、蔓延全国”的动态演化格局；（2）各类型、各时期的革命文物数量和空间分布差异显著，其中“重要机构、会议旧址”“土地革命时期”分别占比最大。影响因素上：革命事件是革命文物生成的最主要的成因，地理区位、战略方针、经济条件、敌我情势是影响革命文物分布格局的基础因素、主导因素、驱动因素和催生因素。研究旨在为全国革命文物的连片保护与系统展示提供理论依据。

超大城市城中村改造中的空间协同生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文章融合协同治理理论中的 SFIC（起始条件—催化领导—制度设计—协同过程）模型与空间生产理论，构建空间协同生产理论分析框架，分析上海市中心城区 2010 年以来的最大城中村改造案例——普陀区红旗村的改造过程和机理机制。研究发现：（1）空间协同生产的顺利实现，需要扎实稳固的协同基础、良好运行的协同过程和多方共赢的协同结果，有为政府在其中不可或缺；（2）在协同基础中，政府、企业在城中村更新的起始条件、催化领导和制度设计方面都具有关键性作用；（3）良好运作的协同过程不仅要有共识达成、阶段成果、持续沟通和互信建立的螺旋式循环，还需要空间转型重构和空间资本积累的螺旋式递增；（4）多方共赢的协同结果是空间经济价值、社会福祉、生态环境的融合提升。文章提供了基于有为政府引领、政企社良性互动、遵循公共价值合作生产导向的城市空间协同生产实践案例，旨在为国内其他城市的城中村改造提供借鉴参考。

现阶段的乡村新建语境逐渐减少，边际收益开始递减。与此同时，多地试图通过乡村的连片规划来探索乡村地区新的发展极，但鲜有关注其中的运营问题。因此，文章以河南省信阳市的单体村庄和江苏省江阴市的连片乡村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对比分析，剖析了既往单体村庄建设发展中资产、集体、治理方面出现的问题及其成因，分析了连片乡村运营相应的比较优势，进而构建了连片乡村的运营路径。通过江阴市的案例，探讨了乡村资产价值转化、村社集体行动能力提升、利益联结机制构建的具体方法。

文章以苏州作为平原水网地区的典型代表，基于 1990—2020 年 4 期土地利用数据得出乡村聚落的演变特征并探究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苏州市乡村聚落斑块的总体面积增大、数量减少，乡村聚落逐渐呈现规模化、集聚化分布，逐渐形成“高密度、多核心”且北密南疏的空间格局。在具体形态上，面状聚落呈现外向式蔓延，点状聚落由小而疏的单体集聚为团块状，带状聚落则沿水系、道路延伸。演变过程受自然、社会经济、区位和政策等要素综合影响，其中水系分布是村落最初选址的基本条件，地区工业化发展以及政策与规划的变化主导了 30 年间苏州市乡村聚落布局的变迁。

我国现阶段在以控规为依据的规划实施制度下，高品质的站域空间营建存在瓶颈。研究对站域城市设计具有针对性的控制指标、系统性的建成环境和社会共建共治三大特征进行总结，分析实施过程中存在控规转译过程中被淡化、制度环境不利于系统性空间构建、社会共建共治积极性不足等问题，最后以清远燕湖新城站为例，从设计成果纳入法定的规划实施程序、设计方案由设计单位和规划管理单位共同商讨、创新制度构建 3 个方面提出解决思路。

基于 2017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和 QAP 方法，揭示了人口再流动网络空间格局特征及 5 类城市因素的影响。结果表明：1）人口再流动主要表现为区域内部城市间流动，以大城市为节点由超大、特大城市向下或中小城市向上流动和跨城市规模等级流动。2）再流动过程呈现“东密西疏”的网络格局，形成以沿海城市群为核心的流动结构。3）地区产业结构差异、收入水平差异、是否跨地理区流动、地理距离和落户门槛对人口再流动网络影响最为显著。

文章基于 35 个大中城市，运用行为金融学理论分析噪声交易对房价波动和流动性的影响。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验证噪声交易对房价波动和流动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噪声交易者的非理性预期会引起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也降低房地产市场的流动性。因此政府应该提高信息透明度，加强信息传播，稳定参与者的市场预期；购房者应该尽量深入了解市场，做出理性决策。

重构旅游空间是破解冰雪产业“冷”供给与“热”需求失衡，推进冰雪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点。基于空间重构理论，在“制度—价值—协同”三重逻辑思路下，为保障冰雪要素配置、匹配冰雪消费需求、拓宽冰雪社会效益，构建导向型有序流动机制、耦合型创新增值机制、联动型精准增效机制至关重要。针对具体情境，提出契约式有序共建、集约式创新共优、合约式精准共享的普适性策略，以达成旅游空间发展的规范性、优质性、普惠性，从而为实现冰雪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借鉴。

文章解析了京津冀城市群绿色共同体系统发展水平时空特征及其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效应。研究表明：京津冀绿色共同体系统发展水平呈现“北高南低”的分布格局，其耦合协调度具有梯度效应；科技创新能力对当地绿色共同体系统耦合协调水平具有回弹效应，而对周边地区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对当地耦合协调水平具有推动作用，但对周边地区则可能带来发展压力；政府规模和环境规制对周边地区及城市群整体的耦合协调水平分别存在负向和正向作用。

城市下沉式广场连通地下空间室内外，其风热环境对使用者体验有直接影响。文章旨在研究城市下沉式广场空间的形态特征及其对微气候和人体舒适度的影响。研究采用了响应面法（RSM），分析了不同空间形态要素对生理等效温度（PET）的影响及其交互关系。结果表明：在单因素分析中，PET 受开口长宽比的影响最为显著；多因素交互分析中，夏季开口长宽比与通风口数量的组合对热环境影响较大，冬季则为开口边数与开口长宽比的组合。研究建立的 PET 和各空间要素的关系模型为优化设计提供了理论支持，对现状进行形态优化，可有效提高地下空间的热环境质量和使用者的舒适度。

文章利用手机信令和 POI 等多源数据分析公共服务设施集聚区域和人群公共活动集聚区域的空间协同性，甄别深圳市公共中心的建设有效性及关键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深圳市公共中心的建设有效性具有较为显著的地理区位差异，且在服务设施构成、到访人流规模和实际服务覆盖范围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别，公共中心周边居住人口规模、公共交通可达性、各类服务设施实际服务效用对公共中心建设有效性有着重要影响。

山东省地处黄河流域的河海交汇区域，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防洪减灾以及新旧动能转换等关键任务的主战场。为响应《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山东省沿黄地区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政策与规划，全力推动规划纲要的落地落实。文章选取山东省及其沿黄地区 52 份相关政策文本，利用 LDA主题模型构建了政策目标、政策工具、政策主体三维评价体系，借助 NVivo 11质性分析工具进行综合评价。研究发现：政策目标层面聚焦生态资源保护、经济社会发展、居民福祉提升 3 大方面，其中，生态资源保护强调了河道防洪与滩区治理，经济社会发展体现了不同区域的发展战略，居民福祉提升关联了黄河文化与民生保障；政策工具层面，表现出内部分配不协调、与政策目标不匹配的问题。为进一步推进落实规划纲要的要求，山东省省级层面应增加供给型政策工具的具体实施，地市层面应稳定政策内容并拓宽焦点，县（区）层面应增加需求型政策工具制定与落实。通过各层级政府的协同联动以及各类政策工具的有机整合与高效运用，助力山东省成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典范。

工矿小城镇是我国小城镇的重要类型之一，数量多，分布广。文章采用边界维数算法测度工矿小城镇的二维空间形态，进而探析其空间形态在我国的地域分异和形成机制，并总结其类型。结果表明：（1）不同地理环境下的工矿小城镇空间形态具有特异性，其紧凑性呈高原最大、山地其次、丘陵再次、平原最小的特点。（2）工矿小城镇空间形态的地域分异特征具有一定规律，东部区域比西部区域城镇空间更分散，中部区域比南、北部区域城镇空间更发散。（3）工矿小城镇的空间扩张类型可总结为中心扩张、多点扩张和规划填充型等 3 类。

厘清红色旅游流网络结构特征是优化红色旅游线路、用好红色旅游资源的基础。文章以四川省 91 个红色景区为研究对象，运用修正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解析四川省红色旅游流网络结构特征。研究发现 ：①旅游流强联系形成了规模较大的 3 个组团；②旅游流网络整体密度较低，所有景区可聚类成 8 个块，核心—边缘结构明显 ；③四姑娘山等 7 个景区是网络核心节点，太平古镇等少数景区在网络中发挥重要的中介作用。最后，研究从网络结构、旅游线路、景区发展 3 方面提出优化策略。

在当前我国推进城市品质提升的重要时期，全面认识国际城市游憩空间规划的理论发展与成熟经验是规范技术工具、创新管理制度、完善公共政策的重要依据。文章基于“逻辑—理念—范式”分析框架，尝试梳理城市游憩空间规划发展历程中的一系列价值导向与核心理念，从中进一步总结提炼其所蕴含的流程管控、技术方法和实施管理 3 个方面的国际经验与启示，并针对我国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发展障碍因素，提出应对规划转型升级的方向性策略，以实现规划逻辑与价值目标的升级，规划理念与研究内容的适应性转向，以及规划范式与管理政策的创新性转变。

勒阿弗尔是二战结束后整体进行城市重建的历史见证，由奥古斯特·佩雷主持的战后重建规划是勒阿弗尔项目入选世界遗产的重要缘由。长期以来，国内对该项目以及奥古斯特· 佩雷的城市规划实践鲜有讨论。文章对勒阿弗尔的战后重建背景与世界遗产价值做了概括说明，从规划遗产视角提出勒阿弗尔项目的认识基础，梳理分析战后重建规划的主要特征，归纳总结其中蕴含的历史延续与整体创新两个方面的文化内涵，进而结合战后重建主题，对该项目的参考借鉴意义进行了论述和探讨。

高密度城市蔓延背景下，激活和维护历史街道空间活力对城市良性循环至关重要。基于情感语义分析和 LDA 主题模型，文章结合实地调研和网络数据，构建了历史性街道空间活力评价指标体系。文章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方程，探究济南市百花洲历史性街区街道活力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百花洲街区活力南北高、东西低，分布不均。街道空间整合度、选择度、业态密度和视域对活力有显著正向影响。利用 sDNA 等方法评估影响因素，提出优化措施，以促进历史性街道的可持续发展。

区域入住率反映了老年人对养老机构的需求与使用情况，从空间视角探究区域入住率特征及可达性影响机理是实现健康普及的重要途径。文章以重庆中心城区为例，基于高斯两步移动搜索法评估不同出行方式下养老机构的空间可达性，利用 Dagum 基尼系数分解法探究入住率的公平性及其差异来源，并通过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量化分析空间可达性对区域入住率的影响。研究发现 ：（1）步行可达性对区域入住率影响最为显著，且呈现西北到东南逐级递减的空间异质性 ；（2）养老机构入住率存在明显不平衡性，区域间差异明显高于区域内差异，是总体不平衡性的主要来源；（3）地铁、驾车和公交车的可达性呈现以渝中区为核心的空间聚集特征，而步行可达性则呈点状分散特征。研究结果有助于优先识别养老机构发展不平衡的区域，并为制定有针对性的规划措施提供依据。

楼宇尺度的创新空间是承载城市创新活动的最小空间单元，也是构成其他尺度城市创新空间的基本单元。在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和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时代背景下，构建楼宇尺度创新空间识别评价指标体系是发现城市创新活力点、评估城市科技创新潜能的基础工作。文章基于国内已发布实施的各类创新空间识别评价指标，以及使用者的空间需求构建了适合我国的可行的楼宇尺度创新空间识别评价指标体系，并以南京市江宁区“百家湖硅巷”为例，对指标体系应用进行了实证研究，最后提出了未来的发展建议。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推进，小散工程施工的安全风险隐患也逐渐增多。文章通过实证考察，梳理了小散工程建设中存在的安全风险来源，并结合实践需求，归纳提出健全完善管理法律法规、构建规范科学的监督管理机制、规范工程发包行为以及严格施工现场管理等对策。

城市低碳发展是当今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战略选择，制定低碳发展目标是城市实现低碳发展的第一步，也是编制低碳发展规划的重要环节。文章系统归纳了国内外应用于城市层面的低碳发展目标的制定方法，按照技术路径的不同将方法归纳为目标分解法、情景分析法、快速匡算法和历史排放轨迹法，并从目标精度、目标动态性和方法的可重复性 3 个维度进行了横向对比。文章针对目前中国城市在制定低碳发展目标时面临的问题，提出改进路径，期望能为我国城市选取适合的低碳发展目标制定方法提供科学指导。

以唐山市为例，文章剖析了不同时期采煤塌陷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作用。结果显示：（1）采煤塌陷问题具有层次性和区域关联性，在一定经济社会条件下，采煤塌陷面积愈发增加，其影响层次也就越高，区域关联性也越大，最终将严重阻碍煤炭城市的可持续发展；（2）城市通常根据塌陷对经济社会系统影响的严重程度来不断调节自身的行为，其现实表现就是应对不足，导致采煤塌陷地整治在时间上存在滞后性 ；（3）随着城市外部宏观背景和内在用地需求的变化，将塌陷地整治与城市发展相结合，可以成为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有效途径。研究旨在探索城市发展需求对采煤塌陷地整治的影响，为中国资源型城市损毁地整治提供借鉴。

绿色低碳发展作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举措，改变原有以低要素成本价格和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方式，用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重构县城发展逻辑是走好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重要命题。文章从政策文本分析的视角，首先基于人本理念搭建了县城绿色低碳发展“政策场域—政策工具—政策力度”三维分析框架，然后通过对 148 份县城绿色低碳发展政策文本的分析发现，当前我国县城绿色低碳发展存在着政策区域东西失衡、政策力度适配性弱、政策工具分布不均衡、参与主体发展路径模糊等问题。最后明晰了我国县城绿色低碳发展的“中梗阻”问题，并提出破除城乡二元绿色低碳发展结构、优化县城绿色低碳政策工具结构、强化县城绿色低碳发展政策力度等政策建议，以进一步推动县城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文章采用SDNA构建三维网络分析模型并结合实地调研来量化分析南京工业大学江浦校 区的接近度、穿行度等量化量，通过行人计数法收集指定节点在不同时间段的人流数据， 进一步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空间功能混合度、地形坡度等变量与空间活力之间的关 系。据此，指出提升空间可达性、增强空间功能性、促进功能复合化等策略以促进校园 空间整体性的活力提升。

“用途变更”类城市更新愈发受到重视。由于现行面向增量开发的制度安排难以适应微更新语境下城镇存量空间用途变更的制度需求，“用途变更”类城市更新面临三方面的困境。第一，用途管制困境：用地性质调整程序冗繁与负外部性影响管控工具失灵；第二，相邻关系调整困境：规划许可程序正义缺位与邻里利益协调细则缺失；第三，公私利益 调节困境：空间增值收益分配失衡。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指出应对困境需要政府供给一套“提升存量空间资源配置效率，同时维护社会公平”的治理制度。并探讨了能有效管控空间用途变更负外部性影响的用途分类或分组标准，弹性灵活的城镇存量空间用 途管制制度，基于相邻利害关系人实质性参与的规划许可程序与邻里利益协商机制，公私兼顾的空间增值收益分配政策等制度优化路径。

为研究多条公交线路衔接多个轨道站点的城市近郊区社区公交线网设计模式，基于公交客流OD数据、矢量路网数据，筛选公交候选站点集。分析社区公交线网设计影响因素，建立以乘客出行成本最小化和服务客流最大化为目标的社区公交线网设计模型，采用快速非支配排序遗传算法求解，以苏州市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检验了该模型对多条公交线路衔接多个轨道站点设计模式的适用性，对于引导居民选择“轨道交通+社区公 交”出行、促进多模式公共交通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地铁站商业空间要素对乘客的行为偏好有重要影响。文章以北京地铁站商业空间为例，结合文献提取空间要素，运用可视化SP法调查乘客对地铁站商业空间的选择行为，基于选择结果构建离散选择模型，量化研究乘客对于商业空间的偏好机制，探究空间要素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乘客在选择地铁站内的商业空间时，最优先考虑的是业态类型，其次是布置方式、空间布局、空间尺度、界面形态。文章根据行为偏好为商业空间设计提出人性化策略。

城市是一个复杂、多元、动态、非线性的有机生命体。在经历近代中轴作用式微之后， 中轴对城市空间结构的组织作用重新凸显。文章简要剖析了中轴在中国近代式微的客观 原因，以空间基因为理论视角，探究城市生命体结构的组成要素与互动方式，探究现代 城市中轴及其空间基因的生成机制，从3个方面探究如何把握城市中轴与城市生命体结 构之间的关系，以利用中轴的能动性对城市空间结构进行高效组织，并以凤阳为案例进 行实证探究。

系统认知历史城区的空间环境特征是实现其整体保护的关键基础。基于历史性城市景 观方法中的关联性思想的启发，以空间关联、文化关联与时间关联3个维度为切入视角， 以城市、城区与建筑3个层级为空间尺度，建构了一种揭示历史城区空间环境与其周边自 然和人文环境多要素之间关联性特征的多尺度解析方法。在此基础上，以邹城为例，综 合运用实地调研与访谈、史料查阅、历史地图转译以及比较分析方法，深入剖析其城市 格局关系、城区空间布局、建筑场所特征中，多要素与周边自然和人文环境之间的多维联 系以及社会空间和历史场所的稳定性、活态化和延续性，揭示了邹城历史城区空间环境 与其周边自然和人文环境的互动过程。研究旨在为历史城区的空间环境认知与整体保护 提供一定启示。

伴随气候变化的影响，近年来城市热岛效应加剧并对城市居民健康产生严重影响，缓解 热岛效应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然而现有文献关于热岛效应与城 市形态的实证关系研究甚少，且难以达成共识。文章以我国328个地级行政区为研究样 本，从城市形态维度选取指数，以及人口密度、人口数量、干旱指数、城市总面积等控 制变量，采用最小二乘法探究不同季节城市热岛效应与城市形态的实证关系。研究发现城 市绿地面积、城市斑块连通性和复杂性与热岛效应呈显著负相关，且城市形态与热岛效 应的相关性亦有明显的季节分异。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形态有与其热岛效应存在显著的实 证联系，我国城市可从城市形态优化的角度入手应对其日益严重的热岛效应，促进城市与 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为了更好地动员国家力量应对外部挑战，在已有营建的基础上，商王武丁将其统治下主导 族群的高等级祭祀场所（祭场）集中在一起，在安阳洹河一线形成了王族祭场主导、其 他族群祭场辅助的国家祭祀和行政中心。王族的祭场由小屯宫殿区、西北冈王陵区和殷 墟西区墓葬区组成，其他族群的祭场在构成和布局上与王族的祭场相似。各祭场的坐落 与相应族群在商王朝国土上的位置对应。这使得殷墟成了具有明确国土象征性和强大族 群号召力、秩序严整的礼仪空间。把殷墟以外高等级墓葬的分布与殷墟的空间格局结合， 可以看到，商王针对国土的不同条件实行不同的管控方略，这与具有强大辐射力的都城 一起，在王朝的维持上起着突出的作用。

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稳步推进，在城市设计领域，城市色彩日益受到关注。文 章以韩国城市色彩规划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政府文件的分析解读，明晰了韩国城市色 彩规划的背景与缘起、目标与目的、编制流程、色彩体系的构建模式以及共识性的理念。 针对我国城市背景，文章提出了重拾中国传统色彩观、使城市色彩响应本土城市形态、保 证色彩规划的可实施性等3个方面的启示。

长三角边缘地区城市功能的形成存在指向核心区的单向依赖关系，地区内城市表现出典型 的功能同质化特征。城市间功能互补与差异化是实现长三角协同一体化、高质量与现代 化的重要途径。文章以长三角边缘区城市淮安市为实证对象，从流空间视角构建区域内 城市功能交互网络，借助图嵌入技术，将网络关系降维至城市向量，从生产、商贸、交通、 创新、旅游5个功能量化探讨淮安市与周边城市的功能同质化关系，结合城市自身的比 较优势，进一步确定淮安市的城市功能优化路径。研究认为，淮安市的城市功能结构单一， 极化现象突出，区域竞争力不足，应在巩固商贸功能优势的基础上，夯实生产和交通功能， 同时积极培育创新功能，将淮安市建设成为次区域创新极核。

加强城市间合作已成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市群协同一体化的重要空间策略。文章基于区域城市间合作格局、主体、领域的整体视角，采集2010—2019年多渠道官方新闻与权威媒体大数据，借助文本分析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系统解析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合作的制度逻辑，实证城市间合作的格局演变过程，以期扩展对大湾区发展格局和要素特质的理解，服务世界级城市群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的网络型结构建设。结果表明：①串联广州、深圳、香港等核心节点的城市合作通道初步形成，区域城际合作网络化趋势明显加强；②政府对城市合作控制力较强，社会组织参与城市间合作事务积极活跃，市场力量参与度不足；③经济发展、社会服务双领域驱动的城市合作模式成形，制度合作成为新趋势，生态资源与环境保护合作有待纵深推进。

在“双碳”目标下，促进新的社会—技术系统形成是我国推动可持续生产—消费模式转 型的重要议题。在交通领域，无人驾驶汽车因其绿色、清洁与智能等特点成为我国“双 智”试点对象。文章基于城市转型实验室的视角，分析无人驾驶汽车的技术利基以及社 会技术系统，对中国试点城市进行了分析比较。研究结果表明：（1）在理论层面，城市 转型实验室作为开放式应用场景，通过政策试验，培育了新技术发展和社会化所需的利 基空间，能够对各城市利基发展潜力进行共性挖掘，并能够对不同的城市试点构建进行 评价比较。（2）在实证层面，文章对于16个“双智”城市的试点示范效果进行评测，主 要影响因素是城市等级与产业规模、产学研系统完善度、试点示范规模以及消费规模。（3） 城市转型实验室的视角—重视利基性、制度性和社会参与性—能够帮助理解我国无 人驾驶汽车技术利基发展过程和未来扩散转型机制。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在全国各地推进缓慢。文章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从住户共赢、资金 筹措、主体合作3个方面探讨了更新机制存在的问题；从电梯位置、平面空间、救援通 道3个方面剖析了空间改造存在的不足。在此基础上，文章就内隐的更新机制和外显的 空间改造现存的问题与不足，针对性地提出“内外兼修、隐显并行”的推进策略：通过 实现住户利益共赢、促进项目资金筹措、推动主体良性互动，以实现更新机制的培植和 改善；通过选择合适的电梯位置、控制集约的平面尺寸、保证合理的救援空间，以实现 空间改造的设计优化。

我国城市绿地建设整体上已进入提质扩量并重的时期。评估工具是绿地质量循证管理的 一种重要手段。先验知识对于评估工具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文章使用系统综述 和荟萃分析的优先报告条目与扎根理论法，筛选出国外18个绿地质量评估工具，首先 从开发目的、评估内容、评估方法、结果形式与目标人群5方面比较了工具的表观差别； 其次比较了工具在评估内容、谱系关系与可用性3方面的异同；最后归纳出工具在评估 内容的全面性、争议性、关注弱势群体、信息采集方法、可复制性5方面的局限性，提 出绿地质量概念先行界定、开发类别化工具2个整体层面的启示，以及评估内容、评估 方法、评估目标人群、工具信效度4个细节层面的启示。文章旨在为我国绿地质量评估 工具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依托湾区特定的地理区位与港口交通优势，海湾型都市圈已成为国际竞争和低碳转型发 展的重要空间单元。基于“绿色低碳、产业辐射和科创集群”3种海湾型都市圈规划模 式的比较，文章重点解析了契合当前“双碳”建设目标的绿色低碳模式。基于对“翡翠 之城”西雅图都市圈的案例解析，揭示了低碳规划模式以“织补绿色生态网络、链接绿 色区域格局、优化绿色产业体系”3个方面为核心，从“碳汇增量、碳汇提质、低碳布局、 低碳交通、低碳设施、产业类型、产业结构、绿色市场”8个方面，构成了海湾型都市圈 绿色低碳规划发展的前沿探索。结合我国双碳发展目标和海湾型都市圈现实，进一步从“生 境（绿色织补）、城境（空间承载）、产境（市场激活）”3个维度提出了我国海湾型都市圈 绿色低碳发展路径。他山之石可为我国低碳可持续都市圈发展探索提供启示与借鉴。

随着“图像时代”的到来，图像已经成为城市规划研究中越来越重要的信息来源。针对目前以机器识别为主导的城市图像识别方法，可以识别图像中的物质环境要素并大规模应用，而图解、叠图等传统的图像分析方法可以转译出空间中的社会要素，但又无法将其上升为普适性空间规律的问题，文章尝试结合图像学理论与编码的方法，从地图、航拍、照片等图像中挖掘出建筑构件、构筑物、街道家具等空间要素与空间权属等社会属性之间的相互转译关系。文章从图像空间要素向社会属性的转译、设施空间利用特征与社会主体的提取与检验、建设运营特征的归纳与检验3个阶段，建构从图像中提取空间建设运营特征的技术方法。研究将其应用到长沙市雨花区的296个社区生活圈设施点的图像分析中，得到社区生活圈设施依托建设主体的合作突破产权边界、运营主体的相似性促成设施形成明显聚类的建设运营特征。研究结论指出，图像编码方法通过补充图像中可转译的要素、将要素标签化以提升转译的可重复性，从而提升分析的图像数据规模，以弥补图解法、叠图法等分析方法只能小规模应用的缺陷，此外，该方法的非线性循环编码过程有助于从图像中挖掘社区生活圈设施建设运营中的利益共同体。

精英治村是破解乡村治理难题、实现内生发展的重要模式。文章基于“国家—社会”内 外共构的视角，构建了自上而下的宏观环境变迁和自下而上的村庄主体调适相结合的分析 框架，提出外部环境因素、村庄权力主体、主体互动关系三者共同塑造了村庄的治理模 式，并以雄安新区H村为例，剖析其治理模式的演进历程。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H 村经历了离散失序、体制精英一元主导、体制内外精英二元协作和多元主体共治4个阶段， 从无序走向有序。

良好的社区环境对于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 论，选取西安市4个不同类型的低收入社区，采用深度访谈与梯度提升决策树（GBDT） 相结合的方法，探讨社区环境对预测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贡献度及其在不同社区的异质性。 结果表明，社区社会环境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贡献度高于建成环境。此外，社区环境对 预测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贡献度在不同类型低收入社区中存在显著差异。一方面，社区归 属感对单位大院和回迁房居民的幸福感贡献度最高，社会融合对城中村和棚户区居民幸 福感贡献最重要。另一方面，更新改造后社区的社会环境得分和居民主观幸福感水平低 于未改造社区，且社会环境对主观幸福感的贡献更强。这表明城市更新过程不仅需要改 善物质环境，也需要关注社区原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本研究为促进幸福社区建设、 提升低收入社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政策提供了启示。

居民住房和通勤问题作为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两大因素是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加深 对住房和通勤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改善民生，促进城市健康有序发展。文章以廊坊市燕郊 异地通勤的居民为研究对象，基于8个小区的408份问卷数据，采用有序Logit模型探 讨住房环境、通勤时间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期反映燕郊异地通勤居民真实的生 活状况。结果表明，住房环境整体上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存在正向影响，分维度来看，住 房价格、居住面积、房屋质量以及公共设施与居民主观幸福感高度相关，而小区风景、 住所便利性、邻里关系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不太显著。其次，通勤时间越长居 民主观幸福感越低，且住房环境会对通勤时间造成的负面影响起到一定的补偿效应。最 后，居民幸福感在受教育程度、户籍类型以及住房产权拥有情况等方面表现出显著差异， 且这些差异受住房环境与通勤时间的影响。

现代建筑遗产是城市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分异与演化格局研究对遗产的真实性、完 整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广州市主城区为研究范围，以广州市现代建筑遗产为研究 对象，依据广州城市发展背景划定不同的遗产发展时间段，结合GIS空间分析工具进行 现代建筑遗产空间分异格局与演变特征研究。文章旨在从时空维度，以更为宏观的视角 探析现代建筑遗产与城市发展演变的关系，为现代建筑遗产的整体性保护规划工作提供 一定借鉴。

科学构建镇村发展体系，制定差异化乡村整治策略，对于重构乡村发展路径和促进城 乡融合具有重要意义。立足于“要素识别—潜力挖掘—类型划分”的逻辑思路，以乡村 地域异质性为导向系统梳理各要素的耦合机理与作用程度；结合潜力要素确立乡村类 型划分依据，构建合理镇村体系；在分类分级镇村体系基础上，分区明确乡村职能与 整治策略。结果表明：受多元主体的作用差异，乡村发展表现出各类要素的空间冲突， 识别乡村要素耦合作用是评估乡村发展阶段与状态的基础。综合乡村异质性特点，以潜 力要素挖掘差异化引导乡村类型，满足城乡发展的多样性需求。依据双重组合分类，雁 鸣湖镇乡村划分为4类7型的类型系统。结合镇村要素评级与乡村类型划分结果，确 立研究区“一城三核多中心联动”的空间结构，依据区域特点提出分区整治策略。要素 协调、优势明晰、等级完善、职能匹配的镇村体系与针对性整治策略为城乡布局优化与 区域关系协调提供借鉴与参考。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为进一步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江苏作为鱼米之乡、农业大省，在新征程上推进江苏乡村全面振兴 的新实践中，应做到“走在前、做示范”。文章立足于江苏省特色田园乡村建设项目的创新 实践，结合中国式现代化和乡村振兴先进理论成果，在中国式现代化下江苏乡村建设新要 求的基础上，提出江苏省特色田园乡村的多元功能与价值的理论框架。文章以南京市桦墅 村周冲组为案例，从经济、生态、社会、文化、治理5个层面说明江苏省特色田园乡村的 多元功能与价值，为我国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有效的实践参考。

建设国家公园和国家步道是保障公众游憩权利的典型措施。随着中国参与自然游憩的人 数不断增加，建设国家步道已经成为迫切的民众需求，得到了多部门的联合肯定。文章 对步道和国家步道的概念和功能进行了辨析，对3个典型国家的国家公园与国家步道的关 系进行了梳理，发现在美国、英国和日本，国家公园和国家步道在管理机制和空间布局 上均具有紧密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国家步道的建设和研究现状进行了总结，论 述了协同建设中国国家公园和国家步道的必要性，从建设理念、管理制度、空间布局和 社会参与这4方面提出了协同建设中国国家公园和国家步道的路径建议，以期为我国国家 公园和国家步道相关的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提供参考。

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和国内产业的发展，自主创新能力已成为当今高科技园区的核心竞争 力，通过对空间与创新的作用机制进行测度，构建利于创新的空间品质评估模型是推动 科技园区转型升级的关键依据。文章以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科技园区的研发人员的 第一视角作为评估基础，进行先导研究和指标修正，运用初步构建的评价框架对已建成 运营超过10年的广州国际生物岛进行评估，结合量化与质化相对照的分析进行综合验证， 以此为基础最终确立由5个维度和12个公共因子构成的高科技园区空间品质评估模型， 并对此模型的评估结论进行应用策略探讨。

研究城市群内部城镇关联的特征及模式是解析城市群演变过程、实现城市群一体化协同 发展的基础。文章结合空间相互作用理论与共生理论，将城市群视为多城镇有机共生的 整体，开展内部城镇的活力、外向功能量、交互干扰度分析，测度城镇间的多向关联特征， 判识其共生关联模式。关注我国西南滇中城市群的地区特殊性及民族性特征，开展实例 分析，结果表明，滇中城市群内整体城镇活力不足，且与外向功能量布局均呈现地理中 心的高值集聚特征；城镇间关联程度较弱，以偶然性关联下的点共生模式为主，仍处于 自组织主导下的独立发展状态。民族自治地方城镇的关联基础、关联强度均弱于常规城 镇，亟待优化与常规城镇间的共生关联，推进城市群一体化发展。

提升城市韧性水平有助于改善当前我国城市应对灾害风险时普遍存在的灾中抵抗不足、 灾后恢复缓慢、灾害适应力弱的局面。为了研究国内各省区市的韧性水平发展情况，为未 来的城市建设提供理论参考，文章基于DPSIR模型建立城市韧性评价指标体系，使用复 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对韧性水平进行测算，以我国31个省区市2017—2021年的韧性水平 为例进行评价研究，并结合马尔科夫链动态分析各省区市的韧性水平发展趋势。

在当前中国城市更新的背景下，研究近现代公共住宅的缘起、发展脉络与遗产价值极具 现实意义。上海是近代居住问题最严重的城市之一，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通过为中低 收入者提供救济型住房，拉开了住房制度转型的序幕。新中国成立以后，上海的公共住 宅得到了空前发展，20世纪50年代的工人新村、20世纪60—70年代的各类新村、20 世纪80—90年代的公共小区以及2000年后多种形式的保障性住房，开辟了一条不同于 商品化的住宅发展道路，形成了紧凑型、社区化的邻里生活，建构了新型的日常空间。文 章通过对上海近现代公共住宅发展和演变历史的梳理，探寻其在空间规划、功能理念、 建筑美学以及邻里关系上的意义，重新认识其在空间遗产、社会遗产和文化遗产上的重 要价值。研究旨在为城市决策者带来一些观念上的突破，实现对这些存量住宅的价值重估， 推动社区居民的自主改造与自主更新，以保卫日常空间，保卫普通市民的生活。

责任规划师制度旨在提高社区、乡村及乡镇等微观层面小尺度空间的治理水平，进而支 撑国家空间治理现代化与促进城乡高质量发展。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构建责任规划师 制度是提升空间治理能力的关键举措与重要途径。文章通过引入公共管理学中的“行政 发包制”理论，考察地方政府在规划事务管理体系中以“行政发包”方式引入责任规划师 并优化空间治理的过程。文章认为责任规划师制度通过“上下结合”监督协调路径与“监 督—维护—协调”三元作用机制实现空间治理优化，并总结归纳出3种典型的责任规划 师制度模式。文章最后从“发包方—承包方—受众方”三元主体出发分析推行该制度面 临的挑战，并从明确事权义务、完善激励机制、细化考核标准、搭建服务平台4个方面 对责任规划师制度建设提出机制优化建议，以期为国土空间治理体系优化提供新思路。

推进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转型是2024年数字乡村发展的工作重点，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基础支撑。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支撑、模式创新、产业协同、人才培育和先进理念指引赋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然而，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转型还存在乡村数字化发展水平整体偏低且差异较大、数字监管缺失、数字素养推进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转型是2024年数字乡村发展的工作重点，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基础支撑。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支撑、模式创新、产业协同、人才培育和先进理念指引赋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然而，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转型还存在乡村数字化发展水平整体偏低且差异较大、数字监管缺失、数字素养不足、数字赋能传统文化保护力度不够的现实困境。新质生产力以推动乡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均等化发展、构建乡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标准化监管机制、塑造乡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高素质群体、促进数字技术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合等方式全面赋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转型，进而全方位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通过观测35年的遥感数据及其他多源数据，以5年为时间切片，采用近邻比率、核密度等空间统计分析方法，识别中俄边境地区重要的边贸城市牡丹江市城乡建设用地演变路径。通过空间统计法计算牡丹江市的收缩趋势及速度，并利用机器学习之梯度提升决策树（GBDT）分析边境贸易、交通基础设施、民生基础设施等多种因素对城乡建设用地格局的影响机理，文章证明了牡丹江市属于边境贸易影响下以陆路交通为主导的收缩型城市，阐释了中俄边境城市建设用地格局的演变机理，为该区域城市建设用地供给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夜间文旅空间逐渐成为文化旅游发展的重要研究领域，Z世代群体在文旅消费中逐渐走向主流，也推动夜间文旅场域向多元化方向转变。应用网络评论数据挖掘游客需求偏好，基于偏好制定Kano问卷，进行需求属性分类与权重排序分析；搭建QFD模型将游客需求权重转化为设计要素优先级，最后通过都江堰灌县古城文旅夜游设计进行验证应用。研究结果显示Z世代游客群体对夜间文旅空间需求可分为实空间、虚空间以及虚实融合空间3类，借助数字媒体技术构建多样化游览动线与体验媒介的同时，展示地域文化的内在价值是特色夜游文化场域构建的关键。

新时期县域工业发展转型需要人才支撑，文章以苏州市典型工业县常熟市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常熟市工业与人才在空间上的耦合协调程度和影响因素，发现常熟市工业与人才耦合协调程度整体处于中度协调水平，开发区已成为工业与人才协调发展高地。在影响因素方面，企业的经济效益、创新水平与人才吸引力对工业与人才发展有重要影响，而人才的通勤距离和年龄也会影响工业与人才协调发展水平。

相较于传统零星式微更新，系统性微更新更能有效解决环境品质、公共服务、社区治理等关联性问题。文章以昆山市优秀微更新实践“昆小薇”为例，利用最近邻指数分析、标准差椭圆分析、空间句法等方法，在市域和片区层面重点研究微更新项目的总体集聚方式、与城市要素的布局关联性、功能性结构特征，以及选址的局部交通逻辑。分析得出了“昆小薇”空间“一主多副，类型各异”的总体集聚特征，结构性的沿廊沿路、多点多样“补短板”的总体分布特征，以及聚潜力区域、促整体融合等片区空间分布规律。随后，介绍了“昆小薇”“系统谋划，逐步实施；上下联动，左右协同；品牌塑造，深度推广”的系统性实施方法。在此基础上，主要围绕物质空间、功能类型、文化氛围3个一级指标和相应的6个二级指标对选取的4个代表性评价单元进行效果评价。最后，总结出系统性微更新“整体性、层次性、开放性、目的性、突变性、稳定性、自组织性和相似性”8种特性，期望为各地微更新实践提供参考和思路。

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剧，探究公共服务设施在空间上如何适配老年人的日常生活需求变得尤为重要。文章以成都市玉林街道为例，采用核密度分析、网络分析、空间相关矩阵分析和反距离加权插值分析方法，对玉林街道老年人公共服务设施兴趣点展开空间分布特征和可达性特征研究，定量化评价其空间布局及步行可达性水平。结果表明：（1）玉林街道各类老年人公服设施空间布局表现出沿商业中心、交通要道、居住小区分布的特征；（2）商业类设施在可达性范围内服务范围存在反复叠加问题，究其原因在于部分区域商业设施集聚布局，公园类设施数量少且分散导致其服务盲区最大；（3）公共设施可达性与密度分布空间格局相呼应。文章进而从老年人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分布、可达性特征、服务盲区三方面提出优化基础设施空间布局、保障老年人安全便捷出行、增设社区绿色空间等优化策略。

健康影响评估（HIA）是健康城市规划和建设的重要技术支撑，文章通过对2008—2023年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与健康影响评估相关的文献进行搜索，运用CiteSpace软件，通过聚类图谱和共现分析等方法，系统分析了中国健康影响评估的研究演进脉络、现状、热点和发展趋势，发现：①中国健康影响评估的研究主要关注公共健康领域，研究演进脉络可总结为从理论建构逐步转向实施路径的探讨，实证研究也同步进行，研究热度集中在2018—2021年。②研究学者主要来自公共卫生和城乡规划领域，跨学科研究较为少见。③现有研究存在理论建构不足、实施路径分析不全面、实证研究量少且不规范3点不足。针对这些问题，文章提出全面建立健康影响评估理论体系；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健康影响评估实施体系；加强基础实证研究，完善指标体系。

明代海防聚落是中国重要的文化遗产，但其地域文化、历史景观受到现代化冲击，需进行特色保护研究。文章以福建明代海防聚落为例，从海防体系、城池格局、社区单元、街巷空间、节点地标五大空间层面，解析海防聚落“文化—景观”的景观结构、形态特征，挖掘其文化内因与形成机制，并以文化内涵为指引构建福建明代海防聚落“文化—景观”协同保护策略，促进福建明代海防聚落遗产的整体认知与可持续发展。

城市收缩与城市更新之间存在耦合关系，且城市之间会互相影响，因此城市收缩与更新协调发展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题中之义。文章首先结合自然城市的定义使用NPP-VIIRS夜灯数据及LandScan人口数据来分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44个城市节点的收缩情况，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从而完善城市收缩与更新的耦合协调度模型。文章分析典型节点的动态耦合情况，根据耦合协调类型判断城市更新是否有效应对城市收缩，从而预测不同收缩程度的城市发展重点，助力区域协调发展。

公共医疗服务设施作为城市医疗卫生用地的空间实体，其位置分布与规模分配的合理性直接反映了居民获得医疗资源的公平性。文章以社会公平为切入点，对合肥市主城区公共医疗服务设施数据进行核密度分析，发现其空间分布总体呈现“核心集聚，周边分散”的多中心格局；在主城区公共医疗资源社会绩效总体评价层面，采用基尼系数和洛伦兹曲线进行分析，发现主城区公立医院资源在常住人口间的分配存在一定差异，但总体上处于较为平均的状态；使用网格化高斯两步移动搜索法进一步对其进行空间可达性与公平性测度，归纳出公平性极高和公平性极低两类异常空间单元。在此基础上，基于生活圈理念，以城市拓展区、开发区及城市新区为例提出基层医疗设施布局的优化策略。

文章以广佛大都市区边缘的海北片区作为实证案例，结合田野调查与大数据分析进行大都市边缘区社区生活空间行为特征研究，发现：（1）以户籍与住房产权划定3类群体（本地村民、定居新市民、流动临居人口）的社会、身份属性具有明显差异，其生活空间行为选择特征不同 ；（2）群体重构后的边缘社区居民生活空间选择向大都市区核心靠拢；（3）边缘区嵌入同城化生活体系的构建，需要从政府治理体制转变与生活服务体系共享两个层次进行优化。

社区O2O销售模式是一种信息技术支持下的“线上+线下”的零售商业模式，其区位选址特征有别于传统线下零售。文章选取长沙兴盛优选社区团购自提点及相关线下零售店的POI数据，运用多种空间统计方法，结合实地调研成果，分析了社区O2O零售门店与相关线下零售店区位的空间关联性，并讨论了社区O2O零售门店的微区位特征、形成机制及对城镇空间功能布局的影响。分析发现：（1）在空间关联视角下，社区O2O零售一方面依附于线下店，与线下店总体呈现庇附型关联结构；另一方面，区位限制变小，空间选址向社区内部拓展。（2）在“社会—文化—行为—经济”分析框架下，社区O2O零售“面向社区”的市场定位与“线上+线下”的销售模式决定了其区位要素限制降低、社区布局偏好差异、不同尺度下的线下店关联结构差异的微区位特征；其扮演的新型社区、交流平台、消费空间、交易平台多重角色，反过来又巩固了微区位选择。（3）线上平台作为虚拟空间作用于实体零售空间，为社区创造了一个线上和线下相融合的服务空间，并推动了城镇商业空间、生活空间、物流空间的交融。

历史街区城市意象要素是城市空间感知的重要内容。在原有的认知地图问卷调查基础上，以永庆坊为例，以照片和视频为媒介，利用眼动追踪技术定量分析其意象要素视觉显著性的构成特征。首先总结永庆坊认知地图之中意象要素的视觉显著物。其次利用眼动仪展开实验，收集大样本被试的眼动数据，并进行数学统计分析，以静态照片探究单一场景意象要素视觉显著性的构成机制，以动态视频探究不同场景意象要素之间的视觉显著性差异。最终获得历史街区意象要素视觉显著性的构成规律，并为其实践应用提出相关建议。

日益严重的老龄化背景下，建设优质室外健身场地促进老年人体力活动参与，从而提升其身体素质，是一种高效且低成本的健康老龄化途径。文章以成都旧城五区18处室外健身场地为例，在分析老年人体力活动与建成环境要素关系的基础上，应用聚类算法将常见室外健身场地分为独立功能线状运动型、独立功能面状运动型、多功能面状运动型和大型综合功能运动型4类，通过比对各类场地老年人体力活动效益与绩效差异，进而总结不同类型健身场地的建成环境优化设计策略，以期为室外健身场地的精细化建设提供参考。

在我国，城市体系研究一直以服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导向，研究重点与国家发展理念紧密相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先后实施了非均衡发展理念、协调发展理念和科学发展理念。作为响应，中国城市体系研究在引进国外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具体实践，基本建立了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基本与国际接轨的城市体系研究框架。参照我国城市体系研究的历史发展进程，基于新发展理念，提出中国式城市体系基本内涵，下一步要加强创新式城市体系研究、协调式城市体系研究、绿色式城市体系研究、开放式城市体系研究和共享式城市体系研究。

以高铁站点为核心，综合发展居住、商业、办公等功能的高铁新城建设模式逐渐被规划开发者所接受。高铁新城的发展是否达到规划预期，高铁站对城市的影响强度是研究的目标。文章以杭州东站所在的城东新城为对象，通过多年卫星地图、空间句法和大数据3种方法，揭示了城东新城12年的发展与站城融合发展预期目标的协同情况。从道路网络构成、房地产开发、商业建设情况、乘客微观感知4个考察维度建立高铁新城演变效应研究体系，证实了该体系对研究站与城关系的科学性和理论性。研究旨在通过综合多种数据采集方法，从城市设计和微观感知角度获得高铁站点对城市的具体发展效应，对我国高铁新城的城市规划评估体系和开发模式提供实证借鉴。

随着我国城市收缩现象日益加剧，空置土地已成为收缩城市发展中不可忽视的矛盾。文章通过系统梳理国际收缩城市空置土地影响和精明收缩实践经验，在总结空置土地概念、危机与契机基础上，基于城市内部收缩模式提炼出边界控制、公共交通引导和去密集化 3 种典型空间规划策略，并结合治理过程中的常见问题引出土地银行制度、临时使用、参与式规划等实施保障政策，旨在为我国收缩城市空置土地治理提供有益启示。

在存量发展、建设用地指标趋紧的背景下，面对中心城区和各乡镇强烈的发展诉求，区县政府决策者迫切需要一套客观公正的评价标准和技术框架指导建设用地指标分解。文章运用多因素综合分析法、对比分析法，耦合了发展潜力评价和用地效率评价两种情景，构建了定量定性相结合的指标体系，提出了运用不对称Nash谈判模型对指标分解的初步结果进行博弈优化的技术方法。新增指标分解应遵循高质量发展、差异性公平、弹性可操作3 条基本原则，在实操层面应兼顾自上而下的区县政府意向和自下而上的乡镇利益诉求。文章以我国T市W县为例开展实证研究，结果证明基于耦合情景权重的指标分解方案可以在保障重点发展地区增长空间的同时促进三生空间均衡布局，有助于提高最终决策的客观公正性和综合满意度。

为探明南京市博物馆的时空演化规律，文章以多源数据获取的南京市101家博物馆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博物馆发展历程，综合运用数理统计、GIS空间分析方法以及Spearman 相关性分析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对其时空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研究表明：（1）南京市博物馆发展呈现明显的阶段特征，9类博物馆呈现规模化且多元化发展态势。（2）南京市博物馆主要集聚于中心城区及秦淮河沿岸，尽管在空间上有由中心向外围扩散的趋势，但空间上仍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特征；对各乡镇街道博物馆进行聚类和异常值分析的结果表明，聚类态势的高值区主要在中心城区；全局分布具有空间自相关特性，冷热点区域变动显著，热点区沿中心城区向东南和西北不断延伸和扩大。（3）博物馆空间分布的类型和格局基本上是由历史资源禀赋的地域差异所决定的，在此基础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交通通达程度、人口因素，以及政策因素进一步强化了博物馆的空间分异。最后，结合空间转向背景，从宏观、中观和微观3个层面提出调控博物馆空间布局的建议，以期进一步促进博物馆与城市空间的高度融合。

历史街区更新是中国城市发展中前沿而又重要的领域，文章以青岛中山路历史街区1990年至今的更新历程为研究对象，借助长时段个案跟踪研究的方法，基于访谈、现场考察和文献中的数据，以空间生产和地方建构互动的分析框架展开解析。研究发现：中山路更新可以被理解为权力和资本主导下的空间生产，其地方建构历程可以被分为5个阶段：无地方、符号化的地方、想象的地方、衰落的地方、新的地方。地方建构可反作用于空间生产，使空间生产主体不断调整生产策略和方法。研究旨在将地方建构引入空间生产的分析框架中，为历史街区更新实践提供有益的反思。

文章基于代表期刊《规划教育与研究》（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30年跨度的1670篇文献及18093次引用数据，使用“引文关系”替代测度规划教育研究的发展演变概况。研究发现，规划教育群落在扩大，社会关注度随城镇化进程稳步增加，前景广阔。证实其在演变过程中与内外部学科互动日益密切，体现了跨学科、多元的特性。总结规划教育关注领域的演变，将规划教育的核心思想和关注领域归纳为4个主要群落，展示30年间规划教育64个研究方向、热点的演变。按时间维度分类，总结其研究方向的演变规律。规划教育的研究方向和热点虽潮起潮落，此起彼伏，但均与社会保持高度互动，证明规划教育从未脱离物质空间规划这一核心，协同多学科解决城市社会问题，实用性的学科本质未变，促进城市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初心未变。

设计语言是设计思想表达的重要载体。作为现代设计学与现代语言学深度交叉融合形成的一种研究范式，设计语言研究是阐释园林设计思想的有效途径，也是探讨如何传承园林设计文化的研究切入点。超越地域与国家边界，对园林空间形式之上的抽象特征进行提取转译，归纳总结普遍原理及规律，对园林设计语言的传承发展具有参考价值与借鉴意义。文章以设计语言学体系中的语义、语法、语用三重架构为基本研究框架，选取日本、法国、美国的代表性案例，分别从语义延续、语法应用、语用拓展 3 个层次入手，对日、法、美园林设计语言的传承路径进行对比分析与归纳总结，从多元视野为探索中国园林设计语言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历史经验参考。

城市与自然紧密相连，与河流的关系更为密切。从原始聚落到现代城市，河流一直影响着城市的发展和变迁，城市从依河而建到目前突破大江大河而拥江河发展。城水关系也因江河在城市不同时期发挥作用的不同发生巨大变化，总体上经历了城水共生、城水疏离、城水融合 3 个阶段，走向和谐是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城镇化 2.0 阶段，我们应针对前期我国城河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利用河流水系重塑城市空间，让河流水系承载城市文化，让河流水系成为市民交往的重要场所，营造生态宜居的城市环境。

地铁客流的时空特征与线网空间结构有较强相关性，因此明确建成环境对客流影响的时空异质性十分重要，时空异质性是指在不同时空状态下存在差异。文章以杭州地铁为实例，结合城市多源数据的挖掘与应用、构建建成环境因素集，建立了基于高德点阵分布法的 4种车站聚类模型，结合最优聚类结果、基于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细化时空维度，得出了6 种建成环境因素对五一节假日、十一节假日客流在每日和每类车站的影响程度结论及原因分析。

轨道站点作为轨道交通网络的节点和城市的重要空间区域，研究其周边街道活力对轨道站点 TOD 发展与街道环境优化具有重要意义。通过采集街景图像、POI 和人口热力等多源数据刻画轨道站点周边街道活力空间分布特征，构建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建成环境对街道活力的影响。结果表明：街道活力存在集聚效应，以站点为中心向四周延伸；POI 业态齐全度对街道活力影响显著且呈正相关，绿视率对街道活力影响在空间上存在异质性，天空开敞度等变量对活力影响相关性不显著，机动交通影响度则对活力呈抑制作用。研究结果可为轨道站点周边功能布局与精细化街道环境改善提供重要参考。

当下我国公共交通导向发展（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TOD）实践未能较好应对存量语境下的城市发展。首先，文章基于存量语境下 TOD 目标取向和侧重点的转变，提出 TOD 迭代理论—公共交通支持发展（transit supportive development, TSD）理论。其次，系统回顾与梳理了存量语境下 TSD 的新实践特征和国内外进展，并结合中国语境，构建区域 / 城市宏观布局调控、站域中观城市更新策划、站域中微观宜居社区塑造三方面的本土化实践路径，以期为公共交通支持下的中国城市转型发展提供参考。

新加坡长期以来被视为土地利用和综合交通有机结合的典范，研究其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土地利用性质和容积率特征及演变规律，对我国的公交都市建设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研究选取连接中心与新城的东北线为对象，以新加坡 2003、2008、2014、2019 年 4 版总体规划数据为基础，采用数学统计以及信息熵和均衡度等量化研究方法，分析该线 17个站点 600 m 半径范围内的土地利用和容积率变化特征。研究发现 ：在用地功能类型上整体均衡度较高，分布上呈现中央商务区以商业为主、外围以居住为主的特征，各站点用地呈现一定的圈层差异 ；在用地功能演变上，居住用地不断减少，生态空间与产业用地增加；在容积率分布上整体呈现中央高四周低、尾部上扬的特征，大部分站点的内圈层容积率高于外圈层 ；在平均容积率不断上升的前提下，中区与东北区边缘站点的用地功能与容积率变化更大。对我国公交都市建设来说，以 TOD 模式来组织地铁站周边用地，是轨道交通引领城市发展的着力点，但各站点开发模式，还需要考虑历史和现状条件、城市与经济发展等客观规律，满足政府引导要求。

香港经营性土地供给具有稀缺性，成了城市规划管控与土地市场调节的锚点，一方面土地供给遵循以法定图则为核心的出让条件限制，另一方面土地供给和市场需求共同决定了土地价格。文章通过探究香港经营性土地供给的效用，分析了香港城市规划管控和土地市场调节之间的矛盾程度。研究发现香港经营性土地供给效用表现为向上受到法定图则的规划管控约束，对全港发展策略进行了有效空间落位，向下通过出让条件对土地市场价格起到较强控制作用；二者矛盾体现在城市规划管控过严易造成土地供给对市场变化调节不足，例如土地价格面对较小需求变化产生了较大波动，供给端调控幅度受限难以促进价格平稳。为缓解城市规划管控与土地市场调节之间的矛盾，建议香港经营性土地供给提供多种灵活的土地供给途径、优化长短期结合的租赁制度、根据用地类型制定不同供给方案、适当突破规划管控和完善规划审批申诉制度。

文章以文旅融合发展背景下历史街区经济韧性与社会韧性平衡保持为目标，提出“业居关联”的历史街区社会韧性议题研究思路，建构出以态征测度、回归分析、阈值计算为分析步骤，以居民保有率、邻里网络密度、环境滋扰指数和商铺比例、房租价格、访客载荷为表征指标因子的历史街区业居态征定量测度与关联分析方法 ；以重庆市磁器口历史街区的多期多区多态数据为研究样本，揭示出文旅商业化进程中历史街区社会韧性的 3项衰减机理：空间竞价导致本地居民外迁、业态置换导致邻里阻隔、访客超载导致生活滋扰，以及相应业居作用关系下街区社会韧性保持的业居指标阈值。上述方法与指标结论遵循历史街区业居态征交互影响、动态变化的现实逻辑，突破了历史街区韧性研究“评调脱节”的技术瓶颈，有助于将定量评测结论转化为定量调控措施，可为我国历史街区社会韧性研究和文旅融合发展实践提供有益参考。

文章以合肥市主城区为例，利用 POI 数据并结合核密度分析、标准差椭圆、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分析 2012 年、2017 年、2022 年 3 个时间窗口城市医疗健康资源空间的演化过程，并结合地理探测器探讨医疗健康资源分布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在空间格局上，合肥市主城区医疗健康资源从最初的“一核两片一轴多点集中”演变为“三核四片四轴多点集聚”格局；（2）在空间演化方向上，医疗健康资源大致呈东北—西南走向分布，南北向的发展趋势较弱；（3）在空间集聚特征上，医疗健康资源空间具有明显的同质化集聚特征，且呈现增强趋势；（4）医院和诊疗健康资源外延态势明显，向心较低密度聚集，医药和理疗健康资源集聚态势明显，向心高密度聚集；（5）城市消费水平、居住小区密度、交通服务能力等因素对合肥市主城区医疗健康资源分布影响较大。

宅基地集中归并事关宅基地发展权二次配置和农民住房权益保障。文章借助土地发展权配置的理论工具解析村庄规划驱动下宅基地归并的土地发展权运作机制，以上海革新村为例，基于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和案例分析，剖析宅基地区位、村民代际差异和家庭资产配置选择对村民宅基地归并意愿的影响，揭示村庄规划刚性管控面临的治理困境。研究发现：基于增减挂钩政策，减量化行动推动的宅基地发展权配置成本高昂，忽视了村民住房权益的选择权，导致公平性缺失。以户为单位的宅基地归并难以析出宅基地冗余需求，引致财政补贴和宅基地资源的错配。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应关注人地关系变化，量化宅基地发展权益，推动村民住房权益按需转换。

现阶段数字技术已广泛运用于城市存量规划设计的相关领域，对于提高规划决策的精准性和科学性起到了显著的作用，但在研究与实践适配的过程中，仍然存在对中微观尺度探讨不足以及对应的方法体系不完善的问题。文章基于文献梳理，首先阐述数字技术研究现状，追溯其在城市更新研究中的兴起、发展历程与阶段特征 ；然后基于工业遗存更新这个地块尺度视角分析地块更新所面临的决策困境，以实现工业遗存的保护性再利用与存量工业地块更新的双向适配为目标，建立数字化工业遗存更新全流程技术框架 ；进而通过整合数字技术在工业遗存更新规划的现状梳理、分析决策、运营监管等不同阶段的具体技术，构建基于全数字化流程的工业遗存更新规划技术框架，为不同尺度、区位条件、保护价值的工业遗存更新规划提供决策依据。

当前我国城市历史空间更新呈现空间同质化开发、产业单一、原有居民流失等问题，亟待寻求一种新的理论和方法。文章通过阐述场景理论的产生及应用价值，梳理城市历史空间更新中存在的矛盾，构建基于场景理论的城市历史空间更新逻辑框架。基于介入本质、介入核心、介入关键形成对文化空间、经济空间和社会空间的介入内涵解析，提出文化基因推进场所建设、蜂鸣效应促进消费互动、价值认同增强多元治理以及虚拟现实回嵌历史时空的城市历史空间重构介入路径，以期拓展城市历史空间理论的研究视角，为我国城市更新实践提供科学指引。

知识体系建设是专业建设的先决条件与必要基础，如何结合过去的经验积累和面向现实的问题思考搭建起科学合理的知识结构，成为开设乡村规划设计专业面临的首要任务与核心问题。文章梳理了近年来乡村规划教育领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规划教育发展概况，以此为基础，从教材建设与知识积累特点、新农科指向与知识集成需求两个方面切入，对现实问题与发展挑战进行分析论述，并进一步从知识内涵、知识特色、知识图谱 3 个层次出发，对乡村规划知识体系的 3 个关键议题做了对策探讨，以供专业建设及后续研究参考。

文章从促进就业的视角审视英国城市更新实践。通过历程回顾、成效评析、政策梳理和典型实践剖析，总结出英国城市更新中促进就业的实践经历了政府主导、房地产驱动、多元协同驱动、“城市—街区”平行推动等历程。从以综合性更新为路径、以顺应产业发展为基础、以促进职住平衡等方面为关键概括英国促进就业的城市更新导向。剖析完善规划框架、倡导精明增长、加强配套服务、提高响应能力、使用分区工具、鼓励自主更新等促进就业的规划策略。解析多元协同促进就业的城市更新模式。最后，结合英国的启示，提出我国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促进就业的建议。

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推动了中国境外产业园区开发从单一企业自发行为分化为政策与市场二元驱动下的企业行为。文章从价值循环视角，通过对东南亚 4 个典型园区的访谈资料与相关政策文件进行质性分析，研究政策激励与市场引导下中国境外产业园区差异化的价值循环路径及其作用下的多元化开发策略。在此基础上，文章从海外投资决策、市场规则适应、政商关系处理等方面提出了中国境外产业园区的可持续发展建议。

我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总体形成，面临深入推进“多规合一”改革与面向治理转型的时代要求。荷兰空间规划体系在规划协商与目标整合、保持规划适应性、维护国家利益等方面的发展经验，能够为我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完善提供启示。文章建议 ：在不改变我国“五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框架的前提下，进一步明确不同层级各空间性规划的主导属性与内容特征，并在横向上建立部门间的利益协调机制，纵向上建立“市—县—乡镇”互动协商机制。

在历史城区风貌保护中，我国存在城区特色风貌指引不明、管控要素划分不够细致、元素之间缺乏整体统筹等问题，需要构建精细化城市管控体系来维护历史风貌、增强城市吸引力。文章从墨尔本维护历史城区特色风貌的精细化城市管控策略入手，深入分析其在历史城区风貌保持、建设开发强度管控、特色空间人性化提升和户外广告风格约束等 4个层面的策略。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历史城区保护现状，从层级体系建设、特色风貌指引、要素控制协调、管理语言传导、多方团队协作等方面归纳墨尔本精细化城市管控的思路和经验，并对我国精细化城市管控转型提出建议。

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是区域振兴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文章以中部地区 22 个地级市为对照组，在评价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基础之上，运用合成控制法评估原中央苏区振兴政策对江西省地级市基本公共服务的影响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原中央苏区振兴政策显著提升了新余、赣州、吉安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但三市所倚重的政策机制有所差异，新余的政策机制为增强对社会资本的吸引，赣州、吉安主要作用机制是扩大转移支付、放宽信贷约束等。

文章基于城市兴趣点（POI）与夜间灯光对城市空间结构反映的真实性、直观性的优势特征，以福州市 2018 年、2020 年、2021 年的 POI 数据和夜间灯光数据对城市空间结构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变化进行探讨，并分析影响其变化的原因。结果表明：（1）福州市总体的城市结构为单中心结构，向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发展特征为中部强、西部弱、东部增强趋势明显。（2）耦合区关系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土地利用类型密切相关，其中高—高、高—中、中—高耦合区主要分布在城市中心，高—低耦合区分布在机场、港口、工业园区等地，中—中耦合区分布在城市向郊区过渡的地区，而中—低、低—中、低—低耦合区则分布在城市外围郊区经济欠发达地带。（3）2018—2021 年夜间灯光与 POI 核密度耦合相同区域面积总体在增加，即高—高耦合与低—低耦合区；2018—2020 年，高—高、高—中、高—低耦合区面积大幅度增加，中—高耦合区减少；2020—2021 年高—高、高—中、高—低耦合区则有所减少，中—高耦合区增加。（4）福州市城市空间结构变化是经济、政治、人口和城市规划共同作用的结果。

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历史村镇保护作为实施乡村文化振兴的基础工作越发受到关注。目前城乡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理论虽日臻完善，但常规的孤点保护模式却难以解决偏远地区大数量历史村镇的保护问题。立足区域视角，在借鉴历史村镇保护相关理论实践的基础上，文章提出了定义、原则和任务三位一体的历史村镇集群区划理论架构。针对历史村镇集群划归的关键工作，选取重庆欠发达地区的 72 个历史村镇作为实证对象，依循“筛选集聚中心—构建区划体系—识别集群特性”的技术路径，构建了 7 大集群区划，并针对集群区内的村镇弱项从空间、产业和文化 3 大维度提出了适应性保护对策。

智慧城市群成为未来发展趋势，新基建企业投资推动智慧城市群网络的形成。文章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基于新基建企业投资数据运用连锁网络模型及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探究 2016—2021 年长三角智慧城市群网络演化特征。研究发现 ：①新基建企业投资行为的时空演化方面，受政策影响显著，投资规模波浪式增长，涉及的空间范围不断扩大，投资地点单一，跨区域强联系和高连通性城市多集聚在“门户型”城市。②基于投资联系的长三角智慧城市群网络演化方面，网络化趋势不断加强，层级性逐渐显著，格局从双核辐射网络演变为多核心网络化结构，都市圈空间形态初步显现，节点城市在网络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多样性。③与传统城市群网络比较来看，智慧城市群网络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网络密度有待提升，核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有待增强，次级核心城市“桥梁”作用不够显著，网络结构受信息基础设施一体化程度影响更大。

应对城市快速扩张所带来的一系列城市问题，提升品质、营造活力已成为现阶段城市规划与建设的重要目标。文章以多源数据为基础，提出融合地理探测器和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多角度地探测城市活力驱动机制及空间关联性，并对比时空差异。研究发现：（1）工作日和休息日，长沙城市活力分布均展现较强的空间集聚性，表现为活力核与城市商圈分布基本一致。（2）识别出不同影响因子的关联强度，其中工作日的城市活力受开发强度和商业设施密度影响最为显著，为关键驱动因素，而休息日受商业设施密度影响最显著。（3）无论工作日还是休息日，商业服务设施密度与开发强度两者交互的影响最为明显。基于以上结论，文章提出了城市活力营造的策略。

上一阶段城市的发展受到“土地财政”机制的驱动，引起了有关经济和城市健康、持续发展模式问题的讨论。文章以一个县级市为例，分析了土地财政驱动下的经济发展特点，剖析了旅游度假房地产和土地开发为导向的城市发展路径和空间扩展过程，以及城市功能布局和空间组织存在的问题，探索了经济转型发展和城市空间优化的对策，对于合理规划城市空间和推进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发展具有典型案例的借鉴意义。

城市更新通过转换和释放城市内生旧动力提升城市能级。文章基于吉登斯提出的结构化理论，构建以地方政府、市场主体和城市居民等为参与主体的“城市硅巷”结构，立足老城存量空间，发挥行动主体的能动性与现有结构互动博弈以突破结构化制约，形成以政府引导、多元共治的城市治理新模式，对创新衰落老城区进行渐进式的“差别”有机更新。文章基于南京市“秦淮硅巷”的建设经验，为全国各大城市中的老城更新与历史街区转型提供借鉴。

文章以提升城市街道可步行性为目标，以北京大院生活型街道为例，对街道边界空间要素对可步行性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分析了3 条北京大院生活型案例街道的边界要素构成及组合模式，并基于街景图像对街道可步行性进行评分，将要素与可步行性评分进行相关性研究，指出对可步行性影响高的边界要素及其作用，为大院生活型街道的更新设计提供参考。研究表明，要素的数量、感知边界要素的类型、要素的细部设计对街道可步行性有较高影响。此外，绿地要素的灵活运用能够显著提升街道的可步行性。

中国西南地区高原湖泊生态脆弱，城市湖泊环境提升迫在眉睫。文章以城市与湖泊交界处的传统村落为切入点，选取昆明滇池湖畔乌龙村作为研究对象，从生态—人文—社会3 个层面，构建滨湖传统村落 PSR（压力—状态—响应）可持续发展模型，通过对压力指标以及状态指标的分析，形成了以政策、技术以及参与者 3 个层面为核心的响应指标体系。文章旨在通过 PSR 模型的构建形成适应西南高原湖泊城市滨湖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的模型。

中国传统城市景观营建智慧是彰显中华文明独特性与文化多样性的审美文化表达。广州特殊的地理位置演变出辐射整个岭南的独特景观营建模式，表现出各朝代景观特色与观景偏好，记载了不同时期自然景致与人文思想的碰撞交融。文章对宋朝至清朝时期广州传统城市景观营建变迁展开研究，系统阐释了影响区域城市景观营建的多尺度多维度因素。借鉴审美适应性理论从山水演变、形胜认识、空间布局等方面阐释基于营建主体的广州传统城市景观营建智慧。文章对解读和传承中华城市景观营建传统具有理论与实践的探索意义。

构建省级魅力空间体系是对人文和自然遗产资源进行统筹保护、展示和创造性利用的有效途径，也是促进区域“对流”、提升国土空间均衡发展水平的重要手段。文章立足广东省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实践，尝试采用区域设计的理念探索构建省域魅力空间体系的技术方法。研究重点探讨了区域设计的既有理论基础和省域层面区域设计的目标导向，认为省域尺度需要关注的核心空间要素包括空间基底、网络结构、重要节点等层面。基于上述理论认识，对广东省案例进行解析，以期能拓展省级国土空间规划中魅力空间体系构建的思路，支撑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

就近城镇化作为如今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要求和现实选择，使 21 世纪以来形成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模式发生了新的变化。文章以湖南省常德市为例，采用入户深度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分析农民工回流实现就近城镇化对原有的“半工半耕”家庭分工模式造成的影响。研究发现 ：就近城镇化过程中出现了以放弃老人农业为特征的“半耕”弱化，以及返乡就业压力和风险下的“半工”非正规化。农户家庭在参与城镇化的行为决策中，正从以经济收益为考量的方式转向以后代教育为导向的家庭分工新方式。就近城镇化正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发生，但新“半工半耕”模式带来的社会效应是复杂和不确定的。该模式的健康引导，对于探索本土化的内发型发展道路有着积极的意义。

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是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载体，在积极稳健的发展态势之下，合作区“走出去”也存在一定的不足，既有所在国投资环境方面的，也有我国顶层设计方面的，当然还有合作区自身存在的问题。为了合作区更好地“走出去”，亟待完善顶层设计，明确合作区重点发展区域、产业方向和配套政策，制定合作区规划标准，发挥顶层设计的统筹、引领、前瞻的作用。文章从全生命周期视角，基于合作区不同阶段的问题，探讨了探索合作区规划编制体系的必要性；针对不同阶段的主要矛盾、作用对象，提出了合作区从诞生到深度开发过程中，前期研究类、总体指导类、空间建设类和阶段评估类4 种类型规划所组成的规划体系，明确了规划的内容、达到的目的，从而前置性地解决相应问题，降低合作区“走出去”风险，提升合作开发效率。

低影响开发设施可有效应对全球极端气候和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城市内涝问题，目前，在城区尺度进行低影响开发设施规模量化与布局的研究还不多见。文章提出系统的 LID 规模量化和空间布局的方法，并以东平县中心城区为例进行实证研究，通过构建 SWMM模型进行验证。以中心城区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75% 为目标，共布局 LID 面积 984.25 hm2，主要分布于 96 处内涝易发点。其中，雨水花园、绿色屋顶、透水铺装和下沉绿地建设面积分别为 107.60 hm2、7.50 hm2、660.96 hm2 和 208.19 hm2，总调蓄容积为 670590 m3。经模型模拟验证，东平县中心城区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提升至 75.72%，达到预期目标。老城区、东平经济开发区、滨河新区、白佛山组团和大清河组团的最大峰值径流量分别削减 56.65%、55.36%、53.02%、48.60% 和 2.90%。研究可为城区尺度 LID 布局设计提供理论支撑和科学依据。

明确村庄发展潜力，科学识别村庄类型，是编制村庄规划、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支撑和必经之路。特别是对于因自身复杂的地形与地貌环境，大多数呈现交通不便、分布广与村庄规模小等特征的山地村庄而言，因村施策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山地村庄发展困境的重点难点以及应对的方式方法。因此，构建符合现实情况的山地村庄发展潜力评价体系和分类方法，对实现山地村庄的多层级分类引导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主要采用熵值修正 BWM-TOPSIS 模型等方法，结合景观基因理论，构建了适用于山地村庄的发展潜力评价模型，在此基础上进行村庄分类研究。并以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沙湾片区进行方法的实证，划分 4 大类 8 小类的村庄类型，为其提出相应的发展策略，以期为实现山地村庄的全面振兴提供一条新路径。

文章首先梳理了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国际宪章、公约、宣言等国际文件和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 6 个历史遗产保护代表性国家以及我国历史地段相关概念的产生过程，其次从适用范围、内涵范畴、概念类型、内容分类 4 个方面对其进行解读与对比，最后根据内容解读与对比，对我国历史地段的保护层次与内涵、内容分类及分级进行思考与探索。文章建议将我国“历史地段”概念调整为“历史（文化）地段”以及对应的英文翻译，勾勒了 2 个等级 10 种分类的历史文化地段内容框架，以期对未来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中的历史地段概念的判定与保护有所裨益。

文章从权力、资本与空间互动的视角审视中国城市增长主义下的空间增长逻辑，为城镇开发边界划定提供理论认知与实践建议。研究发现 ：（1）央地间的用途管制冲突、市辖区间的经济发展机会争夺造成规划增量空间大规模碎片状分散；（2）资本再地域化的空间需求与城镇开发边界的空间供给错配，资本避险引发空间治理危机 ；（3）城镇开发边界通过尺度上移、尺度外移的方式实现资本积累的尺度修复。文章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理解城市空间增长内在逻辑与城镇开发边界的内涵，对城镇开发边界的划定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价值。

在轨道交通迅速发展、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当下，老年人使用轨道交通却遇到多种阻碍。轨道站域街道作为老年人使用轨道交通的“最后一公里”，同时也作为城市开发的重点区域，其街道空间品质的提升不容忽视。构建轨道交通站域街道适老化的步行适宜性评价体系，并利用 AHP 层次分析法分析各指标重要性的差异，选择杭州市 9 个典型居住型地铁站点，通过城市 POI 数据及街景数据等，对各站点安全性、舒适度和便捷性及各评价指标进行分析。总体上看，各居住型地铁站域街道的适老化步行适宜性较弱，较多站点在无障碍设施、站点可达性和步行环境等方面存在不足，今后应以“便捷性为主导，安全性为保障，兼顾舒适性”为原则，不断提升轨道交通站域街道步行适宜性，提升城市整体步行环境品质。

文章以手机信令、路网大数据为基础，提出了针对交通规划的科技赋能交通小区划分方法，以路网数据划分聚类单元，利用手机信令数据准确识别聚类单元内居民出行时空分布特征，基于改进耦合空间聚类算法进行聚类，借助现状路网对聚类结果进行修正得到交通小区划分结果。宁波市实例研究表明，科技赋能交通小区划分方法能兼顾居民出行时空特征和城市路网匹配，并能较好保证交通小区的整体连续性，该方法适用性强，可为交通规划的科学制定提供借鉴。

针对滨海新城在福州新区规划中的重要地位，文章明确滨海新城与福州新区联动发展的特征，建立滨海新城与福州新区联动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并借助 Vensim 软件进行模型检验，选择信息港科技研发系数、投资贡献度、GDP 增加系数等作为控制变量进行仿真，结果显示：为了推动滨海新城与福州新区的联动发展，需要加大滨海新城科技研发的投入，重点发展大数据相关产业，同时稳步推进海港、空港、陆港的投资，提升海港、空港、陆港吞吐能力。

探究首都功能核心区内居住空间形态对城市热环境的影响，可为优化居住空间形态，改善居住空间热环境提供科学依据。以首都功能核心区为例，利用遥感数据和城市基础空间信息数据，以局地气候区分类体系为基础，划分核心区居住空间形态类型，利用单窗算法进行地表温度反演，对比不同居住空间形态的热环境差异 ；借助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探究居住空间形态和城市热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核心区什刹海、南锣鼓巷、大栅栏、西四北等历史住区的地表温度总体上较多层老旧小区、高层住区高，自由肌理历史住区地表温度总体上较规整肌理历史住区高 ；建筑密度对空间热环境效应呈正相关，建筑平均层数则呈负相关，且这种相关性在冬季强于夏季。最后，探讨了除建筑高度、建筑密度、肌理类型等空间形态因素，建筑材料、经济社会和住房条件也可能是影响热环境差异的主要原因，并提出热环境改善措施。

随着全球创新网络的浮现，创新研发活动日渐统合。作为网络组织中创新资本最为集聚的地方，节点城市成为全球创新网络构建的主要支撑载体，创新型城市应如何探索出一条能够集聚创新资源、参与国际创新活动、深度融入全球创新链的有效路径，显得至关重要也迫在眉睫。文章以南京市海外协同创新中心为例，基于全球管道—本地蜂鸣理论，通过梳理南京市海外协同创新中心的现状和挑战，探索南京市海外协同创新中心的建立及其运作方式对于构建以地方为中心、由点及面的全球知识管道的价值体现。通过国内外两端的实体机构协同，搭建“哑铃式”资源平台，打造“多中心一基地”的模式，可实现全球创新网络中创新资源的“全球管道”和“本地蜂鸣”的最佳汇聚。

“夜间城市”理论发展推动形成了“夜间城市治理”这一新兴领域，并在国际实践中积累了诸多治理经验。文章通过系统梳理国际夜间城市治理的理论观点与实践经验，阐明“夜间城市治理”这一概念，并得出以下结论 ：（1）夜间城市治理是具有独立“时—空”特征的城市治理实践领域，在参与主体、治理内容等方面与普遍意义的城市治理具有差异 ；（2）夜间城市治理强调多元主体协作、统筹多项夜间城市内容，突破了以往夜间城市发展对夜间经济的单一路径依赖；（3）夜间城市治理内容体系可归纳为前提条件、物质基础、品质提升 3 个逐层递进的层级，包含治安监管、照明规划与设计、公共交通规划、用地与时间规划、公共空间设计与维护、公共活动运营 6 项内容。最后提出我国应构建本土化夜间城市治理理论体系、优化主体结构与丰富治理内容、衔接夜间城市治理体制机制与现有城市治理体系等启示。

科学合理、因地制宜地开展村庄“定型”，是实施分类指导的必要前提。在各地灵活丰富的村庄分类里，介入自然聚落尺度是近期兴起的创新来源。文章以西藏自治区山南市乃东区为例，将传统单纯围绕行政村展开的村庄分类流程，扩展为由自然聚落与行政村尺度共同构成的“双层级”村庄分类技术框架。研究认为，行政村内自然聚落间的强烈异质性及聚落发展的实心化，是应用“双层级”村庄分类理论模型的重要条件。研究提出，“双层级”村庄分类方法由“政策判定+ 潜力评估 + 镇村酝酿”的自然聚落分类方法、“占比测算 + 矩阵构建 + 系统聚类”的自然聚落→行政村类型转换方法、二次镇村酝酿基础上的行政村分类方案生成方法等共同组成，具体的分类流程需落实聚落定性、聚落测评、聚落分类、类型转换、行政村分类等 5 项主要环节。理论模型在山南市乃东区国土空间规划中得到了实际应用，识别出 5 类自然聚落，制定了主导式与并重式的两种行政村类型认定规则，提出了“融保聚改”的四类型行政村分类方案。分类过程及工作成果得到地方积极正面反馈，验证了“双层级”方法的有效性。该研究旨在丰富市县国土空间规划的村庄分类布局思路。

文章综合运用 CiteSpace 和 VOSviewer 文献计量软件，分析城市土地成片开发研究的文献分布特征、发展阶段和热点趋势。基于文献及学科分布、研究热点及重点分析，将城市土地成片开发研究划分为萌芽启动、理论构建、综合发展和深化协同 4 个阶段 ；基于关键词聚类、年度重叠、关键词突现分析，预测未来城市土地成片开发研究具有城市空间构建、城市气候变化和生态风险应对 3 方面的热点趋势，并对未来中国城市土地成片开发提出 3 点优先研究建议。

文章通过对国内民间救助建筑的历史回顾与现状分析，结合国外救助建筑发展经验和“发展性分层级救助”的救助理念，提出以救助对象共同成长为中心的建筑策划模式与开放性设计策略，并探索民间救助建筑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具体实施路径。

停车问题作为民生痛点和高质量发展焦点，引起广泛关注。但当前停车治理主要关注政策制定和规划对策，对如何全面评价停车系统发展水平缺乏深入研究。基于停车系统发展引导方向分析，从城市总体、重点区域两个空间层面，综合停车供应、管理、效率、服务、协调及满意度评价 6 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及停车指数模型。最后，选取无锡市开展实证分析，结果与停车实际状况相符合，验证了评价有效性。

以大连中心城区内 7 个地铁站点周边 800 m 范围内的步行空间环境为研究对象，通过对719 名步行者进行问卷调查，借助结构方程模型，探析微观建成环境与站域可步行性的内在关联。研究发现，存在 6 个潜变量影响站域可步行性，“便捷性”占主导地位。结合实地调研情况，识别出建成环境中的人行道过街、天桥过街、地下通道过街和指示标识是高效失衡型指标，并针对性地提出优化建议。

城镇职能类型结构是在特定区域范围内，城镇职能互动关系的布局总况。针对当前乡镇职能多以定性判断的现实问题，基于手机信令、企查查、POI 等大数据与职能特性的关联，建立了针对各类职能的定量测度方法，并据此构建了适用于乡镇尺度的城镇职能类型结构定量测度框架。以宁波市乡镇为单元展开测度，定量识别出宁波市发挥工业、交通、商业、科教、旅游５类职能优势的城镇单元，且识别结果与该市的规划发展模式基本吻合，验证了框架的可行性。该框架不仅弥补了城镇职能类型定量测度在乡镇尺度的空白，亦能够助力城镇职能类型结构的合理配置。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双战略对郊区（县）的职住组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文章在系统归纳双战略作用下的郊区（县）职住空间组织导向基础上，以济南大都市区的郊区长清区为例，依托一线问卷调查数据和官方统计数据，围绕职住空间要素分布状态和职住组织效率两个方面，从区域、城乡和城区 3 个层次立体分析该区职住空间组织特征，并从目标设定和结构调整两个方面提出针对性的规划对策。

利用大量带有情绪标签的社交媒体数据，了解和把握居民在城市公园绿地中的游憩情绪感知体验，为城市公园的改造提升提供策略依据。文章基于城市公园使用者发布的新浪微博数据，在 Rost Content Mining 软件和 BERT 模型的支持下对微博文本进行分类、分析，运用 IPA 分析法构建了游憩区位、环境、设施和感知 4 个维度的情绪评价框架模型，并以位于南京市中心城区的 9 个城市公园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 ：（1）居民在城市公园的游憩体验整体上积极正向，游客对于南京中心城区城市公园的总体建设较为满意，其中白鹭洲公园表现最好。（2）从 IPA 分析来看，重要性高—满意度低象限内的，急需改善的因素分别是玄武湖公园和鼓楼公园的游憩区位，莫愁湖公园和古林公园的游憩环境，绣球公园、鼓楼公园和小桃园的游憩感知。使用文章的评价框架，能有效捕捉游憩人群在城市公园中的情绪状态及其影响因素，这对城市公园的更新与改进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文章梳理了虚拟现实（VR）与城市规划相结合的研究，包括虚拟漫游、辅助设计研究和公众参与等，针对其特征和局限性，提出具有沉浸式体验、全流程覆盖、多主体协同特性的沉浸式规划方法及其总体框架，并以实际项目为例构建具有基础功能的规划场景，邀请相关人员体验评价。结果表明沉浸式规划方法在要素表达效果上与传统方法各有优劣，能帮助使用者更好地感知空间的同时，还存在着操作不便、场景不够精细等不足。最后，文章对沉浸式规划方法和 VR未来的发展提出了展望。

共享单车的大规模使用，为居民出行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城市空间资源分配的一系列问题，对城市空间尤其是骑行环境提出了新要求。在此背景下，文章从南京市主城区遴选典型样本路段，评估共享单车的骑行环境，以探索亟待优化提升的影响因素，再据此提出综合优化策略，提供学术借鉴和实践参照。研究发现 ：交通设施与环境以及道路设施的相关指标对骑行环境的影响相对较大 ；用户年龄和单车使用方式是导致人群评价分异的主要个体属性 ；骑行环境的优化提升可从宏观层面的自行车道规划、换乘停放提升以及微观层面的道路断面优化、隔离设施完善等方面入手。

文章针对目前国内城镇更新面临的记忆危机与设计难点，阐述记忆场所的意义与重构叙事的方法与实践。文章重点介绍空间句法在记忆场所重建叙事中的 3 种作用：挖掘潜在叙事信息、甄选优化叙事路径与模拟不同叙事场景 ；同时结合西部聚落、东部街区更新案例，创新性地应用 DepthmapX 凸空间、VGA 以及 Agent 等分析技术，为记忆场所化隐为显、化零为整、化繁为简的重构实践提供技术支撑与应用前景，进而使记忆场所重构叙事更加合理、更有内涵、更能激发文化认同。

根据文物建筑现状特征综合评估其开放利用潜力与利用形式，是提升文物建筑保护与利用水平的重要支撑。针对北京老城文物建筑特征，文章从文物建筑的本体现状、价值禀赋、外部环境 3 个维度构建评估文物建筑开放利用潜力的指标体系 ；结合文物建筑开放利用的不同形式，从参观游览、文化展示、经营服务、公益办公、社区服务、国事服务 6 个方面研究确定各项指标的评价标准 ；并以北京老城 54 处文物建筑为例，进行分类评价方法的实证应用，以期为北京老城文物建筑开放利用的总体统筹与分类管理提供参考。

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和大规模扩张，城市更新工作也相应进行转型。小尺度、精细化的微更新模式成为当前存量时代建筑改造、环境优化、设施完善、品质提升的重要方式。回顾城市微更新发展历程，总结各阶段的问题和经验，有助于把握微更新的内涵与外延。文章根据我国政策法规和城市发展进程，将 2012—2022 年的城市微更新发展划分为萌芽伊始、深化探索、多元发展 3 个阶段，并对各个阶段的现实背景、学术研究及实践活动进行分析，归纳总结各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最后基于城市微更新的发展轨迹，提出多样化、人本化、规范化及创新化的发展新趋势，为我国城市微更新的发展提供参考。

城市发展理念是引领城市前进方向的准则，也是人类对城市发展诉求的凝练。在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为应对特定的城市问题与诉求，出现了不同的城市发展理念。文章首先初步梳理了城市发展理念的演变历史，随后构建了4W 城市发展理念演变特征分析框架，并从提出背景（Why）、发展阶段（When）、提出者（Who）和核心要义（What）4 个角度，具体解析了城市发展理念提出的内在逻辑，以及在不同发展阶段与经济社会的关系，分析其主要提出国家 / 组织的类别。此外依据发展理念核心要义的侧重点将其划分为生态型与社会型两类理念，归纳其关键特征。最后，基于城市发展理念的历史演变特征，提出了管理建议和研究展望。

文章将康泽恩形态学理论与中原乡村聚落的典型特征相结合，划分乡村姓氏形态单元，构建量化模型与评估方法，分析乡村形态单元之间的差异，研究乡村空间格局。研究结果表明，主姓宗族的发展影响了乡村的空间结构和突破点，裴城村的乡村空间是以彭氏核心街坊为中心、圈层式向外发展。然后基于量化模型与评估方法划定乡村保护管理单元，对乡村空间提出分区域、分类型的精准保护策略，以实现对乡村形态的精细化保护与管理。

在交通矛盾日益制约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基于居民时空大数据的通勤圈空间特征研究为精细化交通与土地利用等要素配置提供了有效视角。以武汉市为例，利用手机信息数据识别出商业（务）型、工业型两类通勤圈，结合情景模拟探究交通与土地利用要素供给对通勤圈形态变化及内部交通结构特征的协同影响。研究发现 ：（1）商业（务）型通勤圈呈现“圈层 + 轴带”和“核心集聚 + 圈层扩展”两种结构模式 ；工业型通勤圈则呈现“纺锤模式”布局，通勤方向性更为明显。（2）轨道交通要素供给会重点影响通勤圈的形态、拉长通勤距离；土地利用要素的紧凑布局有利于促进通勤圈圈层集聚，缩短其通勤距离和时耗。针对两种类型的通勤圈，从促进通勤圈绿色出行的角度提出完善交通设施布局和服务设施配套的优化策略。

文章以 2022 年南京市主城居住小区为基本单元，运用空间自相关和克里金插值分析法对主城区房价的空间分布与分异进行分析与模拟，然后引入住房阶层理论在划分不同居住阶层基础上，分析各阶层间的空间分异特征 ；最后利用混合地理加权回归模型（MGWR），探究住区属性、区位条件、交通特征和配套设施 4 类因素对主城区房价空间分异的影响。研究表明 ：①南京市主城区房价整体呈现由主城西向周边区域逐步递减的多组团模式 ；②主城区不同住房阶层表现出“西高东低”的空间集聚特征，阶层间虽未出现明显的空间隔离、对立或极化，但富裕阶层对主城优势资源和环境的剥夺现象显著；③各类因素对主城区房价具有差异化影响，其中住区属性的影响较稳定，区位条件的影响具有空间全局性，而交通特征和配套设施的影响则存在显著的空间边界效应，即房价与设施空间距离的负相关性具有空间范围界限。

城市道路网在不同时期具有独特的网络结构，然而在近百年历程中如何演变，其过程并不清晰。研究以城市非规则道路网为例，通过历史资料整理提取了南京市鼓楼片区 1900年来4 个时期道路网，运用分形理论量化表达道路网覆盖均匀度和发育复杂度。结果表明：鼓楼片区非规则路网是由贯通性主干路牵引形成的 ；其路网相对稀疏，依然有更新和改进的空间；路网覆盖度和连通度近年来趋于平缓，城市应重视干道的功能拓展和“大院制”支路的打通。通过文献史料分析，解释了不同阶段规划思想、社会变革等因素对道路网演变起到的作用，认为历史古城道路网的更新保护应重视起牵引作用的骨架干道，同时重视非机动车和行人的需求，提升其可达性。

社区农园的建设及其展开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日益增多，文章利用知识图谱可视化工具CiteSpace 对国内外社区农园研究的发文地域、关键词、突现词知识图谱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国内外在社区农园研究历程、内容和深度方面既有相似性又存在显著差别，未来我国社区农园发展趋势应积极探索其作为破解“一老一少”困局和提升社区治理水平的有效路径之一。

环境约束条件下建设用地效率成为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城乡空间发展研究的焦点。文章以长三角地区 41 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建设用地为研究对象，运用 SBM-Undesirable 模型与全局参比法测度各城市建设用地效率，动态分析长三角区域整体及各城市的建设用地效率时空演变特征。研究表明 ：（１）SBM-Undesirable 模型与全局参比法相结合可以解决Malmquist 指数时空特征定性评价的局限性 ；（２）2011—2019 年长三角地区城市建设用地效率呈提升态势，但变化趋势呈 U 字形的演化特征 ；（３）城市建设用地效率空间格局演化较为剧烈，低效率区域呈现“面状—零星点状”发展，高效率区域呈现“零星点状—反 K 字形网络状” 发展 ；（４）根据非有效城市的投入产出冗余程度可进行相应比重调整，推动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最后，提出长三角地区城市建设用地效率提升优化的相关对策建议。

文章研究涉及的湘南宗族型传统村落地处湖南省南部，是以血缘关系和族谱为纽带，拥有完整的宗法礼制和生产关系的传统村落。选取湘南地区 3 个典型的宗族型传统村落为研究样本，将共享空间分为物质载体、社会交往、精神寄托、文化延续 4 种类型 ；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法，基于村落、村民、游客 3 个维度构建空间网络模型，解读空间—行为之间的关系，分析村落共享空间特征，探讨宗族文化对村庄有形实体空间的影响，以期为宗族型村落建设中的空间优化设计提供参考依据。

传统村落是中国历史文化价值的空间体现，从省域视角辨析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将有效支撑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利用。文章以江苏省 472 个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采用最邻近点指数、地理集中指数、不平衡指数等模型，分尺度、分批次识别其空间分布特征，构建“格网分析 + 地理加权回归”框架分析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效果。结论如下：①不同尺度下，江苏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呈现差异化集散特征，区域、市域尺度下传统村落分布较为分散，区县尺度下呈现集中分布的趋势，主要分布在苏州吴江、无锡宜兴、扬州高邮和江都 ；②不同批次传统村落在苏南地区的空间分布密度远高于苏北地区 ；③生态、人口、经济、交通与城市因素对于传统村落空间分布作用方向、作用强度差异显著，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利用提出更高的发展要求。

全球技术变革和产业革命向阳发展的新时期，急需探讨如何将社会的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优化充分结合。文章选取苏州古城内老旧社区作为设计研究案例，通过对案例地物质生态环境评估与人群行为特征的评估，发现基地内资源利用率低、空间场所缺失等问题。结合对传统营建生态基因与现代适变生态基因的识别，建立智慧生态基因图谱。以低碳排、高效能的城市改造策略进行区域的柔性修补，重构人地关系，建立适用性强的社区碳核算方法，为城市零碳化改造提供参考。

文章分析了复合目标导向下的地下空间规划数据驱动需求，归纳了多源时空数据的基本特征及其地下空间规划应用场景。面向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治理的发展要求，从技术方法、成果形式、管控模式、管控要素等角度诠释了多源时空数据环境中的地下空间规划范式变革。针对数据驱动型地下空间规划的现状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改进策略，并构建了数据驱动型地下空间规划框架。

相较于我国城市规划实践的丰富积累，本土化的理论发展难称丰硕，规划行业热衷于批判不符合规划逻辑的城市发展现象，却难以将其组织成为系统性的知识，更无法解释这些现象为什么产生。文章以信用理论为基础，阐述了一个描述我国制度下城市规划属性的理论框架—城市规划是一种为城市创造信用的工具。在这一框架内，城市规划通过弥补制度缺陷将国家意志通过权力、生产、货币 3 个维度向具体城市空间传递，促成了地方政府服务、生产要素集聚、商业信用融通之间相互强化不断发展的双向循环，进而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使城市空间具备了信用属性。但是，任何城市信用的扩张都必须在未来有相应的持续性收入作为保证，否则城市就会陷入信用破产的危机，文章最后简要分析了我国城市信用扩张中潜藏的危机，并提出了两点政策性建议。

文章将水系作为线索，以浙江萧山地区乡村聚落为研究对象，采用 GIS 空间分析获取聚落选址与水系的相关性，结合自然地貌和水文特征将萧山地区乡村聚落空间形态划分为4 种典型模式 ：丘陵畈田型聚落、湖荡畈田型聚落、泾浜圩田型聚落和标准圩田型聚落，并选取 4 个典型聚落样本图解其空间形态特征，分析自然环境、农田水利和水运交通对聚落形态生成的影响机制，为水网地区乡村聚落空间形态和景观特征的保护更新提供思路与参考。

面向存量的城市更新在整合协调多元产权主体的利益诉求以形成更新改造集体行动的过程中，常常出现漫天要价的“钉子户”困局，使得城市更新推进缓慢，公共利益受损。漫天要价“钉子户”困局是少数业主的机会主义行为和多数业主的“搭便车”行为所共同造成的。而地方政府急于落实城市发展战略和维护社会稳定，以及开发商为缩短资金回笼周期，进而导致二者被“钉子户”所把持，最终或以公共利益补偿“钉子户”的漫天要价，或延缓整个更新项目推进。漫天要价“钉子户”困局的破解首先是完善城市更新的制度设计，明确改造规则，形成更新改造自主申请市场。其次在于提高社区治理能力，鼓励基层民主形成业主利益共同体，依托业主群体内部丰富的社会资本制约“钉子户”的机会主义行为。最后，完善城市更新立法工作，明确城市更新中征收权的应用细则。

当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高质量转型的关键时期，明晰城市空间增长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损益的相互关系对于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我国典型的山水城市—杭州为例，基于多源数据，采用空间增长定量解析法、价值当量评估、四象限分析模型，阐明城市空间增长和 ESV 损益的规模强度变化，以此揭示二者空间关系，明确空间关系类型。结果表明 ：（1）从总体规模和强度特征来看，杭州城市空间增长和 ESV 损益存在错配现象，即规模上的此消彼长和强度上的同增共减 ；（2）从空间特征来看，城市空间与 ESV 的重心整体呈东西相向而行的剧烈转移态势，在方位上增长强度与 ESV 损耗程度表现为东部一致而西部分歧 ；（3）增长强度与 ESV 损耗程度存在高—高、高—低、低—低、低—高 4 类关系且作用空间存在差异，这是由各类型城市发展政策所致。基于此，提出城市空间增长和 ESV 保值增益的协同发展策略，以期为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基于环境正义的城市空间治理研究与实践已成为国内外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关注热点话题。文章在界定环境正义与城市空间治理概念的前提下，构建基于环境正义的城市空间治理内涵和认知框架，并利用 CiteSpace 软件分析基于环境正义的城市治理研究的主题特征和变化情况。针对既有的城市环境不公正问题，文章构建了基于环境正义的城市空间治理内涵框架，从认知正义、程序正义与分布正义 3 个层面分析环境正义问题，并从治理目标和路径两个方面分别讨论城市空间治理如何迈向环境正义，以期为新时期我国开展以公平正义为目标的高水平城市空间治理提供借鉴。

推动都市圈发展是我国新型城镇化进入新阶段的客观趋势和必然要求，研究从形态、功能空间结构以及网络联系对我国典型都市圈展开演变分析。结果表明 ：（1）均为发展型的国家级都市圈表征出差异化的空间结构，如南京都市圈呈现均衡化形态空间，福州、成都、西安都市圈为单中心集聚，而长株潭都市圈呈多中心空间布局。（2）各都市圈配套功能设施供需匹配不足，资源要素分布不均。（3）多数都市圈呈现近中心城区的向心性网络联系趋势，区域网络协调初步形成。最后，基于研究分析，文章探索都市圈空间格局优化策略以及相应政策建议，推动我国都市圈高质量发展。

轨道交通中心型站点吸引各类要素的快速交互，并通过触媒与溢出效应，推动人口和产业的高密度集聚，进而形成城市高能活力热点与核心发展节点。研究以成都和重庆 8个轨道交通中心型站点为例，基于街道尺度的人本视角，结合百度热力图、百度街景、POI 等多源时空大数据，并建立中心型轨道交通站点街道与建成环境与活力的关联模型，对两者之间的关联机制展开定量研究。研究发现 ：中心型轨道站域活力热点分布具有单边型、多中心型、均衡型以及外围型 4 种模式。功能密度、功能多样性、步行可达性、开发强度等建成环境指标与站域活力正相关，但绿视率却与站域活力负相关。重庆的站域功能多样性对活力影响的回归系数高于成都，垂直、紧凑、复合的功能混合布局模式更适宜 TOD 中心型站点开发。最后，根据机制模型与现状，从功能、结构、形态 3 个维度提出中心型站点建成环境优化策略。

为了分析城市建成环境对轨道交通站点早高峰步行接驳比例的影响，文章提出利用梯度提升决策树（GBDT）模型研究建成环境与步行接驳比例间的非线性关系。以南京地铁为例，获取开放平台 POI 数据，结合规划路网数据、接驳调查数据等多源数据，选取并计算站点周边半径 800 m 覆盖范围内的建成环境指标，利用 GBDT 算法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各指标对步行接驳比例的相对重要度和部分依赖图。研究结果表明，就业岗位密度、路网密度、用地混合熵指数、出入口方向覆盖率和公交站点密度对早高峰进出站步行接驳比例有明显的正向影响，步行可达性存在双向的影响，而住户密度和出入口数量的影响是负向的。

村民主体对于乡村治理绩效的评价，是乡村治理工作的重要考核方式。文章基于村民主体视角，运用问卷调查和数理分析法对南京市江宁区 3 种不同乡村治理模式典型村庄进行绩效评价研究，结果表明 ：由于参与主体不同，3 种治理模式在发展路径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各模式在应用中均取得一定成效，但也存在多元主体交流不畅等共性问题，相较而言政府参与度高的治理模式更受村民信赖 ；要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各村需进一步完善多元主体合作机制。

中心城区地域范围（以下简称“城区地域范围”）识别是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构的前提与基础。在以县城占据主导地位的京津冀地区，绝大多数中小城镇具有“城村交织”“城乡互嵌”的空间特征，面对推进实施以县城为主要引擎和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发展趋势，科学界定该地区中小城镇中心城区的地域空间，成为开展市县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的第一环节。文章分析了传统土地调查以城镇村属性为“202 及 202A”用地图斑识别作为城区地域范围的局限性，以河北省宁晋县为例，对比在城镇基数转换、城市体检评估等不同工作思路中确定的城区地域范围的划定情况，提出适用于京津冀地区中小城镇城区地域范围识别的方法和途径，为支撑城镇开发边界优化调整、判断城郊融合类村庄、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重要依据

城市是人类社会重要的集聚地之一，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智慧城市已经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智慧城市主要采用信息技术和智能化手段，来提高城市的运行效率和生活质量，实现城市运行效率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提升、城市治理水平提高。高校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校园数智化发展成为连接智慧城市和高等教育的关键纽带。文章通过运用 CiteSpace 软件对我国智慧城市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探讨，总结智慧城市建设中的有益经验和做法，以加速推进大学校园数智化建设进程。

传统的应急疏散空间规划主要关注避难场所布局，对疏散通道的关注严重不足，且避难场所选址缺少对多灾种及灾种间相互影响的综合考量，对人群疏散行为特征关注较少。针对上述问题，文章将应急疏散空间划分为避难场所和疏散通道两个层面，并从多灾种综合防御的视角进行避难场所的空间选址，给出了考虑多灾种影响的疏散通道重要性和脆弱性指标评价体系，提出了基于经验研判和仿真检验相结合的应急疏散空间规划方法。通过对贵州省清江村的实证检验，发现该方法在灾害类型多的民族地区有较强的适用性，能够明显提升村寨疏散效率 ；通过应急演练的方式能够有效地加强民众对灾害及避难场所的认知，能够明显地提升村寨的社会韧性。

文章从产业空间联系视角出发，基于投入产出模型测算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各城市的产业发展对外辐射能力，并应用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法研究 2010 年、2020 年产业空间联系强度空间格局及演变特征。研究结果表明 ：①重庆市、成都市产业发展对外辐射能力和对外联系强度最大，且在研究期内提升幅度较大，14 个地级市之间产业发展层级结构不明显 ；②产业空间联系网络表现为以重庆市、成都市为核心区，以 14 个地级市为边缘区的核心—边缘结构，且在研究期内重庆市、成都市的中心性得到加强 ；③在研究期内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一体化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在此基础上，从提升产业空间联系的角度给出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空间格局优化的相关对策建议。

长江滨江岸线景观及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在长江文化保护和传承中占有重要地位。文章以长江中下游 4 个城市的 8 个滨江历史公园为研究对象，结合风景资源类型对社交媒体数据中长江文化形象感知情况进行分析。结果显示 ：游客对长江自然景观形象感知充分，但多停留在认知形象层面，缺少情感形象层面感受 ；游客对长江文化的多样性感知不足，对其深层次的感知较弱 ；公园内除了被大家广泛接受的文化，还有许多被忽视的文化价值有待激活。

姑苏区作为苏州中心城区，旧城社区不仅面临存量背景下内涵式、精细化更新需求，更承载了城市文脉与历史记忆。文章将文化资本理论引入旧城社区更新领域，通过聚焦社区文化资本的识别、分类、评价与利用，对旧城社区更新类型、特征问题及优化策略展开研究。构建旧城社区渐进式更新体系，提出更新思路，尝试建构基于基础、生活、精神、制度、产品五大维度的社区文化资本评价体系，并分类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更新优化策略。

文章在“新旧共生”理念的大背景下，对乡村民宿游客感知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并对乡村民宿下一步发展提出建议。文章以六合区竹镇镇大泉村为例，在梳理乡村民宿空间基因的基础上，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探究空间基因感知对游客满意度的影响机制。把“新旧共生”理念下的文化内涵融入乡村民宿，形象地研究问题，阐述了乡村民宿在融合文化后的发展策略和设计方法。研究表明在乡村民宿中融入乡土文化不仅能够拓宽文化传播范围，还能够有效地带动乡村民宿产业发展。

文章构建了我国城市工业经济运行质量评估指标体系，运用熵权 Topsis 法对 2013—2020年我国 20 个主要工业城市的工业经济运行质量进行评估，并结合信度分析、耦合协调度、聚类分析等方法多维度研究样本城市整体以及单个样本城市工业经济运行质量及其子系统在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变化规律。研究发现 ：2013—2020 年，文章所选我国 20 个样本城市的工业经济运行质量整体上稳中有升的态势较为明显，且五大子系统之间已初步形成“高耦合、良协调”的良性发展格局，但样本城市的工业经济运行质量存在一定差异性，而随着我国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的不断推进，城市间的差异化程度在减弱。

产权结构是乡村自然资源管理中的重要内容，对乡村自然资源管理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选取了福建省 4 个代表性村庄进行了深入调研，分析了我国乡村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中的产权组织问题。研究认为：我国乡村资源的产权转化过程分为股权量化、经营权流转与收益权共享 3 个阶段；产权的组织结构可分为 3 种模式：“开放性”“封闭性”与“半开放性”，模式的形成受到区位的引力作用、资源禀赋的导向作用和治理基础的约束作用3 个方面要素的影响。文章认为对资源禀赋较强的乡村在制度设计上应更为关注村民的主体地位，而对资源禀赋较弱的乡村，如何吸引优质资本投入与生态资源价值实现应成为政策关注的重点。

在汉口的城市发展过程中，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玉带河就是在汉口因水而兴的过程中产生、演变和消亡的。文章对国内外滨水城市历史街区的规划进行分析，研究汉口地理，介绍玉带河和袁公堤的起源、演变和消亡，以及河上的桥梁和河道位置走向，并还原玉带河沿岸风光。分析玉带河地区城市意象和场所精神变迁，研究玉带河在汉口城市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作用，分析玉带河地区城市发展演变机理，总结得到在汉口城市发展扩张中起主要推动作用的因素，提出玉带河区域城市发展策略和相关举措，以期对滨水城市历史街区的发展规划提供借鉴。

文章立足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立和专项规划统筹管理视角，剖析新时期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与相关规划的逻辑关系，分析当前线网规划编制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新要求，探索建立基于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专项规划审查衔接机制，指出国家、省、市级自然资源部门主管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工作的必要性，以便更好地促进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与国土空间规划相衔接、与城市发展相协调。

中国高速铁路的快速建设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日益显著，已经成为城市规划学科关注的热点，亟待对已有研究进展予以系统梳理。为此，研究基于城市规划类核心期刊，利用CiteSpace 的文献可视化功能，对 2005—2021 年的相关研究成果从数量特征、研究热点和研究趋势 3 个方面进行分析。重点从可达性、高铁网络与城市空间结构、高铁枢纽空间布局与换乘研究、站点周边地区发展和站区影响研究 5 个研究主题进行深入梳理，最后对该领域研究的趋势进行总结与展望。

随着轨道交通报建政策总体收紧，对建成线路客流评估要求越来越高，然而很多城市轨道交通客流强度不理想，对政府补贴依赖度较高，城市轨道交通客流稳步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任重道远。文章围绕轨道交通规划、设计、运营等多个角度，综合考虑近期和远期措施，提出城市轨道交通客流提升的 6 大引流策略，以期促进城市轨道交通客流稳步提升，引导城市轨道交通健康可持续发展。

文章基于多源数据融合方法，从客流水平、居民需求、接驳特性、周边设施 4 个维度对轨道站点特征进行提取与构建。采用 PAM 算法对站点进行聚类研究，最终形成 6 类站点画像的标签。在此基础上探索站点功能定位、客流模式之间的内在关系，梳理不同类型站点在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阶段性矛盾，指导客流预测任务、引流策略制定等后续工作。

中国同城化经历了从 2005 年前后开始的以政府推动的、承接产业转移扩散的同城化发展战略向 2010 年前后以市场带动的、房地产开发引领的同城化转型，不同阶段的同城化形式与动力存在显著差异。文章通过对环北京周边地区同城化发展历史演变的追溯，系统地揭示了以房地产为主导的同城化的历史演变、空间扩张及其形成机制。研究认为区域交通网络的日益完善以及房地产经济的逐渐升温是刺激房地产引领的同城化现象的外部显性因素，而行政区划和行政等级等制度背后所附着的公共资源配给问题，是导致环京地区同城化由实体产业转向房地产业的深层次结构原因。探索扁平化行政管理，推动公共资源配置与行政等级脱钩，有助于推动区域协调和同城化的健康发展。

信息流是信息时代测度区域城市网络格局的核心指标。为探索京津冀“城市—区域”网络格局演变规律，选用京津冀 13 个城市 2011—2019 年的百度指数数据，依托 ArcGIS、Ucinet 及地理探测器，计算信息流总量、网络密度、优势流、中心性、QAP 相关系数，剖析长时序截面城市群网络格局演变特征及多因素交互作用对网络结构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 ：（1）京津冀城市群整体网络趋于均衡，呈现以等级指向和中心指向为主的“弓”形分布特征，核心网络由强“轴—轴”结构向“多边形”稳固结构演进 ；（2）城市层级波动趋于缓和，“一核双城多支点”格局更加明晰，单核集聚现象依旧突出；（3）多要素耦合作用下人口规模不再构成影响城市网络的最重要因素，创新能力成为区域网络均衡化的稳定加速器。未来需加强区域资源共享与协调联动，资源配置向节点 / 边缘城市倾斜，并加大创新研发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培育城市网络格局优化的新动能。

我国农村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相对贫困问题将是未来贫困研究的关键。文章以广州市为例，通过多源综合数据分析相对贫困分布规律和空间聚集特征，并结合结构方程模型探讨相对贫困空间分异的动力机制。研究表明：（1）广州市相对贫困呈现“高—低—高”的圈层分布特征；（2）根据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分析结果，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经济活力、自然环境等因素对广州市相对贫困空间分异形成了多重路径的影响关系 ；（3）结合地理区位和城乡差异划分内城衰落型、城乡融合型和乡村滞后型 3 种贫困模式，并针对不同贫困空间类型提出差异化的贫困治理建议，以期为后扶贫时代城乡相对贫困的精细化治理提供理论基础

为建立适合不同城市特点的交通体系，并明确定位汽车在其中承担的作用，文章首先从外部环境和交通工具两大维度出发，建立了表征城市整体交通出行情况的多层级评价体系；并基于一级指标的得分，对选取的 9 座中国典型城市的交通出行特征进行了聚类分析，确定了城市的不同类型 ；然后通过多元回归分析，识别了影响城市道路交通的主要因素 ；最后通过相关因素变化的情景假设，预测了各城市道路交通效率可能的演变情况，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针对高密度城市空间的高温热浪问题，以山地城市重庆的核心城区渝中区为例，对商业区、住区、山地公园、滨江公园 3 类 4 种典型城市功能空间进行一个热浪周期的实测，通过空气温度、地表温度、相对湿度、太阳辐射等热环境参数分析，比较不同城市空间热环境特征 ；结合城市人群热舒适相关问卷调研，选取生理等效温度（PET）描述人体热感受，归纳城市空间高温热浪期间对人群热舒适的影响要素及规律，建立夏季室外热舒适度预测模型。显示：1）高温热浪期间热环境受城市空间要素影响且具有差异化特征，老旧住区受高温热浪影响严重，商业区紧随其后，公园绿地较好 ；2）室外热舒适度与空间要素紧密相关，PET、空气温度和地表温度与热感觉和热舒适显著负相关，相对湿度与热感觉和热舒适呈显著正相关，空气温度和热辐射对热舒适度影响较大，相对湿度与地表温度影响相对较小 ；3）合理的空间形态和遮阴规划、植被及水体设置、高蓄热性下垫面等设计要素可缓解高温热浪，降低热中性温度，提高热舒适性。研究结果为山地城市高温热浪形成机制探究及城市空间热环境优化设计提供一定依据。

新加坡高密度组屋公共空间在不断转化中逐渐探索社区化发展和公共生活的激活，空间发展在空间实践中和更深层次的文化秩序相联系。文章梳理了新加坡组屋及其公共空间建设发展概况，分析组屋公共空间转化过程中重要的空间实践，对转化过程中的空间异质性探索和挑战进行解析。在我国居住区发展背景与“社区化”发展需求下，进一步提出从转化中组屋公共空间得到的启示，为我国社区建设和地域特色复兴提供借鉴。

文章将人口位置大数据应用到校区尺度的土地集约利用评价中，为合理评价高校教育用地集约利用程度提供参考依据。研究发现 ：（1）各校区工作日与节假日、同一天不同时点人口在不同功能区的聚集情况存在差异。（2）老校区建成区面积占比较大，建筑密集，但容积率较低，人员较少、分布分散，总体利用效率较低 ；新校区面积较大，建筑密度较低，但容积率较高，人数众多、人口分布集中，整体利用效率更高。结果表明，人口位置大数据在高校土地集约利用评价中具有重要作用，合理评价高校教育用地集约利用程度，需将评价尺度具体到校区级，根据实际情况揭示不同校区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因校区施策，促进土地集约高效利用。

德国作为空间规划思想的重要萌发地，其用途管制制度一直是世界各国学习的榜样。文章在梳理德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体系的框架结构，分析用途管制制度在总量控制与计划管理、空间准入与实施许可、规划监测与预警机制等环节运行机制的基础上，总结德国在立法、立项、资金支持、空间监测、可持续发展与气候保护等领域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经验，希望能为我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的完善提供可借鉴的建议。

在城市建设由“增量扩张”转变为“存量更新”的大背景下，文章梳理了江苏省人防工程与地下空间融合发展存在规划编制各自为政、空间融合综合效益不高、平战转换困难、管理体制和法规标准支撑不够等问题，针对以上问题在借鉴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从规划、空间及管理 3 个维度提出以下对策，包括在总体规划、专项规划、详细规划 3 个阶段做好流程融合和内容衔接 ；落实“基于城市功能需求，引导人防工程综合利用”“结合便民惠民工程，补老城区人防工程不足”“统一平时战时功能，减轻减少平战转换工作”等 6 方面空间融合策略 ；从“优化管理体制，将人防纳入地下空间一张图”“加快推进各级规划编制，引导空间融合建设”“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弥补相关技术标准空白”3 方面做好管理融合工作。

人与场所交互对话方式是近年来设计者研究的主要方向。建筑室内空间作为人们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场所，传递着一种生活方式的态度。建筑室内空间的场所精神，映射出社会环境与生产方式多维度空间行为体验逻辑价值认同的特定意义。文章结合场所精神的行为体验研究，通过对“人”的需求尊重来诠释建筑室内空间场所设计的“内在精神气质”，强化人与环境互动的双向作用生成，实现场所空间营造内在价值的有效途径。

文章从空间、要素和时间维度，辨析城边村与“城”“产”“人”三重外部动力的多重关联性，构建“城—产—人”关联视角下的城边村转型研究框架。在此视角下，基于城边村演化发展的核心特征总结，从城区、园区、社区 3 个层面探讨城边村转型的多尺度空间路径，分别为：以城乡融合推动空间结构重组、以产业转型支撑空间布局融合、以人群需求引领品质生活营造。最后以溧阳北拓区乡村为例，以“融入城区—联动园区—激活社区”为脉络，提出城边村多尺度协同的规划策略，以期为我国乡村转型与新型城镇化提供可能的借鉴。

文章预设生态修复和文化开发两种发展模式，采用条件价值问卷对南京幕燕森林公园的非使用价值进行评估，并进行威尔科克森（Wilcoxon）有效性检验与皮尔逊（Pearson）影响因子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 ：（1）生态修复模式下，2021 年幕燕森林公园的非使用价值为 4.07 亿元，显著高于文化开发模式下的非使用价值总量 ；（2）实验收集数据不存在嵌入效应，数据具有有效性 ；（3）受访者的交通便利、文化景观、森林园路状况满意度等自变量与因变量支付意愿（WTP）存在不同程度的显著相关性，而受访者受教育程度、出行时长、交通工具与 WTP 存在极显著负相关性。最终综合分析实验数据，提出未来幕燕森林公园应遵循的生态修复发展模式以及具体的规划建议。

半城市化地区作为一种在景观格局、社会构成和空间形态等方面发生深刻转变的过渡性地域类型，在不同发展战略引导下，其未来发展可能会出现保持现状、持续发展或依赖陷阱等截然不同的结果。特大城市郊区半城市化地域的发展关系到国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居环境改善，对其进行主动干预和精明管治势在必行。文章以成都市为例，研究半城市化发展的时空格局及其特征演变的规律性，在此基础上从交通基础设施和产业园区建设以及城乡接合部的自发发展 3 个方面解析成都市半城市化发展的驱动机制，基于成都市环城生态区规划实施与城乡统筹规划的创新做法，进一步探讨半城市化地区如何通过规划介入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发展区域。

城市扩张造成秦岭北麓生态交错带环境发生显著退化，如何针对生态交错带特征开展区域生态修复，成为亟待研究的规划技术问题。文章借鉴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一般方法，结合秦岭北麓人工自然交错带、山地平原过渡带的生态特殊性分析，选择西安市鄠邑区为对象开展研究，提出适宜人工自然交错带的景观格局分析 4 步骤，包括：生态源地识别、阻力面构建、生态廊道识别、交错带景观资源整合，并基于此提出了秦岭北麓生态交错带修复的基本思路与分区策略。

文章在测算各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结果表明 ：第一，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能显著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从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 ；第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通过影响市场一体化、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创新驱动发展来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有利于本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同时还对周边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文章立足高品质生活、高质量发展、高绩效治理解析微基建基本理论，探寻旧住区蕴含的社会观念及价值判断，研究旧住区微基建的基本理论内涵。通过特定案例设计实践解析，从物质空间与设施服务、社会空间与功能提升及治理结构与管理 3 个层面的供需匹配关系出发，指出了包含空间共享、功能连接、设施提升为核心的空间路径，文化认同、社会融合及生活重塑为核心的社会路径，合作治理、共建共享及整合运营为核心的治理路径。

文章研究了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围绕“蓝绿统筹，功能复合”这一规划目标，在详细规划层面上对城市滨河空间进行管控的策略和方法。并结合杭州南站单元控规编制实践经验，提出“一线、一带、一通道、功能认定、多指标”的管控模式。同时探索在滨河空间管控线划定和指标确定过程中，运用多目标优化算法辅助确定滨河空间管控线和指标的方法，弥补单纯依靠经验判断确定控制指标的不足。

“一带一路”沿线中国境外产业园区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载体。经过多年建设，“一带一路”沿线中国境外产业园区已经具有一定发展基础，具备提升发展质量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文章研判了“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形势和要求，梳理了相关文献和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中国境外产业园区发展概况及其转变发展方式的可行性与必要性，进而辨析、揭示和构建了“一带一路”沿线中国境外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机制与路径，并以中白工业园区为例进行实证，进而提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沿线中国境外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滨海城市作为海洋经济发展与内外联动交流的物质载体，城市拓展受到海岸线、腹地地貌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城市空间沿海岸线延伸，呈现带形、湾形等空间形态特征，与内陆城市存在显著差异。文章基于分形理论，对滨海城市与内陆平原城市的外部空间形态与内部主要功能用地布局进行横向对比，揭示内陆平原城市与滨海城市的空间形态和分形差异，并归纳解析其空间形态形成差异的影响因素，以期为滨海城市的城市形态优化和空间布局调整提供参考依据。

天津自 2018 年底便着手发展夜间经济，提出构建“夜津城”格局并打造多个市级示范街区。揭示其实施几年以来的夜间活力时空特征，既是对已有政策实施绩效的评估，也为今后提升夜间活力提供依据。文章基于百度热力、大众点评 POI、豆瓣同城等多源数据构建夜间活力时空数据库，借助 ArcGIS、Geoda 对中心城区进行夜间活力静态分布及动态变化分析，识别夜间活力高值及低洼区域并探究其静动态耦合特征，分析现状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规划策略。

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随着绿色 TOD 模式研究的不断推进，学者们对轨道交通是否能改善城市空气质量展开了广泛探讨。该类研究主要以城市或区域等宏观尺度为对象，而忽略了轨道交通对沿线及站点等微观地区的影响。文章以武汉市 6 条轨道交通线路的站点为例，评估轨道交通对站点空气质量的影响，并探讨 TOD 模式指标对空气质量的影响机制，提出改善空气质量的 TOD 模式优化策略。结果发现，轨道交通对多数站点空气质量有显著的改善作用，但不同站点间的影响差异较大。站点地区的工业用地占比、绿地与水域占比、土地混合度、容积率等因素与空气质量具有相关性。高水平的土地混合，可提升土地利用效率，改善空气质量；开发集聚度越高，城市越紧凑，空气污染改善越明显；合理的交通接驳方式，减少了机动车尾气排放，可改善空气质量。因此，应通过高水平的土地混合、紧凑的空间形态、完善交通接驳等措施，优化轨道交通 TOD 建设，提升对空气质量的改善效果。

随着城市居民身心健康问题愈受关注，城市空间环境对居民心理感知、身体活动的影响逐渐成为城市研究热点。文章分析并揭示了空间环境、心理感知、身体活动三者的相互关系及整体关联，提出了基于心理感知与身体活动一体化的空间环境设计框架。进而以增进人的身体活动、促进人的积极心境、缓解人的精神压力、提升人的归属认同作为设计导向，制定 5 个方面的空间环境设计策略，运用融合多学科交叉及智慧规划设计方法，构建一个以人为本的城市空间环境设计新范式。

随着全球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智慧城市建设已成为各个国家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已迈入融合发展期，但仍存在建设与地方情景脱钩、社会力量参与不足、技术中心主义等问题。文章从“理念—机制—方法”范式出发，分析并总结了美国纽约、日本东京、韩国首尔 3 个典型发达国家城市智慧城市建设的先进经验，并提出对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启示 ：建设理念需要“因城定策，顺时应变，统筹规划”，建设机制需要“政府引领，企业主导，公众参与”，建设方法需要“畅通数据，整合技术，聚合服务”。

准确测度城市公共服务承载力是缓解公共服务供需矛盾、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文章基于“载体—荷载”视角，从公共服务载体和荷载的适配状态入手，构建了城市公共服务承载力的测度方法。同时，为验证所提出方法的有效性，选取长三角地区的41 座城市展开了实证研究。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1）城市公共服务承载力是公共服务载体的荷载强度，可表现为承载状态值，这一状态值并非越大越好，也非越小越好，而应当在城市特定的发展条件下有一个合理的相对值 ；（2）城市公共服务承载状态具有区间特征，可以通过四分位法将其划分为 4 个区间，即高风险超载区间、高利用区间、中度利用区间和低利用区间 ；（3）实证结果发现，研究期内长三角地区城市的公共服务承载状态总体上从以高风险超载和高利用为主逐步过渡到以中度利用和低利用为主，公共服务超载风险得到缓解。

地方政府在城市更新实施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文章基于治理视角，研究发现在一些城市更新项目实施中，地方政府角色从传统认知的“企业型”转换为“公益型”，表现出倾向于放权让利于市场主体和社区、以规避风险为目的形成“政府—国企联盟”，以及培育差异化增长联盟等行为特征。结合租差理论，分析了城中村改造中地方政府角色转换的效益及其机制。并进一步以广州市琶洲村改造为案例，实证分析了地方政府角色转变对时间、经济和社会效益所带来的具体影响。最后，结合案例分析，对地方政府角色转变进行了批判性评价与反思。

与传统的城市规划不同，村庄规划既存在自上而下的规划编制和政府管理措施，也存在自下而上的村民自治。随着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展开，关于新时代下村庄规划的研究和探索多从单一角度或某片区域入手，不够系统全面，且对村民主体的自组织性研究不足。因此文章从成文法、不成文法两个角度，通过对以成文法为基础的十省市村庄规划导则的解读以及以不成文法为基础的村民自治的研究，分析村庄规划中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如何结合的问题，并依据笔者在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梧桐乡村庄规划的编制实践与研究，思考具有可适用性的村庄规划编制策略，以期为实用性村庄规划的编制与实施提供一定的借鉴价值。

促进养老建筑的健康发展，加快生态宜居乡村建设与养老产业的融合创新，是新时期我国应对老龄化社会挑战的重要途径。文章立足城市养老压力和老年人群对特色化康养的需求，在当前宜居乡村建设目标从农村人居环境改善转向生态环境提升的重要阶段，针对当前养老小镇开发建设中普遍存在的因过度地产化所导致的建筑与环境绿色流失问题，提出将便捷化、定制化定位为田园养老建筑与环境设计理念多维发展的深化方向，展开装配式康养建筑与乡村环境多维共生的韧性营建策略研究，为近郊型乡村休闲农业与养老产业的健康融合发展提供可参考的设计思路。

随着中央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细化，乡村旅游成为新的乡村工作重点和乡村振兴的新范畴，但多数传统的村镇对于自身的旅游资源没有明确的认知，盲目地跟随城市旅游行业经验，造成乡村旅游业停滞、缺少游客、浪费经济投入、大量旅游资源空置等尴尬局面。对旅游资源的优化、开发与整合缺少理论指导，阻碍了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文章对乡村旅游资源进行分类梳理，针对其特征和现状，结合实际案例，给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以期为江苏省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社区公共空间作为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双重转型的物质载体，需要与居民生活方式、群体特性和社会组织相适应。文章以西安老城社区为例，厘清其社会结构从保守到自由、聚集到分异、并存到联结的更替过程，归纳出不同社区形式下的公共空间布局特点，提出趣缘化、异质化和脱域化的社会结构对老城社区公共空间在系统网络维系、布局模式优化和内外边界整合等方面产生了较强的驱动作用，同时社区公共空间也反馈出多元兼容、继承细分、动态适应、混杂突变、协同诱发的响应特征。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规划朝着正规方向发展，然而城市自发的非正规性产生的非正规空间承载着不同人群的需求，以其灵活性和适应性成为城市空间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从主体、目标、客体三维度剖析城市非正规空间系统要素，将宏观和微观因素结合得出城市非正规空间系统的三大内生逻辑，最后从系统要素和系统逻辑两方面对我国城市非正规空间提出规划管理建议。研究对于厘清我国城市非正规空间的系统脉络，揭示我国城市非正规空间运行规律具有重要意义，可以为我国城市非正规空间的治理提供思路和借鉴。

为优化城市道路分类体系，弥补传统分类体系以车为本进行构建、忽视人的角度问题，在计算机深度学习技术与开源数据的支持下，提出街景要素数据驱动，划分近人视角城市道路类型的方法。以大连市为实践案例，提取、聚类街景要素主成分，依据路段中街景组合方式分类城市道路，并对分类结果从图像要素构成、空间分布、数量结构、周边用地四方面特征展开分析，实现对大连市近人视角城市道路的类型划分与解读。

文章通过构建轨道交通网络与站点特征评价体系，对杭州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和站点特征进行定量测算，剖析其轨道交通发展的现状与问题。杭州市轨道交通总体效率不高，与国内其他大城市比较有一定差距，客流呈外围向中心聚集，职住分离明显，站点间活力与辐射能力差异大，较多站点的功能亟待增强。基于五维评价体系，杭州市 167 个站点可分为六大类型，不同类型的站点拥有典型的功能特征、空间分布和共性问题。今后城市轨道交通发展应不断优化轨道交通网络，协调城市交通与用地开发，分类提质加快不同类型站点的功能建设。

通过对武汉市工业遗产样本进行搜集、调研和统计分析，整理了近代 102 个武汉市工业遗产研究样本，结合网络数字地图提供的经纬度，基于 GIS 进行定位，建立武汉市工业遗产地理空间信息数据库，结合工业遗产分类体系、分布总量等信息，对武汉市工业发展历史脉络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利用 GIS 中的核密度分析、平均最近邻比率等方法，探索武汉市工业遗产分布时空间格局特征和规律，并以此为未来武汉市工业遗产保护和规划提出应对策略。

在港口城市向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型的背景下，港城共生政策环境为经济社会赋能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文章采用 2005—2019 年天津自由贸易港政策文本与经验数据，结合经典政策量化体系与天津自由贸易港政策特点，构建了天津自由贸易港政策量化评价体系，对港城共生政策环境进行量化评价，利用 VAR 模型实证考察了港城共生政策环境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港城共生政策环境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两者之间存在动态互促的演化关系；港城共生政策环境对经济发展的正向脉冲响应具有时滞效应，但经济发展对政策环境的脉冲响应平稳 ；港城共生政策环境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呈现先递增后递减的倒“U”形趋势。上述发现为认识港城共生政策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设计并完善在港城共生条件下的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经验证据。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我国城市群发展的第四极，对其城市扩张时空演变特征的分析能为区域规划和决策提供参考。文章选取了成渝地区 45 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通过 GEE 提取了1990—2019 年的城市用地，采用圈层梯度分析法和城市用地密度函数，对比分析不同规模城市的扩张特征。结果表明：①研究区城市扩张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成都、重庆双核的扩张速度较快，带动了沿线及周边城市的发展，但总体上中小城市发展相对滞后，城镇体系结构及区域协同性有待加强。②从城市紧凑度（Kp）、扩张速度（D）来看，城市半径随时间而扩大，多数大中城市的紧凑度下降，而小城市趋于紧凑。③根据城市形成演变特征，可划分为高速发展型、集聚增长型、分散发展型、发展滞后型 4 类，其中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高速发展型，区域性中心城市为集聚增长型，成渝连接区域的中等城市为分散发展型，小城市为发展滞后型。

每一轮经济长周期中，少数超大、特大城市既在全球科技产业变革中发挥了关键的驱动作用，也引领了城市发展范式的变革。这些变革在空间上往往集中在这些城市的“创新先锋区域”。中国的超大、特大城市肩负着带领国家竞争全球科技产业变革并跑、领跑地位的重任，应积极探索适合此轮科技产业变革的城市自我更新内生动力空间及其演进驱动路径。为此，需要从发展动力、发展空间、发展路径、价值增值以及方法论等角度，探索适应乃至引领信息时代城市变革新路径，重点包括：探索城市“实体—虚拟”相互映射空间体系构建路径、城市土地空间复合功能体系构建路径、城市空间价值可持续增值发展路径、城市空间的文化承继创新发展路径。

快速城市化带来的集聚效应使得部分历史文化街区面临着人口压力大、基础设施不足、空间活力缺失等问题。文章以南京市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11-1 片区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了街区功能置换和空间重组的模式。将人口容量的研究引入街区的保护更新中，作为规划的前期工作，文章着重研究了容量的量化分析和效能分析的方法，以期提高更新过程中的科学性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适用性。研究结合街区特征和数据的可获性，确定环境人口容量指标主要为空间容量、交通容量、设施容量和社会心理容量４个维度，选取计算模型得出４项容量指标的数值区间，并采用木桶原理确定理想的瞬时环境人口容量和日均环境人口容量。结果显示，街区的瞬时容量高达4.90m2/ 人，环境容量需要做好疏解工作。

文章引入“共同生产”这一新的分析视角，以武汉市“幸福社区”共同缔造先行先试的“南湖街道”为例，探析当前我国城市的社区微更新机制，以此为城市更新及存量空间品质提升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研究表明，微更新各参与主体的互动关系随更新阶段演进而变化，其中政府由最初的引导者转变为更新过程中的合作者；社区微更新包括输入、过程、结果转换等环节，各环节主要受政府的角色定位和行动策略影响；微更新所创造的空间价值是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基础，政府应以空间为抓手引导公众参与，持续将行动的输出转化为良好的更新效益。建议更加重视社区微更新中的公众参与及其全过程管理，有针对性地设计居民参与路径，构建具有阶段性、精细化的参与体系。

我国东北资源型城市在可持续发展转型过程中，部分仍未能摆脱资源枯竭困境，面临更为复杂的城市问题。韧性是深化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但目前，国内外对于韧性的度量尚未形成统一标准，针对资源型城市的韧性定量研究则更为少见。首先，分析19个东北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制约要素及韧性影响因素，并收集相关统计数据；其次，基于适应性循环理论构建韧性—风险二维测度模型，从生态、社会、经济和基础设施4 个方面构建韧性评估体系，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量化指标；继而结合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压力指数，将标准化后的韧性及风险指数进行聚类分析，划分4 种韧性阶段；最后，根据测度结果识别出α、K、r、Ω 4 种韧性发展模式，并提供相应的转型路径思考。

城市江河的溢价是社会经济对自然生态价值判断在城市社会场的价格表现，通过江河溢价的计量分析，有利于明晰滨水空间复兴和高质量发展关键的经济因素。研究以重庆中心区为例，采用2018—2021 年的住宅价格面板数据，通过特征价格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以生态绅士化视角探讨城市江河对物质环境和社会空间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城市江河已成为影响住宅价格的重要因素，即使滨水资源丰富的重庆，“不稀罕”滨江住宅现象已经改变；江河的溢价在时空的梯度差异，体现了滨水空间从生产生活功能向生态文化内涵的升级，凸显了文化和生态的价值；优质的滨水资源带来的住宅“中高档化”，具有一定分化效应，但梯度差异不大。研究最后从滨水空间的功能定位、规划布局和空间秩序提出了规划建议，符合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追求的公平原则及和谐发展的理念。

研究构建了公租房认知对于城市吸引力影响的调节与中介的混合模型。经过分析获得了以下发现：第一，公租房认知正向影响城市吸引力，其中存在租房满意度的中介作用，也存在政策魅力度的调节作用；第二，公租房认知由服务属性、社区属性、关注属性、经济属性、监管属性5 个要素构成，在高政策魅力度条件下该值表现都较高；第三，公租房认知五维度在年龄、月收入上存在一些差异性的规律。分析显示了顾客对于公租房的认同机制和城市吸引力的形成机制，为继续完善公租房运营提供了理论指导。

混合型保障房建设是城市从增量发展转向存量提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以混合居住相关研究为切入点，梳理总结我国保障房政策发展脉络，重点评述我国保障房混合居住政策与实践效应，当前“隔离导向”的配建保障房实践往往不能促进融合，而且更易导致邻里排斥和冲突。文章以具体案例为实证，从空间设计、配套设施、社区管理、邻里交往等方面分析配建型保障房住区的居住冲突表征，并基于不同利益主体视角，综合辨析居住冲突机制。研究表明，配建型保障房住区的居住冲突源于两对矛盾，一是政府公共收益最大化和企业利益最大化矛盾，二是商品房业主物权和保障房居民居住权矛盾。文章最后从立法保障、收入差异梯度混合、分散混居、提高货币补贴比例等方面探讨了居住融合导向下的混合型保障房建设政策建议。

文章通过对文献资料、典型案例的研究，建构纪念性园林的纪念效果影响因子提取模型。以南京市作为研究对象，选取6 个纪念性园林作为调研样本，通过线下实地调研获取参观者感知数据。对数据进行基于统计学的相关性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获得纪念效果回归方程，说明模型的应用过程，证明其合理性和可行性。回归方程表明：解说、纪念主题、标志性纪念物、光影变化对南京市纪念性园林的纪念效果有重要影响，在中观层次上提取出了纪念效果的影响因子。

城市公园配置不均衡与人口高度聚集是长三角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深刻把握城市公园与人口密度之间的客观规律，有利于探明与人口聚集状态相协调的公园建设路径。文章选用2020 年长三角城市公园和人口密度相关指标截面数据，引入标度律模型，探析二者在长三角城市的标度律。结果表明：（1）整体标度律特征方面，公园与人口密度存在非线性关系，其中，公园率、人均公园面积呈超线性模式，为集聚效应的体现，公园密度呈次线性模式，具有规模效应；（2）分类标度律特征方面，苏、浙、皖三省与不同人口密度城市公园要素均符合长三角整体标度律，并存在趋同聚集的空间规律。研究结论可为适配城市人口密度的公园建设提供科学指导，亦是标度律在城市可持续发展层面的应用延伸。

迪拜作为当今全球城市的典型样本，在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与冲突下，传统与现代并存，集新世袭主义的君主制、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秩序、世界主义的多民族社会文化于一身，交织发展出独特的“迪拜模式”。文章通过因子生态分析法，在宏观层面基于“单因子分析—主因子分析—聚类分析”的研究思路，对迪拜城市社会空间进行定量分析，获得社会空间分异的特征并探讨其形成机制。

单一的政府保护模式力有不逮，且易忽视多元利益主体的诉求与作用，使得建筑遗产保护行动市场参与不足。文章引入产权强度理论，从制度强度、行为强度、关系强度三维度建立分析框架，并以苏州市传统村落为例，提出“以股强保”“以换求保”“以租维保”3种不同的市场化保护路径。

趣味城市应是城市未来发展的战略性议题之一，也是助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随着城市的发展，不同社会结构的个性化需求愈发多元化，处理好当前城市活动空间与公共空间配置，实现韧性城市与城市治理的融合显得日趋重要。文章试图阐述这一命题的完整内涵：趣味城市首先包括玩乐，这一表层的心理体验是人的基本需求，但它还包括主动创新、好奇探索等更丰富的意义，进而能够促进创意经济以及培育积极容错、包容友善、幽默从容的社会氛围，从而凸显其重要性。社会的进步最终体现在走向趣味生活、趣味社会以至趣味城市，这一命题应该成为城市发展的战略方向之一。而当前对战略的理解常常是泛化的，文章进而对如何恰当地理解战略以及在此之上如何恰当地制定、实施趣味城市战略进行探讨，以期为新时期的城市发展战略探索提供思路。

揭示碳排放量与时空变化格局，对低碳化发展与国土生态管控具有现实意义。文章以青岛西海岸新区为对象，通过IPCC、夜间灯光反演等方法构建核算框架和时空分布格局。结果表明：（1）碳排放逐年增长，年均变化率为“S”形波动。（2）新区南北向的碳排空间聚集由紧凑变为散布，东西向则相反。（3）碳排放呈现高度空间自相关，内聚的趋势明显，但存在外扩的趋势。（4）碳排放空间聚类减弱，黄岛组团呈现高—高热点；藏南和宝山镇呈现低—低冷点。基于土地利用和空间形态层面归纳影响因素，以期对碳排放控制提供指引。

为剖析服务供给与人群需求的失衡问题，文章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以北京市展览路街道为例，开展城市教育、文化、体育、绿地、福利、医疗等6 类公共服务设施的全龄友好性评估与检验。研究揭示了居民主观体验对设施空间供给可形成有益补充，前往服务设施的便捷程度需要提升，设施空间供给与人群需求不够匹配，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及代际交互功能不够完备、人性化设计水平有待加强等问题。建议加强公交覆盖，提升步骑行体验；以人定量，优化设施空间供给；关注弱势群体需求，规范无障碍设计；提高设施使用效率，建设代际复合场地；提升人性化服务水平，鼓励公益性与营利性服务设施混合配置。

文章以江苏为例，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其城市综合实力进行评价与演变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江苏省城市综合实力在空间上由北到南呈现增长态势，其中苏州、南京等城市综合实力较强，近年来对外贸依赖程度逐步减少，发展重心向国内自身产业转移；淮安、宿迁等城市综合实力长居末位，需要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和人才引进力度；连云港综合实力相对较弱，亟待加快推进对外贸易和港口基础设施建设。此外，文章还提出了加强城市间合作、促进平衡发展的建议，为江苏省城市发展提供参考。文章揭示了主成分分析法在城市综合实力评价上的应用优势，有助于深入探究城市发展的内在规律与瓶颈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我国城市建设已进入“存量优化”的阶段，作为居民重要公共活动空间的老城背街小巷却日益面临环境老化、功能衰退等诸多问题。文章选取南京老城40 条代表性背街小巷为研究样本，运用矢量地图、POI 及实地观测数据分别对其行人活动与环境品质进行测度，探索背街小巷的活力表征与环境品质要素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对于不同的街巷活力表征，不同影响要素的作用效应差异显著，研究成果可为背街小巷整治提供更有效、更具针对性的策略指引。

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北三省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全面了解东北三省综合承载力发展水平，基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层面结合DPSIR 模型构建综合承载力评价体系，借助模糊物元—贴近度模型、探索性空间关联分析、灰色GM（1.1）预测模型对东北三省2010—2019 年综合承载力及其各子系统时空格局进行分析与预测。研究表明：①时间演化上，10 年间东北三省综合承载力整体呈现波动上升变化趋势；②空间演化上，东北三省综合承载力呈现自北向南“低高相间”的分布情况，3 个省会城市及2 个经济强市（大连、吉林）综合承载力均高于周边；③空间分异上，仅在局部空间分布存在着一定空间集聚性及部分各市（州、地区）间空间依赖性；④预测结果看，综合承载力及其各子系统发展演变曲线整体变化基本呈现上升趋势，资源环境承载力保持较高水平。

都市圈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其毗邻地区同城化是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抓手。南京作为国家第一个批复规划的都市圈，毗邻地区发展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研究立足区域层面，面向中心城市功能提升和都市圈整体优化发展，采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式，从功能、联系和意向3 个方面对毗邻地区同城化水平进行评价，划分“三级三类”。建议差异化、有重点地推进毗邻地区同城化，并通过规划引领等举措，高效推进都市圈毗邻地区同城化。

如何治理好非正规经济，是城市治理走向包容化与精细化的重要议题。文章聚焦夜市这一非正规经济形态，通过对杭州3 类代表性夜市的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探讨非正规经济治理对策。首先，从秩序、活力、包容3 个维度分析夜市运行状况，发现杭州夜市经过长期治理在具备空间稳定、经营规范等正规经济特征的同时，依然保持着亲民、活力、低门槛进入等非正规经济特点，并出现多元化的趋势。其次，归纳了3 类典型夜市多主体协同和动态转化的治理模式，并对差异化租金设置、精细化合同约束、弹性化时空利用等治理策略进行总结。最后，借鉴杭州经验，提出非正规经济包容性治理的对策建议。

商业综合体的业态组合及空间布局呈现同质化趋势，难以与电商网络背景下消费者体验式随机消费行为相匹配。研究通过分析商业综合体内消费者行为的影响因素建立离散选择模型，并运用多智能体仿真建模技术模拟空间优化策略的实施效果。针对不同类型消费者存在的消费偏好差异，通过提升品牌知名度、调整业态布局，可以有效改善商业空间的客流分布，为商业动态运营提供可视化的决策工具。

探究城镇网络特征是城镇体系研究的重要内容。既有研究较少关注中观区县尺度且缺乏不同类型的网络对比。文章以天津市武清区为例，分别构建表征联系可能的空间本底网络、反映实际联系的人流通勤网络，从点、线、网3 个层面对比分析二者特征。研究发现：①杨村街道在两种网络中均处于核心地位，边缘节点的人流通勤联系强度要弱于空间本底网络；②空间本底网络的点对联系格局为单核放射状而人流通勤网络为双核放射状；③两种网络的子群分布差异较大，整体网络完善度较低。建议从完善整体网络、增强局部联系、提升个体实力3 方面进行优化。

文章通过引入委托代理博弈理论，构建“政府—村集体代理人—村民”在空间初始划定和违建管控过程中的双重委托代理博弈模型，选取深圳福田区城中村为研究区，重点分析空间秩序较好的水围村、田面村及福田村等3 个案例村，探究村集体代理人对委托代理博弈过程及结果的影响，重点揭示为何在整体负面的空间形态下可以自发出现良好的符合规划的空间类型，从而为将城中村纳入规划管理和相应的城市更新空间决策提供参考。

借助城市历史景观理念中的“历史层积”概念，文章以青岛港城市片区为切入点，以断面复现的方式解读了各个时期港口片区规划的历史图景。并以港口规划为线索来复现整个历史城区在不同时期的历史景观概貌，展现在特定自然环境制约下，在宏伟计划中的愿景蓝图与城市现实的不断碰撞、妥协、融合中，连续动态的城市历史景观的演化进程。文章可为滨海港口类城市历史景观动态演进的文化解读和当代城镇景观保育提供参考。

县城是当前近地城镇化的主要载体，县城开发建设正在改变县城密度，重塑县城空间形态。密度是宜居性特征的重要指标，但受制于数据的缺乏，县城建筑密度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尚不清晰。基于此，文章利用Mask R-CNN 深度学习框架，识别了广东省除县级市外37 个农业县县城的建筑轮廓，并通过划分县城的新区与旧区，探究县城新旧区建筑密度特征，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从区域层面看，粤东、粤西地区的县城建筑密度高于粤北、珠三角地区；从县城层面看，县城新区的建筑密度普遍低于旧区的建筑密度。在影响因素方面，地形是影响县城建筑密度区域分异的主要因素，区域地形越复杂，建设受地形分割越严重，其建筑趋于分散，建筑密度因此越低。然而，地形仅对因山就势的旧县城的建筑密度有显著作用，对新区建筑密度则不存在显著影响。这主要是源于新区往往通过工业化技术手段进行土地平整，进而能够突破地形限制并开发建设高层小区住宅。县城的历史传承、生态保护和经济建设等具有独特的发展规律。在当前新一轮的县城开发建设过程中，应尊重县城历史的建筑密度基础，保护传统建设肌理，制定合理的空间规划与建设安排，实现县城宜居化发展。

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协调发展是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对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文章采用熵权—综合指数法计算2005—2017 年中国30 个省份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综合指数，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研究省域层面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因果关系。结果表明：2005—2017 年，省域尺度上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地区差异明显，呈现显著的东—中—西梯级分布；大多数省份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

创建老年宜居社区需要提升老年人对居住环境的满意度，居住环境的营建依托于老年人的具体需求。研究将老年人需求划分为中观——社区层面和微观——住宅层面两个体系，通过对文献资料和访谈问卷的整理分析，初步筛选出18 个中观需求因子及17 个微观需求因子，再结合 Kano 问卷调研结果二轮筛选出对老年人满意度有重要影响的13 个中观需求因子和6 个微观需求因子，借助熵值法判定各项需求因子自身重要度的一致性，并利用Kano 分析结果对其进行分类，最终提出城市社区养老服务体系的综合权重指标，为营建适宜的老年人居住环境提供参考。

历史文化名城活力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空间品质的重要描述向度，历史文化名城活力的提升是复兴历史文化名城的关键手段，存续其内外在的活力能推动历史文化名城的发展。传统的调查方法受到成本高、样本量少、偏差较大的限制，很难对大规模的历史空间或大尺度的历史区域进行高精度评价研究。文章以舟山市定海古城为研究对象，以POI 数据、宜出行数据、大众点评数据与公交数据等多源数据为基础，将历史文化名城活力分为空间活力、经济活力和文化活力等6 类活力要素，构建了历史文化名城活力评价体系；并引入空间分析方法将其图谱化，探究历史文化名城综合活力空间分布特征及成因，着重解析文化活力与历史资源点的耦合程度。从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开展全样本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历史文化名城活力焕新的空间格局和差异化的活化路径，为新一轮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更新与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2018 年机构改革以后，新成立的自然资源部被赋予解决多规矛盾的责任。为探究其职能关注重点，文章收集自然资源部发布的与国土空间规划有关的政策法规文件，运用词频分析、句法分析等方法进行文本分析。研究表明，自然资源部仍以土地管理职能为关注重点，以原有的土地规划、建设用地土地资源配置、土地管理技术方法为核心管理手段，重视自然资源配置与管控，关注各类自然要素保护，强调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指导各项自然资源管理工作。

发展小城镇是我国当前推进农村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对于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小城镇目前还需要认真探索，在此背景下，吸收和借鉴国外乡村小镇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发展模式不失为一条捷径。文章以美国小城镇发展为例，探讨了美国小城镇高质量发展的历史进程，通过美国397 个精英小镇样本数据和艾姆斯小镇的典型案例，分析了美国小城镇从外观到内涵所展现的优秀特质和最佳做法。研究表明，美国小城镇注重规划引领，注重标准化、特色化、精细化和现代化等成功做法，使得美国小城镇在产业发展、环境建设、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这些优势和成功经验对中国小城镇建设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很好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从乡村资源流动和高效利用的内在规律出发，将资源循环代谢理念融入乡村空间优化设计，是缓解城乡矛盾和实现乡村空间转型的重要途径。文章在解读资源代谢内涵属性及构成要素的基础上，梳理资源高效利用视角下乡村空间营建的理论、方法及案例，探索乡村资源代谢系统与各空间形态要素在技术、空间和社会层面的整合模式。基于物质流分析法及适宜生态技术设施整合措施，提出适用于乡村空间特征的资源代谢分析和空间优化的设计路径和操作策略，并以淄博西单村为例开展资源代谢系统与功能布局和空间形态互动的优化设计研究，以期对促进乡村空间的生态转型、拓宽乡建设计思路、提升乡村人居环境品质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文章认为“三旧”改造是在个体理性基础上追求集体理性的一项集体行动。从集体行动的视角对“三旧”改造进行了剖析，梳理了当前不同类型改造所面临的集体非理性与社会公平问题，并提出了发挥公共权力的约束与引导作用、实施选择性激励、培育自主治理能力等实现集体理性的治理路径。同时，从弱势群体利益保障以及各方责任划定等方面探讨了提升“三旧”改造公平性与包容性的措施。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部分由多城镇集群组成的城市在其城乡粘连区域出现了逐渐被高密度城市建成区反向包围的低强度低效“孔洞”空间，这种在整体空间形态层面表现的“孔洞”现象鲜有研究关注。文章基于空间形态与功能使用大数据，通过“形态—效用”关联模型的综合评估，以环泉州湾区域为例，总结城市“孔洞”的空间特征及其低效成因，旨在从整体效用最优的动态视角出发，探索弥合城市“孔洞”与优化空间效用的策略，为城市的高效统筹发展提供借鉴。

乡村公共服务供给是支撑乡村发展的关键抓手，实践中却始终存在着供给有效性不足的问题。而进入城镇化中后期，乡村公共服务供给将面临更高的要求与更复杂的挑战。比我国更早面临相似挑战的日本，通过地域运营组织主导的“小聚点”营建实现了乡村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文章以日本“川西乡驿站”聚点营建过程为例，剖析其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实现路径，进而回归我国城镇化和乡镇发展语境为乡村公共服务有效供给提供启示。

自下而上的村庄规划编制模式缺乏对全域资源的统筹和对村庄发展的分类引导，导致村庄职能定位同质、资源浪费严重、空间布局不当、部门缺乏协调等问题。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和国土空间规划的新要求，村庄规划逐渐从建设导向转向全域资源管控和乡村治理。从政策导向、实践需求、理论深化的角度剖析了新时期全域资源管控要求，在对全域资源管控要素、管控路径、技术基础解析的基础上提出村庄分类及发展引导的思路。通过分析全域资源环境特征和管控要求，将枣阳市村庄分为生态管控—保护型村庄、农业发展—提升型村庄、城镇建设—共融型村庄和乡村协调—转化型村庄，针对不同类型村庄探讨了其发展的思路与方向，对于找准乡村定位、节约利用资源、制定治理对策、实现乡村振兴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20 世纪70 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了从生产主义到后生产主义的乡村转型，伴随这一过程的是乡村地区的去农业化、去社区化、空间商品化等现象。区别于传统的农业专业化、乡村工业化等模式，近年来以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农旅融合发展、电子商务产业发展等为特色的乡村转型模式不断涌现，这些现象对传统乡村地区带来怎样的冲击？文章以位于上海大都市圈腹地的乡村——浙江省长兴县“上海村”（顾渚村）为例，研究农家休闲养老驱动乡村转型的特征，对去农业化、去社区化、空间商品化等现象的理论进行实证检验和理论探讨，为广大乡村地区转型中的政策干预提供经验借鉴。

随着我国大规模老旧住区更新实践的持续推进，住区户外环境的改造仍处于从单一的环境整治向综合性改造转型的探索阶段。日本和新加坡的住区更新计划开展较早，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从前期组织策划、设计决策到多方参与实施运维的更新路径，文章调研并总结了日本和新加坡开展的既有住区户外环境更新实践活动，通过比较更新的实施模式、实施主体和实施路径等，探讨不同更新实施框架下户外改造的特点和成效，为我国现阶段户外环境更新的科学化和精细化转型提出参考策略。

精品村是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的典型范本，探究精品村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以浙江省1500 个精品村为研究对象，采用核密度分析、空间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刻画精品村的空间布局，并采用地理探测器与GIS 叠加分析法识别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 ①整体空间分布上，精品村呈现“总体分散、局部集聚”的分布特点，多分布在公路网密度大、人口规模大及文化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具有明显的经济社会性。②空间分布密度上，整体呈现多中心组团的分布格局。其中在不同时期精品村分布的聚集中心由浙北向浙南、浙西向浙东变化，聚集程度不断提升，在2019 年达到顶峰，2020 年又逐渐降低。③区域分布上，精品村在浙江省市级行政区域上分布不均衡，具有明显的集中性，在人口数量多及经济水平高的地区集中分布。④空间关联上，精品村的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呈现东部热、北部冷的特征，空间分异显著。⑤影响因素上，浙江省精品村的分布格局受自然地理和社会人文两大因素的影响，在海拔500 m 以下、水源丰富、交通通达性高、节事活动及旅游资源丰富等条件下精品村的分布较为密集。

文章基于第五次、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其他统计数据，挖掘东部沿海地区城镇化发展的空间特征，考察城镇化影响因素及其变化。研究表明：东部沿海地区城镇化水平较高，区域差异呈缩小趋势，区内差异大于区间差异；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对全国城镇化水平的贡献率呈下降态势；人口向大城市集聚趋势明显加强，设市辖区对城镇化增长的拉动率高于县/ 市；集聚态势不断增强，6 个城市群成为城镇化的重要空间载体。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是东部沿海地区城镇化水平提高的重要因素；经济全球化对东部沿海城镇化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投入强度和联系水平对城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依然存在，而创新能力提升将成为东部沿海地区城镇化发展的新动力。

城镇开发边界的划定与优化工作一直是国土空间规划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有助于遏制城市盲目扩张，促进资源结构有序重组。文章以武汉市为研究对象，从模拟角度探索城镇开发边界的划定与优化方法。考虑不同微观主体的偏好与目标，将多智能体模型（A BM）与元胞自动机（CA）耦合，初步划定城镇开发边界，在此基础上，引入基于博弈论的城市开发生态冲突耦合协调机制，实现划定结果的优化。研究表明：基于ABM的城镇开发边界划定方法可以深度刻画微观层面的智能体决策行为，且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智能体具有不同的偏好与目标；优化后城市用地面积为519.32 km2，新增城市用地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边缘，呈点状填充式扩展，且主城区外已出现了一定数量的卫星城，如黄陂前川、新洲邾城等。文章的研究从开发与保护的视角出发，旨在为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优化提供参考。

顺应城市的高质量发展诉求及网络化发展态势，构建与之相适应的城市首位度研究方法框架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意义。论文依托多源数据，面向现状—定位两个时间层面，提出基于城市能级测度的首位度评估指标体系以及基于城市网络关系调控的首位度提升路径，并以南京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江苏省内的城市能级得分遵循“南高北低”的传统空间发展格局，南京的综合城市能级得分略高于苏州，呈现“双核引领”的省内发展态势；苏、浙、皖三省的首位城市均是其省会城市，但杭州与合肥的首位度指数远超南京，两地尤其加快了创新城市建设；调控南京的网络关联空间指向，将重点关联地区定位于长三角中西部地区，能够加速区域资源要素向南京集聚，进而提升南京首位作用。论文所提的方法框架能够为其他城市的首位度评估及首位城市间对比分析提供思路借鉴。

随着20 世纪90 年代中国城市的快速发展，位于城市边缘且相对稳定的大型公墓被不断蔓延的建成区所包围，不可避免地在“土地财政”和地产资本的压力下通过城市规划的方式进行迁移。文章以南京为例，梳理在城市形态快速演变周期内城市公墓迁移的现象和规律性特征并解析其背后的动因。在东方生死观念下，城市公墓曾经作为人为的固结线限定了城市的自由扩张，随后在城市发展的巨大压力下被瓦解，迁移后形成新的固结线并发挥作用。

城市交通规划的关注点正在从交通效率到生活质量转变，而居住地区位是影响出行行为的重要因素。文章基于POI 数据，从一般建成环境、交通可达性和公交设施分布3 个方面描述居住地区位。以上海为例，基于路径分析模型，研究城市居住区位和出行行为在通勤满意度和生活时间分配的中介效应下，对通勤者的生活质量影响。研究揭示了通勤者生活质量的多层次影响机制，并量化了通勤时长对生活时间分配的影响，可以为城市交通规划与土地利用决策提供参考。

在智慧城市技术、社会和空间3 个维度相互作用的三元融合理念下，智慧化的TOD模式可以总结为智慧TOD 模式。在规划实践中，柏叶智慧城市是日本智慧城市建设重要的示范项目，提出“人、物、信息”高度融合，“以轨道站点为中心的智慧紧凑城市”，是智慧TOD 模式的典型案例。柏叶智慧城市规划布局特点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形成了更加复合和更大尺度的空间结构；二是交通组织、用地功能、城市形态和空间设计均形成了新的规划特征。

体育中心的选址规划对城市发展影响深远，尤其是对其外延周边区域具有显著影响和推动。基于哈尔滨4 区3 年POI 数据和ArcGIS 空间分析探讨体育中心周边环境的演变特征与成因机制，结果表明：（1）周边整体呈现单侧集聚演变特征；（2）半径3km范围的各类POI 呈现带状集聚、单核集聚、散布或平摊型分布及变化规律，且存在明显功能分区；（3）周边用地功能由特定类型集聚趋向多元混合，主体育场半径1km 范围内以生活属性为主，是体育中心辐射效应最强的核心区。

历史街区是一个城市的灵魂，青岛历史街区集中连片，13 个历史街区有12 个集中分布在老城区，这些历史街区以其独特的建筑风貌、街巷肌理和空间格局，成为青岛宝贵的财富，但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发展历程，青岛部分历史街区发展停滞甚至衰退。随着青岛地铁和海底隧道的开通，青岛城市空间正在快速重构，在这种背景下，急需重新评估和再现历史街区价值，推动历史街区转型发展。从价值评价视角对青岛历史街区的更新过程与发展演化进行评述；基于对青岛历史街区价值的系统建构，构建青岛历史街区多维价值评价体系。从生态、物态、形态、居态、职态、业态、神态和文态8 个维度，构建青岛历史街区定量评价指标体系，建立青岛历史街区全息数据库；经过对75 个二级指标的主成分分析和12 个历史街区各个主成分的得分分析，揭示各个历史街区在8 个维度的结构性特征和突出性问题；利用提取的7 个有效主成分，对青岛12 个历史街区进行聚类分析，对青岛历史街区进行类型划分与特征归纳。在对青岛历史街区演进机制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青岛历史街区价值再现与转型发展策略。

文章依托衡水市打造“生态宜居滨湖园林城市”的总体战略，在如火如荼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的背景下，根据城市形象设计、景观生态规划和生态修复等相关理论，综合运用实地调查、比较分析、归纳演绎等方法，以人民公园景观改造设计为例，从旧区生态修复、功能修复、空间修复等要素出发，对“城市双修”理论指导下的景观更新策略进行了研究，并分析了旧城改造现状及发展趋势。认为旧城改造应充分利用现有的自然资源，对各项功能需求、交通组织、生态环境改造进行综合考虑，并提出延续历史文脉、展示地域特色景观、打造特色完备的功能游园，提升市民对景观的认同感，将是城市发展的必由之路，以期为政府制定城市旧区公共空间发展政策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国内的城市公共空间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大量研究集中在规划设计等实践领域，理论成果十分匮乏，尤其是城市公共空间的价值轮廓仍未清晰，有待对此作出阐释。在解读概念内涵的基础上，文章对公共空间蕴含的城市正义、城市复兴、城市综合竞争力３个维度的价值认知体系及其相应的研究路径作出归纳总结，旨在补充理论空缺，为理解城市公共空间的价值结构及其发展逻辑提供一个相对完整的参考框架。

快速城市化进程下，城市热环境问题愈演愈烈，绿地斑块在缓解城市热岛、调节城市热环境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研究基于城市微气候模拟软件ENVI-met，对衡阳县典型街区不同绿地斑块空间布局的降温效应进行了模拟，绿地斑块量变因子选取“斑块面积”“斑块空间格局”“斑块与风的耦合关系”。结果表明：在城市主导风向布置大面积的斑块绿地，达到了最大强度的降温幅度；斑块空间布局均质式优于部分集中式，会达到最佳的降温效应；绿地率控制在20%~35% 是现实可行的。

长期以来，拆除重建类城市更新遭到了学术界的批判，但是这些批判未建立在量化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难以准确客观认知拆除重建类城市更新对城市系统施加的影响。文章尝试以城市通勤系统作为城市系统的一个子系统，量化分析拆除重建类城市更新给城市通勤系统造成的外部效应。为此，文章构建了更新前后长距离通勤量差的计算框架，选取深圳的25 个城市更新单元为样本，利用基于位置信息服务的人口大数据，定量评估了城市更新对城市通勤系统压力的增减影响。研究发现，因更新拆除而搬迁人群中未更换工作且长距离通勤者占比是影响更新对城市通勤系统外部压力的关键参数，不同更新单元的实施对城市通勤系统的影响具有差异性。结果表明，拆除重建类城市更新并不必然是城市健康发展的阻碍，学术界应客观看待此类城市更新实践的真实效应。

在海外高学历人才大量回国工作的背景下，地方主官的海归背景是否会对其所在城市经济发展带来影响？影响的路径又是什么？基于上述思考，文章利用2001 至2019 年中国283 个地级市数据，揭示了海归背景的地方主官对其所在地级市发展的带动作用，探究了人力资本优势转化到地区发展的3 条影响路径。结果表明：第一，拥有海归背景的地方主官确实会促进其所在地级市的发展；第二，增加科技支出是海归背景地方主官影响所在地级市经济发展的首要路径；第三，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扩大外商投资是海归地方主官影响所在地级市经济发展的另外两条路径。

根据城市韧性属性评估中国城市韧性水平，从城市系统长期互动关系出发，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Panel VAR）模型中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技术探究城市韧性演化特征，对比不同韧性水平城市的特征差异。结果表明：（1）我国城市韧性处低水平均衡状态，仍需整体提升。（2）在受到不确定干扰时，高韧性城市抗干扰力强，波动响应程度较小、持续期较短。（3）高韧性城市系统动态互动传导灵活，低韧性城市系统内部协调互动水平较低。

文章利用专利技术转移衡量城市间技术溢出，基于技术关联度和复杂度，研究长三角10 年间技术溢出的结果模式与演化，探寻其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发现：2010—2020年间，长三角城市群技术溢出的数量和种类显著增长，网络呈现多中心化与扁平化趋势。随着城市发展，城市技术溢出模式从低关联度—低复杂度为主导的技术转移淘汰，转向低关联度—高复杂度、高关联度—低复杂度的单一优势技术强化；进而演变为高关联度—高复杂度的复杂多优势技术辐射。知识密集型技术趋向复杂契合的溢出模式，表现出强烈的技术黏性和优势垄断。劳动密集型技术趋向简单契合的溢出模式，高耗和基础复杂技术的溢出活动出现在低关联度城市，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演变。

文化创意产业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特殊引擎，文化创意产业园也成为推动城市更新及城市新经济发展的新生动力。论文以粤港澳大湾区内11 个城市的文化创意产业园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核密度分析法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并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和空间计量回归探究文化创意产业园空间集聚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论主要有：（1）文化创意产业园主要集聚在广州和深圳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一线城市，而肇庆、江门等城市目前的发展水平相对而言较低；（2）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尚未造成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各城市的发展受到附近城市的交互作用是正向的；（3）对粤港澳大湾区创意产业产生影响的7 大因素中，基础设施、人才、科技和社会包容是积极因素，而政府政策、市场和环境则体现为消极因素。

近年来空间可达性研究成果数量呈快速递增趋势，鉴于该领域可达性概念内涵不断拓宽，研究问题类型不断丰富，有必要对其间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现阶段该领域研究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的研究方向。论文从土地利用和交通互动视角对可达性研究进行述评，不但对可达性内涵提出更明确要求，而且指出可达性子课题研究的意义和子课题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方法方面，以中外核心和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期刊为载体，回顾2009—2018 年这10 年间可达性研究的总体进展，包括论文发表数量、刊物类型、研究技术方法、研究空间层面和对象等；在辨析可达性内涵基础上，回顾6大可达性相关主题下的热点问题，包括可达性与区位、社会经济属性、居住选址和房（地）价、交通行为、公共健康行为及公共政策评估等的互动关系问题。发现可达性研究领域未来仍然有大量的具体工作要做，其中最关键的3 方面为：进一步探索可达性与体系内其他土地利用和交通要素的相互关系、继续优化可达性衡量方法，以及加强可达性作为规划政策分析工具的功能。

天津中心城区保存有大量的工业遗产，再生价值巨大，但在其再利用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基于此，论文以工业遗产活力度为切入点，利用多源数据从工业遗产文化活力、社会活力、经济活力、人群活力等4 个维度筛选指标。根据因子分析与层次分析法构建工业遗产活力度量化评价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与熵权法计算组合评价权重。研究结果表明，以海河为轴向四周扩散，工业遗产活力度呈下降趋势；工业遗产活力度越高，其知名度越高；其功能类型多为文化展览、主题休闲、创意产业园、开敞空间。根据工业遗产活力度的研究结果，从空间品质、功能置换、设施布局3 个层面提出工业遗产活力度提升策略，希望以此增强邻里归属感，激发市民对工业遗产的兴趣，使天津工业遗产文化得以传承。

论文以浙江省1168 个国家级和省级传统村落、历史文化名村以及省级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重点村为研究对象，采用历史文献分析法结合实地考察和GIS 空间分析法，探讨浙江省古村落时空分布特征与形成机理。结果表明：（1）浙江省古村落的形成历经起源、拓展、鼎盛、收缩、恢复和饱和的历史轨迹，总体上呈现自浙北向浙南、浙西拓展的时序特征；（2）浙江省古村落总体呈聚集型分布，具有以浙西南为热点区、浙东北为冷点区的两极化分布特征，各历史阶段古村落分布重心随拓展时序呈现由北向南、向西的迁移路径；（3）浙江省古村落的空间分布特征是地形、水系等自然环境要素和经济、文化、交通、政策等社会环境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以福建省宁德市四坪村为例，解析山地型传统村落空间实践中的生态智慧。从四坪村选址与布局、资源利用、空间治理3 个方面分别归纳出“巧于因借”的地理观、“三生融合”的系统观、“天人合一”的文化观与社会观3 条传统生态智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传统村落空间实践中的生态智慧对于当代生态实践的启示：一是以“让自然做功”的形式实现低影响效应，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原有的生态基底；二是以要素的多功能化放大三生空间系统的协同效应；三是以低成本、低技术实现三生空间系统的高效运行。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以及文化旅游、政策驱动等因素的影响，许多古镇空间不断生长，承载着丰富地域文化的老区域及富有现代感的新区域共同形成当前城镇的风貌。文章首先以协同发展一般规律及古镇生长一般逻辑为基础，建构了古镇人地产协同发展的分析框架。其次以陕南古镇为研究对象，从人口、土地、产业等方面对陕南古镇的生长特征进行归纳总结，并从协同视角对人地产互动作用下的古镇发展进行检视。最后提出多主体协调下的社会发展策略、适应于自然环境的空间发展策略、基于精细化利用的产业发展策略以促进陕南古镇的协同发展。

为不同年龄段老年人口提供适配的养老服务设施是提升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能力的关键环节。文章采用热点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对126 个社区不同年龄段老龄人口进行估算，与养老服务设施的供给能力进行匹配分析，以提高养老服务资源供给精准度。得出主要结论：（1）将社区分为自理型、介助型、介护型3 种主导类型，介护型社区主要分布于内城区、近郊区的拆迁安置区；介助型社区主要分布于外城区，以单位社区为主；自理型社区主要分布于近郊区，以新建商品房社区为主。（2）研究区养老服务设施与社区老龄人口结构错位明显，表现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嵌入式养老机构、护理站等介护型养老设施严重不足，社区老年人助餐点等自理型养老设施利用率不高、吸引力不足。（3）应进一步适应不同社区差异化养老需求，建设“弹性”的综合性养老服务设施。

城镇化推动农民进城带来了农村的空心化，对村庄进行整治撤并是必然趋势，论文对南京市农村人地关系现状开展调研，分析了农村存在自然村规模小、人均占地多、空心化日益突出等问题，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村庄整治规划的四大原则：尊重意愿、拉长周期、统筹城乡、科学分类，并创新研究了乡村空间规划编制中的村庄分类方法和对应整治策略，同时提出了实施村庄整治撤并的一些措施建议。

城乡二元结构从对立走向融合。30年来，中国城市的二次现代化进程：从核心城区建设到郊区化扩展，从郊区城市化到新城区发展，再从新城区崛起到城市带连接。城市化不仅仅是传统城市的命题，也是郊区乃至城市带之间传统乡村城市化的课题。城市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空间尺度、公共属性“包围”和改造传统乡村。乡村的根文化、生态文明、田园生活方式等在进入城市视野的同时，也形成了新的农村“包围”城市的融合方式。城乡相向而行，在相互的资源与资本的共性化过程中，实现了价值交换。

历史街区公共空间承载着多元主体的社会交往与日常生活，其空间品质是环境质量与精神感知关系的相互映射。以苏州平江历史街区为例，从物质空间、历史文化以及心理感知3个维度建构结构方程模型，探究空间品质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及其关联路径、变量路径效应与满意度的关系特征、居民满意度特征，最后分析3个维度满意度差异性的成因。

在西方，公共空间出现以来便经历着不断的变化。早期西方公共空间主要作为特权阶级开展“政治性”活动的场所。到了工业时代初期，传统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开始形成。而 1970年代末以来，由于新自由主义和资本全球化的兴起，政府在公共空间生产和管理过程中的作用逐渐弱化。这些趋势造成了西方城市公共空间公共性特征的变化。文章讨论西方城市公共空间公共性特征的发展和转变，在此基础上透过大卫·哈维构建的“空间修复”理论视角，分析资本在城市空间中的扩张和固定过程对当代西方城市公共空间所产生的影响，并归纳出当代西方公共空间公共性所表现出的模糊性、复杂性和相对性特征，为我国转型期的公共空间治理和理论研究提供借鉴和启示。

基于西安市旅游景点、客运枢纽站、居民小区数据及公路网、公交线网、轨道交通线网数据，运用GIS网络分析法和ESDA空间关联性分析法，从外地游客和本地居民两个角度，探讨散客化背景下轨道交通在旅游景点公共交通可达性中的影响。结果表明，地铁显著压缩了城市的地理时空，景点可达性优化效果显著的区域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以主城区为中心沿地铁线路方向轴向延伸的特点；机场及北客站的景点可达性受地铁影响最大，西安南站景点可达性最低且优化最少；地铁促使城六区所有街道升级为景点可达热点区域，对较偏远地区蓝田县和临潼区的优化效果有限，对于极偏远地区周至县难起到优化作用。

专业批发市场是枢纽型城市特有的商业业态。广州的专业批发市场在广州特殊城市地位和特有营商环境下，经过了复杂作用形成目前的空间形态，虽提供就业岗位但影响了城市的正常功能。厘清专业批发市场空间演进机制有助于制定针对性的转型升级政策。论文以区位、交通、人口、地价、公服、产业等作为影响因子，借助多元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广州专业批发市场在改革开放40年来空间演进背后的驱动机制，进而提出转型升级的政策建议。

解析古镇环境风貌要素与游人时空行为的关联，对古镇旅游目的地规划设计的研究与实践具有重大意义。研究选取乌镇西栅景区作为研究案例地，通过百度大数据解析游人时空行为分布特征，综合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深入揭示游人时空活动强度的影响因子及其作用强度和交互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对古镇环境设计和改造提出了建议。

论文关注到传统遗产研究中社区主体失语问题，批判性遗产研究聚焦于多元主体价值挖掘与意义重构，尤其是为社区参与遗产保护提供理论支撑。现存大量城市校园社区，在遗产保护与管理的决策制定与保护实践过程中，忽视学生关键主体的价值，使得两者割裂无法“双利共生”。以中山大学康乐园为例，从学生感知入手，探究学生遗产感知对遗产保护态度的作用过程及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特定遗产感知路径对价值感知有正向作用，从而进一步影响参与意愿。遗产知识普及、入校时长、遗产特征等显著影响学生遗产感知与保护态度。据此为校园遗产保护与管理实践提供建议。

南粤古驿道是我国线性文化遗产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得到合理的保护和活化发展。从研学旅行视角出发，通过梳理南粤古驿道研学现状，构建南粤古驿道文化遗产与研学旅行的互动机制模型，探讨二者内部互动机制与外部动力机制的因素及规律。依据互动关系模型以西京古道为例进行实证分析，从构建线性文化遗产研学空间体系、建立特色研学主题功能单元、开设“承旧引新”的研学体验形式3个方面提出南粤古驿道的活化保护路径，以增强南粤古驿道与研学旅行的互动融合。以研学旅行触发古驿道遗产活化，为南粤古驿道文化传承及沿线乡村振兴发展提供借鉴思路。

环境保护关系到全人类的生存发展，公众意识的觉醒和主动参与对推动环境保护具有重要作用。论文基于2010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建立了环境保护的知—信—行理论模型，探讨了环保态度如何在危机感的中介作用下对环保意愿、自感健康、环保行动产生影响，揭示了其作用路径和机制，并分析了人口特征、物质环境、社会环境等因素对上述关系的调节效应。该研究有助于加深对当前时代背景下对相关环境现象的理解和认识。

城市建筑作为城市记忆脉络的具体体现，其发展不应朝着千篇一律的方向前进，而是应当立足于建筑自身的功能，体现地域性的建筑风貌，构成城市形象的小环节。建筑风格的重构作为地域性建筑设计的一种设计方法，不仅仅是对历史要素的简单复制，更应当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给传统要素新的解释和时代意义。第3 届中国国际太阳能十项全能竞赛作品Hui House 在设计和建造过程中吸取了传统徽派民居相关建筑经验，凭借独特的钢结构实现优美建筑形体的同时，也使得整体的建造流程要快于一般的钢结构住宅。文章梳理了设计与建造两个不同阶段的快速重构策略，从而为形体特殊的钢结构住宅快速建造提供了现实参考案例，为传统徽派民居的技术更新提供了新的视角。

城市独特的生活方式是一个城市区别于其他城市的最关键要义，也必定成为城市文化形象建构的核心内容。文章尝试以“广州城市形象与广式生活”为例，通过对“广式生活”进行外延内涵的阐释，提出广州城市形象以“广式生活”为核心的建构策略，从而揭示城市形象建构应以城市生活方式为核心展开：一是以城市生活方式形成的物质场景为具象基础；二是以城市生活方式形成的文化意象为情感力量；三是以城市生活方式形成的哲学内涵为规则理性。

城市遗产空间的保护与利用是保持城市活力、延续历史记忆的重要基础，客观认识遗产空间周边用地建设的限制性影响，对稳定遗产保护与城市开发的平衡关系具有现实意义。文章以西安小雁塔历史文化片区为例，对遗产空间周边建设用地效率变化进行测度，并引入帕累托最优理论探讨遗产保护与用地效率间的阶段性平衡的形成机制。研究认为，随着对城市遗产空间管控范围的扩大，限制性影响的程度显著增强，建设用地效率的减损不容忽视，城市政府需要制定合理的公共政策进行规划干预。

乡村地区是城乡区域发展的重要支撑，但处于城镇化前沿地区的大都市区乡村发展中往往存在着“内生动力塌陷、区域发展错位及城乡关系失衡”等问题，亟待探索新的发展路径。伴随着我国进入城乡融合发展新阶段，有必要通过划分乡村个体、乡村群落和城乡区域三级空间，提出乡村振兴三级目标与“三级正向互促”发展框架。结合北京市通州区枣林庄村的典型实例，深入探讨了乡村个体“激活潜力差异化定位”、乡村群落“互补优势整体化统筹”与城乡区域“优化结构网络化融合”的三级发展路径及之间的正向互促机制，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新思路。

从关注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关系的人本主义思想出发，对城镇高质量发展的概念、目标与路径进行分析。在“发展”“质量”“高质量发展”“城镇高质量发展”等名词解析基础上，文章提出新时期城镇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价值导向，确定城镇高质量发展领域，以此为基础提出城镇高质量发展具体行动，在实践中加强目标叠合、用地混合和诉求弥合，以促进城镇高质量发展。

文旅融合是推动城镇经济与文化协同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文旅融合视角下的小城镇建成环境更新应遵循区域联动、生态优先、文化复兴、产业转型的思路，实现文旅资源共享、提升环境质量、保护传统风貌、盘活存量空间的目标。以仙居县皤滩乡文旅特色型美丽城镇建设期间镇区更新为例，提出因镇制宜的小城镇建成环境更新策略，以期为其他具备文旅资源优势的小城镇建设工作提供借鉴和启发。

乡村振兴背景下，多元主体参与城乡协作，但目前乡村建设仍是以“自上而下”为主，易造成资源配置不当、村民需求得不到满足等问题。文章基于参与式行动研究，以传统村落L村为例，运用问卷、访谈及图绘等方法，分析了乡村更新过程中参与主体的角色转换、工作内容、参与方式及相互作用。文章指出，研究团队转变为更新过程的组织者、协调者；村民不是被动接受方案，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建议者，研究团队与村民相互支持形成较均衡的协作机制。

一些传统村落依靠自身资源，在发展乡村旅游实现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呈现不同的特点。论文运用村落空间纵横向、行为与环境关系比较方法，对咸阳市礼泉县烟霞镇袁家村聚落空间及韩城市西庄镇党家村聚落空间进行比较研究。在分析两村发展历程及村落空间的基础上，归纳了两者在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乡村旅游上的相同点与不同点，根据两村各自特点，总结出“物化传承”类型传统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及“精神传承”类型传统乡村旅游发展模式。

如何调解文化遗产保护与温室气体减排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新时期需要回答的系统性问题。文章首先在辨析历史城区中“保护—低碳”对立统一关系的基础上，明确了“保护—低碳”平衡是历史城区发展的重要目标；其次通过案例梳理，总结出底线保障、效益最大、系统整合、同步行动和渐进实施等平衡原则；最后结合西安明城区，提出涉及城区功能优化、开发强度控制、设施介入管控与建筑改造指导等4个方面的规划目标及途径，以完善“保护—低碳”的系统认知，指导历史城区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亟待加快村庄规划管理制度创新。结合南京地方实践，首先分析揭示新时期新型城乡关系发展变化特征，摸清村庄规划的适应性动向，然后面向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国土空间规划改革，深入认知当前村庄规划管理需求。在此基础上，基于村庄规划管理全域全要素覆盖进行空间分析，尝试探索“分层管控、分级审批”的村庄规划编制管理机制创新和“依法行政、分类管理”的村庄规划实施管理路径创新，以规划创新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在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大都市区周边小城镇面临着更加多元的机遇与挑战，新经济新产业新业态在这里孕育成长，最有可能率先发展成为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平台，成为城市人下乡和乡村就地城镇化相碰撞的地区，最终实现从目前的乡村旅游目的地转向理想田园人居地。文章以南京市高淳区东坝街道为例，分析总结了大都市区周边小城镇发展面临的土地、人口、产业、公共资源等方面的困境，并从全域融合、要素聚集、产业创新、生态赋值和收入均衡5个方面提出了大都市区周边小城镇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思考，认为大都市区周边小城镇要重点转向关注全域城乡国土空间、吸引人才就业定居、全域一二三产业融合、生态资源价值实现和农民各类资产增值增信等方面，以期为新时代推进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等战略部署发挥小城镇应有的作用提供参考。

空间营建是城乡统筹发展阶段下乡村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通过实地调研与数据分析研究湖南典型城郊融合型乡村转型背景下的社区空间变化。研究发现:（1）湖南乡村转型以农业现代化转型为主，且处于初级阶段，近郊乡村社区不存在如苏南模式中的空间转型现象。以空间形态变化为主，主要表现为居民点增加与农用地规模化、内聚性秩序分散、建筑空间形态的多样化。（2）土地流转制度是空间形态变化的基础力量，乡绅企业家是重要推动力量，村民角色转变是内在动力，而农业转型升级是核心动力。（3）湖南城郊融合型乡村社区主要空间问题是产业空间规划与配套不足、公共空间弱化、建筑空间品质差。最后以燎原村为例提出“延续”“整合”与“提质”的可持续空间营建策略以回应当代湖南城郊融合型乡村社区发展的现实问题。

研究以环境营造作为社区治理创新的突破口，以社区治理的社会环境培育为目标，提出行动导向的社区环境营造推进模式。这是一个在支持方与中间方的引导与推动下，随着主体公众参与程度的逐渐提升，最终实现社区自组织机制以及可持续的社区环境营造过程。在该模式的指导下，研究团队在北京大栅栏片区进行了实践探索，从中总结并明确了推进过程中的一系列关键性工作，为中国社区环境营造和更广泛的治理创新提供可借鉴路径。

文章以后结构主义的视角对重庆鹅岭拼贴空间的形成进行了解构。在跨国化与地方化交互作用过程中，鹅岭出现的并非全球主义城市景观，而是城市拼贴空间。原因有三：第一，鹅岭的竖向社区基质环境与经济发展、社会组织、城市文化等有着持续的地方化互动。第二，主导去地方化的跨国要素并未对地方精神产生影响。第三，深厚的历史底蕴使鹅岭具有多重属性和多样化的职能。鹅岭以渐进式层累的空间转型方式塑造了跨国要素与地方文化相融合的城市公共空间。

访客是城市实际服务管理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城市公共资源按实际服务管理人口优化配置，需要对访客的行为特征和需求进行深入研究。文章以“用户识别—特征描述—影响因素分析”为逻辑，基于手机信令数据，构建城市访客活动空间特征研究方法框架。以南京为例，分析访客和居民活动时空分布差异，从4个空间尺度比较不同来源地的访客活动时空分布特征，并采用GWR模型分析活动分布的影响因素，探讨城市各类空间的供需特征。研究发现：访客活动相比居民有明显的空间偏好，主要集中于新街口、南京南站和南京站两大对外交通枢纽；访客活动分布有明显的周期性特征，一天中存在早晚两个活动集聚的高峰时段；各类空间对不同来源地访客的影响特征不同，来源地越近的访客活动时空弹性越小，目的性越强。研究结论反映城市空间各类功能的需求特征和辐射能力，可为城市空间功能优化和人口管控提供参考。

随着城市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道路网络建设的快速推进，城市路网结构对交通拥堵的影响效应日益凸显，为指导路网合理规划建设，需要解析路网结构对交通拥堵的影响机理。文章以北京典型区域道路网络为研究对象探究路网结构指标对交通拥堵的影响作用，首先应用路况提取程序采集区域路网实时拥堵数据，使用ArcGIS对数据进行处理得到路网的平均拥堵时长；通过Pajek软件搭建基于拥堵时间的道路网络结构模型，筛选影响交通拥堵的关键指标；最后基于路网拥堵数据特征对k-means算法进行优化，提取路网关键拥堵点位，研究路网拥堵时间与路网关键结构指标的微观关系。结果表明路网平均拥堵时间与度值、介数呈正相关，与紧密度呈负相关且其对拥堵影响最大，并且当路网结构指标配比X=度值/紧密度/介数=239.462时网络拥堵时长最小。同时当度值分别为2、3、4，对应紧密度/介数比值分别为0.235（±0.005）、0.405（±0.005）、0.417（±0.005）时，路网拥堵时长明显降低。研究成果可为未来道路网络设计规划提供指导。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高校基建项目开始向多元化、高质量、高科技方向发展。高校基建项目管理具有单位多、资源分散、功能多样、资金特殊、协同管理难等特点，文章介绍了现阶段高校基建项目管理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以智能建造理念为背景，分析了 BIM技术在高校基建项目管理中应用的可行性，并以实际工程项目为例，详细介绍了 BIM技术在基建项目中的应用，为BIM技术在高校基建工程管理中的应用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工程借鉴。

关于高密度城市高铁站周边建成区域的研究已成为未来我国高铁站选址规划和站点周边发展亟待探讨的方向。文章以全国运营规模排名前25位的高铁站设站城市与站点周边为研究对象，首先，运用地理信息系统构建城市重心偏移模型和站点周边建设斑块生长模型。其次，定量解析2004—2019年城市发展的时空演变，并判定与高铁站建设的相关性。最后，运用聚类分析法分类探讨高铁站的特征及影响因素，为高铁站的选址规划和周边建设提供类型化依据。

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城市空间面临着新的压力，老年人的空间需求越来越被重视，对老年人流动空间的分析是实现“老年人友好”城市规划的重要基础。文章结合手机信令数据，采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构建老年人流动网络，对老年人工作日与休息日的流动网络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工作日和休息日老年人流动网络具有相似性，两个网络规模不大、覆盖范围有限，均表现出了“中心—外围”的结构特征，其中工作日为双中心结构，休息日为单中心结构；②两个网络的核心节点主要集中在老城区，从类型看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以村庄、安置区和老旧小区为主的街区，一类是以公园绿地为主的街区；③主城内的社团之间相互联系密切，主城与副城的社团、副城社团之间联系较弱，其中位于主城中的老城区内的社团内部老年人流动网络呈现出“多核心”的结构特点，位于3个副城区域的社团老年人流动网络则呈现出“单核心”特征。

以我国2010—2020年国家和地方层面的98项智慧城市核心政策为研究对象，采用文本挖掘技术，进行政策主题的热点词、内容聚类以及社会网络分析，并对其时空演化特征进行探讨，发现：政策文本的热点词汇主要覆盖了智慧城市建设的内容主题和建设机制，内容主题可以聚类为互联网基础技术类、智慧产业类等10类，建设机制以政策主体组织试点工作、制定标准和评估体系等为主；相关政策在内容主题、建设机制、政策主体方面呈现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且各地方政策初步展现了一定的地区特色。进而，提出我国智慧城市政策增强政策精准部署，促进重点领域专业化等对策建议。

文章比较了一线和新一线城市间创新效率，得出主要结论：在综合创新上，深沪京构成领先型、穗杭苏宁甬等构成率先型、汉莞沙蓉构成提优型，渝镐津郑青沈昆等组成追赶型；在知识型创新上，京宁武等组成第一梯队，深津郑等组成第二梯队；在技术型创新上，京深沪等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9城市组成率先引领型，汉蓉镐等10城市组成紧追争先型；知识型与技术型创新的有效融合是提升城市综合创新的关键，京深综合创新差距提供了极好的例证。

文章从当代城市治理与空间转型的现实背景出发，指出中国城市发展的空间逻辑已从以二维扩张为表征的增量开发转换为以多方参与为特征的存量提升。在这一背景下，文章将由上海里弄构成的遗产社区选作观察对象，通过剖析遗产社区的基层治理议题和空间发展问题，尝试从社区建设和公众参与两方面探讨遗产社区治理与空间转型的发展方向。首先，将遗产社区置于上海社区建设运动中进行分析，指出遗产社区面临的3大问题并未在这场运动中得以解决。然后，尝试从公众参与的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回应，并通过梳理公共参与理论的演进过程指出，在上海的社区建设过程中实现一种动态平衡下有限度的公众参与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基于此，在对上海基层社会治理情况进行剖析的基础上，提出基于社区共同利益的公众参与方式。最后，提出面向遗产社区 3大问题的公众参与渠道构建方式，认为多元主体参与城市更新的治理逻辑需要在均衡各方权益并发挥各方作用的基础上重新组建。

为了探究各城市创新方式差异化的原因，文章以2008—2017年间城市面板数据为例，采用因子分析法对城市开放度进行综合评价，实证检验城市开放度与城市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并分别检验政府创新投入以及教育基础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城市开放度与两种创新行为的关系均呈倒“U”型；（2）政府创新投入促进了城市开放度与模仿创新行为的关系，但抑制了城市开放度与自主创新行为的关系；（3）教育基础削弱了城市开放度与模仿创新行为的倒“U”型关系，但加强了城市开放度与自主创新行为的倒“U”型关系。研究结论对城市开放度在不同资源约束条件下城市创新行为的选择提供了理论依据。

传统动态偏离—份额模型假定国家影响区域而区域之间不相互影响，空间模型考虑了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但假设空间权重不随时间变化。文章综合考虑了“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两类因素，构造了基于可变空间权重系数的偏离—份额空间拓展模型，对山东省2008—2016年第一、二、三产业的产业结构和竞争力进行实证分析，并将测算结果与传统动态偏离—份额模型进行对比。研究表明：无论是第一、第二还是第三产业，空间拓展模型与传统模型测算结果均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说明空间拓展模型考虑了空间相关性，揭示了邻近区域对山东省的空间影响。与邻近区域相比，山东省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整体上均具有一定的结构优势和竞争优势，其中第二产业优势最强，第一产业优势最弱。最后，根据实证结论提出“提高第一产业效率，推进农业现代化；优化第二产业结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快第三产业发展，抢占价值链高端”的政策建议。

经租房是1956—1965年私房改造时期国家经营租赁房屋的简称，后演变成为今日历史街区中直管公房的主要类型，是历史街区中建筑风貌的重要组成成分。文章通过对经租房的相关政策、空间演变过程及其内在逻辑进行梳理，将其发展分为分割期（1956—1965年）、破碎期（1966—1978年）、重构期（1979—1991年）和没落期（1992年至今）4 个阶段，揭示了经租房准公共产品的属性。文章认为在保证公众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经租房可为当前历史街区保护与利用工作提供重要抓手，并据此在恢复社会福利属性、清理不合理占用、优化资源分配和配套保障管理4个方面提出相应利用对策，为下一步直管公房的合理利用指明方向。

在实现“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新阶段，我国大量城市非正规住区和就业面临包容性治理的诉求；对城市发展过程中非正规治理模式的多样性缺乏理论认识。非正规性作为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密切相关的研究领域，可对上述问题做出理论和实践的回应，但目前在我国城市研究中还较少探讨。通过对非正规性研究领域进行相关理论和实证综述，认为该领域在对非正规住区和就业二元化、边缘化的固有认识提出批判的同时，在其产权、制度和治理3个方面提出了新认识。这对于解释非正规住区和就业治理机制，提出包容性的、可持续的治理策略具有重要意义。未来需要从理论本土化、政府治理、研究对象扩展、创新产权与规划设计思路拓展该领域的中国研究。

步行出行不仅可缓解城市交通压力，也可带来经济效益与健康发展，“宜步行化”逐渐成为国内街道治理主要目标之一。伦敦在数十年的研究与实践中，已形成较为完善的宜步行化街道空间治理体系。研究首先梳理了伦敦街道空间的宜步行化转向；其次解析了伦敦宜步行化导向下街道治理的多元—多层级制度体系、需求分析优先的空间措施，以及系统性支撑策略；最后基于我国国情，尝试从体系构建、原则确定、反馈机制等方面提出改善策略。

文章构建“市民知识化—技术智能化—治理智慧化”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障碍度模型对我国15个副省级城市的耦合协调度及障碍因子进行探究。结果表明：15个副省级城市的整体耦合协调水平较低，各城市的子系统障碍因子不同；市民知识化耦合协调效果较差，其指标层障碍因子是市民知识文化水平和信息技术支付能力；技术智能化是影响整体耦合协调关系的重要因素，其指标层障碍因子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技术安全水平；根据指标层障碍因子分布，15个智慧城市可分为治理—技术阻力型、治理—市民阻力型与市民阻力型3种类型。最后为我国智慧城市建设中提高城市市民、信息技术与城市治理耦合协调水平提出政策建议。

社区街道是衡量社区环境的重要指标。街道空间的诸多性质，例如形态及特征等都会对老年人的日常活动产生重要影响。论文着眼于目前关注度较低的北方小城镇这一研究层面，选取典型社区中的街道空间，运用因子分析和描述性统计法，对空间中影响老年人驻留的因素进行量化分析，得出影响驻留行为的因素为空间的可达性、位置、人流视线及设施。其中，可达性高、邻近住宅建筑、人流量大、视线开阔以及具备完善空间设施的街道空间对老年人驻留行为的发生具有积极作用。研究可为小城镇社区户外空间设计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信息化时代下，互联网图像拓展了城市意象的认知方式与途径。然而，网络媒介不是中性的，互联网图像背后隐喻了构建者的意志，对城市起着“再现”的作用。通过对图像内容的分析，从互联网“再现”的城市意象类型、意象符号和意象结构，探究图像背后所蕴含的文化机制与社会关系。以长沙为例，选取官方网站和社交网站上的图像为研究样本，对比与分析发现，两类网站“再现”的城市意象既有共同点又有差异，官方网站对城市形象定位明确，社交网站则更多元。两类网站共同塑造了长沙“湘江风光”与“娱乐与消费”的意象特征。

恩宁路历史文化街区因其独特的骑楼建筑风貌、粤剧文化以及蕴含丰富的老城区记忆，成为广州重要的旅游地，其中永庆坊街区更成为近年来广州著名的“网红打卡地”。基于游客点评数据，构建“认知—情感”模型，运用网络文本分析方法对永庆坊的游客认知意象进行系统梳理，然后进一步通过扎根理论的方法对游客消极情感因素进行逐层编码，分类归纳和总结。研究结果显示，游客对永庆坊认知形象重要性排序，依次为“旅游地氛围”“旅游资源”“旅游活动”“旅游地环境状况”；此外，导致游客消极情感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旅游资源体验，其中包括地方小、商业化气息浓厚、缺乏可识别性、同质化问题严重。建议未来恩宁路永庆坊历史文化街区更新应在注重保护地方文化真实性的基础上，创新规划设计方法、经营管理策略，合理控制商业化程度，在旅游发展和地方文化保护之间取得平衡，实现其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在法律法规不健全的背景下，相当一部分历史街区采用居民完全迁出后再开发的简单粗暴的商业化开发模式，历史街区的主导功能由居住转化为商业娱乐，由此导致历史街区文化特色消失甚至空间同质化严重。文章以南京老门东历史街区为例，以城市人口热力数据、高德兴趣点数据（POI）结合实地调研数据，建立街区街巷活力与业态测度体系。综合运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等方法，分析街区街巷活力与商业业态的相关性现状，进而提出了业态数量、密度、运营方面的几点策略。以期加强历史街区的商业发展与历史文化真实性展现的结合，增强历史文化体验感，实现街区的多元永续活力。

鉴于当前长城聚落体系的保护和历史文化传承的现实困境，探讨通过建立网络化的空间联系，实现区域范围内长城聚落整体性保护和发展的可能性。选取张家口市赤城县长城聚落为研究对象，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量化赤城县长城聚落社会网络节点功能和整体结构特征。结果表明：区域内聚落节点中心性指标呈两极分化，离散程度高，需优化聚落节点功能；整体网络密度与中心势指标较低，网络结构稳定性和均衡性低，具有局部集聚特征；基于此提出网络化保护发展模式，为区域长城聚落整体发展的空间规划提供依据。研究结果为区域范围内长城聚落的文化传承和聚落发展提出建议和参考。

生态文明是乡村振兴的题中之意，更是乡村发展的起点和基础。基于对黄土丘陵沟壑区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及乡村发展的研究，从理论角度分析生态文明与乡村发展之间的互动逻辑，认为生态文明是乡村发展的基础、基质与基本要求，乡村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动机、动力与动态变量，二者是辩证统一的互动反馈关系；从实践角度，选取榆林市三鱼路沿线乡村为实证案例，基于生态文明视角提出沟域协同发展、生态环境修复、人居环境提升、生态产业重构、生态乡村治理等乡村发展的关键路径。

城市群是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群快速发展，城市群旅游研究取得新的重要进展。文章在与早前研究对比的基础上，对国内外新近的城市群旅游研究进行回顾与评述，并对未来研究作出展望。研究结果表明：①相对于2000—2009年而言，2010—2019年城市群旅游研究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近10年研究主要包括城市群旅游的空间结构、影响因素、竞合关系、影响效应及旅游者行为等方面。②国内外城市群旅游研究各有侧重，存在研究主题、视角和方法上的差异。③未来应从注重学科综合、加强基础理论、聚焦重点内容、丰富研究手段等方面促进城市群旅游研究实现新发展，以期更好地为城市群旅游发展提供指导。

乡村精品线路建设已成为南京市浦口区立足现状、实现地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面对观滁线这样一个典型的线性发展区域，规划设计超越了线性思维发展特征，运用了反映客观复杂世界的非线性思维方式，以开放性、整体性、人本性、可持续性等原则来协调耦合复杂的各种关系，通过跨越行政边界、穿越时光探幽、编织滁河风景线、描绘圩田新画卷等措施，建构形成农旅融合、带动乡村纵深发展的区域联动模式。

城市安全事关人民的幸福，是后疫情时代国土空间语境下的规划重要议题。从“风险识别、量化综合、空间统筹”3 个维度形成城市“生态、生产、生活”3 类安全基本控制线的分析框架，构建系统性空间量化指标体系。以泉州市泉港区为研究案例，总结面向国土空间规划的城市安全量化评价与差异化、精细化管控的方式方法。研究一是统筹分析了城市总体安全，并以空间量化实现要素落子；二是据此制定精细化、差异化的管控策略。

在国际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背景下，冰雪运动场地及相关基础设施以新建或改造更新的方式落位于高山城市（镇），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其发展与转型。讨论重大事件与城市空间形态发展的关系，对理解“特殊事件”作为当今城市（镇）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时空演变的视角，分析1998 年至2018 年共6 届冬奥会雪上运动所在的高山城镇地区在冬奥会举办前后其空间形态发展的特征，讨论冬奥会对于高山城镇空间重构的模式与规律；对比我国崇礼冬奥赛区的发展条件，为后奥运时期的高山城镇的可持续建设与发展提供建议。

针对小尺度区域物流活动的特征，结合轴辐理论和中心地理论，构建区域物流节点体系模型。在分析区域物流节点布局的影响因素和构建布局原则基础上，选用GIS 的网络分析方法，构建能够明确区域物流节点区位、数量、规模、服务范围和层级关系的布局方案。运用该方案对大连金普新区生活性物流节点体系进行实证，能够得到较为理想的布局方案，表明提出的区域物流节点体系布局方案具有可行性。

城市生态空间在保障城市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文章基于随机森林算法，实现了1995 年、2000 年、2005 年、2010 年、2015 年和2020 年共6 期天津滨海新区30m 分辨率土地利用分类制图，与欧洲空间局土地覆盖产品的对比后，Kappa 系数为0.78，达到了高度的一致性。通过计算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对1995 至2020 年间滨海新区土地利用变化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在25 年间，滨海新区的水体和耕地大幅向城镇建筑用地和裸地转移，且呈现先快后缓的趋势。在此基础上，文章从优化新区生态空间格局、加大生态系统修复能力和强化治理体系与能力方面提出相应建议。

文章研究北京、上海、深圳、成都等主要城市保障性住房规划设计导则，从区位选择、规划布局、配套设施等方面总结保障性住房的规划设计要点，认为导则对保障性住房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关注不足，缺乏对不同层级设施的具体引导。文章尝试构建基于生活圈理念的保障性住房规划设计体系，旨在从居民需求的角度优化空间布局和设施供给。并以南京江北新区某地块为例，探索基于生活圈理念的保障性住房规划设计实践。

商业设施作为高校校园内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承担着校区内在校师生日常生活、学习的保障功能。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大量的新业态、新服务走进了高校，商业空间的独特性和消费群体的特殊性逐渐形成。新形势下的高校校园商业既要满足学生多样性的消费需求，同时也需在疫情常态化管理下高质量发展，商业空间的科学布局尤为关键。文章以东南大学九龙湖校区的商业现状为出发点，结合发展困境，提出商业空间布局以及业态设置的优化路径，旨在合理利用校区资源，进一步提高商业配套的服务能力。

研究基于零售商业POI 与城市空间结构和要素空间分布的强关联性，提出了一种基于不同类型零售商业POI 服务范围的城市建成区边界识别方法。基于该方法，以太原市为例进行建成区边界识别的实证分析，识别结果与建设用地现状对比发现，从空间分布、查全率、查准率、F1 分数以及Kappa 系数等指标来看均达到较高的水平，表明建成区边界识别结果与实际建设用地现状较为一致。较之以往的识别方法，该方法更灵活高效，并可实现实时动态更新。

我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着城乡二元的土地制度矛盾，催生出城中村的非正规发展。城中村及其中的违法建设活动，在空间、社会、经济等层面带来长期持续的城市问题，亟待开展有效的转型更新。基于精细化治理的视角，可以发现我国城中村更新中“冲突激烈、路径单一、实施困难”等困境的背后，存在着治理理念、规则和手段的粗放与低效。通过“尊重村民主体地位、消解现行制度损耗、创新多元共治机制”等方式，构建“上下结合”“因症施治”的精细化更新治理体系，有助于更好地实现我国城市存量空间的高质量发展。

进入21 世纪以来，苏南地区陆续实施行政区划调整策略，开展撤乡并镇工作，促进区域城镇发展资源要素的整合，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心城镇的快速崛起，带动了区域整体发展水平提高。被撤并集镇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牺牲者”的角色，承担着因各类资源被“抽水”后所带来的各种“衰败”。文章基于对苏南地区被撤并集镇“四化”困境问题剖析的基础上，提出被撤并集镇更新改造策略，并以昆山市石牌街道生活区更新改造项目为例，从目标定位、空间重构、特色空间塑造以及城镇经营等方面提出具体策略。

文章以苏锡常地区为研究对象，以2007—2017 年为测度时间，从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子系统出发选取19 个指标，构建苏锡常地区城镇协调程度评价指标体系。使用熵值—层次分析法对指标赋权，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地区协调情况进行评价，分析行政区划调整对构建协调发展的城镇的影响。研究表明，在行政区划调整的影响下：①此时间跨度内，苏锡常地区城镇协调水平逐步提高，其中苏州协调发展最好，无锡次之，常州协调水平最低；②苏州已迈入优质协调阶段，但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间的矛盾问题依旧突出；③无锡已迈入高级协调阶段，城市人口、空间快速增长，如何优化产业结构，加快经济发展，进一步加强节能减排工作是下一步需要思考的问题；④常州协调水平变化幅度最大，由极度失调步入高级协调状态，经济建设仍是城市下一阶段发展的重点。最后，基于行政区划调整的视角对苏锡常地区未来的城镇协调发展提出建议。

研究基于发生学与历史地理学的方法，通过对收集的南丰古城历史文献、田野调查以及测绘资料分析，以古代、近现代两个时间段，围绕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五要素探讨南丰古城意象的演变及原因。研究结果表明：古城规矩有序、富丽堂皇的礼制城市格局与肌理，是在“重礼轻商”的价值观及社会行为影响下形成的。古城的城门与城墙、规整的街坊巷里、重要公共建筑等，形成了南丰特有的古城意象，具有抚州地区的代表性。

江苏沿海城镇发展深受黄海岸线变迁和淮盐文化影响，聚落形态演替存在诸多共性特征。以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安丰镇为对象，从地貌变迁、产业兴衰、城镇更迭３方面阐述古镇千年变迁历程。提出资源衰退是宏观环境变化下的长期语境，场镇互绘是古镇形态演替的直接动力，平民文化是古镇场所营造的文化内核。进而从整体谋划、价值延伸、活化展示、全面提升4方面对江苏沿海古镇群落提出保护建议，以期为沿海同类古镇的历史保护工作提供有益借鉴。

针对传统村落保护破碎化问题，基于传统村落景观生态整体性保护与发展理念，采集图形数据、图像数据、实体属性数据、统计数据等多源数据，建构生态敏感度评价指标体系和模型。从自然生态因子和社会经济因子两方面，测算出关中地区传统村落应对外部变化的敏感程度和分布规律，研究表明：人口空间分布、GDP 空间分布、路网空间密度、高程是影响景观生态敏感度的最主要因素。关中地区高度和极度敏感型传统村落占51%，主要分布于黄河和渭河干流沿岸地区；中度敏感型传统村落占40%，主要分布于黄土台塬地区；轻度敏感和不敏感型传统村落占9%，主要分布在北山山地和秦岭北麓山地。景观生态敏感度评价模型的建立为构建区域格局下文化生态、社会经济并重的传统村落的分类分级分区保护提供了科学路径。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传统村落原有物质空间结构与社会关系面临重构的巨大压力，其空间建设与社会需求的“错位”及“非耦合”现象日渐显现。论文以苏州东村古村为例，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在Ucinet 平台上构建空间网络模型和行为网络模型，分别对传统村落物质空间层面和社会需求层面进行综合量化实证分析。最后，综合探析传统村落空间结构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关联性，总结传统村落空间结构特征并提出更新规划策略，为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工业遗产源于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存续与否，对更新中的真实性表达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建构了一个场所真实性特征的分析框架：本源真实性、连续真实性、现实真实性；以中国近代工业发源地——上海中心城区为对象，选择8 处工业历史街坊展开评价；讨论场所真实性在不同产业之间的异同，总结出新产业对旧产业的存续程度，是影响工业遗产更新的场所真实性表达的核心要素；从产业存续角度提出建议，以期为上海未来的工业历史街坊更新提供借鉴。

传统村落古建民居认保制度在我国部分地区已探索十余年，逐渐成为乡土建筑遗产保护与利用的重要制度，核心是将部分产权转移以提高文化遗产资源利用效率，并降低保护成本与风险，但在制度实践过程中却遭遇诸多困境而发展滞缓。因此，文章引入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对我国传统村落古建民居认保制度进行解析，发现存在行为主体参与动力不足、制度内部产权关系复杂以及制度外部环境阻力较大等问题。基于此，提出优化认保制度设计、强化法律保障体系、明确权力责任边界、完善认保补偿机制、拓展公众参与渠道、构建认保网络平台等出路，以强化认保制度对传统村落文化遗产保护的效力。

利用案例分析法探讨温州龙港“撤镇设市”的路径、驱动机制及财政模式，以发现其对城镇化模式创新和土地财政依赖治理的政策含义。研究发现，龙港模式是由一个“自下而上”改革推动且不断得到上级政府支持而逐步推进的典范，突出特征如下：（1）推动主体：政府与市场共同推动但政府仍起主导作用；（2）城镇化模式：异地城镇化与就地城镇化相结合但以异地城镇化为主，强制性城镇化与自愿城镇化相结合而以自愿城镇化为主；（3）驱动产业：房地产开发和工业是城镇化的两个主要驱动产业；（4）融资模式：多种融资方式并存但仍以土地财政融资为主。从治理土地财政依赖角度看，新型城镇化建设须统筹协同土地制度改革、非征地条件下城镇化模式创新与以扩大县级以下地方政府税收分成比例为核心的财税体制改革。

特色小城镇是我国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连接城乡的关键纽带，但其逐渐暴露出竞争力不足、动力机制同质和发展路径硬化等问题。为厘清特色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因素与实现路径，首先构建以产业维度为核心，功能、形态和管理维度为辅助的特色小城镇核心竞争力评价体系，进行现状竞争力的定量评价；其次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以核心竞争力评价体系为依据，构建特色小城镇可持续发展路径的仿真模型并进行发展模拟；最后以苏南典型国家级特色小城镇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寻找主要仿真情境并总结可持续发展的最优解。研究指出，根植“小城镇+N”式基础，耦合政策引导、企业主体与市场化运作，并以高品质要素聚集助推可持续道路建设将成为特色小城镇发展的普适路径。

房地产中介作为市场经济专业化分工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是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有助于完善市场配置体制，推动国内大循环平稳运行。文章通过Python 编程爬取高德地图上兰州市房地产中介POI 数据，运用空间分析法和空间回归模型，尝试探究兰州市房地产中介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兰州市房地产中介总体呈现多中心串珠状分布特征，集聚特征显著，表现为“一主多次”的空间结构，对住宅小区、城市次干路具有依赖性；②直营店、单店和特许店呈现不同的集聚态势，直营店呈现依托行政区域“多中心”集聚态势，单店呈现围绕城关老城区、西固城的“双中心”集聚态势，特许店呈现“单中心”市场导向的集聚态势；③房地产中介空间分布均受到居住小区的影响，但不同类型房地产中介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

随着产业结构转型，南京实施“退二进三”战略，对传统工业片区进行功能转换。在旧改类创意产业园的改造过程中，主要侧重于建筑改造、业态策划和空间设计，对于配套设施研究较少。文章在实地调研基础上，对南京国家领军人才创业园配套设施的现状布局、主要节点和使用需求进行分析，总结出配套设施现存问题和影响使用需求的特性。根据使用者实际需求，提出配套设施空间优化引导和设计实施策略，对旧改类创意产业园改造提供参考。

增强城市滨水空间的开放性特征是提升城市活力的重要支撑，也是进一步促进城市滨水空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区域路网结构、公共交通系统以及城市用地功能与一系列社会经济活动紧密相关，能够从使用规模、使用效率、使用行为等不同角度反映滨水空间的开放性特征，是影响城市滨水空间活力的重要因素。建立由路网系统整合度、轨道交通覆盖度、城市功能混合度3 项指标组成的多维测度体系，对上海滨江核心区开展实证比较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分区的单项、综合性指数差异明显，表明上海滨江核心区内的空间开放性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基于计算结果，对上海滨江核心区的空间开放性影响因素做了分析解读并提出了相应建议。

合肥位于长三角冲积平原与内陆交界处，紧邻巢湖和淮河水系，经千余年城市建设形成了“山—城—河—湖”的城市山水格局。然而随着现代城市建设活动的高速推进，合肥原有的传统山水格局正面临割裂，丰富的城市遗产和文脉濒临消融。在此背景下，寻找城市发展与历史遗产的平衡成为当下重要的议题。文章以合肥市内部及所在区域的城水关系演变机制为研究对象，借鉴城市历史景观的动态视角以及文化景观理论中物质载体—文化动力模式，构建空间—时间—环境载体—人文营建的动态关联，以合肥市整座城市及其周边区域的山水空间为研究范围，梳理其自建城至当代的历史景观演进历程，从环境载体和人文营建两方面探析其城市山水格局的演变机制。并从时间、空间和演变机制角度总结历史城市营建经验，以期为飞速发展中的长三角城市提供高质量城市规划建设的启示，为未来城市规划发展提供新的视野。

小流域作为城市（镇）水文管理的最佳地域尺度，不仅是自然、经济、社会三位一体的复合生态单元，更是新时期系统推进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空间载体。以小流域为分析视角，以城市（镇）为研究对象，从城市小流域的内涵、价值认知出发，借助CNKI分析平台的关键词共现网络模块聚类分析，归纳总结了我国城市空间研究阶段与分期热点，围绕城市化及其效应、空间模式、空间策略、空间测评等4 个方面展开综述，并进一步提出了我国城市小流域空间研究展望，以期为我国城市小流域空间治理提供一些思考。

文章回顾了江苏省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编制实践的历程与经验，在总结典型做法的基础上，分析了当前江苏省在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专项规划中存在的不足与问题。在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重新思考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专项规划的作用和定位，提出在规划编制阶段要重点关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融合，树立全域全要素的规划理念，科学开展评估、预测发展规模，要从管控视角出发因地制宜地编制规划，建立三维传导路径，关注用地管理、建设管理和产权管理等重点内容。最后，提出了要进一步加强对于地下空间详细规划、地上地下一体化设计、地下空间智慧化管理等方面的延伸思考。

从生态补偿的内涵出发，基于对流域生态补偿的发展历程与实施效果，总结流域生态补偿绩效评价的主要方法，并得出我国生态补偿的关键矛盾在于未建立制度性的科学测算、绩效评估，导致无法引入市场机制、未能形成公平合理的补偿的结论。因此，文章运用熵权法、TOPSIS- 物元模型法定量对东江流域生态补偿进行绩效评价。通过对生态绩效、分工绩效、社会绩效、集约绩效等4 个维度的指标体系构建，针对2010 年—2018 年期间东江流域的8 个城市进行定量绩效评估，得出相应绩效评价结果，并总结得出生态补偿标准仍待精确核算、断面监测方式有待商榷、只重干流、不重支流的补偿模式特征的评价结果，并对这一类问题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式，以期对流域生态补偿制度构建提供参考。

建筑是城市的景观主体和人类活动强度的关键表征，深刻影响着公园绿地的空间形态和布局特征。以苏州中心城区为案例地、路网街区为研究单元，从建筑的层数、占地面积、总面积、容积率、密度5 个方面，利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模型（OLS）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等方法，深入探究建筑空间对公园绿地分布的影响作用及空间规律。结果表明：①建筑空间特征对公园绿地分异具有显著的作用效应，呈现出建筑密度> 建筑层数> 建筑占地面积的趋势；②数量关系方面，反映建筑绝对数量的建筑占地面积、建筑总面积与公园绿地极显著正相关，而反映开发强度的容积率、密度则显著负相关；③空间层面，建筑层数整体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建筑密度表现为挤压极化效应，占地面积则体现出较弱的正向拉动。结合作用差异规律，从政策设计、修复更新、借力专项规划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以期针对性、差异化解决建筑空间与公园绿地的局部失衡问题，促进灰色与绿色基础设施的协同优化发展。

在我国乡村振兴的背景下，绿色基础设施（GI）在规划建设中开始受到重视。以徐州市睢宁县为例，通过MSPA（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法）分析1998 年、2008 年和2018 年3 个时期的GI 网络景观要素，根据斑块面积和连通性，分别提取3 个时期的斑块源地，运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识别出研究区潜在生态廊道，并通过空间句法分析了廊道结构和生态效益。研究表明：MSPA 和空间句法能为绿色基础设施（GI）网络格局时空变化研究提供新思路，为今后GI 网络规划提供科学参考。

城市绿色生态空间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对城市绿色生态空间进行科学模拟及预测可为保护国土生态空间安全提供支持。研究结合人工蜂群优化算法（artif icial bee colony algorithm, ABC）和Logistic 回归分析构建城市绿色生态空间动态变化模型，模拟和预测2010—2025 年福州城市绿色生态空间的演变，以探索福州城市绿色生态空间的时空变化规律及形成机理。结果表明：基于ABC-Logistic 模型具有较好的模拟效果及可信性，能够动态展现福州城市发展变化；2010—2017 年福州城市绿色生态空间变化明显，生态用地总体数量减少较为严峻，特别是农田、林地和水体等地类，空间变化主要分布在城市东南区域，同时也说明福州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在一定程度上占用绿色生态空间，因此如何协调城市发展与绿色生态空间的关系值得探讨。

乡村治理格局的变迁同中国的经济转型背景息息相关，治理机制的演进无法脱离资本与乡村社会之间始终纠葛的历史脉络。基于“双向运动”理论，文章通过将乡村治理演进嵌入到特定的地方社会经济制度变迁场景之中，从市场扩张和社会纠偏的两维角度，对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工业村”治理演进的4 个阶段提供内在逻辑解释。结果表明，工业村的治理演进本质上是特定社会经济背景下工商资本以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为载体，以企业治理逻辑、治理组织渗透为手段，致使乡村传统治理机制不断瓦解与重构的逐利性表达。最后，研究认为构建市场与社会治理双向耦合、多主体嵌入的协同治理路径是推动市场有序准入、推动乡村治理的自我革新、实现乡村振兴的“善治之策”。

中国城市群从二维区域节点向三维空间网络转变，发挥了重塑城市空间结构、引领城镇发展方向的作用。基于“产业—交通”耦合的视角，以兰州—西宁城市群为研究区域，计算选取兰州市区、西宁市区为城市群发育的辐射中心，结合空间网络分析方法识别兰西城市群空间结构及现状发育特征。在此基础上引入耦合协调模型，研究“产业—交通”协调发展规律和空间差异特征，同时通过莫兰指数分析区域发展在空间上的相关性。结果表明，兰西城市群发展面临空间层级结构简单、系统耦合度不高以及区域协调发展不相关等问题，据此给出相应的改善措施。

作为我国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区域之一，探究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产业协同发展对于实现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构建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马尔可夫链及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2009—2019 年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水平、时空分异格局、空间动态演进及驱动机制。研究发现：（1）2009—2019 年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水平和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均有提升，且具备明显的空间非均衡性；（2）2009—2019 年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指数有所提升，总体水平由初级协调转至中级协调，且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热点区以上海市为中心扩散，冷点区集中在皖北地区，高水平协同发展地区自身锁定效应明显，且对低水平协同城市存在正向溢出效应；（3）基础设施建设、消费水平、政府调控和对外开放共同驱动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产业协同发展，且各影响系数存在空间差异。以上结果表明，探索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产业协同发展的时空演化及驱动因素能为长三角城市群有关部门推进二者协同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学术参考。

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江苏省各地级市人地系统耦合协调度，从功能视角分析“三生”空间配置，并探索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结果表明：（1）人系统得分呈上升趋势，且空间差异明显；地系统得分的规律性差；人系统得分高于地系统，且两者变化趋势不一致。（2）耦合协调度呈现空间梯度分级，苏南基本处于高度耦合协调等级，苏中处于中度耦合协调等级，苏北处于低度耦合协调等级。（3）高度耦合协调区，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比例约为1.2:1.0:2.0 ；中度耦合协调区，比例约为2.0:1.0:2.8 ；低度耦合协调区，比例约为2.8:1.0:3.8。研究结果可以为江苏省各地级市制定差别化的发展政策提供参考。

当前全球发展环境正经历巨变，全球化范围程度逐渐扩大，带来全球发展要素的重新配置与功能性城市区域的崛起。对我国而言，如何同时吸纳新一代全球网络发展要素和带动城市与区域内生发展成为未来国家与城市区域发展的关键问题。文章以尺度重构理论为切入点，选取空港门户区域这类高度联通全球地方的功能性节点为对象，剖析全球网络关系下空港门户区域功能尺度跃迁的基础要素、角色转换与跃迁机制，并以成都双流机场等案例进行实证补充，构建空港门户区域的全球—地方发展模型，为未来全球地方网络节点的有效构建和城市区域的跃迁发展提供机制支撑与治理参考。

以陕西省县域单元为研究对象，围绕城市发展水平、人居环境、现代化水平这3 个城市评价核心要素，提出一套新的多维度收缩城市综合测度体系。运用CR ITIC- 熵权赋值法，结合A rcGIS 软件对陕西省86 个县域单元城市收缩水平及空间格局展开全方位分析。引入城市发展水平—人居环境—现代化水平耦合协调度模型，综合分析陕西省收缩城市协调发展水平。运用K- 均值聚类法，基于城市收缩水平、协调程度及集聚特性客观划分陕西省收缩城市类型，并对其特征及成因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发现：约41.86% 的陕西县域单元处于收缩状态，收缩空间呈集聚分布，城市综合发展基本处于失衡状态，K- 均值聚类法共识别出5 种城市收缩类型。最后，结合研究结果提出了针对性的陕西县域城市发展建议。

文章研究2000 年以来长三角区域各城市的收缩空间格局、演变过程及影响因素，发现长三角区域整体以增长为主，但也有少量城市出现收缩趋势且全部为县级城市。增长（收缩）在空间上表现出“中心—边缘”和“点—轴”结构特征。动态演变反映出近年来人口近域流动和新经济增长极现象。短期内人口规模的影响因素主要为生活成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以及与区域相关的指标，长期则是经济水平。建成环境质量在长短期的影响均不显著。

为研究中国收缩城市的经济增长动力，文章基于DE A 模型的Ma l mquist 指数法定量研究分析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及分解，并进行了显著性检验。研究表明：中国收缩城市在收缩过程中仍普遍保持着经济增长动力，主要原因是技术效率提升；但是技术进步效率普遍出现下滑，资源型收缩城市增长动力持续性不足的现象尤其突出。中国的城市收缩现象因而表现出“普遍的经济增长、城市空间扩张与局部的常住人口流失并存”的本土化特征。在经济增长动力视角下，文章基于制度变迁构建了一个适用于中国收缩现实的分析框架，较好地实现了研究成果本土化的深入挖掘。

改革开放初期，广州修建了一批我国传统岭南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于一体的特色建筑。它们是我国20 世纪建筑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文章主要以广州改革开放初期兴建的酒店建筑为例，深入分析其独特的历史见证价值与历史借鉴价值，旨在阐明我国特殊时段、特殊地域兴建的特色建筑之特殊本质，更透彻地阐释保护好现代建筑遗产的重要意义，进而为新时代深入推进我国现代建筑遗产保护事业高质量发展、现代化酒店建筑设计的多元化和国际化提供借鉴。

对四川省绵阳市4 个典型三线工业遗产样本进行问卷调查，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影响三线工业遗产记忆场所的因子主要包括建筑因子、相关物件资料因子、自然因子、运动休憩空间因子4 个公共因子，其中建筑因子对三线工业遗产记忆场所起主要作用。同时，通过对影响三线工业遗产记忆场所的公共因子进行分析，对三线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提出相应建议。

黄土沟壑区地貌复杂，三季干旱，夏雨集中且多暴雨，黄土高原约50% 的传统村落集中于此，且大部分仍在有效运行。近年来该地区乡村多呈现跨越式转型，无序摊大、结构失衡、过分硬化等现象突出，进而引发了雨季排水困难、旱季又严重缺水的矛盾。向地区传统村落学习，传承其理水智慧，并对接地区现代乡村规划是解决前述问题的有效途径。研究采用样本抽样法，选取该地区3 类9 个典型传统村落进行实地调查，从“村落选址”“ 村落营建”“ 农业生产”3个方面梳理了地区传统村落蕴藏的理水智慧，并提炼出“重视基础，按需动态建设”“增蓄减排，重视竖向设计”“规模适中，单元有机组合”3个关键启示，以期为地区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提供技术思路。

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城市规划的研究重点逐渐从增量规划转向存量规划。战术城市主义理论作为西方国家近几年来兴起的城市设计理论，其思想对我国存量时代的研究具有重要启发。汉长安城遗址是城郊型大遗址，有别于城市中一般的空间资源，增量规划时代粗放扩张所致的土地问题在区内日渐凸显。文章以战术城市主义理论为支撑，揭示汉长安城遗址内闲置用地现状，并从类型、主体、时间、空间4 个方面解析遗址区内的闲置用地特征；进一步透过微观、中观、宏观3 个层级诊断汉长安城遗址区闲置用地的生成原因；在此基础上，结合战术城市主义理论与实践，探索适应性的汉长安城遗址区闲置用地活化利用策略。

拉丁美洲大都市区轨道交通的建设，是为缓解随着城市规模增大而产生的交通及环境问题的重要策略。通过综合分析3 个代表性的拉丁美洲大都市区轨道交通建设成效，不仅可以较全面地了解轨道交通对城市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还可以总结出相应的影响规律，为其他同类型城市所借鉴。论文基于PTSMAP 框架构建合适的轨道交通建设成效评价体系，分析认为轨道交通对大都市区的发展不仅具有经济、环境、社会等方面的促进作用，也会产生逆城市化等问题，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产生抑制作用。因此，通过总结4 条轨道交通对大都市区发展的影响的规律，可以从城市规模、轨道交通类型、线网布局等方面优化轨道交通对城市发展的综合影响。

随着我国轨道交通规划建设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许多城市围绕轨道交通站点积极推进TOD 发展策略，促进城市交通与土地使用的一体化。文章在借鉴国外TOD 效能评价指标及方法的基础上，基于“5D+”视角构建了由8 个一级指标和19 个二级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并提出将指标原始数据归一化后采用熵权法确定权重，进而形成可以测度每个城市轨道交通站点TOD 效能的综合指数的评价方法。文章对深圳市的116 个站点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到全市层面城市轨道交通TOD 效能分布图以及每个站点的效能特征雷达图。研究有助于了解城市不同区域的轨道交通站点地区发展情况，作为制定城市TOD 空间政策的基础，也有助于识别各个轨道交通站点在TOD 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策略。

随着高铁建设如火如荼地展开，高铁新城建设也迎来了一次次热潮，并对城市和区域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京沪线16 个高铁新城为研究对象，对站点周边3k m 半径范围展开研究，基于用地开发量、用地类型、用地结构等空间演变相关指标，从纵向时间序列视角分析研判2009—2019 年间高铁新城空间演变的特征变化，将演变历程划分为启动期、缓慢增长期和提质发展期3 个阶段，探讨了发展阶段整体呈现出分级、分类、分段的概率性特征等规律，最后提出加强多方规划协同、建设实施动态监控的相关建议，以此为推进京沪线乃至我国其他高铁新城的空间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基础与思考，为其未来空间规划及建设实践提供参考和启示。

低收入人群受制于自身的支付能力和行动能力，能够享受到的城市服务质量与其所处的社区生活圈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水平密切关联。论文以武汉市“三旧”改造空间数据、保障性住房分布数据为基础，识别出了武汉低收入社区生活圈，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抓取互联网POI 数据对其公共服务设施水平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低收入社区生活圈的公共服务设施水平与城市空间结构相关性高，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圈层减弱、沿轴扩散的态势，并由此将低收入社区生活圈划分为6 类。从空间分异机制来看，低收入社区生活圈公共服务水平优劣主要受到外部环境供给能力的影响，其中居住空间单元的变迁是基本动力，不同时期城市规划空间布局模式是外在动力，而市场条件下公共服务设施供需关系和供给方式则是根本动力。

北京责任规划师制度于2019 年全面设立，截至2020 年8 月该制度已覆盖了全市333个街道、乡镇和片区中的322 个，成为北京当前落实城市总体规划、进一步增强决策科学性、提升城市规划设计水平和精细化治理能力的重要制度工具。研究基于社区规划的起源及国内外相关制度的发展，剖析了制度产生的社会治理环境基础、公共理性价值基础、作为联系政府和民众的桥梁和纽带的工作定位及其规划参与的落实手段。在此基础上，基于我国当前的制度基础和社会治理发展的制约性，研究系统剖析了现阶段责任规划师工作中围绕3 组社会关系重构的主要挑战，并结合北京当前制度工作内容的解读，深入开展了责任规划师7 个主要工作职责的探讨，进一步反思了在制度探索初期，在工作职责上做出过渡性安排的问题及其现实需求的适应性。

辨析工业企业土地利用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及其社会责任诉求，利用主成分回归对江苏省工业企业用地的社会责任效率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地方政府、企业和员工是工业企业用地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彼此社会责任诉求和实现方式有所区别；（2）政府主体效率呈南高北低格局，企业主体高效率城市位于沿江城市带，员工主体高效率值城市集中在宁镇扬都市圈；（3）江苏省多数城市协调程度为濒临失调和勉强协调类型，政府主体效率滞后是协调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4）社会经济水平对3个利益相关者的用地社会责任效率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资源利用水平仅对企业主体效率有正向影响，土地市场化仅对政府主体效率有正向影响。研究认为，应建立共享导向的利益调节机制，综合多措施促进良性循环。

城市水体景观是衡量城市生态利用空间公平性的重要指标，对研究住宅价格的形成机理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住宅、公共基础设施等兴趣点（POI）数据，运用空间分析、地理加权模型等方法，从可达性和可视性角度分析河流、湖库、湿地等水体景观对住宅价格的空间影响。研究发现：（1）不同类型水体景观对重庆市二手房价格的影响作用力不同，湖库对住宅价格的贡献率最大。（2）水体景观可视性对住房价格的贡献率高于可达性，住房价格随着到水体景观距离增加呈衰减趋势，随着住宅样本点处景观可视栅格数量的增加呈上升趋势。（3）水体景观对住房价格的影响程度排序为：湖库可视性> 湿地可视性> 湖库可达性> 河流可视性> 河流可达性> 湿地可达性。

绿地是提升居住环境品质和居民生活质量的关键要素，居住空间对绿地布局具有显著驱动或控制作用，科学认知两者关系是人居环境理论深化和规划调控的基础。借助文献计量分析的VOSviewer 和CiteSpace 软件平台，基于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数据库，系统分析国外城市绿地与居住空间研究的进展及动向。结果表明：1）发文阶段性突出，近5 年进入集中爆发增长期。发文学科、期刊、学者由环境生态类向公共健康类快速转变。美国是主要发文国家，中国科学院是主要发文机构，地区、机构合作趋势显著增强；2）研究聚集形成5 个热点主题：居住绿地环境质量、居民绿地健康效应、居住绿地生态系统服务、绿地生活空间效应和居民绿地环境行为；3）研究转向趋势显著：对象由绿地向“人绿互动”转变，核心由生态效应向社会效应转型，热点区域由欧美向中国等东亚地区转移，方法由试验实证向社会学、医学研究范式转换。以期丰富绿地与居住空间的理论研究基础，为其规划实践提供参考和借鉴。

居住空间是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区位选择会受到城市经济、社会、文化、人口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已成为地理学、经济学等学科关注的热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已经形成了多元化的住宅供应体系，从居住区位选择的视角来探究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北京都市区为研究案例地，通过构建排序多元Logit 模型对居住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得出以下结论：（1）整体来看，房价、土地价格、交通状况、居住区自然环境和公共服务情况等外部因素是影响居民居住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从宜居性特征来看，距最近公园、最近重点高中、大学以及三级甲等医院的距离等4 个因素影响较为显著。（2）从家庭层面的内部影响因素来看，年龄、家庭构成和收入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居住区位选择。然而，性别、学历、职业和距离最近电影院的距离等因素对所有住房类型居民居住区位选择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3）不同住房产权的居民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存在较大差异，除房价、土地价格、距重点高中、三级甲等医院的距离等共性影响因素外，单位住房居民受收入影响较大，经济适用房和租房居民更看重交通便捷性，家庭构成则显著影响着商品房住户的区位选择。相关结论有助于城市居住空间和公共服务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提高居住满意度。

基于对美丽乡村背景下乡村公共空间面临的变化、发展与挑战的分析，从价值体系、功能、布局3 方面进行乡村公共空间重构理路。价值体系重构要保障村民的权益与主体性，重构乡村公共空间的政治、社会、文化价值观，强调乡村公共空间公平性的资源观与规划设计价值观。功能重构以传统内生型公共空间的转型和新内生型公共空间的建构为主要内容。布局重构在优化乡村公共空间系统结构的基础上，强化乡村传统内生型公共空间在乡村公共空间系统结构中的主导作用。

改革开放初期，小城镇引领的城镇化推动了农村城镇化快速发展，然而由于1990 年代以来乡村工业的衰落，小城镇发展的繁荣景象也不复存在，尤其在我国中部地区小城镇发展一直不太理想。随着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作为连接城乡纽带的小城镇，理应被赋予乡村城镇化的重要地位，对乡村振兴的带动作用值得关注。论文以岳阳市为例，分析了中部小城镇发展现状特征及困境，进而对其在乡村城镇化中的作用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中部地区小城镇“边缘化”趋势明显，已难以引导乡村地区自下而上城镇化。中部地区在审慎选择建设中心镇的同时，为乡村地区提供日常公共服务是小城镇的主要建设方向。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城市老旧建成区环境质量低下、设施条件落后，因此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尤其需要考虑现有环卫设施的使用状况以及对其的增补。文章在规划阶段对老旧建成区现状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得出生活垃圾转运站的选址方案，为规划提供了数据支撑。算法方面，文章改进了双层遗传算法，并结合层次分析法完成了对垃圾转运站选址问题的求解。结果表明，采用改进后的遗传算法可以更有效地求解以城市更新为限制条件的垃圾转运站选址问题，而层次分析法与双层遗传算法的结合有助于综合考虑影响要素得到更优秀的垃圾转运站选址方案。

文章反思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城市所出现的弊病，以解析对于未来城市的构想与愿景，从而为未来的城市建设提供新思路与新方向。以荷兰UNStudio 设计事务所为例，分析其近些年对未来城市的研究策略及构想作品，将事务所与未来有关的作品归结为环境的深度适应、公共空间的滋养、生产活动的融合和自给自足的社区4 种类型，阐述其问题来源及阐明应对手段，并深析其设计理念，最后总结在全球范围内对于未来城市设计研究的策略和启示。

城市群中心城市极化过程中，非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往往会受到抑制，为了促进两者的协调发展，总结非中心城市的发展规律，并找到合适的发展路径，论文以2000—2017年京津冀城市群中处于非中心地位的河北省11 个主要城市作为样本，通过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对这些城市的经济投入产出效率进行了长时序的回顾性分析，包括投入产出有效的城市数量变化和空间分布差异，投入冗余的要素类型、数量和空间分布，造成投入产出无效和冗余的原因和重要历史事件，以及非中心城市经济发展阶段划分等。

基于韧性理念研究成果，将韧性理念在水系承洪领域进行转译，建构基于韧性原则的城市水系承洪理论框架。以漳州市九十九湾流域为研究案例，利用SWM M 雨洪模拟模型，在评估河网节点与河段承洪风险基础上，构建九十九湾流域水系承洪韧性格局。最后提出统筹雨洪风险防控与城市发展关系，强化蓝绿线空间管理，增强灰—绿基础设施冗余度，构建多层次城市雨洪管理体系的水系承洪韧性提升策略，以实现城市水系雨洪管理过程中融合韧性理念、完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的目的。

平面图是表述城市形态的载体，平面分析则揭示了物质空间的构成要素及其在社会因素影响下的演变过程。自康泽恩学派创立以来，平面分析融合了类型学思想，逐渐发展成为解释城市物质形态及其演化机制的系统性理论。当下量化的平面分析方法精确地表述了城市形态，并为城市活力评价提供了客观依据。新生的大数据平台以及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则为平面分析带来了可靠的数据支撑和全新的分析路径。文章梳理了平面分析在起源、体系化、量化整合及技术创新等阶段的发展历程，分析其在阐释城市形态中的作用，希望以此为我国城市形态分析理论的建构带来启示。

无桩的共享单车近年从中国兴起，并因其灵活性、便利性和健康益处，在全球许多城市受到广泛欢迎。论文采用大样本共享单车实际骑行数据，以深圳市为例，探讨了影响共享单车使用的因素，特别是绿化因素的影响。采用网络爬虫方式，获取全市两天共24.8 万辆可供使用的共享单车的信息，共被使用901760 次，数据分析发现共享单车的使用在空间分布上很不均匀。回归分析证实了街景绿化对骑行的积极影响，且发现绿化覆盖率对骑行的影响微乎其微。结果还表明，自行车投放密度、用地和建筑环境、交通环境、兴趣点密度等因素与共享单车的使用显著相关。论文建议通过增加共享单车的投放密度、增加自行车专用路网、改善建成环境、增加立体绿化等措施，提高共享单车的使用率。

创新驱动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本质特征，都市圈是创新链组织的重要单元，对都市圈创新活动时空分布特征的研究可以为加快实现创新活动的都市圈协同提供依据。文章基于2008—2019 年的高新技术企业数据，运用区位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与标准差椭圆等分析方法，从总体、分行业、分规模多重角度深入剖析了南京都市圈创新活动的时空分布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总结规律，提出相应的对策。结果表明：（1）南京都市圈创新活动分布呈现稳定的“核心—边缘”结构，体现出南京市的核心城市地位；（2）南京都市圈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企业创新活动的集聚程度与集聚模式存在差异，且不同行业企业创新活动集聚程度跃迁一致、不同规模企业创新活动集聚程度跃迁不同；（3）南京都市圈创新活动表现为“东北—西南”的区位分布格局，但“西北—东南”部区县的创新发展速度优于“东北—西南”部区县；（4）总体上南京都市圈创新活动中心在北移后开始反向移动，但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企业创新活动中心的移动轨迹略有不同。

社区中心空间是社区生活圈的核心空间，对社区生活圈质量具有重要影响。文章以南京玄武区为例，探索了社区中心空间类型分析与服务效益测度方法。研究结果显示，不同社区中心空间各具特色、优势和问题。该研究拓展了对社区生活圈的认识，对社区生活圈划定、体系建构和社区中心空间优化具有重要意义。

为更好地促进分区规划与城市发展相适应，不同城市针对分区规划的编制范围、重点、方法有所差异。随着特大城市“撤市设区”进程加速，上海、杭州等城市逐步进入“全域市区化”。文章以杭州市富阳区为例，探讨大都市边缘区“县域经济”单元转变为新市区“都市经济”单元后，规划管理由“相对独立的县市总规”向“统筹管控的分区规划”转变后，与杭州传统中心区、老市区，在编制思路、编制层次、编制实施方面的差异性。思路上强化分界面补足短板，层次上强化分梯度功能引导，实施上强化分类政策制定。

如何从传统规划中汲取当代价值，成为近20 年来城乡规划研究与实践的热点。以系统梳理传统规划当代应用为主旨，首先通过厘清中国传统规划的要义，解析古代规划在目的、思想、方法和特征方面的内涵及其当代价值；其次借助 CiteSpace 软件梳理2000年以来传统规划研究进展，并对其应用方法、应用范畴、实施效果进行述评；最后针对传统规划当代应用不足提出研究展望。研究表明，挖掘传统规划当代应用的新价值、优化规划设计技术与方法的新路径、探索城乡规划体系构建的新模式成为未来研究趋向。

工业遗产群作为一种区域性的遗产保护概念，为认识单个遗存的保护再利用价值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使得区域内工业遗存之间的整体性和关联性研究具有一定的紧迫性。文章以苏北地区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近现代以来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梳理，挖掘该区域工业发展特征、工业遗存的产业构成及空间分布特征，为苏北工业遗产群的整体性保护和再利用提供依据和建议。

遗址保护对于当代城市空间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二者矛盾也十分突出。阐述遗址多元价值内涵，建立多元价值分析框架，采用多案例综合分析方法，从城市发展的宏观层面研究20 世纪90 年代以来西安城区遗址保护与利用的不同模式，探讨遗址的保护利用如何与城市规划建设相结合，在环境、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个维度实现其多元价值。总结多元价值理念对于当代城市遗址保护的意义，并对遗址多元价值更好地融入城市发展和规划提出建议。

以湖南沅水流域传统聚落中的392 个传统村落与11 个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为遗产源，通过空间相关分析等具体研究方法，分析遗产源的空间分布与水系、交通、距中心城市距离、高程、坡度、坡向、地形起伏度、土地覆盖类型之间的相关性，并利用地理探测器计算各因子对遗产源空间分布的影响程度，在此基础上结合MCR 模型对沅水流域进行遗产廊道适宜性分析，旨在为湖南沅水流域传统聚落整体性保护与遗产廊道构建提供合理的参考建议。结果表明，沅水流域内的遗产源呈“小聚集，大分散”的分布特征；大部分的遗产源分布在河流附近，交通较为便捷，距中心城市距离适中的低海拔丘陵与盆地的缓坡地带，遗产廊道适宜性较高。根据遗产廊道适宜性分析结果，提出相应的廊道规划建设措施，从而促进区域内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

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民族自信心和提升文化自豪感，国家大力提倡传承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章以南京为例，通过分析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从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3 个方面阐述了非遗文创产品对传承非遗文化、打造城市品牌、弘扬地区精神的重要作用，并结合南京非遗文创产品的具体发展情况论述了创新性发展非遗文创产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运用文献计量方法和 CiteSpace 软件分析近30 年国内外文化景观遗产期刊文献，梳理研究发展态势与特征。结果表明：国内外各有3 个发展阶段，呈现关注热点增多与领域细化、概念认知扩展、保护管理目标转向复合化3 点国内外相似特征，以及国外研究与社会发展议题整合更充分与国内前期研究对自然属性重视不足的差异。提出我国研究展望：填补国内尚未充分重视的国际热点，并促进本土文化景观价值认知和表达；与国家战略、社会发展议题建立更多关联协作。

针对我国城市发展中逐渐凸显的教育设施与适学人口空间分布不匹配问题，提出基于人口空间分布差异的教育设施布局优化配置技术方法。首先，提出基于地块人口年龄结构特征的教育设施需求预测方法，进而利用两步移动搜寻法划分教育设施服务区并评价供需平衡性，最后利用空间交互模型优化教育设施布局。将该方法实证应用于武汉市硚口区初中布局，发现教育设施空间供给与人口学位需求存在空间错位问题，基于社区两实人口预测学位需求选定新增教育设施地址和扩容设施，有助于提升硚口区教育设施供需平衡性，保证设施服务公平性。

工业化与城镇化快速推进背景下，外源驱动力和乡村内生需求的综合作用，导致乡村地域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塑，并引发乡村空间特别是乡村生活空间的优化调整乃至根本性变革。文章立足于黄土沟壑区乡村的发展现实、问题和趋势，提出通过村庄系统的内部整合以重组乡村基本生活单元，并最终实现地区乡村生活空间重构的思路，具体研究了乡村基本生活单元重构的人口规模预测方法和空间布局方法，旨在为该地区乡村远期现代化阶段的适度集聚提供路径和规划方法指引。

为探究县域城乡要素流动网络结构及空间格局演变特征，文章基于农村合作社资金和人员流动的现实场景，运用复杂网络方法，以重庆市渝北区为例，构建多时段县域城乡要素流动网络模型，计算整体性、稳定性和层级性指标。结果表明：1）渝北区城乡要素流动网络逐步完善，逐步形成了覆盖所有涉农乡镇的城乡要素流动优势区，城乡融合发展趋势明显；2）受我国城乡关系阶段性影响，县域城乡要素流动网络从早期的“城市主导型”、中期的“城—乡—村等级型”向后期的“城乡均衡型”网络结构演化。最后从优化县域城乡要素流动结构方面提出相关规划建议。

产城融合体现了园区和城市发展的动态协调关系，它不仅仅是园区发展的目标愿景，更是一个围绕经济产业、功能空间、设施配套三大核心任务的渐进式更新过程。研究认为，传统工业园的产城融合发展基本遵循产业园区到专业化城市功能区或产业新城的发展逻辑，但具体转型目标需要结合城乡发展需求、园区发展阶段、园区用地规模等综合确定。规划实践中，经济产业融合应给予制造业足够重视，功能空间融合应强化园区的城市功能培育，设施配套应通过刚性和弹性相结合的方式补齐各类设施短板。

天津近代园林作为中西文化碰撞交流下城市建设活动的内容之一，是政府意志、民众意向与地方文脉共同作用的产物。通过文献排查汇总天津地区近代园林信息，结合历史地图绘制不同时期不同园林类型的地理分布图，归纳其时间分布具有“华洋并进、骤兴渐衰”的特征；利用WEKA 多元变量聚类统计分析方法对天津近代园林分布的地理信息进行类型归纳定量研究，可知其同时具有“组团化、二元化、近商业”的空间分布特征，继而探究其与城市形态、本土文化、意识观念的内在关联，为天津近代园林的保护利用提供参考。

利用大数据与GIS 空间技术，从供需平衡的视角入手，综合运用区位熵、洛伦兹曲线、可达性模型和最大覆盖模型等方法，测度徐州市主城区绿地空间布局的公平性。结果显示：各街道城市公园、社区公园、道路绿地和河滨绿地人均面积和可达性差异明显，呈现出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绿地空间布局效率差异较大，部分区域存在服务范围交叠和“人绿错位”的现象。对布局现状的设计优化方案提出了优化建议。

新城建设是优化大城市空间结构、应对城市空间蔓延的重要手段。国内对新城的研究注重新城开发建设与空间绩效，缺乏对新城居民日常生活的关注，而时空间行为研究为从微观个体层面透视城市空间提供了重要视角。文章利用2017 年对上海市郊区的奉贤新城和南汇新城居民的活动与出行调查数据，以日常生活设施为核心，借助GIS 空间分析对新城空间的设施状况和居民的行为空间进行刻画，推出奉贤新城和南汇新城的生活空间特征。研究主要发现：新城公共交通建设的不足是限制居民日常出行的重要因素；工作活动和个人照料活动是新城居民出行的主要目的；新城内的日常生活设施状况会对居民的活动空间特征产生明显影响；基于百度热力大数据的活动特征进一步讨论了新城居民活动时间规律。研究还基于新城生活空间的理想模式讨论两个新城发展的不足及营造新城生活空间的具体措施。

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机动化水平的增长带来了一系列城市交通和环境问题，“公交都市”战略应运而生。国内前后3 批公交都市创建城市积累了大量优秀经验，也反映出当下存在的一些问题。公交都市的建设应抛弃“就公交论公交”短期行为的传统思路， 按照中长期发展策略与近期行动并重的新思路，以都市为本、公交为核、保障为基，注重“都市”与“公交”的协同发展，积极发挥地方政府的主体责任，充分供给土地、路权、资金等公共资源，同时注重公交行业公益性与经营性的平衡，并通过法制化手段保障公交都市战略的有效落实。

目前在海岸带空间规划编制中尚未形成完善的陆海统筹关键技术体系。文章从陆海资源、生态安全、功能、空间、基础设施5 个维度着手，通过资源利用优先度分析、层叠用海兼容性分析、陆海功能兼容性分析等技术方法，构建陆海统筹的关键技术体系。最后针对陆海综合管理机制和陆海统筹核心管控内容传导两方面提出建议，以期为沿海省、市（县）海岸带空间规划的陆海统筹实践提供借鉴。

文章通过对日本现行文化遗产干预的相关法律法规与原始规划文本进行解读，从“空间”与“社会”两个维度对文化遗产的关联性干预进行分析，揭示日本文化遗产干预的运作逻辑。文章提出“社会维度的关联性干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与“文化遗产认知教化”是实现理想干预的有效路径，能够对我国构建文化遗产干预体系提供可供参照的经验及思路。

新常态下，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城镇化战略被视为助力资源型城市规避“资源诅咒”的重要路径。文章以山西省临汾市为例，探究城镇化战略推动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成效及其机理。研究发现，将城镇化作为资源型城市经济接续的“增长工具”，不仅难以实现发展路径的切换，还将出现“激励不相容”及核心动能转型困境，从而加剧“资源诅咒”。在此基础上，文章借鉴新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积累循环”理论，进一步探究为何城镇化战略难以规避“资源诅咒”。在辨析资源部门资本投入区别于制造业部门的特征基础上，文章建立了资源型城市“资本积累循环”框架并剖析其过程特点。研究发现，循环回路的断裂与失衡是导致资本流动不畅、生产回路过度积累并引发“资源诅咒”危机的主要原因，资源型城市的多重结构锁定并不能通过城镇化战略短期要素投入一蹴而就地解决，其转型路径需要在增长主义价值观转变的前提下进行长期探索。

文章以自然资源资产评估为切入点，以广州市麓湖公园、大源村、流溪河国家森林公园等3 个森林资源为例，测算出其自然资源资产价值量及其内部结构，对比分析影响自然资源资产价值的因素，并以此为依据提出生态空间规划策略。结果表明，自然资源的资产价值受空间区位、保护利用程度、资源质量等因素影响。文章从自然资源保值增值的角度，提出基于空间区位、保护利用程度、资源质量视角的生态空间规划策略。

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发展、工业化技术进步以及城乡一体化发展引发了乡村传统建造体系的消解。文章综合运用文献综述、社会调查、田野调查以及统计分析等方法，总结苏南乡村住宅建造模式的现状特征与转型趋势，同时提出影响建造模式建构的主要机制，结果显示：第一，乡村建造是一定社会情境下进行生活再现的模式建构及重新建立与外界环境感知的重要途径；第二，苏南乡村住宅已由传统自主建造转变为村民自建，政府、企业统筹及社会精英试验为主的建造形式，村民自建的自主转型是模式建构的主要动力；第三，社会文化、建造思想、社会组织及技术选择是制约乡村住宅模式建构的主导因素。

城市居住分异是城市社会学、地理学经久不衰的研究课题，而聚居纽带是解读城市社会群体“类聚群分”特征与机理的关键。以聚居纽带为切入点，通过分析黏合城市社会群体聚居于特定空间的社会关联及变化规律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居民的聚居纽带主要有业缘、地缘、族缘、产缘、趣缘等形式，在不同历史时期，发挥主导作用的聚居纽带有所不同。计划经济时期以“单位大院”“工人新村”为典型代表的业缘型聚居为主，改革开放初期以同乡、同族外来人口聚居区为代表的地缘型和族缘型聚居为主，市场经济时期以具有相似经济社会地位、家庭属性、生活需求和居住偏好等特征的群体，通过自由择居而形成的产缘型和趣缘型聚居为主。城市居住分异的聚居纽带发生了由被动到主动、由强纽带到弱联系、由社会资本主导到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主导的转变。

居住满意度是影响居民参与社区共同治理意愿的重要因素。文章结合文献整理和因子分析，将居住满意度的指标细化为住房品质、服务与管理、社区生活3 个因子，对广州市278 名保障房居民的基本特征、居住满意度和参与意愿进行了问卷调查。通过有序多分类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上述3 个因子对参与意愿均呈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服务与管理的影响最大。根据计算结果从提高居住满意度的角度提出了改善保障房居民参与社区共同治理意愿的措施建议。

随着教育全球化发展，来华留学生数量迅速增长，并在大学周边聚集从而形成独特的社会空间现象。通过对南京市金银街的长期实地调研和深入访谈，获取丰富一手资料，揭示了在大学、政府以及市场的共同推动下，“留学生街”萌芽、形成以及演变的过程。金银街具有人口异质化、文化多元化以及季节性、高频率人口流动的社会特征。然而，不同于西方国家留学生聚居空间的日益扩张，我国留学生政策、大学管理制度以及城市更新等多重因素却导致了金银街逐渐“去留学生化”。该演变折射了中国城市空间重构语境中全球化与地方化互动与角力的复杂机理。这致使留学生的日常生活受限，不利于其地方融入和文化适应。未来我国城市政府和大学需要重视留学生活动空间的规划与治理。

基于平衡计分卡（BSC），从社会公众、财务、组织政策、资源环境4 大维度建立城市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绩效评价体系，采用模糊综合理论构建适用于城市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的绩效评价模型，并选择山塘历史街区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绩效评价。结果表明：（1）山塘历史街区整体绩效水平接近良好等级，其中财务维度和组织政策维度得分较为乐观，但社会公众维度和资源环境维度还存在提升空间；（2）游客产品体验满意度、居民居住条件满意度等8 个指标为山塘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急需改进的指标，同时得出各优势指标、非重点改进指标以及可适当减少投入的指标，为后续保护与更新工作指明方向。

土地利用变化是影响碳排放的重要因素，论文以浙江省长兴县为研究对象，通过2010—2017 年度长兴县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报告获取其碳排放数据，结合县域土地利用变化情况，分析土地利用对碳排放的影响情况，并利用回归分析的方法筛选出与碳排放具有相关性的土地利用类型。然后依托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构建土地利用对碳排放影响的数学模型，以模型为依据得到结论：在各类用地中只有工矿仓储用地、住宅用地、商服用地和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林地和园地规模变化对县域碳排放总量有直接影响。其中住宅用地、商服用地和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对碳排放总量影响较大，工矿仓储用地、林地和园地影响较小。除此之外，产业布局方式、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合理性、生态体系完整性同样对县域碳排放总量有明显影响。最后依据结论提出以浙江省长兴县为例的低碳视角下小城镇土地利用优化策略。

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的测度与识别是城乡规划研究的热点议题。对此，论文首先从功能、等级、形态3 个维度概述了多中心城市研究的内容；其次分析了用于多中心识别的数据类型，包括地理信息数据、位置大数据以及经济社会数据；最后将识别内容与数据类型进行关联，认为数据类型的选择应同识别中心的功能、等级、形态相一致，而数据类型、规模、更新周期则限制了识别类型的多样性。基于此，对我国多中心城市研究提出展望和优化建议。

城市群逐步向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一种网络化的空间发展逻辑深化和发展了传统“中心地”式的空间发展模式，城市间经济跨地域和社会跨时空的空间关系逐渐成为城市群空间研究的主题，并为城市群空间结构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因此文章基于城市群空间结构网络化的相关理论和总体特征，对城市群空间结构网络化的理论进行逻辑建构，其中生成逻辑涉及由网络节点与关系流构成的网络化要素的形成，发展逻辑表现在网络化要素之间布局与网络组织，并最终构建了城市群空间结构网络化的分析框架；最后依据空间结构网络化分析框架，对关中城市群空间结构网络化发展进行分析，提出建立大中小网络节点城市之间的多中心布局、多元化“城市组群”空间单元和“多中心、流空间、圈层式”的结构组织优化策略，期望为城市群空间结构网络化的发展提供案例探究。

在生态宜居理念的驱动下，生态环境的协调共生成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道路，贯通融合城乡区域之间的绿色资源具有时代迫切性。文章结合徐州近郊村落案例，提出以“控制—开发—治理—保护”为运行措施的景观资源、绿色空间、规划模式三方生态联动路径，对城镇化景观规划发展引入生态联动模式进行生态更新塑造，为延续城乡生命周期创造条件，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基础。

基于扬子江城市群2008—2018 年面板数据，构建环境经济耦合协调发展评价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核密度估计分析环境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在此基础上，运用Tobit 回归模型分析环境经济耦合协调发展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时间上，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呈现波动上升态势；耦合协调整体态势良性向好。（2）空间上，协调发展情况区域差异显著，东西方向存在“两边高中间低”的分布格局；南北方向上南部地区明显高于北部地区。（3）人口密度、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与环境经济协调度呈正相关，产业结构与环境经济协调度呈负相关。

居住区户外空间是老年人进行康体活动的主要场所，通过评价场地特征与康体行为的关联作用，重点筛选对行为影响显著的环境要素，促进场地微环境的适老性提升。研究表明：(1) 铺装面积大和视野开阔能促进各康体行为产生，其中铺装面积大和地表平坦能显著促进太极运动、球类等面形行为产生；(2) 郁闭度显著阻碍面形行为产生，绿视率、美景度对各康体行为影响不显著；(3) 休憩设施促进各康体行为产生，健身设施不支持各行为产生，但影响不显著。

随着城市更新进程的推进，大量位于城市中心地带的工业社区面临着转型、活化、拆迁的问题，透视莫斯科图西诺工业社区转型之经验可为我国工业社区的转型提供经验。通过实地调研及文献回顾，以莫斯科图西诺工业社区为例，梳理其中的人群结构及其转型脉络，归纳出4 点转型策略：（1）针对常住人口收集本地知识；（2）利用心理图谱挖掘居民需求；（3）开展文化活动提升参与意识；（4）优化基础设施实现居民利益。论文提出工业社区转型的5 点启示：（1）树立设计为主导的生态系统；（2）运用设计思维整合资源；（3 ）引导居民表达内在需求；（4 ）赋能居民激活内生动力；（5 ）四重底线实现价值永续

宜居是世界城市发展的共同目标，城市宜居性体现在不同尺度。结合江苏省宜居城市建设试点——省级宜居示范街区的实践探索，探讨了街区尺度层次上的宜居性塑造的现实意义、理念方法、行动策略和机制创新，提出以“系统集成、共同缔造”的思维理念整体塑造宜居街区，行动策略上关注系统性、实施性、人本性、可持续性4 方面要求，通过内容综合的集成实践，探索以街区为单元的网格化推动宜居城市建设的行动路径。

论文针对城中村公共空间环境问题，以触媒因子为着手点，对典型空间样本类型进行X、Y、Z 三维度类型界定研究，探究触媒因子与建成环境、时间的定量或定性的关系，分析关联性原因以及对城中村公共空间的影响。结果表明：（1）时间与5 大环境触媒因子有一定相关关系；（2 ）道路空间与风速之间具有较显著的线性关系；（3 ）道路空间中不同的空间高宽比与铺装材质是对风速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4）建筑、广场、树林、农田、道路空间影响城中村居民领域感。

当前我国迁村并点型乡村中传统社会关系解体，公共空间面临社会公平与空间正义的缺失，进而出现离散化问题。为深入剖析该类型乡村公共空间生产机制，文章引入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运用三元辩证法分析框架，以西安市长安区石砭峪新村为例，从“空间实践—空间表征—表征空间”3 个层面进行解构和实证分析，阐释了迁村并点型乡村公共空间的生产机制和内在逻辑，对此类型乡村公共空间离散化问题的产生进行社会域溯源，并针对性提出公共空间营建对策。文章的机制和对策分析有助于引导迁村并点型乡村公共空间健康发展，最终达到优化社会生态环境的目的。

人类活动和自然灾害会对建成遗产造成不可逆的损坏。规划式预防性保护是在区域性风险防范的基础上，开展从建成遗产全体直至个体的保护工作。风险评估和动态监测是其中的关键环节，卫星遥感是此环节宏观层次的重要技术手段。文章介绍了3 类卫星遥感系统及其在建成遗产保护中的应用，讨论卫星数据使用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并通过实例说明利用卫星遥感对建成遗产实施风险评估和监测的两种方法，探讨此技术在规划式预防性保护中的潜力。

以CNKI 数据库中1998—2019 年特色小（城）镇研究核心文献为数据来源，采用文献计量和可视化的分析方法，借助CiteSpace 软件绘制特色小（城）镇研究科学知识图谱，对特色小（城）镇研究主体、知识基础进行分析，归纳总结特色小（城）镇研究热点、趋势及进展。结论显示：特色小（城）镇研究可追溯至小城镇建设与特色化发展阶段，并逐渐形成了特色小（城）镇建设、治理、发展模式研究主题模块。各主题研究热点随实践发展和政策变化而不断演进，期间特色小（城）镇在社会维度上的影响分析愈发受到重视，近期与乡村振兴的关联性研究呈现出相对较高的关注度。相关研究文献在建设理念与路径、发展模式与机制、国内外经验借鉴方面的研究成果已初显丰富，但在城乡融合发展与社会治理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通过编写网络爬虫获取社交媒体上智慧城市话题的相关信息，基于提取学术论文关键词建立的智慧城市专业词库，运用文本挖掘法进行信息处理，发现公众对于智慧城市建设全局关注技术、服务、应用3 方面。对智慧交通、智慧政务和智慧医疗3 个关注度最高的应用领域进行关注热点分析，识别出各领域对应的公众需求及具体内容。

控制性详细规划更新优化既是新时期自上而下国家深化改革的深化要求，也是自下而上城市不断实践的现实需求。分析国内现有“整体编制、一次审批”“分层编制、分期审批”和“分层编制，通则管控”等控规模式，提出控规更新优化主要内容包括控规层面两规合一、强化规划传导、适应规划许可等方面，控规更新优化程序主要集中在完善审查机制，更新优化启动、评估、编制、审查和批准等环节。

通过线上线下问卷调查，基于有效决策模型理论，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分析了公众理性、政策质量感知、主观规范以及公众参与意愿等因素对邻避工程公众可接受性的影响。结果表明：理性、主观规范、政策质量感知对公众参与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主观规范和公众参与意愿对公众可接受性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理性对公众可接受性有负面影响。基于上述结果文章提出提高引导公众正确认知能力、重视社交关系作用、建立透明有效的协商渠道以及采用“改良式自主决策”+“分散式谈判”决策模式等对策建议，为改善邻避工程中公众参与现状、提高工程决策的科学性与民主性提供参考。

在我国日益严峻的老龄化语境下，对老城区住宅社区适老化改造进行研究与实践具有重要意义。文章立足武汉老城区，选取机关大院社区、高校校内社区、高层（历史地段）夹缝社区与老城区基础样本这4 种社区代表类型，通过问卷调查，并结合深入访谈等方式，探索这些住宅社区在适老化改造中的差异性，并提出针对性的改造策略。研究发现：不同社区类型间在居室环境、社区环境、医护与商购环境等层面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并导致其适老化改造重点各有不同，具体为：（1）机关大院与高校校内社区：应在整体保留社区前提下，以社区居住环境提升与竖向交通改造为重点，打造适老化改造示范工程；（2）高层（历史地段）夹缝社区：应积极引导房地产企业等社会资金参与适老化改造进程，以功能置换与活化为突破口，通过社区整体改造与打包租赁等模式，尝试居家养老型社区到准养老机构的转换；（3）老城区基础样本：对于基础设施较好的老旧社区，可适当保留维系城市肌理与情感记忆；而对于其他社区，应采取适度适老化改造作为过渡，为后续拆迁还建预留余地与缓冲。

快速城镇化给我国城市带来了大量的“副产品”——非正规空间。在诸多老旧社区中，由于历史、产权、管理体制等原因，被流动摊贩等就业人口临时占用的非正规公共空间更是广泛存在，并成为目前社区改造规划工作中的难点。文章总结了老旧社区非正规公共空间的基本特征并提出了此类公共空间治理的规划策略，即原址保留划定摊贩空间、分时段引导功能转换、社区柔性管理。最后，文章以武汉市六合社区为例进行探讨。

老旧小区改造是城市发展的一项重大工程，政府大力推行以市场化方式吸引社会力量参与，但社会资本方因市场机制不完善、与老旧小区居民协调困难等问题，参与的积极性不高。文章从老旧小区改造市场化发展的困境出发，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识别出驱动社会资本参与老旧小区改造的6 个维度19 个因素，通过构建DEMETAL 模型得出经营收入、居民付费意识、专项资金补贴等关键驱动因素，并从政府、企业、居民的角度分别提出对策建议，推动老旧小区改造市场化的有效发展。

“生活圈”理念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覆盖居民的生活需求，体现居民的真实生活内容。在我国当前城市空间发展侧重“存量规划”的阶段，老旧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无法较好体现居民的实际需求，存在种种问题。文章引入生活圈理念，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从居民需求角度构建老旧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满意度评价体系，并以武汉知音东苑社区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微更新改造方案，旨在为老旧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更新提供思路与方法。

为了福州滨海游憩空间更好的发展，文章基于GIS 对福州滨海游憩空间进行了用地适宜性综合评价研究。研究结果包含以下3 个方面：（1）福州滨海游憩空间分为旅游度假型、公园绿地型、文化型和商业型4 个类型。（2）4 类游憩空间都在县（市）中心形成了3 个Ⅰ级适宜区，其中文化型和商业型的Ⅰ级适宜区基本相同；而旅游度假型和公园绿地型除了3 个中心的Ⅰ级适宜区，在沿海区域也有广泛分布。（3）对各类游憩空间不同等级所占面积及比例进行了统计。在研究结果的基础之上探讨了研究结果如何为福州滨海游憩空间发展服务。

休闲消费是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容，扩大休闲消费有助于实现居民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通过采集1998—2016 年省级层面统计数据，对我国城镇居民休闲消费规模结构及时空演变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近20 年来城镇居民休闲消费规模持续扩大，不过增长速度逐渐趋缓；教育文化娱乐、交通通信和医疗保健等消费增速较快，并且未来增长趋势仍然明显；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居民休闲消费具有相对优势，然而各地区呈现你追我赶态势，其中列居中位省市的排序变化较大；从地区差异来看，交通通信消费较大而医疗保健消费较小，教育文化娱乐消费地区差异快速缩小；城镇居民休闲消费的地区关联程度尚不明显，但是教育文化娱乐消费存在明显的相互拉动。基于此，文章给出了进一步扩大居民休闲消费需求的政策建议。

随着城市更新成为“存量”时代的主要发展方式，工业用地的再开发利用和挖潜成为一个重要的政策领域。综合考虑土地使用和工业企业改革两条线索，对改革开放以来工业用地政策的演变进行梳理，并以上海市土地管理政策和规划管理政策为分析对象，揭示工业用地政策的演进逻辑，以及政策着力范围所体现出的空间特征，包括政策着力范围的区划特征和空间管控内容。工业企业市场化改革是城市更新背景下工业用地空间转型面临复杂利益格局的主要原因。

在区域协同发展的理念下，都市圈日趋成为重要的区域发展单元，但其学理基础仍较为薄弱，难以有效地指导社会实践。针对该问题，文章系统地梳理了都市圈相关概念，明确了其内涵、空间尺度与典型特征。以成都都市圈为实证对象，以都市带内主要交通交换量为研究对象，对集计模型和非集计模型测算值进行校核，验证了空间联系规模，梳理了都市带重大交通设施情况，测算了规划运能，从交易成本和交往机会等空间组织视角研判了空间发展趋势，分别对德阳、眉山和资阳国土空间规划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提出当前应强化都市带布局与组织理念。对都市圈空间组织特征的定量描述有利于横向比较，提高相关规划与决策的科学性。

我国已经进入存量发展时代，“土地财政”模式将不可持续，从财政来源视角探讨规划转型少见但具有意义。文章以税收变动为线索，梳理英国存量发展时期3 个阶段的城市规划转型、税收改革及其成效与问题，总结认为英国城市规划与税收存在间接正反馈关系：因税制适配于去工业化引发的经济增长，城市规划变革配合产业转型进而促进了税收提升，最终助力经济与税收的良性循环。在此基础上提炼英国经验对我国存量规划转型的借鉴和启示：规划应以利人为根本，保障基本需求亦积极响应新生消费需求，促进公民社会形成，培育公众主导社区规划的能力；规划体系应总体放松，局部精细化、差别化管控，应对市场经济转向，如此则能在存量发展阶段实现城市财富的长远增长。

乡村规划的有效实施直接关系着乡村振兴的成效和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首先对乡村规划实施的内涵进行阐释和界定，然后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法对新世纪以来我国乡村规划实施研究发展趋势进行总体描述，将其划分为萌芽阶段、起步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和全面发展阶段，指出其无论数量和质量都在不断提升，与国家乡村发展战略紧密相连，且研究内容在不断深化和细化。在此基础上，从乡村规划实施效果、实施协作机制和实施资源保障3 个方面对相关重点研究内容进行评述，并提出未来研究需改进的方向。

城市韧性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及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直接相关，以前瞻布 局打造城市韧性治理体系是应对气候变化、地震灾害、重大疫情等突发危机冲击的必 然选择。论文在厘清韧性治理内涵、特征的基础上，以城市化水平位居全国前列的长 三角区域地级城市韧性建设为样本，系统描述城市韧性治理的原则、内容、要点，统 筹指标体系，并提出了高效推进长三角区域地级城市韧性治理建设路径 :以规划协同为 先导夯实韧性治理之基 ;以全周期管理为内核优化韧性治理之维 ;以重点突破为抓手 把握韧性治理之要。

文章以南京市典型社区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以本地老人样本作为对照组，通过构建 结构方程模型考察社区感知建成环境对“老漂族”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 :1 社区感知建成环境对“老漂族”和本地老人的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不同。2品质吸 引性、社会安全性、设施便利性对“老漂族”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交通可达 性的影响不显著。与针对一般市民的相关研究结论相异的是，建成环境的品质吸引性、 设施便利性与“老漂族”主观幸福感呈现较强的负向关系。3来自家庭和社区两方面的 社会支持会对“老漂族”的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在南京居住年限、老家联系 频率、照顾孙辈的劳动强度、身体健康程度等个人特征均会对“老漂族”的主观幸福感 产生显著影响。研究结果可为改善社区建成环境来提升“老漂族”的福祉水平提供参考。

社区治理是夯实社会治理和城市建设体系的基础。我国社区数量庞大，社区问题复杂多 样，传统治理存在形式化严重、资源分配不合理、治理效果不理想等问题，根据“城市 治理要像绣花一样精细”的指示，精细化治理理念开始渗入我国的社区治理。相较于 典型发达国家，我国的精细化治理仍处于发展阶段，社区治理层面的精细化研究相对较少。文章结合精细化的含义与特征，分析总结了日本、英国、新加坡 3 个典型发达国 家的社区治理发展历程和精细化特点，并对我国社区精细化治理在治理单元、治理结构、 治理机制和资源要素等 4 个方面提出启示。

在当前新一轮城市更新背景下，城市历史街区同时面临着遗产保护和创新发展的双重挑 战。论文藉由西方遗产保护领域中“修复理论”的引入和阐述，以“修复”来协同历史 街区保护和更新两方面的动力机制，通过将修复理论向城市街区尺度进行拓展，建构起 了城市历史街区修复的体系模块。在此基础上，研究聚焦于城市形态修复，解析其要素 构成并且提出相应的实施路径，以期为我国当前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建立起一套具备内 部融贯性的修复理论。

道路通畅性及影响因素研究可为改善城市交通和数据驱动规划提供科学参考。文章以 工作日早高峰实时交通态势数据反映道路通畅性，构建地理加权回归(G W R)模型探 索武汉市道路通畅性与相关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特征。结果表明:1 GWR 模型对道 路通畅性研究有较好的解释效果 ;2主干道路网密度的提升会对汉阳区及光谷附近区 域的道路通畅性提升有较大帮助 ;3江岸区、青山区、硚口区和汉阳区的居住人口在工 作日早高峰时段产生了大量的交通需求，后续的交通管制可能会对上述区域带来较适宜 的道路通畅性 ;4洪山区、汉阳区和武昌区可能需要通过重新调配公交资源来消除过量 公交资源对道路通畅性带来的影响。

运用综合空气质量指数法、综合集成赋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对 京津冀城市群 2008—2016 年间城镇化与空气环境耦合协调关系进行定量测度，并对 其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1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指数不断上涨，空气环 境综合指数呈“N”型变化趋势 ;2城镇化—空气环境的耦合协调度波动式上涨，整 体处于不协调发展状态 ;3城镇化—空气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存在高值集聚的空间特征， 基本形成以北京—天津为核心的协调热点区。

自 行 车 交 通 是 一 种 低 碳、 环 保 和 健 康 的 交 通 方 式 ， 对 城 市 可 持 续 发 展 起 到 重 要 作 用。 中国城市机动化快速发展严重挤压了自行车交通的生存空间与路权分配，导致自行车出 行比例大幅下降。美国在自行车交通发展和规划方面有着与欧洲国家不一样的经验与模 式。论文以全美自行车骑行得分最高的明尼阿波利斯市为例，分别从州、都市区、郡和 市 4 个层级对其自行车交通规划体系进行梳理与研究，并从连接性、娱乐性、独立性 和安全性 4 方面归纳美国自行车道设计特色，以期为中国城市自行车交通规划与设计提 供来自北美的经验模式借鉴，促进和迎接自行车交通的“回归”。

基于 2019 年哈长城市群长途汽车客运班次数据，以县域为基本单元，采用社会网络 分析法，从网络密度、网络层级、中心度、空间联系等方面探究哈长城市群内部城镇空 间关联与网络结构特征，并进一步提出哈长城市群空间组织模式。研究表明 :哈长城 市群公路客运交通网络密度整体较低，网络处于弱连接状态 ;网络空间呈现以哈尔滨、 长春为核心，“一轴两带多节点”的层级分布特征，初步形成哈长城市群整体网络关联 格局 ;城镇中心度呈明显的梯度空间分异特征，第一、第二梯度城市基本位于“两核一 轴两带”上，第三梯度城市位于整个网络的边缘位置 ;基于最大引力联系对城镇组团进 行两级归并，哈长城市群形成“两大片区，5 个组团”;借鉴区域发展阶段理论以及城 市群空间拓展的阶段性规律，提出哈长城市群发展阶段的空间组织模式，即网络孕育 阶段—网络发育阶段—网络成熟阶段。

以大都市区一体化发展背景下南京溧水中心城区为例，使用 LBS 数据，从职住关系、 人地关系、交通公平 3 个维度解析了大都市远郊新城区的城镇化特征，并探讨了未来 发展趋势。研究表明 :1溧水中心城区的产业区、新区和老城区之间呈现空间发散与弱 关联特征，加之受到南京主城的牵引，造成了其城镇化时空格局的紊乱 ;2大都市远郊 新城区城镇化的动力机制正从被动扩容转向综合多元，城镇化的空间模式正从拼贴混 杂转向缝合提升。研究认为，大都市远郊新城区的发展出现新动能与新路径，但如何 治理和应对快速城镇化阶段导致的紊乱问题仍然是其面临的主要挑战。

我国的规划生态已经形成系统的规划体系，但在规划层级和规划模式方面仍然存在不 足。文章从理论、管理和实践 3 个维度论述了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础及其最终结果都要 落在地类上，分析了村域规划对规划落地实施、国土空间治理、乡村振兴和农民权益 的重要性。提出地类划分是精准实施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础，统筹安排村域的土地需求 是重要途径，国土空间规划应以村域为基本操作空间，使规划实现从乡到村的过渡。

治所城市历史格局作为营建制度、地缘政治、空间变迁的固化形态，是现代城市发展的“原点”。研究侧重于“时空转换”视角，认知农耕文明与礼制思想、军事防御与九边制度、商贸流通与开中制度如何影响山西治所城市的形成与演化规律，并以“边界—轴线—中心—标志”的组织形式投射于治所城市历史格局中，厘清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晋北、晋中、晋东南、晋南的古今空间演化规律，尝试突破重点保护逻辑下的“名城—街区—文保单位”法定框架，纳入以“历史格局”为保护线索，契合“整体性”和“原真性”的治所城市遗产保护策略与技术体系，为治所城市“保护”与“发展”的价值取向与空间逻辑提供新思路。

游憩者的感知与评价是历史文化街区商业适宜性研究的基础。从传统文化、创意创新、现代符号、科技服务和负面商业5 个维度构建历史文化街区商业适宜性评价体系，并比较了游憩者对于各维度商业现象的态度及差异。结合现状及访谈对南京夫子庙历史文化街区商业适宜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游憩者对于夫子庙商业适宜性的感知评价为“一般”水平，具体表现为传统文化与商业业态的融合不足，创意创新受到游憩者普遍青睐，部分现代符号从观感上影响游憩体验，科技服务得到合理运用，负面商业仍然存在。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已在多地蔓延，给人类健康安全和全球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解析疫情传播途径和时空演化过程对于疫情的深入研究和有效防控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阜阳市官方通报的155 例确诊病例详情及相关POI数据，综合应用数理统计、文本分析、空间分析等方法，深入探析阜阳市确诊病例的社会人口学特征与疫情的时空演化过程。结果表明：①确诊病例男性多于女性，集中分布在25~59 岁；以外地感染为主、本地感染为辅；聚集单元多为3~5 人，以亲友传播为主、邻里传播为辅。②在时间上，阜阳市疫情发展经历了“外省输入期—省内扩散期—稳定控制期”3 个阶段，确诊病例逐日数量变化呈现“四峰”波动态势；多数病例发病至就诊间隔0~3d ；累计治愈人数呈“先缓中猛后停”之势，大多病例于确诊后20d 内治愈。③在空间上，阜阳市疫情始终以西南部临泉县、阜南县最为高发；疫情小区表现为“3组团多片区”，呈西北—东南走向，且随时间逐渐向西部转移，与人群聚集地分布趋同。④ 97% 的疫情小区位于定点医疗机构30km（1h 车程）范围内，可基本满足病例就诊需求。最后，总结了阜阳市疫情的形成机制并提出针对性的防控策略，指出了今后需要深入研究的方向。

文章对广州建城以来的城市空间演变历程进行梳理，根据城市空间演变动力和特征将其分为4 个阶段：受自然地理环境、传统礼制思想、对外商贸等影响，广州长期在云山珠水之间单中心发展；1949—2000 年间，工业化、开发区建设以及两次全运会配套建设推动城市沿珠江水系向东组团式发展；在2001—2010 年间，通过一批重大基础设施和新城新区建设，广州实现了多中心的战略拓展；2011 年以来，广州通过聚焦重大交通枢纽、创新平台、高品质公共空间等核心区域，促进了城市空间的优化与提升。文章认为，规划引领下的重大建设项目、新城新区开发、大型体育赛事等大事件是推动城市空间演变的重要动力，广州未来应进一步突出高品质发展与民生建设，提升城市发展品质。

城市是旅游活动最主要的地域载体。文章选取六朝古都南京作为案例地，基于UGC 游记数据，建构目的地旅游者感知结构体系，探究各要素的满意度评价。研究发现：旅游者感知集中于文化氛围和目的地旅游资源两方面。将旅游者感知划分为4 类维度、15个感知要素，其中人们更关注于文化层面的感知要素，说明旅游者的需求层次有所上升。此外，旅游要素期望与实际感知差异较小，说明旅游者对南京市整体评价较高，并针对低满意度要素制定旅游市场的营销战略。

文章借助HistCite 和CiteSpace 知识图谱分析工具，从WOS 核心数据来源中分析韧性城市规划设计的文献样本，研究结果表明：韧性城市规划设计研究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成果在近20 年来呈指数式增长，以时间线图谱结合文献内容展开分析，可以将韧性城市规划设计的研究演进划分为3 个时期：适应能力研究期、气候变化研究期以及城市生态研究期。研究同时比较分析了国内外研究差异，并提出了后续研究展望。

社区生活圈是居民完成日常生活行为的基础空间单元，如何界定社区生活圈的范围、评价社区生活圈的质量成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引导下的城市规划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社区生活圈实质上表征的是社区居民与社区物质空间的供需关系，因此，社区生活圈测度方法需要关联居民活动的社会空间与物质空间，还原社区居民群体获取社区公共服务的全过程。在城市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文章提出了一种融合居民日常生活调查与居住小区周边物质环境调查的生活圈测度方法。该方法基于社区居民手机信令与社区周边电子地图POI 数据，通过手机信令调查居民日常生活范围，电子地图POI 数据调查社区周边物质环境，结合两类数据推测社区居民在社区周边的实际活动范围，进一步识别与测度社区生活圈。为了验证方法的有效性，文章针对武汉市典型社区的生活圈进行了对比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该方法能够反映不同社区生活圈空间特性。

文章利用2008—2019 年中国土地市场网的杭州市土地出让数据，采用空间分析方法对杭州市居住用地出让的规模、均价和开发强度等要素进行对比研究，得出杭州市居住用地出让的时空演变特征，梳理出杭州市的居住用地出让的区位选择模式以及变化规律，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①总体上，居住用地出让的区位选择上表现出凝聚性空间分布的状态，区域分布的均衡度偏低。其中主城区较为密集、外围区县较为稀疏；县域中心较为密集、一般乡镇较为分散，且随着主要交通轴线呈带状分布。②居住用地出让规模空间上呈现出“点状集聚—线状串联—面状围合”空间集聚的发展趋势，其集聚核心呈现出从单一中心向多中心演变的趋势。③居住用地出让平均收益逐年升高，呈现出较强的增长趋势，在主城区产生高值集聚现象。④开发强度的演变呈现出逐渐增强的趋势，由原先较为分散、平均的低强度开发演变为如今的高强度开发集聚的空间特征，尤其是主城区的开发强度增长显著。根据研究结果归纳推导出杭州市居住用地出让的发展阶段和区位选择模式：整体上呈现出“成长—起飞—成熟—击穿”4 个阶段；对应4 个阶段居住用地的区位选择演变呈现出以主城区为核心逐渐集聚并扩张，局部地区形成多个次核心地区。

文章采用三阶段DEA 方法研究了2014—2018 年浙江省11 个地级市的土地利用效率，并通过Malmqui st 指数来揭示其动态变化。在剔除环境因素与随机误差之后，DEA有效的城市数量略有减少，绝大多数城市处于规模报酬递减或不变阶段，土地利用的技术效率普遍偏低。非DEA 有效的城市存在建成区扩张较快、从业人口冗余等问题。Malmquist 指数值表明浙江省的土地利用应致力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与规模效率。考虑到产出相对于投入的滞后性，因此在筛选评价指标时将滞后期纳入评价过程，使得评价结果更准确。研究结果可以为浙江省城市管理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已有的道路服务水平研究多集中于机动车道，针对弱势的非机动交通方式使用者的研究非常有限。鉴于此，文章以深圳慢行道为例，通过仿真模型再现慢行道使用情景并进行动态监测，构建适宜的监测指标并与使用者主观感受相对比，得到适宜本土的慢行道服务水平评估方法与评估体系。研究发现：通过仿真模拟再现不同使用人群及其相互冲突，动态监测指标与使用人群的主观感受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其结果可为慢行道的宽度及形式设计、容量管理等提供技术支持和参考。

随5G 时代的到来，电子商业对城市商业空间的影响将愈加显著，明晰其程度、方式及规律，探索共赢发展之路已刻不容缓。文章在探讨二者之间的影响机制与路径基础上，分别从国家和城市层面，实证检验电子商业对零售商业空间结构演变的具体影响。研究表明，电子商业通过影响零售业态规模、形式及其空间区位分布，从而对商业空间结构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也有消极的抑制作用，并因商业空间类型和等级差异呈现不同发展趋势。

活态遗产地空间的消费决定了生产，而生产又创造了消费。活态遗产地空间消费是活态性要素的消费化表征，具体表现为传统建构、地点塑造和生活重构3 种活动。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以丽江古城为例，研究历史城镇型活态遗产地空间消费中的利益网络变迁，结果发现：当地政府机构始终占据利益网络的主导地位，并与旅游企业结为联盟；在开发阶段，国有企业和原住民处于利益网络的重要位置，旅游者则处于最边缘；在运营阶段，外来民企和外来务工者取代了国有企业和原住民的位置，旅游者的地位明显提高；3 种空间消费活动促成两个阶段的不同网络关系，两种利益网络反过来推动两个阶段空间消费活动的循环往复运动，从而带动整个空间消费过程。

北京在中国历史上多次成为都城，其依托的“地理空间”对于其起源和变迁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论文研究地理空间的脉络结构及其对于历史时期城市的重要影响作用，认知历史城市景观系统，明晰地理景观文物价值。以多尺度空间方法辨析地理与城市格局之间相互内在关联，探寻现存山脉河流之中的城市历史景观格局、时空演替和变化轨迹，揭示其城市空间结构有序化演进规律，并且延伸思路研究历史城市风貌保护规划。以地理学视角在大尺度空间范围内研究北京古都空间分布规律和内在演变机理，以及人地关系传统的耦合过程，进而探索古都风貌规划新的途径和方法。

传统聚落的营建蕴含着古人建立良好人居环境的智慧，杭嘉湖地区传统聚落作为中国水乡聚落的典型代表，类型丰富、体系完善，其景观特征是经人工梳理自然水系、堆挖土地而形成的，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产物。文章从风景园林学角度出发，借鉴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梳理杭嘉湖地区的自然环境与人文要素，并分析二者对当地聚落形成发展的影响。将区域内的聚落群体作为研究对象，结合自然环境与土地利用方式，划分出嘉湖区聚落景观空间的4 种典型模式：湖溇圩田型聚落、湖荡圩田型聚落、水网平田型聚落和三角洲平田型聚落，从内生动力与外生动力解析聚落景观特征的形成机制。以期为我国水网地区传统聚落景观的成因与特征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为传统聚落景观保护提供参考与依据。

党的十九大以来，为应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乡村公共服务供给思路和方式应快速优化调整。文章在吸收借鉴西方公共产品、公共设施区位、生活圈等相关理论基础上，以南京为实证，对标新发展目标，并采取典型村庄调研与村民访谈、部门座谈、线上和线下问卷调查、GIS 分析等方法对现行乡村公共设施规划标准实施情况进行评估，认为现行标准现势性和实施性已然不足：更为均等化的乡村基本公共服务短板有待补齐完善，更为全面化的公共设施供给范围有待优化拓展，更为精细化的乡村公共设施运营管理有待强化落实。然后，坚持问题导向，结合南京国土空间规划工作，基于城乡统筹发展、兼顾公平与效率、空间复合集约、布局方式优化、基础保障与品质提升并重等多元目标，提出乡村公共设施配置的优化思路。最后，在乡村社区生活圈构建、设施分级分类体系优化、村庄分类衔接融合、规划管控方式创新、空间布局精细化引导等方面提出具体建议。然而，相应政策保障机制尚有待结合农村综合改革深化进一步深入完善。

为实现土地开发与交通设施的协调发展，在土地开发强度分区划定阶段提出一种交通设施容量量化评估模型。以动态模型分配为基础，借助综合交通模型平台，整体层面采用目标考核法计算设施容量，约束城市开发总规模；局部层面以资源公平共享为原则计算交通设施容量，精准预警高强度开发区。在广州市开发强度分区划定工作中，利用该模型对土地开发规模、空间分布、土地与交通协调性等进行量化评估和优化建议。

研究采用空间句法结合实地调研定量分析了人民广场地铁站地下商业空间的可达性、可视性、功能混合程度、业态组成和出入口分布等变量因素，利用行人计数法获取选定节点的现场人流截面穿行量，再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各变量与空间活力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地铁站域地下商业空间活力分布受空间结构合理性、轨道交通功能介入、空间功能混合程度、出入口布局等多重因素综合影响。最后针对地下商业空间的活力营造提出优化策略。

街景涉及的物质要素和内涵丰富多元，街景评价也呈现出学科分布广、评价对象及评价方法多样的特征。文章基于科学问题的研究要素借助CiteSpace 软件从学科领域、研究阶段、研究热点、评价类型等方面对国内近20 年街景评价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分析，以期为后续的街景评价研究和街道更新实践提供有益借鉴。

城市更新是城市可持续发展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是较早开展城市更新实践的国家，文章详细阐述了英国城市更新实践的典型做法，着重对城市更新过程中的土地用途管制、历史遗迹保护与传承、更新全生命周期管理、现代城市发展理念及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汲取实践中成功的发展经验，以期对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优化挖潜存量土地利用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参考。

回顾城市形态学理论，形态学家关注的是城市中的人工组成部分（如街道、建筑），而常忽视城市空间中另一重要元素——城市绿地。文章从城市形态学视角出发，梳理多流派整合背景下的城市形态学理论构成体系，审视其中绿地形态理论的缺失，提出城市绿地形态研究的重要意义。回顾了包括景观生态学、城市绿地效益、规划理论在内的绿地形态理论研究进展，利用现有城市形态学理论中认知、分析和回归实践的方法，探讨了整合多学科的城市绿地形态的研究框架。

文章构建了公共交通与健康城市空气质量协整分析模型，定量分析了公共交通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选取二氧化硫浓度年均值、公共交通全方式分担率为定量分析指标，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分析公共交通和空气质量的协整关系。对公交全方式分担率和二氧化硫指标的长期均衡关系采用J J 检验法进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二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公交全方式分担率是二氧化硫浓度年均值的格兰杰原因，而后者不是前者的格兰杰原因。

当下我国养老服务仍以大型院所机构为主，伴随着复合型照护需求的逐年提高，社区化的医养服务急缺。基于“9073”养老政策的再思考，文章尝试探索医养融合的路径，以构建“医、养、护、康”的产业多元闭环的方式，实现社会认同；其次，营建社区嵌入式的微型养老服务综合体，用“微机构化”的手段实现基层社区的服务下沉；最后，扁平医护网络顺应“去机构化”趋势，通过搭建社区医护交往平台，培训全日照护人员来满足全龄友好需求，以期为建设健康中国、重构社区生态提供思路。

基于我国上海、成都、大连、广州、呼和浩特等5 个典型大城市老年人的日间照料服务需求调查，分析不同类型日间照料服务的需求比例、需求复合特征、服务对象的相对独立性、服务对象的重叠程度、整合供给时的设施服务效度等5 个方面的特征，探究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的功能配置与空间组织策略。研究发现：在所分析的4 类服务中，老年人对失智失能类日间照料服务的需求最大，其次是养护类日间照料服务，大多数老年人需要1~2 类日间照料服务，成都市、大连市、上海市的日间照料设施宜提供失智失能类与养护类2 类服务，呼和浩特市、广州市的日间照料设施宜提供失智失能类、养护类与康复类3 类服务，成都市、大连市、广州市宜在日间照料设施中设置失智失能类服务专区。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乡村收缩发展成为必然。基于精明收缩的视角，以温岭市为例，从自然、区位、基础设施和社会经济4 个维度来构建乡村居民点综合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乡村居民点发展潜力等级划分，然后运用核密度分析和加权Voronoi 图等GIS 空间分析技术，确定乡村居民点的优化集聚方向。在此基础上，对重点集聚型、内部整理型、拆迁合并型和特色保护型4 类乡村居民点提出了不同的空间优化模式与策略，最终实现空间的“精明收缩”。

依据“管控对象、管控内容、管控方式”的差异，将上海市乡村规划划分为“两阶段、六类型”，分析其演进特征。研究发现：（１）从居民点规划管控阶段到村域空间规划管控阶段，管控对象从建设空间拓展到乡村全域空间，解决“管不管”的问题。（２）依据建设、农业和生态空间的特点制定差异化的管控内容，解决“管什么”的问题。（３）综合运用政策引导、指标控制、布局引导、边界控制、土地用途管制、形态引导6 种管控方式，形成“逐级传递”的管控路径，解决“怎么管”的问题。上海乡村空间规划管控体系可为完善我国乡村空间规划提供参考。

从1949 年起，北京进入到快速工业化阶段，自此至1979 年，是其工业空间形成的重要时期。文章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对比同时期的规划、政策文件以及城市建设资料，归纳了这一时期北京的工业布局演变过程。通过研究发现，计划经济时代，北京的工业化有很强的行政干预特点，受历版总体规划影响的痕迹非常明显，且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与西方有显著不同。工业化初期，北京工业格局主要呈现出郊区化特征，工业郊区化与居住郊区化同步展开。从1958 年开始，政府有计划地引导工业向城市周边城镇转移，但成效甚微，中心城工业与居住混杂造成的城市问题日益突出。

玄武湖公园是我国仅存江南皇家园林遗迹之一。在当前大数据时代的背景下，人们对建成环境的使用后评价（POE）研究的数据收集依旧采用传统的问卷调查法，其得到的数据数量少、耗时长且不准确。本研究尝试通过在一些较有影响力的网络平台上收集游客评价大数据，对游客评价进行筛检、整理、分析，探讨南京玄武湖公园建成环境的一些问题，并根据问题对其优化设计提出合理建议。

随着城市发展，地下空间成为城市拓展的重要方向。然而，地下空间开发受到地上建成因素等制约，呈现系统性与复杂性的特点，需要多维统筹考虑。伴随“巴黎改造计划”而产生的“体系”理念，倡导构建体系化网络以推进城市的有机有序发展，深刻影响了巴黎近现代地下空间的开发。研究重新审视“体系”理念，指出体系化城市网络构建对城上地下一体化的意义；梳理近现代巴黎在单一要素建设、地上地下复合开发、时间维度的协同3 个层面的体系化构建方法和策略；总结了近现代巴黎在规划建设、社会效能、协同管理等层面的经验，为我国地下空间体系化开发提供一些参考思路。

大多数中国城市在悠久的发展历史中，城市的空间格局嵌合山水形胜形成了多尺度嵌套层叠的复合结构，凝练了东方审美和传统智慧，对城市发展具有生态、美学、功能意义。通常的城市山水格局评价多针对单一尺度，并以定性描述为主，不能准确揭示城市山水格局背后的整体逻辑。文章阐述了城市山水格局的数字化解析方法，包括尺度划分环节、数据集构建环节和数据解析环节。并以登封市为样本，在卫星数据、文献资料和实地调研访谈基础上，从形态、气象、视觉多个观察和分析视角，探讨尺度的逐层约束、信息的同向传递，并据此提出景观规划引导。文章有助于推进定量、理性的人地关系理论研究。

在存量规划建设的背景下，旧城已成为优化空间资源配置的重要抓手，迫切需要对旧城空间进行精准识别与资源分析。文章基于多源数据，以武汉市为对象开展实证研究，从空间客体、空间主体、空间环境3 个维度对旧城现状资源进行调查，识别旧城空间规模及分布情况，综合分析空间资源特征，从而提出旧城空间识别与资源画像的研究方法。

共享单车是解决城市交通“最后一公里”问题的有效方式。在“后共享时代”，迫切需要借助综合空间绩效评价作为管控共享单车市场的指导依据。文章以我国上海市主城区为对象，基于城市空间建成信息和单车运营数据，借助GIS 空间分析、熵权法、TOPSIS 评价法等定量分析方法，确定城市共享单车交通品质特征分布和空间品质绩效分布。在交通品质服务水平方面：共享单车在工作日、休息日交通出行时间均出现早晚“双高峰”现象，且高峰时段基本与城市交通出行高峰重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交通的压力；“文教用地+ 绿地”“商业用地+ 绿地”两种用地类型组合的共享单车出行需求较为强烈，共享单车对发挥城市休闲绿地服务价值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上海市工作日共享单车的出行方向主要为南—北、西南—东北，休息日则为无序状态。在空间品质绩效评价方面：交通管控、投放量限制、用地属性、其他类型公共交通服务水平等因素均会影响共享单车在城市空间中的绩效表现；共享单车综合空间品质绩效整体良好，集聚现象显著，优质绩效区主要分布在主城区西南部；解决城市短途交通出行、补充公共交通运力仍是共享单车绩效发挥的最佳体现，立足交通品质服务是提升共享单车空间品质的前提和关键。

建筑色彩是延续历史文脉、塑造城市特色风貌的有效途径之一。由于对老城区色彩问题认知深度不足，建筑色彩风貌更新存在缺乏针对性、成效不足等问题。在城市修补背景下，以深圳南头古城为例，采用定性定量结合、提取色彩构成、分析色彩网络等方法，梳理色彩演变过程，探讨色彩问题内在机理，研究表明：古城现代建筑主体色植根于传统建筑点缀色，传承岭南地区对黄红色调的审美偏好及善用补色对比的用色逻辑，而用色比例错位置换最终导致古城色彩风貌混乱无序。并提出具有针对性更新策略，以期为转型期老城区城市修补与建筑色彩更新、优化提供参考。

既有城市居住分异与居民健康的研究多以居住区的缓冲区作为研究范围，文章通过构建城市健康资源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重点研究居住分异视角下居民活动空间健康资源差异。研究表明，不同类型社区居民在活动空间的健康资源可获得性比其居住空间有所提升；传统社区居民在活动空间内享有健康资源优势，而保障房小区居民的健康资源相对匮乏。改善城市居民健康公平的政策需依据不同类型社区居民的活动特点，改善其活动空间的健康资源分布。

文章立足国内外绿色基础设施发展研究与我国城市更新特点和诉求，通过对更新视角下绿色基础设施的内涵与类型进行解析，提出“绿色骨架构建、空间魅力塑造、发展动力重构”3 条绿色基础设施建设驱动城市更新的路径，以期探究绿色基础设施与城市更新的内在关系，并为我国城市更新探求一条具有可操作性的绿色生态途径。

步行作为一种绿色健康的出行方式，随着人们对绿色健康生活的追求，在当今规划中正重新受到关注。研究基于多维理论视角，从主体人的需求层面科学构建主客观相结合综合性住区建成环境步行性评价体系，进而对武汉市城市住区建成环境步行性进行了实证研究，以检验评价指标体系的可行性和实用性。研究结果可为城市老城区住区建成环境步行性的改善优化和新城区住区建成环境步行性的建设等提供支持，也为城市的管理和政策的制定提供更为全面的依据。

铁路作为区域联系的重要通道，其网络的时空效率和公平性影响着区域发展速度和协调性。因此研究将空间句法结合区位熵构建指标计算铁路网络主要城市节点在不同旅行时限内的网络运行效率和公平性，研究发现：（1）效率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横向公平性的下降，纵向公平视角下的网络供需情况随旅行时间变化平稳；（2）沪苏浙地区的网络联系效率高于安庆、池州等区域西部地区；（3）南通、盐城、扬州、泰州等地区边缘化明显。

深圳市城中村的城市更新已经从以拆除重建为主转向以综合整治为主。文章梳理了深圳市持续多年的城中村综合整治实践，发现以“底限式”的环境整治为主，存在整治深度有限、治理效率偏低、财政上难以持续等诸多问题。结合柠盟人才公寓案例在城中村综合整治方面的创新探索，从目标定位、运作模式和组织协调等方面提出对城中村综合整治进行整体统筹的建议，包括：基于对城中村的全面摸底调查，实施城中村分级治理；强化街道在城中村综合整治中的主导作用；引入市场力量参与综合整治并加强公众参与等。

风环境研究作为城市“气候—空间”耦合规划的基础，在新时代生态语境下愈加具有“尺度弹性”。以我国西安为例，梳理规划建设中“风因素”的影响，总结城乡下垫面类型与基础通风潜力的对应关系。选取气候问题较为凸显及通风需求较大的夏、冬季做为时间范畴，在都市区尺度下对各季中相邻月份地表温度、冷热岛分布进行提取与叠加，并根据叠加结果反映的热辐射变化差异，得到地面空气流动潜力。结合下垫面通风潜力，得到城市综合通风潜力等级分布，并在叠加现状绿地格局及各频率主导风向后总结出“通风特征分区”。最后提出城市通风优化的绿地协同规划策略，并选取一处关键通风分区（风口与风道衔接地带）尝试绿地与景区的概念规划设计，在保证城市通风顺畅的同时，能够达到人们游憩活动与风环境感知的和谐效果。

以快速城市化前杭嘉湖丘陵山地区传统聚落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古籍、舆图与田野调查等途径，从自然环境和人文要素两方面分析聚落景观成因，将之划分为圩㘰型聚落、畈田型聚落，从区域尺度、片区尺度与村镇尺度总结各类型聚落景观空间格局特点，并分析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水利建设、交通条件、文化传统对聚落格局形成的影响机制，为三角洲丘陵山地区传统聚落景观的保护、研究及现代聚落景观的发展提供参考。

伴随对“缝合铁路割裂，促进城市品质发展”的高品质开发的呼唤，铁路与城区融合发展已成为众多城市中心区铁路站点地区规划建设的重点和难点。综合开发作为一种盘活铁路土地资源、提升中心城区空间品质的创新路径，将成为我国铁路站场区域发展的重要模式。文章从决策合作组织、土地制度及出让、规划设计与实施、运营收益平衡等方面对香港西九龙、重庆沙坪坝这两个中心城区铁路站场案例进行梳理分析，总结得出站城紧密融合的空间组织逻辑、立体出让的土地制度灵活设计、跨部门多主体的协作共商平台、打造“铁路+多方”利益共同体对于保障和推动铁路综合开发的关键作用等经验，以期为今后中心城区铁路综合开发的研究与规划实践提供一些启示。

随着国内各地对历史街区开发力度的加强，视觉景观的更新设计产生模式化、同质化现象。面对历史街区更新中的这一共性问题，以听觉感知为切入点，选取重庆市弹子石老街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声环境测试和声景评价。研究结果表明，在历史街区更新设计的总体规划思路中应当合理组织声景序列，建议以地域文化特色声景为媒介，唤起历史空间的文脉记忆，营造历史街区场所感，凸显地域特色。

村镇道路网络与建设空间协调发展是促进村镇地区健康发展的关键手段之一。以山东省招远市14 个乡镇单元为例，构建路网通达发展度、空间扩展发展度和“路网—空间”协调发展状态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探讨其协调发展规律。研究表明：招远市村镇道路网络建设较之空间扩展呈现滞后特征，主要表征为路网成熟性和对外联系便捷性较差，层级结构失衡与层级衔接较差是其主要成因；招远市村镇道路网络建设与空间扩展作用关系可以抽象为“两圈层，三类型，三传导”结构模式。文章可以为我国村镇地区道路网络与空间扩展协调发展规律的研究提供参考。

特色田园乡村建设是江苏贯彻“两山”理论、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实践。高淳三条垄—青山片区在特色田园乡村创建中，因地制宜采取了加强村庄个体特色引导、突出片区联动发展的创新模式，不断促进以“绿水青山”带动片区整体振兴，实现了生态保护、环境提升与产业发展、历史文化传承的有机统一。

2019 年我国提出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运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通过可视化工具对2009—2019 年国外WOS 数据库、国内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CSSCI）中收录的7311 篇关于自然保护地的相关文献进行分析，梳理近10 年该领域的国际研究进展、研究热点演化及前沿趋势。得出结论：（1）国内自然保护地研究发文量整体呈上升趋势，但研究机构之间联系较少，研究多从政策角度进行，视角偏窄。（2）国外研究者及机构间联系较为紧密，发文较为平均，学科跨度大。（3）国内外对自然保护地的研究重点有所不同，总体上看都更加注重自然保护地与人类社会的关系，研究工具与研究视角出现多元化的趋势，从生态角度开展跨学科研究可能会成为未来热点。

教育设施的合理配置是完善要素供给、均衡设施分布、提升教育质量的重要措施，而其在“均等化”前提下实现配置更是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保证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目标之一。以往的县域教育设施配置评价研究常囿于“行政思维”，以“服务半径”为标准、以行政单元为配置单元进行，易忽视各空间单元内的特质及城乡人口流动情况。文章从“均等化”视角出发，以县域设施数量、人口分布、道路网数据等为基础，通过多种空间分析模型对五河县教育设施配置状态作评价，并结合问卷调查反映城乡居民对教育设施的使用效果。研究发现：①五河县县域教育设施布局差异较为明显，师资配置在空间上不均衡；②县域教育设施可达性相对较好，城乡交通可达性水平对于教育设施的均等化起到了关键作用；③县城优质教育资源供不应求，偏远乡村教育资源则出现闲置，同时居民对教育设施的满意度有所差异，与其居住乡镇位置、收入情况等关系密切。在此基础上，就教育资源如何实现质量优化和均等化配置作若干探讨。

轨道站点影响区划分是轨道站点客流预测和土地利用布局的关键前提。文章基于武汉市轨道交通接驳出行调查，分析轨道接驳出行结构和接驳距离，运用成本加权距离分析方法划分轨道站点的多级影响区。结果表明：基于直线的缓冲区生成方法往往高估了影响区范围，基于成本加权距离方法划分站点影响区更符合实际；步行、自行车、公交车是3 种最主要接驳方式；接驳方式结构和接驳距离存在空间分异性；不同站点影响区内接驳方式结构有较大差异。

我国已进入了存量规划时代，研究文化创意导向的工业用地更新不仅有利于合理配置土地资源，对产业结构调整也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广州市旧工厂改造而来的文化创意产业园为研究对象，引入场景理论，综合运用核密度分析、不平衡指数和多分类Logistic模型等方法，探究广州市工业用地更新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工业发展起源较早的区域工业遗产丰富，导致旧工厂文创园空间分布格局不均匀，呈现明显的集聚特征；回归结果显示除了地理位置、市场和运营成本等传统区位理论所强调的外部环境因素，人才、文化活动、文化价值观等内部场景特征的差异化也对工业用地更新产生显著影响，揭示了场景特征对产业发展和用地转型的内在动力机制。

“城市用地分类标准”当前只有“二类居住用地”可在规划中使用，小类单一。城市居住用地类型繁杂，其居住用地细化分类既需体现不同人群的居住诉求，凸显历史文脉、保障性住房、居住空间分异等公共政策因素，也需适应差异化的开发控制需求，明确开发强度、细分标准、混合用地等开发控制因素。希冀通过探寻在国家标准中体现较弱，但对于详细规划至关重要的城市居住用地细化分类因素，进而从规划编制角度尝试提出细化分类建议：一类增加传统民居住宅用地，二类增加保障性住宅用地及针对一定使用人群的特定用途住宅用地，三类增加过渡型简陋住宅用地、设施欠缺住宅用地；同时，以容积率、设施、环境的具体量化指标细分普通住宅用地。

公众参与是世界遗产运河在保护管理过程中的重要工作环节。文章以英国、加拿大两国世界遗产运河为研究对象，对遗产公众参与理念的发展过程与遗产运河语境下的公众参与人群特征进行了梳理与解读；并通过分析两国遗产运河地方管理体系与参与机制，总结出权力下放、垂直管理两项公众参与管理制度与单向告知、咨询、参与合作3 项具体参与机制；最后针对我国现状，提出英、加两国公众参与理论、实践对我国大运河遗产保护和发展的借鉴经验与启示。

基于对城市意象理论的重新解读，以保定市历史文化名城为例，根据对保定市老城区认知地图的数据统计，提出了“非现时要素”在城市意象地图中的重要作用，证明了分年龄段的城市意象强度变化与城市时代变迁的耦合性，由此得出保定市老城区沿时代变迁的城市意象地图，判断恢复城市意象要素的重要性排序和恢复方式，以期为古城的保护建设提供参考及依据。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国家不同部委分别发布相关政策文件推广“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现代农业庄园”“现代农业产业园”和“田园综合体”等乡村产业载体概念，并开展试点工作。由于词义相近以及缺乏深入研究，在学界引发了是“百花齐放”还是相互之间“同质竞争”的讨论。文章在相关概念解析及梳理基础上，总结了四者在政策支持、产业融合和目标愿景方面的共性，以及建设内容、发展阶段和范围划定方面的差异性，总结认为各地乡村实际情况存在差异，在乡村振兴发展中，应因地制宜，结合地方特色选择适宜的发展模式和产业载体。最后提出，在相关政策制定方面应尽快出台相关配套管控办法；地方申报方面应认真研究四者之间的差异性，寻求正确的突破口；规划过程中应根据具体要求确定项目定位和产业类型。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建过程中，要实现三类空间和三次产业高质量发展，产业布局规划方法亟待创新。文章在归纳承载力内涵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限制”和“比较优势”的综合承载力概念，探讨了产业布局规划创新的方向和实现方法，从政府管治和市场意志两个方向建立综合承载能力评价体系，提出综合承载力与产业布局之间的两次要素耦合分析框架，并以“十四五”时期青岛市产业布局规划为例，在实践中进行细化应用并得出产业布局规划策略。

结合当前乡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背景，分析了“三权分置”给乡村发展带来的三大影响：农地产权再分配致使农地经济价值、农业经营主体和农业发展模式发生转变；产业空间优化导致农业生产空间和服务业空间的形态演变；文化特色空间重塑要求保护文化载体和发掘隐性特色空间。基于三大影响提出5 条乡村规划的策略，包括拟定近远期农地入市指标、建立村域范围农地信息库、协调土地利用和村庄建设、划定风貌环境控制区和丰富村庄文化生活。

以地铁为典型代表的大运量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地区兼具“节点”和“场所”双重特征。以广州为例，将“节点—场所”理论结合旧城空间发展特征进行应用拓展，构建旧城地铁站点空间动态耦合评价模型，从时间和空间双重维度测度站点地区与旧城空间耦合；选取9 个样本站点前后10 年空间动态耦合关系进行深入剖析，将其划分为动态平衡、节点价值逐渐高于场所价值、场所价值逐渐高于节点价值、发展失衡4 种类型，并结合模型各类指标特征对其发展动态进行阐释；研究发现广州旧城范围内多数站点处于动态平衡的空间耦合关系，结合时间维度解析旧城站点空间耦合动态变化发现其发展规律与传统的“节点—场所”模型有所区别，轻微“低节点—高场所”发展态势更为理想。

城市轨道交通站点是城市各种社会经济活动的关键节点，不同类型的站点在城市中的区位条件、功能定位、土地利用、人流特征等均存在差异。利用成都市2018 年POI 数据、地铁刷卡数据、出行调查等数据，基于“客流行为—用地结构”视角，将人群行为和实体空间进行关联聚类，通过K-均值聚类对成都市136 个轨道交通站点进行类型识别，并分析其空间格局与客流OD 的通勤特征。结果表明：① “客流—用地”聚类方法分类结果为居住主导型、就业主导型、职住错位型等7 类；②成都市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呈圈层式线性分布特征，站点类型随着到城市中心距离的增加而减少，居住型主要分布于城市二、三环外，而空间错位型站点主要分布在二环—三环之间，就业型集中分布在高新南及一环内；③站点客流OD 表现出早晚高峰离心性，以及大跨区流动趋势，7 种站点类型之间具有典型“居住—就业”通勤与非典型“错位—错位”通勤特征。基于站点类型与多尺度轨道通勤时空规律，提出了城市轨道交通站点空间再平衡引导策略：基于空间类型互补的站点集群再平衡，基于失衡主体行为的公共资源再平衡，站点地区土地混合“量”与“质”再平衡。

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影响沿线土地利用形式、用地结构乃至城市空间布局，这既来自于轨道交通自身的影响，也受作用于城市政府对站点周边用地的规划引导。以杭州地铁1号线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城市控规对地铁站点周边用地的整体引导和分类引导效果及存在问题。分析认为城市控规对站点周边用地布局起到了较好的引导作用，以建成区外围站点为主，站点周边用地快速开发，站点功能迅速提升，站点类型多有转换，但也存在用地布局不完善、圈层化结构不突出、地块开发受制约等不足。为此，今后应进一步明确站点类型，强化分类引导，加强圈层化开发和土地复合利用，促进站点周边用地开发及功能提升。

自然资源统一管理及国土空间规划编制需要全域全要素的国土空间规划现状数据作为基础。文章从国土空间编制实际需求入手，以“三调”数据为基础，分析其与国土空间规划现状图需求的差异性，构建全域全要素调查数据为支撑，国土空间管制层级为逻辑，空间资源、物质资源叠加并行为框架的用地分类体系。结合南京市国土空间规划基础数据建设实践案例，通过对“三调”数据校核细分、管理数据叠加转换，归并整合形成全域化、体系化、精细化、专业化 “四化一体”的国土空间规划现状图，服务于“两统一”职责的履行和自然资源全过程管理。

通过回顾健康与韧性概念的发展历程，论证了在疫情背景下社区健康韧性建设的重要性及社区医疗设施在其中的基础地位，梳理了社区医疗设施空间布局影响社区健康韧性的工作机制。以南京市中心城区为例，基于社区医疗设施与健康资源空间数据与统计数据，运用核密度、OD 服务范围、潜能模型、泰森多边形等分析模型，从均衡性、可达性、适用性对社区医疗设施空间布局进行了分析评价，从规划布局、医疗资源配置、健康资源分布等角度以社区健康韧性为导向提出了发展建议。

随着居民身心健康问题频发，公共健康日渐受到重视，居民在自家院落中开展园艺活动是建设健康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健康影响评估（HIA）运用于院落自发式园艺活动中，能一定程度上促进居民身心健康与社会公平。HIA 运用于院落自发式园艺活动中可分为评估准备、评估分析与项目实施3 个阶段，HIA 的实施可调动公众参与、增进多方合作、提高居民对身心健康的重视。文章以大栅栏地区的院落自发式园艺活动为例，探索HIA 在实际项目中的应用并总结不足，以期为提升我国公共健康提供新思路。

存量更新背景下，闲置地转型绿地是挖掘存量绿地潜力、全面提升城市人居环境品质的重要途径。文章对近20年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相关文献进行统计分析，从全生命周期视角剖析闲置地转型绿地的潜力及优先级评价、规划过程及影响机制、修复技术及理论、景观更新设计、综合效益评估、可持续性评价6个层面研究成果。基于对未来研究展望，提出我国规划背景下闲置地转型绿地的若干建议。

近郊乡村发展一般呈现3种模式，分别为城市拓展模式、生态旅游模式和在地城镇化模式。河北省乡村“半城镇化”特征明显，近郊地区存在大量城乡双栖人口，是在地城镇化模式的典型地区。基于对正定县铁西片区乡村发展特征和问题的剖析，文章从生态修复、村庄修补、产业振兴、文化复兴4个方面提出在地城镇化实施路径，以期在乡村地域实现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文章对于河北省近郊地区的乡村健康长效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同时也为全国类似地区乡村发展提供参考经验。

在不同时段、不同线路，针对不同类别公交用户组成，进行合适的公交资源配置、调度计划，对整个城市公交系统的运营效益、服务效益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对公交乘客中的 IC卡和移动支付用户进行划分，在出行链假设前提下，针对传统的时空划分模型依据频度划分的方法，引入时间距离度量、空间距离标准差和空间向量相似性度量的方法，构建改进的时空一致性划分模型。根据改进后的时空一致性划分模型将用户划分为规律型、时间型、空间型、时空随机型、完全随机型。最后得到IC卡和移动支付乘客各类别人数及其对应的刷卡量，并简要分析IC卡和移动支付乘客类别上的差异。乘客类型的划分为用户特征的进一步挖掘奠定了基础。

文章利用各类POI数据、城市现状数据对建成区进行“人流吸引评价”强度分析，利用分区规划、形态分区、控规用地规划等进行未来年人流出行活动强弱预测，构建形成“POI-用地”嵌套的人流预测模型。以成都市青羊区为例对模型进行运算，预测规划形成后未来年人流分布和公厕需求，并运用用地分析法进行校验，对比发现模型具备可行性，在空间布局上更贴合实际情况，可为与人流活动强弱相关的各类设施规划提供参考。

城镇幼儿园接送交通出行是重要的城市交通行为之一，也是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的重要方面。文章以江苏为例，采用问卷调查和半结构访谈的方法，深入研究了幼儿接送交通出行的特征，包括交通方式与距离关系、地域化差异特征和不同交通方式的停留时长等。在此基础上，针对现有相关标准和规范的不足提出完善建议——重新界定幼儿园服务半径，因地制宜布局幼儿园并进行交通引导，设置家长接送等候区和停车场等。研究对幼儿园规划建设和交通管理具有一定政策启示。

“以港促产、以产兴城、港以城兴”成为21世纪我国港口城市发展的新思路，对实现“港—产—城”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通过构建“港—产—城”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借鉴耦合—协调度从互动程度与发展水平两个角度测度南通市“港—产—城”融合发展状况，运用动态发展度和剪刀差方法解析“港—产”“港—城”“产—城”复合系统的演化特征。研究表明：①南通市“港—产—城”整体系统综合发展指数持续上升，综合发展水平稳步提高；②“港—产—城”整体系统融合互动程度呈现出由较低到高的波动发展态势，融合发展水平经历由失调衰退到高度融合的发展历程，融合发展状况实现改善；③“港—产”“港—城”“产—城”复合系统经历多种演化发展阶段，各阶段存在不同效果的交互胁迫作用；复合系统的剪刀差呈下降、上升交替出现的“W型”和“斜S型”，发展趋势差异在缩小与扩大中反复循环，需要加强政府与市场的作用使其接近融合发展的目标。

存量规划背景下精细规划促使集约高效利用成为城市空间利用的重要举措，城市公共空间立体化开发催生城市下沉广场出现并逐渐壮大。以上海“江湾—五角场”城市副中心为例，阐述不同空间尺度下城市下沉广场周边环境要素构成，分析下沉广场作为城市公共空间在设施服务及空间响应方面的衰减特征；探究基于不同城市空间尺度对标的整合要素对创智天地下沉广场及其周边环境的关系及其现存问题，以创智天地下沉广场现存问题为基础，分别从0m、0~200m、200~400m、＞400m等4种空间尺度提出下沉广场与其内部功能及景观、周边城市交通、周边城市功能、周边城市空间形态对应的整合机制。

企业社区更新潜力评价是量化企业社区未来发展潜在能力、精准识别社区更新短板、挖掘和量化社区发展潜力的重要前提。文章构建企业社区更新潜力评价体系，明确企业社区更新潜力评价要素与数据方法，从区位条件、人口经济、环境质量、服务设施水平4个方面刻画企业社区更新潜力的内涵。在此基础上，开展企业社区更新潜力评价，得出生活舒适度、空间形态、交通区位以及更新潜力综合得分在空间上的分布结果，即企业社区更新潜力呈现不均衡分布状态。

城市休闲化是后工业化时代城市功能由生产向生活转型发展的一种必然态势，也是维护边疆稳定的重要手段。文章通过识别影响因素，构建包括5 个维度、33 个指标的评价体系，对乌鲁木齐1995—2017 年城市休闲化水平进行客观的剖析。研究发现：第一，乌鲁木齐城市休闲化发展过程与国内外发达城市相似，但又有一定的自身特点，外生动力驱动作用明显。第二，在城市休闲化缓慢发展阶段，休闲服务与接待子系统的贡献值最大；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休闲生活与消费子系统的贡献值最高。第三，经济持续增长、西部开发与“一带一路”倡议、居民休闲需求释放和休闲设施不断完善是乌鲁木齐城市休闲化持续发展的综合动力。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转型和汽车使用需求高速增长，交通拥堵、热岛效应等一系列城市问题愈加严重，如何有效防治和缓解“城市病”，已经成为急需高度关注和认真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在这一背景下，安全、连续和畅通的自行车交通空间和环境对于引导人们选择自行车出行、优化城市交通出行结构以及改善城市交通与环境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基于国内不同类型自行车道路的使用需求，对主要城市使用人群进行调查研究，通过层次分析、权重分析等方法，确定影响不同类型自行车道路骑行满意度的评价指标。以综合评价情况为基础，结合不同使用需求，建立针对自行车道路骑行者的满意度模型，并对自行车交通的活化发展提出相应的策略及措施，为规划并建设能够满足各方面使用需求的自行车交通提供基础依据，最终为城市的绿色、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依据。

利用我国主要大中城市的季度交易数据研究了城市土地市场主体行为，发现政府更关心土地收入，土地溢价程度最终取决于开发企业对房价的预期和上期土地溢价的趋势。不同地区的房地产市场发展差异会影响到市场主体的行为，东部城市房地产市场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城市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性较强，西部城市房地产市场发展相对较慢，房地产企业对土地溢价的追涨现象较弱。在房价预期对土地溢价影响明显的情况下，政府应加快转换职能，稳定市场预期，科学编制经营性用地供应计划，发挥土地市场调控作用，正确引导房地产市场回归理性。

乡村规划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之一，现行各种乡村规划的不协调却制约了乡村的现代化发展。国家启动空间治理体系改革以统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完善自然资源监管体制为乡村空间规划改革提供了新的契机。文章系统研究了指导我国乡村建设和管理的3个法定空间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土地整治规划、村镇规划自建国以来的演化历程，解读三者在不同发展阶段承载的历史责任和规划任务，剖析目前三者在乡村尺度上的协调难点，最后探索三者融合的可能路径和建构乡村空间规划体系的思路。

完善建设用地使用权分层设立制度能够规范地下空间资源利用，地下空间权不必确立为独立的物权类型。必须坚持并进一步完善建设用地使用权分层设立制度，坚持3 个“有利于”原则、价值利益平衡原则和尊重现实与面向未来相结合原则，完善地下空间资源利用的管理规范。

2000 年以后，基准模型方法成为容积率规划的经典范式，在深圳等城市得到广泛应用。近年该方法逐渐呈现出规划结果与目标解释性较弱、规划目标过于普适性、规划传导存在不确定性等不足。为此，文章引入遗传算法，通过基于概率的变迁规则优化搜索的思路，建立情景约束与规划目标，以直接模拟、有限迭代寻找最适容积率规划方案，并以广州棠涌片区容积率规划为例进行了实践。结果显示，该方法有利于提升特定目标下容积率规划方案的针对性与匹配性，能更好地满足存量时代规划主体诉求多元化趋势。

从遗址区聚落空间的演变来研究聚落发展是乡村人地关系不可或缺的内容。基于人地关系的依存、驱动、重构3 个维度的作用机理，以及遗址区聚落与遗址的互动依存、聚落对遗址的生产驱动、聚落与遗址的承载重构内涵入手，讨论了人地关系视角下汉长安城遗址区聚落空间演变的特征，探究了汉长安城遗址区聚落空间演变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1）人地关系所表现的聚落与遗址的互动依存、聚落对遗址的生产驱动、聚落与遗址的承载重构特征，导致了遗址区聚落与遗址的动态关系演变、聚落内生的自下而上的治理行为和外缘自上而下的政策机理刺激了人地关系机制的效能，从而引发聚落空间的演变；（2）汉长安城遗址区聚落空间在人地关系机制下先后经历了“初始分散生长—遗址保护聚落扩张生长—聚落与遗址重组整合生长—聚落与遗址协同生长”4 个发展阶段；（3）依托新时期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汉长安城遗址区聚落空间未来的发展指向，是伴随着遗址区文化遗产所产生的文化动力，以及聚落自身转型的时效机制而进行统筹一体发展变化的。

韧性城市大会以追踪国际韧性城市研究最新进展为主旨，自 2010 年起已连续举办 10 年。文章基于历届大会相关资料和文献，梳理了韧性城市大会的主题演变，评述了城市风险与韧性评估、城市韧性规划、城市气候韧性、社会韧性、城市韧性构建新方案 5 个方面的最新动态。从构建城市韧性理论体系、开发韧性评估与规划工具、挖掘遗产生态智慧、加强对话与协作、关注新生挑战 5 个方面探讨了对国内韧性城市研究与实践的思考与启示。

化石能源的大量长期使用是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和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能源革命的理念由此产生。山西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中央给山西提出的定位是成为能源革命排头兵。文章在充分研究国内外能源革命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成为能源革命排头兵的必要条件 ；分析了太原在发展理念、能源结构、能源效率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最后，提出未来的对策应从以下方面入手：结构优化、控量提效、环保优先、污染源外迁、近气先用、智慧整合、储存调配等。该研究对太原和国内其他同类型城市的能源结构转型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

城市化与老年人健康是存在交互影响的两个系统，但是目前缺乏对两者关联性的分析。文章构建城市化、老年人健康评价模型，选取 2010、2015 年为时间节点，对中国城市化、老年人健康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分析，然后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对两者间的空间耦合关系进行测度。结果表明：①与 2010 年相比，中国城市化水平略有提升，“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空间分布格局逐步弱化，区域间城市化水平趋于均衡。②与城市化水平变化不同，中国老年人健康水平略有下降，且空间分布呈现由“东高西低”向 “T”字型格局演变。③中国城市化与老年人健康整体上存在明显的空间关联性，但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特征明显，且不同组合类型具有不同的空间集聚特征。

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市群已经成为城市参与竞争的重要平台。西北地区与东、中部地区城市群相比，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空间中位于胡焕庸线西侧，人口密度较低。文章首先对城市群空间演变的一般规律进行探讨，进一步结合西北地区城市群特殊性对其演变特征进行分析。其次以呼包鄂榆城市群为例，通过空间演变特征分析发现其呈现出从“多节点”到“轴带＋松散网络状”的空间形态演变、从“松散状”到“紧密状”的经济联系演变、从集聚到分散与集聚并存的人口分布演变的特征。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比东部及西北地区城市群空间特征，发现空间结构的松散网络与连绵成片的紧密网络、经济要素的中心集聚与外围扩散、人口分布的相对集聚与趋于分散三方面的异同点。最后结合呼包鄂榆城市群发展趋势提出“小集中、大分散”的空间发展模式。

城市规划如何响应气候变化是当前规划编制探索的热点问题之一。纽约市近年来十分重视在城市规划中响应气候变化，在区域规划、总体规划和专项设计指南中进行了多层面的探索，有一定的借鉴价值。文章以《纽约市第四次大都市区规划》《纽约市城市总体规划（2019—2050）》和《纽约气候恢复设计指南》为分析对象，重点从目标、策略、行动框架和规划实施机制设计几个方面对它们响应气候变化的经验进行总结。最后，针对我国实际情况展开相关讨论。

为探讨我国城市大事件中地方政府的土地融资行为及其空间影响，文章基于“借口”理论，构建了一个以土地为核心的城市大事件融资和空间影响的分析框架，并对广州亚运会进行案例剖析。研究发现，在我国城市竞争制度下，大事件成为城市政府打破预算内财政收入约束、获取更多融资的“借口”。一方面，大事件嵌入到城市土地融资与基础设施投资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城市政府通过出让或抵押更多经营性用地，扩大了城市的土地融资规模，加快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并推动城市向外拓展，为将来土地出让准备了条件；另一方面，大事件也相应地扩大了城市政府的偿债规模，促使后者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出让更大规模的经营性用地，形成整体分散的土地出让空间。

选取 2019 年文化设施 POI 数据，采用标准差椭圆分析、最邻近指数和核密度估计相结合的方法，首先测度了西安市文化设施的空间集聚特征，进一步基于区位选址理论，结合空间权重矩阵的思想，对比分析了高效化要素和均等化要素对西安市文化设施集聚空间的影响。研究发现 ：第一，西安市文化设施呈较为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即“钟楼+ 小寨的双核心”空间集聚 ；第二，相较而言，以人口密度为代表的均等化要素能更好地解释西安市文化设施是否处于核心集聚区，且这一影响对经营性文化设施更为明显，而以交通便利程度为代表的高效化要素对于衡量文化设施集聚程度的促进作用更强，尤其是对于公益性设施。

以 16 本建筑规划学期刊所收录的乡村相关文献为数据源，对高被引文献进行引文编年图谱绘制，通过文献间的引证关系，分析其知识流动过程。结果显示：知识演进过程中形成了“民居聚落”“乡村景观”“城乡关系”“新农村建设”4 股知识流。其中“民居聚落”为经典研究，而“新农村建设”为当下研究热点，但知识传承关系较弱。跨专业研究为乡村规划提出了多元的乡村振兴议题，但如何从物质空间思考乡土问题，仍是学者需探索的道路。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SFC）作为我国支持基础研究的主渠道，已成为科研工作者深入挖掘科研信息的对象样本。文章以 2004—2019 年间 E080201 城乡规划设计与理论方向下 573 项基金项目为研究对象，运用科学计量学方法及共词分析理论，统计项目年度分布、项目类型、高产学者、依托单位和资助金额；利用计量软件 COOC1.9 和可视化工具 Netd raw，分析基金题目的关键词和词频，通过共词分析揭示出研究热点及趋势，以期为该领域科研申请提供有效信息，为学科发展助力。

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和城镇养老问题突出的背景下，如何集约利用土地资源满足老龄群体的户外公共空间使用需求成为值得深入探讨的现实问题。文章提出利用与养老人群密切相关的 POI 对其空间分布进行预测并论证基于不同养老人群分布进行绿地选址的必要性，进而初步探索基于不同养老人群需求的绿地选址策略。结果表明，无论是居家养老人群还是机构养老人群都和城市总体人口在空间分布上存在差异，且二者之间也存在差异。分别运用核密度法、自然断点法和网络分析法进行基于居家养老人群和机构养老人群需求的老年友好绿地选址。最后对城市老年友好绿地系统的构建提出建议和展望。

基于城市公共游憩空间内涵界定和构建分类体系，运用 POI 数据和 ArcGIS 空间分析方法，探讨了长沙市公共游憩空间的分布格局，研究发现 ：1）长沙市公共游憩空间大致呈现“大分散、小集中”分布特征，不同类别游憩资源数量对比悬殊 ；2）公共游憩空间分布呈现以五一广场为中心的“圈层式”结构特征，距离城市中心 3~6km 是游憩空间分布的“隆起带”，且不同类别游憩空间分布形态差异显著 ；3）各类游憩空间标准差椭圆均呈“西北—东南”偏转方向，但集聚态势与程度对比鲜明。社会游憩需求驱动、政府规划政策调控、“人文—自然”环境基底约束是长沙市公共游憩空间形成的重要机制。

在巴黎多层次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视角下，梳理巴黎有轨电车环线的特点和作用。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认为巴黎有轨电车环线的线网形态、修建时机、线网规模能很好地适应巴黎城市发展的阶段和要求，具有轨道网络优化和城市空间重组的双重效应，起到完善巴黎轨道交通网络，疏解城市中心人口，培育环形切向客流，重组多极城市空间的作用。文章理性分析有轨电车在我国的发展前景，总结了巴黎有轨电车环线对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对建国以来沈阳市创新型产业空间演化过程进行分析，揭示沈阳市创新型产业空间演化重构过程、空间现状格局及空间演化机制。研究发现，沈阳市创新型产业空间格局演进趋势从向城郊扩散转为向主城集聚，且不同类型的创新型产业空间分布各异 ；创新型产业空间演化的机制包含四大方面：时代变革促进产业结构重组，政策制度变迁引起地理空间重构，资本逐利影响企业行为选择，智力密集资源促进产业空间集聚。最后提出沈阳市创新型产业空间发展的引导策略 ：产业发展上培育顺应时代的新兴产业 ；在空间布局上，依托智力资源布局相关产业，建设多种形式的创新空间，同时优化整体的空间组织模式与空间布局，形成“城区 / 开发区—科技园/ 创新型街区—创新单元”3 种层次的创新型产业空间载体。

白水营是漳州东部一个没落的历史城镇。古镇开发面临着如何在承传存续中寻求创新发展的难题。基于韧性城镇生命体系理论，从白水营古镇当前特色产业链断裂、地域文化传承、生态环境告危和传统街巷空间肌理破碎等现状识别出发，探索出一套由形态、文态、业态合成的内生推力和由生态与政策制度势态构成的外在拉力共同合成的古镇复兴的动力机制。最后从产业、生态、文化、空间和制度 5 个层面提出白水营古镇复兴的韧性发展策略。

当前移动电话作为普及率最高的终端通讯设备，其用户分布的动态数据信息可以精准地体现人口的空间活动特征。研究乡村人口空间活动正是了解人群活动规律、认识乡村空间特征、配置各项服务设施的重要依据。文章利用手机信令数据，以秦汉新城为研究对象，构建“活动特性—人口识别—空间解析”的研究框架，采用 K 均值聚类算法并计算 5 种指标，划分乡村类型并分析其空间特征。研究表明，乡村人口整体活动体现在居民与通勤人口的城乡双向流动，其城乡联系曲线呈“双峰”特征。各村人口时空变化与城乡联系强度受区位、产业与用地的影响。结合城乡联系流与乡村人口活动强度形成9 类特征乡村。研究成果可为乡村提供规划指导，为产业引导、功能布置、设施布局等提供决策支撑。

视觉偏好评价是研究城市空间形态的重要方法之一。以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为核心的小陆家嘴城市空间形态作为研究对象，对不同类型的参与者进行图像刺激实验。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的人对这一标志性建筑周边环境的快速变化以及建筑的高度、密度、距离等物理属性存在不同的视觉偏好评价；标志性建筑及其周边环境的物理属性对于人们的视觉偏好评价具有重要的影响。最后针对城市空间形态未来可能的变化趋势提出了规划设计建议。

为应对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全国大部分城市在疫情初期都采用了基于社区的封闭式管理策略，然而已有关于公共空间配置的评估大都聚焦于正常的经济生活情景，缺乏对疫情防控场景下防疫能力的考虑。文章通过问卷调查了居民在社区封闭管理期间对周边公共空间的需求，结合公共空间数据构建了相应的社区公共空间配置的防疫能力评估模型。以成都市为例，运用空间数据，根据评估模型对成都市五城区主要居民聚居区 1km×1km 网格的封闭式防疫能力进行了评价。根据调查和评估结果，对影响封闭式防控的重点公共空间配置和治理提出了相应建议，以期为城市的长期规划和有效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近年来，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工作面临着村民主体性缺失的困境。通过人居环境共同缔造，实现村民赋权，重塑村庄自组织功能。文章在对人居环境和共同缔造的理论研究基础上，以河南省晏岗村规划实践为例，剖析共同缔造理念在人居环境改善工作中的应用模式，探索共同缔造在自然生态环境、人工生活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等方面的具体建设路径。

城镇既有工业区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与周边功能设施的关联，是既有工业区功能提升与优化改造的重要基础。基于顺德北滘镇潭洲水道西片区 POI 数据，采用空间统计的方法，探讨工业企业及其业务支撑与生活保障的功能设施的空间分布和影响因素，并对企业与设施的空间关联进行分析，判断配置状态。针对潭洲水道西片既有工业区的空间特征、设施分布、产业—空间关系特征，提出规划片区中心、优化资源配置、强化企业与设施空间关联等优化策略。

我国住区的更新改造多为传统的物质空间更新。尝试应用社会经济学中的根植性理论探索住区更新改造问题。首先，选取西安铁路家属区为研究对象进行前期田野调查，发现更新改造中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社会经济层面。其次，针对问题特点，梳理了根植性理论的发展与应用，通过扎根理论构建更新改造的根植性理论框架，并就资料处理、分析步骤与框架内容进行重点讨论，以期完善住区更新改造评估中的社会经济指标内容，为住区更新改造的根植性评估提供定量研究支撑，力图提高住区更新改造评估的综合性与全面性。

21 世纪初，随着城市更新概念的引入，韩国的城市重建逐渐向城市更新转变，相关的研究和实践也随之展开。文章介绍了韩国城市更新产生的背景、定义、研究现状和类型，梳理总结了韩国有关城市更新的政策立法，旨在为我国城市更新的相关发展提供国际经验。研究表明，加强国家顶层的宏观调控是我国重要的城市更新发展路径，包括通过国家机构和法律的手段整合明确城市更新的概念，进一步提升城市更新的研究地位，通过国家机构加强城市更新的研究，明确全国的更新类型并将更新类型与政策制定相结合，建立以综合法律、配套法律法规、多元政策为核心的城市更新制度体系等。

文章应用西方城市公众史学的理论视角和社会学调查方法研究通州老城南大街民族聚居区保护发展问题，即以集体记忆为线索，梳理南大街城市历史景观构成体系，另通过居民意愿调查，诊断并分析南大街民族聚居区的现实问题及其城市空间的生存困境，最后基于多重地域感知与重构，提出“以遗址价值与城市发展框架整合为基础，以保留城市历史景观、重塑老城集体记忆为核心，以社区管理与社区营造并行为实施保障”的南大街民族聚居区保护发展策略，旨在探讨一种大运河沿运聚落有机更新及城市复兴的有效途径。

随着城市规划的转型以及城市大数据的日益丰富，城市规划关注的问题也逐渐由静态空间结构转向动态变化规律。居民出行时空大数据的不断积累和地理信息科学的不断发展，使得定量化解析居民在城市空间中活动的时空结构成为可能。文章围绕近年来城市居民出行行为、城市居民活动空间以及信息化对居民活动时空结构的影响的研究进展进行分析，并结合居民活动空间形成机制初步构建了基于大数据的居民活动时空结构量化解析框架，以期为今后的深入研究提供方法基础。

在全球建设低碳城市和居民追求健康生活的背景下，城市步行环境评价日渐成为规划和建筑界的研究热点。论文运用层次分析法，从多样性、可达性、舒适性和安全性 4 个维度构建了主客观结合的城市社区步行环境评价指标体系，选取南京主城 8 个典型社区为调查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并运用 K-means 空间聚类法将社区分成 4 类，总结各类社区步行环境的特征、差异与问题。最后，论文从土地利用、服务设施、步行网络及建设理念等方面提出了城市社区步行环境品质提升的对策与建议。

促进积极通学是营造健康城市的一部分，家校距离在相当程度上会影响步行通学的可能性。文章以南京建邺区为例，以 Python 爬取百度地图中住宅建筑 POI 点与学校的推荐步行路径，结合地面调查和影像图对路径特征与环境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家校直线距离、路径距离、潜在暴露风险在学区内和学区间均有明显差异，且相当部分不符合相关的规范和推荐指标；学区划分、封闭社区和街区尺度均与之有关。在情景分析中发现连通绿地、增设校门、调整施教区均能相当程度缩短部分住宅的通学距离。研究成果有助于评估通学环境，预测通学方式，理解建成环境潜在健康影响，为缩短步行距离、促进积极通学提供参考；采用的方法技术和指标有望为评估相关的城市形态、管理和积极干预提供参考。

以南京市主城区 10 个社区为研究对象，构建分层回归模型，探索社区建成环境对居民久坐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久坐行为在不同环境的社区之间存在差异 ；个人社会经济属性、个人行为偏好、客观建成环境与主观建成环境都会对居民的久坐行为产生影响；相比于客观建成环境，主观建成环境对居民久坐行为的影响更为显著 ；客观建成环境方面，住房密度、道路密度、步行设施与居民久坐时间呈显著相关关系，对社区依赖度较高的人群其久坐时间与商业设施可达性和公交站点可达性也呈显著负相关；主观建成环境方面，到商业设施、公园广场和公交站点的方便程度与居民久坐时间有关，步行安全性与舒适度与久坐负相关；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收入人群对休闲型久坐的选择与偏好也有所差异。

围绕数字技术新发展对智慧城市建设和运营带来的新内容新特征展开分析论述，提出了数字化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四大效应，包括网络协同效应、在线即时效应、算法智能效应和全感体验效应，并就不同效应在智慧城市中的体现做出具体化分析并提出针对性的建议。为原有的智慧城市管理暂行办法和评价标准在新的技术和经济环境下的升级更新提供有益的探索和借鉴。

新时代赋予城市品质新内涵，对提升城市品质、促进品质城市建设提出新要求和新思路。城市居民是品质城市建设的重要评价主体和服务客体，居民获得感是品质城市建设的关键评价指标。研究表明，西安在经济发展、城市治理、宜居环境、对外开放、人民生活和政府服务等方面发力品质城市建设，成效和挑战并存。为加强品质西安建设效果，提升居民获得感，建议完善品质西安建设顶层政策设计、优化品质西安建设提升机制、落实品质西安建设具体措施。

针对当前特色小镇规划建设现实问题，在特色小镇传统规划方法中融入“形”“神”概念，阐释形神兼备规划思路基本内涵，提出形神兼备思路下的特色小镇规划设计方法：既要考虑规划方案的形态美，更应追求包括产业、人居、生态、文化等内涵的神态设计。最后结合董村花汇小镇规划，阐述了形神兼备规划设计方法在实践中的应用，以期为特色小镇的规划编制和培育建设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和思路。

为应对在经济全球化和国内体制改革大环境下加剧的城市间竞争，企业化管治模式正越来越多地被地方政府采用。城市夜景对于拉动城市消费增长、树立和宣传城市形象有着极为明显的效果，已成为地方政府争相开发的“新蓝海”，而逐利驱使下的夜景照明呈现出明显的企业化特征。首先关注地方政府角色、行为模式的转变，阐述中国式的政府企业化现象，再探讨夜间经济与城市夜景间的关系，以夜景照明的同质化现象、媒体立面、户外广告牌、装饰性照明和彩色光、动态光的过度使用等为例概述城市夜景的企业化表现，最后总结分析夜景照明企业化带来的问题并给出相应的建议。

弥补我国城市向后工业化转型之时防灾空间建设的历史欠账，要依靠城市修补从空间内涵发展与存量提升中寻求解决方案。目前我国鲜有城市修补型防灾空间规划的研究与实践。日本名古屋市的沿海强震防灾空间规划具备鲜明的城市修补特征，文章解析其背景、革新、框架和内容，探讨城市修补是如何从规划理念到规划落实，聚焦防灾空间建设中的事实—复杂—内里—人本问题，为城市修补型防灾空间规划的编制和实施提供借鉴。

为刻画黔东南苗族聚落在城镇化、旅游化作用下公共空间网络结构特征，分别以乌冬苗寨、郎德上寨为例，以村民日常活动行为为基础，运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以“空间”为“节点”，以“村民日常活动行为轨迹”为“联结”构建公共空间复杂网络模型，分析对比其节点聚集度、模块化分析、联系强度等指标所反映的功能、层级、关联、布局结构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在城镇化、旅游化主导作用下，乌冬苗寨、郎德上寨节点功能呈现不同的演化途径；（2）苗族聚落公共空间网络节点具有鲜明层级特征，分别对应着小范围近邻共享空间、中等级偶然交往空间、大范围交往活动空间；（3）公共空间网络节点活力与聚落标志空间呈现显著关联 ；（4）乌冬苗寨网络节点布局呈现“单核内聚向心”结构特征，郎德上寨网络节点布局呈现“双核外扩协同”结构特征。在此认知基础上提出“传统保护型”“旅游开发型”两类聚落布局模式。

基于城乡绿地建设、发展中因经济效益缺失而存在的不可持续性风险，提出了“产业即景观，景观即产业”的“产业—景观”一体融合规划策略。探讨了产景融合规划的概念、内涵、特征及其可持续发展性。在此基础上，树立规划原则、确立规划内容、提出实施路径并探讨了产景规划的多尺度适应性和跨尺度协同，试图探索一条综合社会、环境、经济三大效益的城乡绿地规划设计之路，以解决现有问题，协调三大效益，达成可持续发展。

海绵城市是城市开发建设的新模式，是未来城市转型发展的新趋势，将海绵城市建设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是优化自然资源资产配置、提高城市发展质量的迫切需求。文章首先对海绵城市和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概念进行了界定 ；其次根据一定的选择原则，形成了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落实海绵城市建设的内容体系；最后对每项海绵城市建设的规划内容给出了在具体项目中可实际操作的方法和技术要点。